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政府时期，政府对待职工储蓄持有的态度是从鼓励到强制。最初指导工人的法律是1929年颁布的《工厂法》和《工会法》。在这两部法律中可以看出政府对工人储蓄持鼓励的态度。例如，《工厂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工厂在可能范围内应协助工人举办工人储蓄及合作社等事宜。”[1]并在第四十七条规定了储金的用途：“工人遇有婚丧大故，急需用款时，得向工厂请求预支一个月以内之工资，或发还储金之全部或一部。”[2]再在《工会法》第十五条定位工会在储蓄中的职责：“工会之职务如下：……三、储蓄机关，劳动保险。”[3]
而此时，在一些地方工人储蓄已被强制推行。1928年上海农工商局要求“各工厂附设工友储蓄部”，职工“将每月所得工资扣出一小部分，使其储存生息。日储另星，持之以恒，日久不难汇成巨数，可备疾病、失业之预防，可作年老养息之绸缪”[4]；1928年，江苏农工局厅制定了《工厂附设工人储蓄部暂行办法》（全文见本章附录一），“通令各县转饬境内各工厂奉行”。其中规定：“凡各工厂佣工至一百人以上者，皆须设立。工人每月至少应储蓄其月得工资三十分之一，于发给工资时，按月照扣，其利息为年利六厘，每半年计算复利一次。储金满三年后，工人得向储蓄部提取。”[5](www.xing528.com)
这种局部工人储蓄的强制推行更给南京政府以强制的信心。在1932年4月1日，出台了《工人储蓄暂行办法》（简称《办法》，全文见本章附录二），自此开始了工人储蓄全国范围内的强制施行。《办法》颁布以后，逐步被贯彻执行，如：上海市于1932年10月27日在《申报》上刊登了工人储蓄施行细则，“对于施行细则，详细审查，修正通过，其最重要者：一、强制储金之规定、劳资双方各出工资百分之五。二、设立储蓄会之事务，责成工厂担任”[6]。1933年青岛市经由劳工生活改进委员会向各厂指导督促，计成立东益利生等储蓄会三处，合二十一年成立者共有七处，均系强制储蓄，共有会员1 012人，储金总额10 737.93元[7]；浙江省也遵照办理了工人储蓄，就连云和县也接收到了省府关于转发行政院工人储蓄章程的训令。[8]南京政府又在1936年底制定了《工人储蓄暂行规程》（简称《规程》，全文见本章附录三），对1932年的储蓄办法予以修正，以期能在更大范围内得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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