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叶扬州诗曲局的成立

清中叶扬州全城尚曲娱乐风习的形成,客观上推动了一项全国性的重大审校戏曲活动的进行——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一月词曲删改局在扬州设立^[95],聚集了一批优秀的校曲人员,这是扬州曲家聚结的主要原因。

乾隆年间扬州官修戏曲,是清廷纂修《四库全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由于《四库全书》没有收录戏曲,因此往往被研究者忽视。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诏设“四库全书馆”,下令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献书、征书,在整理的同时,销毁、抽毁和删改了大量历史文献和典籍。很快,流传于民间的小说、戏曲亦暴露出有“违碍字句”的形迹。乾隆四十年(1775)十月,在各省呈缴应毁书籍内,清初曲家清笑生的《喜逢春》传奇因“亦有不法字句”,高宗饬令江苏巡抚萨载销毁板片。^[96]查禁结果是,《喜逢春》与《春灯谜》等十种曲合刊,因而十种曲一并由浙江抚臣列入《禁书总目》,所有刷印纸本及板片概行呈缴销毁。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高宗对此做出批示,由此揭开了清廷审查戏曲之序幕。

除《喜逢春》外,陆续又有徐述夔《五色石传奇》、金堡《徧行堂杂剧》、海来道人《鸳鸯绦传奇》、三吴居士《广爰书传奇》、杨忠裕《奇服斋杂剧》、方成培《双泉记传奇》等6种戏曲被列为禁毁书籍。乾隆四十三年(1778)江宁布政使所刊之《违碍书籍目录》上此6种戏曲赫然在列。

高宗曾数度南巡江浙,对扬、苏等地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戏曲情形十分了解,民间戏曲的发展形势不可低估,戏曲自然格外引起他的关注。随着各类禁书陆续解赴京城,禁曲活动也日渐提上了议程。乾隆四十五年(1780)底,高宗正式下旨审查戏曲。十一月十一日有“上谕”云:

此等剧本大约聚于苏、扬等处,著传谕伊龄阿、全德留心查察,有应删改及抽掣者,务为斟酌妥办。并将查出原本暨删改、抽掣之篇一并粘签,解京呈览。但须不动声色,不可稍涉张皇。^[97]

因苏州织造全德不通晓汉文之故,苏州一地的查禁曲事一并落在了两淮盐政伊龄阿的肩上。按,伊龄阿(?—1795),姓佟氏,字精一,满洲正白旗人。乾隆四十年(1775)、四十三年(1778)、四十七年(1782),三次莅扬任两淮盐政一职。诗书画兼擅,《扬州画舫录》卷二云其“巡盐两淮时,于扇面画梅花兰竹,称逸品”^[98]。十一月二十日,伊龄阿在仔细揣摩高宗旨意后,做出了在扬州设立词曲删改局的决定:

奴才钦遵谕旨,当即饬委运司仓圣裔、同知张辅,率领总商江广达等设立公局,将各书坊宋元明新旧剧本详细确查,并将教习人等平日收藏新旧戏文,无论刻本抄本,概令呈缴……遵行现已札商苏州织造全德一体查办。^[99]

总商(按,亦称“商总”)江广达即江春,从中可知他是这次设局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伊龄阿的继任者图明阿(?—1782),汉军旗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由粤海关调任,巡盐两淮。性情简约,自奉刻苦。在任一年遽卒。次年仍由伊龄阿接任。因此扬州词曲删改局的工作历时半年余,历经伊、图两任主持者。

扬州词曲删改局的工作主要在扬、苏两地开展。苏州的校曲流程是:先由苏州织造全德搜集各种戏曲本子,经初步审校后,进呈扬州词曲删改局,由黄文旸等总校把关,审查删改后,再由两淮盐政上奏御前。乾隆谓全德不通晓汉文,其实全德是戏曲行家,办事能力甚强。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二月《全德遵旨查演戏曲本折》云:

