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保制度：强制储蓄方案

没有厂方赠送的储蓄计划，由于没有了对职工强制约束的可能性，这些储蓄计划更多地体现出对职工行为进行引导的特征。

以久大精盐公司为例，由于精盐的制造方法很简单，久大工厂的工作，居多是筋力劳动。除去75位有技能的工人（与全厂556位工人相比，占13.5%），其余普通工人全无规定的工作，随时由厂方更换指定。如甲3月繁重制盐，6月看门，7月散工，11月改推轻便铁路煤车。因此，久大对工人劳动技能要求并不高。厂内除少数技能者外，均靠个人气力做工，并不因日久纯熟而增加效率，因此，普通工人的工作时常调换。新旧工人更换，每年约8%上下，若500人，每年新添和辞退各约40人。而久大对工人的需求也没有定额，全看销路，1925年销路好，工人有660名，其后两年时局不安定，产量大减，虽然工人不因停工而解散，只是多去少添，到1927年4月20日，工人降至500人左右。这使得久大对工人并不需要太多的直接控制。因此，其通过高息和免费帮助工人汇钱回家，来引导工人“节俭养家”的生活方式。首先，通过高息储蓄把钱积少成多、将本求利；其次，通过免费汇家，抚养家中老幼，花费在最适当的地方。从1927年的调查来看，大约有接近四分之三的工人有储蓄金，储蓄金额通常在每个春节附近发双薪时达到最高，然后，慢慢汇回家去。^[31]这种储蓄—汇家的模式虽不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工人的生活状况，但却可以抵制当地社会不道德的习惯或设施，如烟、嫖、赌等，从而配合其他管理措施的实施。

又以上海商务印书馆为例，在它对职工分红进行强制储蓄的计划中，采取小账户大回报、大账户小回报的收益办法。职工储蓄账户的利率水平根据第一年的提存数和总积存数综合决定，这两个存数越高，账户利率水平越低，具体的利率回报办法如图3.3所示。该储蓄办法，一方面，可以通过分红储蓄生息减少收入差距；另一方面，也能让职工看到管理方对缩小收入差距的态度。而分红等收入分配不均正是之前多次罢工的起因。在1925年的罢工中工会就提出：“一个每月挣十几元的工人所得红利不过是十几元，而领导成员，如编译所所长王云五获得红利在1921年（就任第一年）为800元，1922年为4 000元，1923年为5 000元，1924年为4 250元，身为馆长总经理的鲍咸昌于1921年收入8 000元，1924年为6 750元。”^[32]

图3.3　上海商务印书馆强制储蓄收益率

资料来源：邢必信、吴铎、林颂河、张铁铮，《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北平大北印书局，1932年，第144页。

本部分所研究的职工储蓄是针对企业内部职工所发起的储蓄计划。在上文的研究中发现，即使近代中国企业有内部融资的习惯，但其设立针对内部职工进行储蓄的计划目的主要还是保障管理。采取强制储蓄的形式，在给予职工高额回报的同时，维持良好的劳资合作关系，从而提升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20世纪20年代，全国先后有多家企业建立了职工储蓄制度。虽然不能确信这完成了近代企业的一种制度变迁，但其确实形成了南京政府时期政府政策所依据的前期路径。

【注释】

[1]这里的“自发”是指未受到政府强制要求。

[2]施正康：《近代上海企业的自筹资金活动》，《上海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

[3]孙利平：《试析中国近代企业的附属储蓄存款机构》，《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4]施正康：《近代上海企业的自筹资金活动》，《上海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

[5]高家龙：《大公司与关系网：中国境内的西方、日本和华商大企业（1880-1937）》，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6]张忠民：《20世纪30年代上海企业的科学管理》，《上海经济研究》，2003年第6期。

[7]蒋国杰：《留学生与西方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8]徐敦楷：《民国时期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9]汤可可：《近代企业管理体制的演进——无锡民族资本企业发展历程中的变革性转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3期。

[10]金铮、邓红：《论卢作孚对民生公司的有效管理》，《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

