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叶扬州曲家群体对幕府与书院的影响

扬州曲家群的形成,还与清中叶扬州卢见曾、曾燠两大幕府和安定、梅花等知名书院密不可分。两淮盐政官员作为一方诸侯,积极倡导,盐商默契配合,官与商的相互关照,共同促成了清中叶扬州戏曲活动的鼎沸局面。而扬州府学教授、书院山长们的身体力行,或编写戏曲,或品曲观剧,无疑对学中士子起了表率作用,其影响同样不可小觑。

(一)扬州幕府与扬州曲家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扬州风物清丽,坐拥湖山园林之胜,人与地精神契合,相得益彰,这座充满诗性人文精神的城市,向来是文人骚客笔下的理想人生归宿地。它远离政治中心,城市繁华。这里进则可指点江山、致君尧舜,退则可诗酒风流、声色流连,诗意的狂想和酒意的狂醉并行不悖,因此文采风流之士到此往往醉意山水,遣兴怡情,不忍离去。^[72]缘于此,扬州历来有文章太守的传统,北宋时期欧阳修施政从简,构建平山堂,堂前手筑垂柳一株,公干之余宴请群贤,击鼓传花,一时传为佳话。北宋刘敞、苏轼、王居卿等后继者多承其余绪,绍祖风流。数百年来,继其踵者不绝如缕,吟唱活动卓然不歇。有清一代,康熙年间诗人王士祯首倡红桥和唱,提倡风雅,四方才艺之士,云集一隅,卢见曾、曾燠、伊秉绶等尤风流好事,觞咏无虚日。其中卢见曾、曾燠为两淮盐运使,伊秉绶是扬州知府,他们本身是学者、诗人,具有较高的艺术素养,且礼贤下士,加以清中叶扬州已具备了特殊的向心力,是以四方文人慕名而来,其幕府中人才济济,俊彦如云。

1.艺术实践

幕主对戏曲的提倡直接影响着幕府内的曲学氛围。文人依托幕府,既解决了举家的生计问题,得以在幕府中栖身立足;又要融入幕府的事务性工作中,甚至要投幕主所好。幕主的学识、爱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幕宾们的喜好。由于两淮盐政官员大多好曲,因此曲家跻身幕府也就成为清中叶扬州的独特现象。幕主延聘幕宾,在满足自己需求的同时,往往也考虑到幕宾的兴趣和特长。曲家朱夰因卓异的曲学才情被卢见曾从苏州以礼延致,短短一月余在斋署中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传奇《玉尺楼》。金兆燕以传奇《旗亭记》干谒卢见曾,在卢幕栖居并获重用,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曲学造诣。高宗第五、六次南巡,两淮盐政两次聘请沈起凤入幕编写迎銮大戏,也缘于其是编制戏曲故事的高手。

两淮盐政官员凭借手中的财、权力,自是时常征召梨园戏班入幕,技艺高超的伶人荟萃一堂,无疑给曲家们提供了极佳的观摩机会。对于卢见曾这些真心喜爱戏曲的幕主来说,内班不仅是他们自娱和交际的工具,也是他们进行艺术实践的剧团,幕宾则是他们延聘的编剧、评论人员。除金兆燕、朱夰外,卢见曾幕府中的曲家尚有厉鹗、程廷祚等,爱好戏曲的则有王昶、严长明、沈大成、李葂、金农、郑燮等人。观戏聆曲之余,他们时常在诗文中赋诗咏唱。如乾隆二十三年(1758),王昶客寓卢见曾幕,观《桃花扇》《长生殿》《西厢记》《红梨记》四剧,作《观剧六绝》。曲家、学者、诗人、画家等唱酬往来,通过以诗文的方式评论戏曲,打破了彼此间的学科限制,增进了互动,强化了情谊,客观上提高了他们的艺术鉴赏能力。

