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考察中国诗乐之变迁与戏曲发展之关系时,曾对学术与乐剧的关系有所阐述:“及夫前明数百年间,朝廷以是为奖励,士夫以是为风尚,其浸润人心者已久。清代学术虽生反动,而学风已成,士夫与乐剧分途,不相杂厕,俨然成为一种社会制裁力,莫之敢犯,是此学所以衰落之原因二也。与宋学代兴者,为考据笺注之学,而其学又干燥无味,与乐剧适成比例。高才之士,皆趋甲途,则乙途自无复问津者,是此学所以衰落之原因三也。”[171]在传统曲学萧索之际,扬州曲家却似异军突起,融乾嘉考据精神入曲学研究,另辟蹊径,开拓了戏曲历史学这一新领域。
扬州曲家所处的扬州郡城,优裕的经济条件、宽松的社会环境以及两淮盐商的资金赞助,两淮盐政官员的倡导和提携,给士子学者们提供了安心向学的支持,扬州学派应运而生。扬州学者崇实黜虚,主张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归纳研究,不墨守成规,敢于创新,其注重实征的学术旨趣、沉实坚毅的文化品格,影响所及,渗入了扬州曲家的戏曲理论领域。(www.xing528.com)
扬州曲家群中不少人是学养深厚的乾嘉学者,集曲家与学者于一身,如凌廷堪、焦循淹贯群书,博通经史,是扬州学派的重要代表,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有些本身兼擅经史考据之学,如黄文旸、李斗等。而卢见曾、蒋士铨、金兆燕、程枚等与扬州学派都有种种密切的联系。因此,扬州学术对扬州曲学的渗透,在经历了融合、消解的过程之后,学术研究提倡的严谨、规范精神濡染到了曲学中,从而使扬州曲家的曲学理论具备了学术品格,直接催生了三部戏曲文献著述:黄文旸的《曲海目》、焦循的《曲考》《剧说》。除《曲考》已佚外,另两种今皆存,对后世影响甚巨。扬州曲家的这三部专著是乾嘉时期戏曲考据学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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