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效法其祖圣祖,先后在乾隆十六年(1751)、二十二年(1757)、二十七年(1762)、三十年(1765)、四十五年(1780)、四十九年(1784)六次南巡。历次南巡一般正月十二、十三日从京城出发,陆路取道直隶、山东,至江苏清口渡黄河,乘舟沿运河南下,经扬州、镇江、丹阳、常州、苏州入浙江,再由嘉兴、石门抵杭州。回銮时,往往绕道江宁(今南京),祭明太祖陵,于四月下旬或五月初返京,往返水陆行程5800余里。
高宗历次南巡江浙,均驻跸扬州。两淮盐政官员趋炎奉承,大兴土木,修建行宫和园林。盐商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争相聘请名伶搭班供奉,戏曲史上著名的扬州“七大内班”即因此创建。为邀宸赏,两淮盐政例蓄花、雅两部,《履园丛话》卷十二云:“梨园演戏,高宗南巡时为最盛,而两淮盐务中尤为绝出。例蓄花、雅两部以备演唱,雅部即昆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黄调,统谓之乱弹班。”[68]一时花雅竞奏,诸腔杂陈,形成了社会性的演出热潮。
两淮盐政官员和盐商又争相聘请行家谱曲,“凡有一技一艺之长者,莫不重值延致”[69]。以《雷峰塔》传奇为例,“又南巡时须演新剧,而时已匆促,乃延名流数十辈,使撰《雷峰塔》传奇,然又恐伶人之不习也,乃即用旧曲腔拍,以取唱演之便利,若歌者偶忘曲文,亦可因依旧曲,含混歌之,不至与笛板相迕。当御舟开行时,二舟前导,戏台即架于二舟之上,向御舟演唱,高宗辄顾而乐之”[70],在“名流数十辈”中胜出的是安徽歙县籍曲家方成培,自云“遣词用意,颇极经营,务归于雅正,使有裨于世道”[71]。方本《雷峰塔传奇》是历代白蛇故事中影响较大的一部戏曲作品,问世后在民间广为流传。
扬州曲家中不少人参与过迎銮大戏的编写,朱夰、蒋士铨、程枚、沈起凤等皆是编写迎銮大戏的高手。乾隆十六年(1751),高宗首次南巡,浙江归安籍曲家朱夰应苏州巡抚庄其恭之聘编写迎銮大戏,因此名噪大江南北。同年蒋士铨应江南士绅之请,为皇太后祝寿而谱写了《西江祝嘏》四种曲。程枚早年游幕山东时,因最精音律,乾隆中叶编撰东巡迎銮法曲,有《蓬莱会》《法轮游》二种,从剧名可知,当与神仙佛道、歌功颂德等内容有关。而沈起凤与迎銮大戏的编制关系更为密切,高宗第四、五次南巡,两淮盐政、苏杭织造所备迎銮大戏,皆出自其手。(www.xing528.com)
应该说,迎銮大戏谀扬圣意、粉饰太平,其艺术价值并不高,但出场人物众多,排场宏伟富丽,戏文团圆喜庆,因而每得宸喜。其在民间供职业戏班上演的机会极少,因而传世不多。除蒋士铨《西江祝嘏》四种曲以外,扬州曲家所制之曲皆佚。目前仍在戏曲舞台上演出的是方成培的《雷峰塔传奇》。
“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能为皇帝效劳,这对曲家来说,自然是非同寻常、十分荣耀的事。编写戏曲,一方面显示自己的艺术才华,倘蒙皇帝垂青,龙颜大悦,临时出题考试,或许可以平步青云,跻身仕途;或许赐诗赐物嘉奖,名扬天下。较鲜明的事例是,像蒋壅植、钱大昕、吴烺、褚寅亮、吴志鸿等文人,皆是高宗南巡途中临时加试,考中后被特赐举人,授予内阁中书等职。据统计,高宗下江南,共召录诸生85人,有时亲自提拔一些文人,如任四库全书总校官的浙江桐乡人陆费墀,被擢选为吏部左侍郎的浙江嘉善人谢墉,等等。另一方面,即使等而下者,他们也得以与两淮盐政等官员交结,跻身幕府解决生计之忧。以沈起凤为例,他与两淮盐政们交情深厚。乾隆四十六年(1781),时任苏州织造的全德奉旨查校苏州一带曲本,即聘请沈起凤襄与其事。沈起凤两次受聘编写迎銮大戏,也与他有关。因此编写迎銮大戏,是沈起凤等外地籍曲家逗留扬州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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