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卢见曾有时也雅兴大发,填词作曲,品戏赏剧。乾隆二十二年(1757)七月十五夜,卢见曾邀集文人们泛舟虹桥,灯船箫鼓,极一时之盛。小伶一部,手把荷花歌《赤壁》两赋。躬逢其盛的诗人王嵩高多年后犹作诗追忆这一盛举。^[73]《旗亭记》和《玉尺楼》这两部传奇的创作、上演及剧本的刊行皆与卢见曾有密切关联,是以一度归其名下,成《雅雨堂两种曲》。应该指出的是,这两种曲敷演的皆是怀才士子被明主垂青、蒙膺殊荣的故事,其思想主旨显然与赞美幕主卢见曾倡导的风雅政举有关,其实质是阿谀幕主为政的美好。客观地说,幕主对戏曲的爱好为幕府营造了浓郁的曲学氛围,为曲家的戏曲创作和评论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2.曲学交流

幕府因其流动性和开放性而成为文人荟萃之地,因此创造了许多曲学交流的机会。幕府主宾间的曲学交流,较典型地体现在乾嘉之际的曾燠幕府。卢见曾之后,数任盐运使如朱孝纯等皆崇文尚艺,礼贤下士,但都未造成虹桥雅集那样大的声势,扬州文坛活动总体上渐趋消歇。嘉庆时人郭麐尝云:“扬州自雅雨以后数十年来,金银气多,风雅道废,曾宾谷都转起而振之,筑题襟馆于署中,四方宾客,其从如云。”^[74]这位曾宾谷就是“昼理简牍,夜通文史”之两淮盐运使曾燠。

曾燠(1759—1830),字庶蕃,号宾谷,江西南城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中进士,入词馆任主事。乾隆五十八年(1793)由员外郎超授两淮盐运使。著有《赏雨茅屋诗集》《赏雨茅屋诗集外集》,辑有《邗上题襟集》等。曾燠本人文学修养较高,其骈文曾与袁枚、邵齐焘、刘星炜、孔广森、吴锡麒、孙星衍、洪亮吉的骈文一起收入吴鼒所辑《八家四六文钞》。

乾嘉之际曾燠出任两淮盐运使,历时13年之久,其幕府文学活动非常繁盛,以诗酒酬唱为主,留下了一部有名的诗集《邗江题襟集》。公事之暇,曾燠于榷署中专辟题襟馆,昼接宾友,夜染篇翰,一时四方文士闻风而至,时人以为较北宋西昆酬唱有过之而无不及。^[75]据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一书统计,曾燠幕府集中了乾嘉之际著名诗人吴锡麒、王芑孙、郭麐等47人。诗酒唱和之际,常伴有演剧活动,作助兴佐酒之举。曾燠幕府经常征召梨园名班演出。乾隆中叶昆班名伶金德辉,以擅演《疗妒羹·题曲》中的冯小青和《牡丹亭·寻梦》中的杜丽娘而著称,嘉庆初年已经年老,依然在曾燠幕府中演出《牡丹亭》,其风采不减当年,引起诗人“临川曲子金生擅,绝调何戡嗣响难”^[76]的感慨。以文采风流名世的曾燠幕府,既不乏编戏的名家,又有品戏的行家,如黄文旸、吴锡麒、蒋知让、詹肇堂等。

曾燠本人赏音知律,与扬州曲家大都有交往。他颇为赏识黄文旸的才学,招之入题襟馆中,与时流相唱和,因此黄文旸称曾燠对他有“国士”^[77]之知。李斗、焦循亦与曾燠往来,互有诗作酬赠。李斗《永报堂诗集》中现存诗一首《曾宾谷都转著〈江西诗征〉,作诗奉题》。焦循亦作诗《曾宾谷转运于题襟馆种梅以待宾客赋此呈之》,其中有“君不道红梨千叶遇真赏,至今人道欧公贤”^[78]之句。此外,乾嘉之际,仲振奎亦与曾燠及蒋士铨的第三子蒋知让交游酬唱。嘉庆三年(1798),其《红楼梦传奇》在扬州创作完成后,曾燠为之作序。蒋士铨的《忠雅堂诗集》亦由曾燠刊刻于扬州,成为现存世最早版本。因着共同的曲学爱好,文人曲家们在幕府中诗文酬唱,无疑加深了相互间的了解,增进了彼此间的情谊。