遵查演戏曲本缘由,业经恭折覆奏,随密遣家人赴苏州城内外各书坊及惯卖戏曲脚本各铺,将一应曲本,无论刻本、抄本,概行收买,已得二百三十七种。奴才细心校勘,今勘出应得禁止销毁者九种,删改、抽掣者三种,无碍可存者二种,先行逐一粘签,密交伊龄阿覆核汇呈,恭请圣训。其余购得曲本,仍逐细校勘,并于此外再加访购,不敢稍有疏漏,亦不敢稍涉张皇。^[100]

离“上谕”下达相隔仅一月,全德就查缴了九种应销毁之戏曲,删改、抽掣者三种,无碍可存者二种。苏州是昆曲的发源地,演戏曲本、脚本众多,全德能够如此高效率地办事,背后还有高人相助,这位高人就是曲家沈起凤。沈起凤后来尝提及此事:“乾隆辛丑岁,客惕庄全公尚衣署中,时奉旨查勘曲谱。所阅传奇不下七百余种。其间大半痴儿呆女,剿说雷同,否则遁入诡异,窜易耳目,牛鬼蛇神,无理取闹。”^[101]光苏州一地,沈起凤所经寓目的传奇就多达七百余种。

全德(1732—1802),字惕庄,汉军旗人。乾隆四十九年(1784),接伊龄阿出任两淮盐政,乾隆五十年(1785)离任,乾隆五十三年(1788)再次莅任,前后居扬达九年之久。著有《浔阳诗稿》《词稿》《小曲》各一卷,《红牙小谱》二卷(内收《辋川乐事》《新调思春》二剧)^[102]。全德好曲,蓄有家乐,自授雏伶歌之,实乃一戏曲行家。高宗第五、六次南巡时,沈起凤两次受其聘请编撰迎銮大戏。

扬州的校曲情形,黄文旸《〈曲海目〉序》云:“乾隆辛丑间,奉旨修改古今词曲。予受盐使者聘,得与修改之列,兼总校苏州织造进呈词曲。因得尽阅古今杂剧传奇,阅一年事竣。”^[103]因知所校之曲主要是扬州一地搜罗来的戏曲本子,至于苏州进呈的词曲则是总体把关而已。前后两相对照,苏、扬两地的删改戏曲工作是同时进行的。

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月图明阿奏折云:

现据官商等查缴曲本二百八十四种,凡明季国初之事,有关本朝字句及南宋、金朝扮演失实者,即粘签改正,并饬令上紧赶办,不致纷杂迟延。^[104]

可见校曲的对象是元明以来在坊间流布的曲本、民间成文的演出脚本,需要清理删改的剧本主要有以下两种:(1)演明季国初之事,有关涉本朝字句;(2)南宋与金朝关涉词曲,有扮演过当,以致失实者。具体细分为应禁止销毁者,应删改、抽掣者,无碍可存者等三种情况,先行逐一粘签,密交图明阿复核汇呈。至于具体的校曲情形,袁行云在《清乾隆间扬州官修戏曲考》一文中考论甚详。

扬州设立词曲删改局并非开风气之举,早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四库馆臣对进呈书籍进行查缴时,各地方督抚大多于“省城设有书局,拣员专司校核。凡各属解到之书,悉交局员确加察阅”,如有违碍之处,即粘签送至官署,由督抚会同司道“详晰酌定,然后汇折奏缴”。^[105]扬州词曲删改局的设立只是对该做法的仿照而已。