[11]泰罗说：“不能把科学管理理解为任何一种效率措施……也不能把它理解为任何一批或一群效率措施。不能把它理解为计算成本的一种新制度，一种计件工资制度，一种奖金制度，一种分红制度，一种计酬方案，不能把它理解为拿着一只秒表观察一个工人并把他的作为记载下来。不能把它理解为就一群工人的动作印制一两吨的表格，这些表格发给他们并说‘这是你们的制度，应用它’。”但人们常认为是其中的一种或几种制度。

[12]杨杏佛：《科学管理法之要素》，《科学》，1922年第4期。(www.xing528.com)

[13]曹亦民：《忧虑与效能》，《人事管理月刊》，1936年第10期。

[14]康元制罐厂的职工储蓄即是如此，参见王莹：《参观上海各工厂报告（一续）》，《劳工月刊》，1932年第4期。

[15]英美烟公司的职员储金即是如此，参见：《驻华英美烟公司及其联合公司雇员储金投资明细表》，上海社科院藏英美烟草档案，档号：[146]33A-B，原件英文。

[16]《上海特别市农工商局业务报告》，1928年，第28页。

[17]邢必信、吴铎、林颂河、张铁铮：《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北平大北印书局，1932年，第143页。

[18]有些企业实施职工储蓄较早，但后来修改过，如中国银行。这里是按照修改后被长期使用章程的时间排序的。

[19]在王清彬等编的《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第63页）中描述的1924年上海内外棉纱厂的职工储蓄办法为“大部分职工，均使将其工资之半分，储蓄于公司。其额数达相当程度后，全部以现金支给；利息1分2厘。唯储否任工人自由”。但在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47页）中描述同一时间内外棉纱厂的职工储蓄为“另外还有一种‘储蓄费’，每月在工资里扣除，但工人死伤疾病的时候，却并不发还，只有每月另发很少的‘储蓄费’（俗称‘红簿子赏’），然而差不多各个工人每次领工资时，都要被厂里借故克扣，结果所谓‘储蓄费’仍旧扣去”；第155-158页描述1924年罢工调停时，工人代表提出厂方“奖励勤勉的工人，废止储金的制度”，但厂方认为“职工略有误解，此种储蓄制度，与工资无关系的，是因增进职工福利起见，而任意赏给的”，上海总商会调停的方案是“储蓄奖金依公司规定，满五年者可以支付，中途退职由公司规定，如成绩佳良者照给”，最后双方接受的结果是“发还储蓄金（原本公司押下的工资预备十年后发还的押金，如果工人被开除是不发给的）”。上面的史料相互冲突，由于没有第一手的企业档案可查证，因此剔除这个样本。

[20]选择该利率基于以下考虑：（1）近代工商企业贷款利率并没有连续的史料，只是散见于各家银行的档案资料中；（2）银拆相关的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市场利率呈现下降趋势，但这个规律在短期中并不明显。

[21]张继凤：《略论百年来我国利率的变迁》，《金融研究》，1992年第4期。

[22]赵津：《范旭东企业集团历史资料汇编——久大精盐公司专辑》（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22页。

[23]《民生公司发行公司债》，《银行周报》，1935年第19卷第25期。

[24]厂方赠送往往附有条件，通常至少需要工作满5年。在这些储蓄计划中，得到全部储金的最长工作时间要求是10年。因此，这个表格适用的前提是职工在某企业长期工作。

[25]参见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18页，1925年水准；以及《交通银行总行汇水一览表六、七月份》，《交行通信》，1934年第5卷第1号。

[26]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225页。

[27]《英美烟员工储金制度》，上海社科院藏英美烟草档案，档号：[147]33C1-3—000052，原件英文。

[28]详见李耀华：《近代中国企业年金的创新、选择和扩散》，《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29]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05-306页。

[30]《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关于行员特别储金说明——行员特别储蓄金办法之初订》，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档号：Q275-1-1314。

[31]林颂河：《塘沽工人调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 （劳工） 生活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776-817页。

[32]戴仁：《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