3.曲学传播

游幕成为清代文人函札往来之外的重要文化交流途径,同时也使幕府具有了传播戏曲文化的功能。幕宾们的题咏和吟唱,显然扩大了戏曲作品的流传范围。比如诗人袁枚时常往返南京与扬州之间,与卢见曾交酬唱和甚多,观看了其参与谱写的传奇《旗亭记》后,多次赋诗赞美。

嘉庆年间扬州曲家的交流则主要在浙江巡抚阮元幕府中进行。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中进士后,官运亨泰,历官乾、嘉、道三朝,先后出任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河南、江西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历兵部、礼部、户部、工部侍郎,终以拜体仁阁大学士。作为汉学殿军,所至之处,阮元力倡汉学,主持风雅,对乾嘉学术的繁荣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阮元与曲家黄文旸、凌廷堪、李斗、焦循诸人或师或友,关系密切。黄文旸年长阮元28岁,阮元称“自幼里巷间为忘年交”。对于这位落拓不第的里中前辈,阮元师事之,不遗余力地资助他。黄文旸晚年家境贫寒,阮元不仅荐举其授馆阙里,还迎黄氏夫妇至杭州节署。嘉庆八年(1803)十月,黄文旸携妻张因作西湖之游。阮元特辟客馆居之,“每二老出游,竹舆小舫,秋衫白发,潇洒于湖光山色间”^[79]。两年客游期间,黄文旸夫妇与阮元夫妇等诗酒唱和,修皋亭之禊。焦循是阮元的族姐夫,两人有姻亲之谊,又是志同道合的学侣。乾嘉之际,焦循追随阮元入山东、浙江学政幕校士课文。

黄文旸、凌廷堪、李斗、焦循等曲家入阮元幕府,主要是在阮元出任浙江巡抚期间,即嘉庆五年(1800)冬至嘉庆六年(1801)。这也是阮元幕府学术活动最兴盛、活跃的时期之一。他们主要从事编书、校书工作,如阮元辑录《淮海英灵集》,有表彰扬州先贤保存文献之意,黄文旸、焦循、李斗、江藩等皆参与了征诗活动。^[80]校书之余,诗文唱酬、观摩戏曲是他们调剂幕府生活的重要方式。而黄文旸、张因夫妇诗集,李斗之《扬州画舫录》皆由阮元资助刊刻。

阮元诗文集中虽未见提及戏曲,不知其对戏曲的具体态度,但其幕府中演剧,却有事实记载。《剧说》卷五云:“《吟风阁杂剧》中有《寇莱公罢宴》一折,淋漓慷慨,音能感人。阮大中丞巡抚浙江,偶演此剧,中丞痛哭,时亦为之罢宴。盖中丞亦幼贫,太夫人实教之;阮贵,太夫人久已下世,故触之生悲耳。”^[81]阮元观剧之际泫然流涕,为之罢宴,固然是自伤幼年遭际,但亦是为昆剧感人的艺术魅力所折服。联系阮元对曲家蒋士铨人品的钦慕,及其友人焦循、凌廷堪、李斗、黄文旸等好曲情形,可以想见阮元并非冥顽不化、认为观戏有伤风化的俗吏。(www.xing528.com)

此外,扬州太守中,兼为小学名家的谢启昆、书法家的伊秉绶皆以好士知名,与扬州曲家们交情匪浅。幕府中曲家共同观摩戏曲,这使得曲学交流更为直接,比之信札往来更容易发生影响。当然,曲家之间的观点不一致,加之存在个性差异,这使得幕府中并非总是琴瑟和鸣,弹奏出和谐之音符。幕府内发生争论乃至反目成仇之事也在在皆有。朱夰与卢见曾因性情、志趣、曲学观点不同而交恶,焦循和黄文旸、李斗因家庭琐事而生仇隙,以至终其生不相往来,就是鲜明的事例。但他们的曲学交流客观上对扬州曲坛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二)扬州书院与扬州曲家