高宗“上谕”强调“但须不动声色,不可稍涉张皇”,在全德看来,“奴才伏思苏城地方唱戏者最多,而售卖曲本者亦复不少,若查办不密,一有声张,愚民无知,疑畏并生,便尔藏匿,转致不能查收尽净”^[106],因此只是“密为各处访购”,没有在苏州设立专门的曲局。高宗在前述图明阿之奏折后做出如下指示:“知道了。此亦正人心之一端,但不可过于滋扰耳。”^[107]可见他已经意识到:官府若明文下令改戏,一旦管理不当,或改戏机构人员借故生事,极易骚扰百姓和戏班,影响正常的戏曲演出。正如李渔所说,戏要演给读书人与非读书人看,受众面较广泛,而书籍的受众仅局限于读书人,且士子应试所读书本就由官方钦定,删改其他书籍亦属士子能“适应”之举。两者的社会影响面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审校戏曲活动与校改其他书籍活动的内容和结果亦大不同。四库全书馆所校之书籍多为文人集子,系一写定本子;戏曲则不然,文人撰写的曲本与伶人演唱之脚本,无论唱词、宾白,还是曲子的多寡,均有较大的差异,因此汤显祖宁愿拗折伶人之歌喉,也不愿他人改篡其“临川四梦”。洪昇《长生殿》因繁长难演,苦于“伧辈妄加节改”,交由友人吴舒凫亲为写定,改成二十八出之演出本,分两日唱演。即使同一出戏,伶人在演出过程中也可以有不同的发挥,当然这是在声腔合律的前提下。因此,扬州词曲删改局最后删改定稿的曲本很难推广到梨园中去。

不过,这次审查戏曲活动还是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伊龄阿在审校戏曲之初,即上奏云除昆腔中存在违碍词句外,石牌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地方戏声腔中亦当审查。高宗乃下令在各地方戏流行省份进行不动声色的查勘活动。这项措施,很快在直隶、山西、江苏、湖广、两广、江西等省相继得到了推行和落实。但从《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中所收各省督抚的奏折来看,此项举措收效甚微。以江西为例,巡抚郝硕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月初六日的奏章中说:

查江右所有高腔等班,其词曲悉皆方言俗语,鄙俚无文,大半乡愚随口演唱,任意改更,非比昆腔传奇出自文人之手。剞劂成本,遐迩流传,是以曲本无几,其缴到者亦系破烂不全抄本。^[108](www.xing528.com)

因高腔等地方戏用的本子多是演出脚本,伶人根据故事大纲所编,唱词在演出时可随意发挥,即所谓的“路头戏”。这次审查戏曲活动自是无法对它产生大的影响。

历时半年的查饬活动没有发现任何实质性的问题,高宗对追究“违碍”曲本之事也感到了厌倦,指责地方官员办事不妥倒也算是一种了结方式。至于撤局的根本原因,朱家溍、丁汝芹认为因时局变化,高宗对文字狱的处理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他放松了对知识分子的控制,以期共同去反抗各地兴起的反清武装起义。^[109]事实上扬州词曲删改局集中95人进行大张旗鼓的校曲活动,就不只是“稍涉张皇”,让高宗抓住了把柄,因此,乾隆四十六年(1781)五月二十九日的“上谕”里,就有“何必又如此装潢致滋靡费”的指责话语:

乃本日据图明阿奏查办剧本一折,办理又未免过当。……至其余曲本内无关紧要字句,原不必一律查办。今图明阿竟于两淮设局,将各种流传曲本尽行删改进呈,未免稍涉张皇,且此等剧本,但须抄写呈览,何必又如此装潢致滋靡费。原本著发还,并著传谕图明阿、全德,令其遵照前旨务须去其已甚,不动声色,妥协办理,不得过当,致滋烦扰。^[110]

其修改结果既没有引起当政者的重视和好评,反而斥以“致滋靡费”,可谓吃力又不讨好之举。因此,是年六月初一日图明阿惶悚地上奏云:“……闲房数间,即委员带回缮写人等在内查办”,这自然不免是图明阿为自己高调办事的开脱之词。事实上设局一事在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伊龄阿奏折中已提及,他只是将它进一步扩大化而已。这也可以解释《凌次仲先生年谱》“乾隆四十六年辛丑”条下有关分校凌廷堪的活动的这一说法:“二月初一,应鹾使伊公之聘,客扬州。”^[111]也就是说他在设局后第二年二月参加审查戏曲活动,这是符合实情的。这说明扬州词曲删改局的校曲人员是陆续到位的,没有像清廷编纂《四库全书》时全国选拔人才参与那样郑重其事。

