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扬州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地域文化个性以及开放大气的文化学术氛围影响,扬州曲家大多视野宏阔,对民间文艺的态度也较通豁,戏曲成为他们施骋才情的对象。他们极力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论证戏曲与诗词同源的关系,力图将戏曲纳入正统文学公认的诗骚传统,进而提升戏曲的社会文化地位。因此,他们在古典戏曲理论已相当完善的基础上,尚能开掘出新的领地,收获丰硕的理论成果。他们另辟蹊径,以考据的方法治曲,走出了一条熔学术与戏曲研究于一炉的路子,因此其曲论具有了鲜明的学术品格。
扬州曲家多是集学者识见与艺术家才气于一身的文人,毕生温习经史之学,造诣颇深。如卢见曾崇尚古学,以为“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18],究心于《易》,于汉学尤多心契,后得惠栋、沈大成、戴震、卢文弨等学者襄助,大力倡导学术文化活动,从事古籍的校雠、刊刻、流布工作。黄文旸研穷六经,融贯诸史;沈起凤经术湛深,尤好儒术,著有《十三经管见》《人鹊》,友人石蕴玉谓其“偶然说经义,尽扫诸生籍。纷纶出奇解,夺我五花席”[19];即使如闲云野鹤之隐者李本宣亦“二十年来勤治诸经,羽翼圣学,穿穴百家”[20]。焦循、凌廷堪更是通贯诸经,治学精深博大,名倾寰内。扬州曲家与扬州学派甚有渊源,或一身出入曲学与经学之间,如卢见曾、焦循、凌廷堪、黄文旸等;或与乾嘉学者交往密切,影响甚深,如金兆燕、蒋士铨等。是以扬州曲家在戏曲创作和评论活动中灌注了考据精神,其艺术修养、审美情趣带上了较多的思辨色彩,打上了朴学的印记,从而提升了戏曲理论研究的学术品位,也开拓了戏曲理论研究的领域。前后代曲家的经史成就既没有扬州曲家这样斐然,更遑论对戏曲产生深刻的影响。显然这是扬州曲家受乾嘉时期特定的考据风气影响的结果。(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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