在近代中国的民营企业行为中，面对包括职工的广泛社会公众的储蓄行为不可忽视。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上海，企业通过吸收包括职工在内的广泛储蓄蔚然成风。荣家企业集团于1928年设立的“同仁储蓄部”，办理同仁储蓄，“可免受制于人、仰承金融资本家的鼻息”。当年底就达到了147万元的储蓄总额，超过了总公司存款（各厂的多余资金），1929年和1930年快速增长，分别比前一年增长100%和45%。[33]有些企业为了更广泛地吸收储蓄，甚至在报纸上大做广告，如中国内衣公司、世界书局、中法药房、新新百货公司、先施百货和永安百货等。这些企业的融资行为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达到了高峰。
传统的企业吸储对职工是否储蓄是自愿的，并且在任何职工认为资金不安全或欲使用的时候都可以提取储蓄，“它们（职工储蓄）虽然也有定期活期之分，但实际上更像通知存款，不订明期限，取款必须事先通知，约期提取”[34]。由于以“保障”为目的的职工储蓄通常要求提取储金必须满足离职、病故、死亡等情况，因此，它是强制的并且通常由厂方进行储金安排，这就导致职工在企业可以面向社会吸储的习俗下，对“企业保障”中储蓄资金无法自由安排的问题上心存不安。企业办理职工储蓄为“保障”的收益受到为企业“融资”行为的负面影响。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博弈框架可以用来分析企业办理职工储蓄为“保障”和为“融资”的相互影响。
博弈方为两方：企业1和企业2。他们各自的策略为：办理职工储蓄出于“企业融资（F）”的目的和办理职工储蓄出于“企业保障（S）”的目的。各家企业的收益如下：如果所有企业办理职工储蓄都是为“融资”时，每家企业的收益都为K′r′，其中，r′=（R′-R），K′为筹到的资金，R′为投资收益，R为资金的成本；如果所有企业办理职工储蓄都是为“保障”时，企业的收益为Kr，K是企业资本，r是给职工保障带来的职工工作效率的回报；如果有的企业办理职工储蓄为“融资”而有的企业办理职工储蓄为“保障”时，企业职工储蓄“融资”的行为会给为“保障”的企业带来成本C，主要是由资金无法自由安排所带来的工人不满造成的。因此，可以得到如图4.1所示的博弈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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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企业举办职工储蓄的博弈分析
博弈的均衡结果取决于支付矩阵中各个收益大小的比较，即K′r′、Kr-C和Kr之间的大小。很显然，Kr-C＜Kr。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企业举办职工储蓄的融资收益大于保障收益，即K′r′＞Kr，原因如下：首先，近代中国企业快速发展，需要更多资金，但如刘鸿生所言：“因为利息高，自己所得的利润，大部分变为银行的利息”，即r′较高；其次，近代中国包工制长期盛行，直到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工人运动决议》才正式提出取消包工制，这使得资方通过奖励储蓄为职工谋“保障”的同时管理工人的收效甚小，即r较小。最后，企业可融得的资金K′通常与企业资本K不相上下，如：“上海新中工程公司股本仅十二万元……所恃以周转流动者，厥惟信仰本公司同志之存款十二万元。”[35]
在K′r′＞Kr＞Kr-C时，博弈的纳什均衡是（F，F），即企业都选择举办职工储蓄为“融资”的目的。这与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的特征非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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