所有上年原设之局,因附近运司衙门有闲房数间,即委员带回缮写人等在内查办。窃自思省,诚为过当……今钦奉谕旨,各种流传曲本不必一例查办,将来应行删改抽掣之剧已属无多,更不应仍存此局,迹涉张皇。现已即日撤去。^[112]

因此,这场由扬州生发开来的全国性审查戏曲活动历时半年多,却无疾而终,既未能像《四库全书》词馆那样编纂出皇皇巨著,在青史上留下厚重的一笔,也未能引起当政者的重视和好评,反而违背了“不可稍涉张皇”的谕旨。扬州词曲删改局成立半年多后即撤去,其校曲情形未形诸任何官方文字记录,只在黄文旸、李斗、凌廷堪等少数参与者的私人著述中略有提及。这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但是黄文旸所言“阅一年事竣”,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底结束审校戏曲事,应该也符合事理。毕竟对于负责全部审校工作的总校黄文旸而言,撤局后自然还有许多后续工作要做。当然也不排除此后戏曲审查工作暗中分散进行,所以黄文旸、李斗、凌廷堪等当事人表述不一。《凌次仲先生年谱》“乾隆四十七年壬寅”条下说:“是年秋,图直指明阿撤去词馆,因怂恿入都。”^[113]这是袁行云、黄强等据以认同的撤局时间。^[114]事实上考察《(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三十八“秩官志四”,图明阿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任两淮盐政,在任一年遽卒(其卒也许与受高宗斥责有关),则他无论如何不会迟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秋撤局。乾隆四十七年(1782)接替他的仍是伊龄阿。因此这个记载无论是时间还是撤局者都有误。而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云:“乾隆丁酉,巡盐御史伊龄阿奉旨于扬州设局修改曲剧,历经图思阿并伊公两任,凡四年事竣。”^[115]按,“巡盐御史”即两淮盐政,因最初主要由监察御史充任而得名。李斗记载中无论是设局时间——乾隆四十二年(1777),还是撤局时间——乾隆四十八年(1783),都与真实情形出入太大,当系李斗误记。陆萼庭亦误以之为扬州词曲删改局的起讫时间。^[116]

就扬州一地来说,这次校曲活动对戏曲界带来了多重的影响。其一,它荟萃了当时活跃在扬州曲坛上的精英,集中了一批熟谙曲律的行家里手。张其锦编的《凌次仲先生年谱》曾附列“扬州删改戏曲词馆同人”名单,兹抄录于后:

先生《手抄诸经跋》云:“乾隆庚子冬,两淮巡盐御史长白伊公龄阿奉旨删改古今杂剧传奇之违碍者。次年,属余襄其事。客扬州者岁余。吴人孝廉李勉伯先生绳赠余诗有‘莫将椽似笔,顾曲误乖名’之句。于是感其言,取诸经就枕上观览。同人或阻之,乃自课,以手钞代读。”案:曩日馆中同事者,总校甘泉黄秋平文旸、江宁李理斋经;分校先生及海州程时斋枚、丹阳荆玉樵汝为;委员淮北分司汉阳张瑶村辅、板浦场大使长洲汤亮斋惟镜、经历查公建佩。他如扬州朱二亭筼、罗两峰聘、李艾塘斗、张登封宗泰、仇载南俶、张筱轩海观、朱隺巢、柳东犁梦荐、周光羽鸿、叶英多永福、林铁箫李、汪损之锡维、闵莲峰华,仪征方竹楼元鹿、赵雪篷参、汪绣谷文锦、陶镜堂鉴、石野堂椿、李小梁灏,高邮金畹芳兰,泰州宫霜桥国苞、黄竹亭廷垣,通州陈小山模,如皋管齑臼广文涛,丹徒唐西美玉、法辛侣嘉荪,丹阳荆药田青,溧阳史朗亭应曜,武进岳澹园肇基,阳湖褚容船邦庆,金匮王春明灏、华杏村光祖、筱塘熙,宜兴万华亭应馨,吴县惠雅南承绪,长洲宋椒园使君道南,江宁李桐宇广文纮、翁桐轩廷仪,山阳金午桥孝廉培、朱实斋梾、程缑山寉年、潘桃溪源、沦川渭、胡肇先裕耒,沐阳吴南畇中翰白华,桐城刘学海涛,歙县吴暮桥鲁、汪剑潭学正端光、谢未堂侍郎溶生、叶咏亭天赐、洪麟书瑞、方鉴亭世升、汪鲲飏垅、汪古香桂,休宁金翼庵别驾忠沂,黟县汪石兰广文焘,泾县朱立堂森桂,全椒金棕亭博士兆燕、退谷琏、筱村台骏,旴眙江灏西使君沆,天长林廋泉道源,奉天邬觉庵佛保、郎锄月兆梦,长白年汝邻王臣,天津张桂嵓赐宁,钱塘孙熙堂咸、程对山升元、黄小松主簿易、詹伦表帏英、钱袖海东,嘉兴王蔗乡馨、张恭初惟敬、陈东旸天遴,石门陈桐屿治、菃江梦桂,乌程沈少约国栋、周方旭梦旦、沈文若锦春,归安严霅舟文彝,山阴童二树钰,会稽王裕民光祖、王梅墅忠抒、王敬舆嘉年、沈参军锦林,汉阳张秋堂主簿永清,大定刘白沙使君文清,奉新徐九长孝廉日吉,及尺五楼林岁成、邹文奎、詹石琴、杨集古、吴蒧葊、张竹轩、汪赞庵、史倬斋、解获洲、孙诗廷、江虞川、陈樟亭、周允中诸君,皆己亥至壬寅四年中竹西同游者。^[117]

从以上名单可知,扬州词曲删改局中包括了扬州曲家群的5位成员:总校黄文旸,分校凌廷堪、程枚,曲家金兆燕、李斗。其中“扬州八怪”中的罗聘,曲家宫霜桥、詹肇堂(号石琴),扬州著名说书艺人叶英等皆是他们的知交曲友。通过半年多的切磋曲艺,交流提高,有些人结下了终生友谊。

从籍贯看,这批校曲人士中,只有14人是扬州人,他如淮安府、江宁府、常州府、苏州府、通州府等47人,浙江湖州府、杭州府、绍兴府、宁波府等18人,安徽徽州府、泗州府、宁国府等17人,此外,还有辽宁、天津、湖北、贵州、江西等省籍人士。无论总校黄文旸,还是一般的校曲人员,大多是身份普通的文人秀士,如贡生、监生、廪生等。当然,也有一些致仕归扬的官员,如金兆燕,这年春天他正好从北京国子监博士任上辞归,客寓江春康山草堂。校曲人员中,或为姻亲,如黄文旸与汪绣谷;或为兄弟,如汪绣谷与汪端光;甚至有祖孙三代,如金兆燕及其子台骏,孙琎。^[118]这种姻亲师友的人际网络,当与修改剧曲可获得束脩有关,因此成员间存在师友亲朋互荐的现象。换言之,入扬州词曲删改局的门槛并不高,毕竟词曲是小道末技,一般入了官学的士子都能胜任,也不排除边审查边学习的人士,如分校凌廷堪。以金兆燕一家为例。其子台骏,字冀良,号筱村,名诸生。系《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之孙婿。孙金琎,字退谷,“十龄即以才名噪江淮间,惜名诸生而以奇疾早逝”^[119]。乾隆五十一年(1786)去世,时仅21岁。《扬州画舫录》卷十称其“十二称神童,十五为附生,十六为廪善生”^[120],则其参加扬州词曲删改局时才16岁。如前所述,两淮商总江春是设局者之一,金兆燕自然不难向他介绍自己的亲朋故旧入局。由此可见,扬州的这次删改戏曲活动确非如四库词馆系搜罗天下鸿学硕儒而成,官方明文倡导之盛举。