作为官方教学体系的有力补充,书院行使着传道解惑、教书育人的职能,同时还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基地。在教育尚未完全大众化的特定历史时期,书院是地方文化教育的重镇,通过与乡俗教化的结合,对改善所在地区的士学民风以及文化普及,起到特殊的作用。有学者指出,延至清代,尽管书院的主体部分是考课式书院,服务于时文帖括,但书院本身仍然是所在地区汇聚士人的中心,主持者也多是知名度较高的学者,在没有讨论会和公共刊物等学术平台的时代,无疑仍会起到交流传播学术成果的作用,且对学派、学风的形成起促进作用。^[82]同样,书院对扬州治曲风气的形成也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是我们考察扬州曲家群体结聚的因素之一。

书院与扬州曲家之间,主要存在着两种关联:主讲其中、读书其中。

1.山长好曲

两淮盐业经济的发达,盐商的乐文好助,为扬州书院的发展带来了契机,至乾隆时期,可谓达到鼎盛,“扬州之书院,与江宁省会相颉颃。其著者,有安定、梅花、广陵三书院。省内外人士,亦得肄业”^[83]。府属有安定、梅花、广陵、乐仪等书院。其中安定书院创建于清康熙元年,至乾隆年间已发展成为省内外闻名的书院。清代书院多以课考举业为主,为培养科举人才服务,因此侧重于四书等官方教材。但安定书院在兼顾科举考课制度的同时,也很重视诗赋辞章的教学,所聘山长多擅辞章之学,重视对生徒的文学素养的熏陶和培养。

如前所述,品曲观剧已成为风靡扬州的一种时尚的文化娱乐方式,无论是盐官盐商,还是文人学者,他们通过对昆曲的把玩品味,体现出良好的艺术素养、传统而高雅的品位,并由衷地获得一种文化心理上的满足感。置身扬州这个销金安乐窝,掌握教育风化职权的山长们也不例外。他们多为一时名流,学术文艺,皆有通才。据陈文和《扬州书院与扬州学派》一文统计,雍乾年间安定、梅花、广陵三家书院山长有名姓可考者共计30人,其中经学10人,诗文8人,史学2人,书画1人,不详9人。^[84]曲学成就最大者当数有“国朝曲家第一”之誉的蒋士铨。

乾隆三十七年(1772)至乾隆四十年(1775),蒋士铨应两淮盐运使郑大进之邀执掌安定书院。他最为人称道的是,“所填院本,朝缀笔翰,夕登氍毹”。其文采风流在扬州传为美谈。其《四弦秋》《雪中人》《香祖楼》《临川梦》四种曲即创作于此时。

嘉庆年间安定书院山长吴锡麒亦是一位传奇作家,著有传奇《渔家傲》。吴锡麒(1746—1818),字圣徵,号榖人,钱塘人。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由编修官至祭酒。诗境超妙,得力于宋人者为多。兼工倚声,其骈体文清华明秀,尤名重一时。著有《有正味斋集》。

书院山长们大多出身翰林进士,往往是致仕后来到扬州这个财赋繁富、人文荟萃之地,和他们的官员、盐商友人们畅意交游。他们以书院为交流场所,承续卢见曾等人营造的风雅。其中不乏好曲之人,因此帷帐课徒之余,湖山雅集、诗酒唱酬之际,每有度曲聆赏之风雅韵事。据笔者目前掌握资料来看,姚鼐、赵翼、蒋宗海等就是其中的热衷人士。乾隆四十三年(1778),蒋士铨北上复出时途经扬州,友朋治酒款洽,姚鼐记载了当时名流聚会的情景,“时丹徒王侍读(按,指王文治)有家僮善歌吹笛,而编修(按,指蒋士铨)工为曲,尝成曲,俾以笛歌。吾曹相从饮酒听歌极乐”^[85]。蒋士铨一曲甫成,即付王文治家僮吹笛歌唱,委实是文学史、戏曲史上的一段佳话。