扬州词曲删改局聘请了乐工伶人,场上、案头校曲交相进行。凌廷堪在《复章酌亭书》中有所提及:“比因删改辞曲,留滞广陵。所对者惟筝师笛工,所读者皆传奇杂剧。淮南佳丽,见而益愁;竹西歌吹,闻之增感。”^[121]可知在删改词曲之余,还有乐师谱曲奏演。这可能除顾及修改戏曲内容、文辞外,还涉及曲牌及曲词的音律规范问题,因此,在这次审查戏曲活动中,曲家得以观摩大量演出。这样大规模地集中曲家、演艺人员,场上和纸上交相进行,无疑大大提高了曲家的案头驾驭能力。

这批地位大多不显的校曲者日后在曲学上有所成就,当归功于这段校曲生涯的历练。斯时年辈较小的凌廷堪即是此项活动的受益者。友人江藩说凌廷堪幼年家贫,无力读书,靠业贾为生,“是时鹾使置词曲馆,检校词曲中之字句违碍者,从事校雠,得脩脯以自给。君之精于南北曲而能分别宫调者,基于此也”^[122],其日后的曲学造诣即受益于此。金兆燕和黄文旸等前辈对这位才华超逸的后生不仅勉励有加,而且明示以时文之写作技巧及指明途径,予以曲学、科举上的指导。

其二,大批曲家集中删改戏曲剧本,对金元明至清中期的戏曲资源进行了整理盘点,其实是对中国戏曲史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梳理。联系斯时昆曲衰微、花部戏诸腔杂陈的曲坛现状,扬州曲家自不免油然而生对元曲的景仰之情。明清时期的文人曲家们素来推尊元曲,以之为最高的艺术典范。然而这种推崇往往停留于口头笔端,至于具体创作过程中,则照样落笔雅隽,直抒自我。因此明末清初时期的传奇创作,往往或流于对才子佳人戏的俗套翻新,或“牛鬼蛇神,无理取闹”,追求情节的离奇怪诞。在这样的现实情状面前,元曲因此再次赢得扬州曲家的激赏,他们感慨元曲盛景不再,反思当下昆曲的尴尬处境。凌廷堪的《论曲绝句三十二首》即创作于此前不久。虽然涉猎曲学不久,但是这位才气过人的年轻戏曲理论家就对流行曲坛的昆曲过于文辞化的现象极为不满。本色当行的元曲再次被推尊为典范,金兆燕、黄文旸、凌廷堪、李斗、焦循等推尊元曲缘由可追溯至此。沈起凤等曲家因不满才子佳人戏的创作窠臼,立意创新,在题材的开拓、昆曲的通俗化上做出了较大的努力。

其三,不少经典剧目遭到篡改,变得面目全非。如已经流行了180多年的《牡丹亭》,因为剧情背景中“南宋与金朝关涉”,所以就遭到粗暴的删改和抽撤。自此后刊行的《牡丹亭》就再也没有全本了,刊行的《牡丹亭》曲谱同样也不再有全本。乾隆四十七年(1782)冰丝馆《重刻清晖阁批点牡丹亭》是根据进呈给高宗御览的定本刻印的,纸质与刻工非常精美。按照高宗的要求,抽撤的折子必须粘上纸签,加以说明,冰丝馆本也照做不误。第四十七出“围释”,冰丝馆本也“遵进呈本略有删节”。删去的是金国通事上场的一节,包括【出队子】【双劝酒】【北夜行船】【北清江引】四支曲子,并且把剧中讨金娘娘的念白也改了——把“你俺两人作这大贼,全仗金鞑子威势”,改为“全仗北朝威势”。此外,剧中如“金兵”“胡奴”“胡笳”“胡尘”“虏骑”等字样悉数全改,成为“边兵”“边笳”“边尘”“铁骑”等字。同年刊行的叶堂《纳书楹曲谱》的《四梦全谱》中,《牡丹亭》也没有了全谱,因为也是照样删去了“虏谍”一出,注明“此出遵进呈本不录”。