诗人赵翼于乾嘉之际两次主讲安定书院,更是个十足的戏迷,自云“我来作客十余年,看尽梨园舞袖翩”^[86]。寓扬期间,他与曲家金兆燕、盐商江春等一起湖舫宴集,观剧赋诗,留下了大量的咏剧诗。^[87]他尤其对扬州的花部戏艺人赞赏有加,深深地为其生动感人的艺术魅力所折服。他写过两首七言古律《坑死人歌为郝郎作》《计五官歌》,分别歌咏的是当时在扬州享有盛誉的花部戏艺人郝天秀和计五官。按,赵翼具有较高的戏曲理论素养,对戏曲的代言体本质属性有着清醒的认识。比如他认为戏曲不须出自史传,改编自稗史小说的戏曲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戏曲与史实不同,曲家可展开大胆的虚拟想象,只要合情合理,就能产生真实感人的艺术效果。^[88]这在考据风气弥漫、戏曲本体被湮没的清中叶曲坛,较为难能可贵。他还多次借矮人看戏来譬喻诗歌评论贵在创新,不能人云亦云。《论诗》之三云:“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矮人看戏何所见,都是随人说短长。”^[89]这显然是他将在扬州看戏的丰富生活经验自然而然地运用到了诗歌评论中。^[90]

《扬州画舫录》云:“自立书院以来,监院互用府县学。学师皆知名有道之士。”^[91]曲家金兆燕秉铎扬州十年,以广文一官主持坛坫,号召名士,实执乾隆中期扬州文坛之牛耳,其传奇《旗亭记》和《婴儿幻》皆创作于扬州。

不少府学教授、书院山长同时又是扬州盐商的座上客。如马曰琯的小玲珑山馆,有杭世骏、陈祖范、查祥、邵泰等。江春的秋声馆则寓有王步青、金兆燕、蒋宗海、蒋士铨等。他们诗词唱和,切磋曲学,校刊典籍,勤勉著述。蒋士铨寓扬期间,成为江春的座上宾,诗酒唱酬,品曲观剧,评点正谱,并创作了四种戏曲。如此一来,山长与盐商,形成双向互动的关系,这样的曲学氛围,对当时扬州书院的生徒们来说,其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2.生徒习曲

书院作为知识精英的汇聚之地,通过两淮盐政官的曲学倡导,担任山长的知名曲家的曲学示范,来自不同地区、背景的生徒间的相互影响和传播,对扬州戏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安定、梅花书院是扬州最有影响力的两大书院,“四方来肄业者甚多,故能文通艺之士萃于两院者极盛”^[92]。乾嘉学者任大椿、段玉裁、李惇、王念孙、汪中、刘台拱、洪亮吉、孙星衍、王文治、顾九苞、焦循、阮元、黄承吉等皆曾就读于此。曲学成就较大的当数金兆燕、王文治、黄文旸、焦循等人。王昶、黄承吉等人皆作过不少的咏剧诗。书院生徒或出仕,或游幕,或执教,无疑扩大了扬州戏曲的影响。书院对戏曲家之间的曲学交流和扬州曲家群体的形成有推动之功。此种推动,是书院在“曲”方面的影响;另一种影响,则是在“学”方面,即对其后的扬州学派有催发之功。

生徒入学,往往能在学业上得到山长的教诲和指点,同时,山长的兴趣爱好、行事风格、治学和曲学宗尚也对生徒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引导培育生徒的曲学趣味,影响不可低估。比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冬,王文治负笈扬州,就学于安定。《随园诗话》卷五记载当时文坛之盛况云:“乾隆戊寅,卢雅雨转运扬州,一时名士,趋之如云。其时刘映榆侍讲掌教书院,生徒则王梦楼、金棕亭、鲍雅堂、王少陵、严冬友诸人,俱极东南之选。闻余到,各捐饩廩延饮于小全园。不数年,尽入青云矣。”^[93]王文治、金兆燕等人之曲学爱好及成就当与此时期之书院学习殊有渊源。焦循年20进入安定书院就读,学术研究突飞猛进,曲学素养亦在此期间奠定。

又如,蒋士铨的人品学识对一代封疆大吏阮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阮元在《诰封光禄大夫户部左侍郎显考湘圃府君显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状》中云:“铅山蒋心余编修奉其母太夫人居扬州安定书院,太夫人与先妣常过从,先妣语不孝曰:‘读书做官,当为翰林,若蒋太夫人教子乃可矣。’不孝谨识之,未敢忘。”^[94]按,阮元之舅祖是乾隆时期两淮商总江春,与蒋士铨交情甚厚,所谓“太夫人与先妣常过从”云云,即蒋母与阮元之母常走动,两家关系较密切。蒋士铨卒后,阮元曾为之作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