而被誉为“南洪北孔”之戏曲大家孔尚任的传奇《桃花扇》虽未被列入禁毁曲目,但总校黄文旸《曲海目》摒弃未录,其后玩花主人《缀白裘》亦照袭之。这显然要归因于其明清换代之际国事的动荡变化的描写中流露出的兴衰之感,以及其中的“开国元勋留狗尾,换朝遗老缩龟头”和史可法抗清以及“余韵”等出带有影射意味的“违碍”内容。

其四,校曲活动同时也给扬州曲坛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其直接后果表现在这一时期戏曲界风化观甚嚣尘上。统治者对戏曲作品进行按图索骥式的查勘,这使得曲家在拈笔谱曲之际,自不免心存顾虑,妨意害辞,影响自由情志的畅意抒发。这种梳篦般细密的审查,使曲家提笔时不能不心惊胆战。文化专制造成的政治上的风险,束缚了文人曲家的自由创造精神。这恐怕是造成此后文人戏曲创作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旦失去了新剧本的支持和刺激,昆曲也就开始疏远生活,疏远和观众之间的感情联系,逐渐地失去了活力。

因此,某些具有政治敏感性的现实题材,曲家们自不敢涉及,成为创作的雷区。这样一来,戏曲创作不再成为反映现实生活的利器,而沦为一种纯粹消遣娱人的工具。于是或在才子佳人的窠臼中打转,或在风化劝世的创作怪圈中沉沦。扬州城市繁华富庶,天下富商巨贾麇集于此,使得迎合流俗所好成为戏曲创作的主流。戏曲反映生活、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因此中断,媚俗成为最显明的特征。作为清中叶全国最繁华富庶的商业城市,扬州一地虽然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然而并未出现“南洪北孔”之类曲家,创作出彪炳史册的皇皇巨著,引领传奇创作潮流。

不过,正如有学者指出,这次禁曲活动中,花部戏鄙陋粗俗,文人轻视,定本不多,反而因此逃过一劫,客观上产生了扬花抑雅的实际效果。^[123]清中叶扬州的花部戏较他地更为繁盛,固然有地理、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优势,但此次审查戏曲活动也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因素。清代花部戏理论总结之作出现在了扬州,《花部农谭》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花部戏理论著述,《扬州画舫录》中亦有不少篇幅涉及,曲家焦循、李斗、凌廷堪、黄文旸等对花部戏曲的激赏和推崇,当与此息息相关。

扬州词曲删改局的设立,虽然并未取得清廷理想中的治曲成效,但客观上,大批曲本的集中整理,曲家精英的荟萃,带动了扬州一郡的治曲风气,它使得戏曲(包括昆曲和花部戏曲)不再纯是“下里巴人”之事,某些曲家在仕途失意落魄时,走上专门撰曲治曲的道路,余波所及,就连扬州学派中的一些经学大师也染翰操觚,从事戏曲创作及理论批评。这场戏曲审查活动同时催生了两部传奇作品,金兆燕的《婴儿幻》传奇创作于此时,分校程枚的《一斛珠》亦在酝酿草创中。总校黄文旸的《曲海目》则是这场戏曲审查活动的重要成果,直接与此关联,对中国戏曲史的文献整理无疑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从某种程度上说,焦循的《曲考》亦是这次戏曲审查活动的衍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