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叶扬州曲家群体研究成果

清中叶扬州盐商腰缠万贯,富可敌国,生活奢侈浮华,以势加人,因此势利、俗气、轻扬是扬州的代名词。^[50]与之相随的是,扬州士风、学风及文化生态环境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前所述,天下文人熙熙攘攘,汇集维扬。两淮盐政官员及盐商素以好士名世,经学名家孙星衍尝谓:“往者当道主持风雅,尝置翘材之馆,下白屋之士;缙绅素封之室,以其余力购书、招宾客相矜尚。过此都者,有腰缠跨鹤之喻。”^[51]扬州作为一富贵繁华地,文士高度汇集,且各抱经济利益之心,所谓鱼龙混杂,士风难免出现堕落之趋势。

清代文人数量激增,而文职数有限,仕进的门径愈来愈窄,难得进身之阶,因此不少文人或为生计所迫,或为功利所驱,无奈来扬州谋生。这大致有三类情形:第一类是加入两淮盐政官员幕府,凭自身才干立足,被礼遇为上宾,如卢见曾幕府中的惠栋、戴震等,有的则腆颜依附,难免有寄人篱下、依阿俳谐之感,金兆燕即是一个鲜明的例子。第二类是以某种过人才艺,被盐商延为座上宾。原本是“学成文武艺,售于帝王家”,在商业化的扬州却无奈只能在盐商面前屈身下己。如厉鹗长期寓居马氏小玲珑山馆中,著书论文,以致有“偷将冷字骗商人”^[52]之讥。不过,这类文人因有较高的社会声望,盐商往往真心折服,优渥礼待之。全祖望、蒋士铨及晚年致仕后长期寓居江春康山草堂的金兆燕皆属此类情况。第三类为最下者,甚或出入盐商门庭,阿附寄身。此多为落拓不第之人士。比如为谋生计,黄文旸父子一度投入盐商林松之门下^[53],依傍门第,因此被姻亲焦循不齿,斥为“助纣为虐,几陷绝境”^[54]。李斗周旋于卿相盐商之间,其打秋风之行径与明季山人陈继儒、清初李渔相类。

由于扬州商业的兴盛,在蓬勃兴起的市井文化及其审美意识的冲击下,一股来势凶猛的扬人情物欲的世俗化潮流应运而生,这股潮流给固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传统价值观的士人以强烈的冲击。现实物质利益的需求对人们来说无疑更为重要。传统社会中位于“士农工商”之首的文人学子在人们心目中发生了变更,其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沈起凤的传奇《文星榜》第三出“闻隽”中,书生王必恭家道中落,虽中泮元亦为岳家所讥。岳母金氏云:“啐出来,进个把学罢哉!奢个大惊小怪。当初个人读书,要想书包翻身,荣宗耀祖。目今个时势,弗要说进学,就算中子举人进士,也无得饭饭吃得来。”^[55]反映的就是在扬州士人社会地位低下的情形。在金钱至上的社会现实面前,士人对“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人生价值取向,也开始动摇。扬州的士人群体逐渐丧失了自信和优越感。

在扬州,盐商无疑是个令人艳羡的社会群体。他们不仅坐拥厚贽,出则鲜衣怒马,仆役成群,入则锦衣玉食,笙歌燕舞;还延揽社会名流,诗酒唱酬,风雅至极。“行贾,丈夫贱行也。”太史公的这句古训已不入于时。因此,为一己之利而趋时附势,还是抱持师友训诫教导的儒家情怀?对于大多数士人来说,要做出抉择并不艰难。事实上,“弃儒就贾”的现象并不鲜见。曲家程枚是江苏海州人,来扬后“凡居幕府者二十年,筦盐策者十年”^[56],是典型的由幕客下海,经营盐业的文人。两淮商总江春则是由儒而商、商而官者中的佼佼者,被誉为“以布衣上交天子”^[57]。高宗曾两次临幸康山草堂,抱江春的7岁小儿于膝上,手摩其顶,并亲解紫荷包给孩子戴上。这样的恩宠和荣耀绝非传统的科举晋身者所能得到。因此,“士而成功者十之一,贾而成功者十之九”。业贾从商,倒也不失为士人致身荣显的一条终南捷径。

当然,并非所有的怀抱才艺者都能幸运地得遇明主赏识,大多数士人不得不面对生计存亡的现实问题,趋利避害成为他们的不二选择。事实上,汪中、凌廷堪、李钟泗等人年轻时都曾经为生计所迫,投身商海。浓郁的文化氛围、盐商“贾而好儒”的风气以及广阔的艺术市场,使得扬州成为一方理想的谋生之地。他们无奈朝衫典尽,走上形而下的文艺职业化的道路。大批文人、画家、曲家卷入艺术商品化的浪潮之中。据统计,《扬州画舫录》卷二记载和大量散载于各卷的“馆于各工商家者”,在扬鬻画者共计有80人之多。最典型的莫过于“扬州八怪”,他们大多不是扬州人,寄迹于此是因为扬州形成了一个书画大市场。他们中不少人如金农频繁往来于故乡杭州与扬州两地之间鬻画谋生。士人原本不屑言利,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既不再也无法清高。郑板桥干脆明码标价出售字画:大幅6两,中幅4两,小幅2两,长条对联1两,扇子斗方5两。焦循为买一本《通志堂经解》,卖家索银30两,经讨价还价之后,终以27两成交。士人的义利观显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们甚至怀疑起自己从事的诗文价值来,“读书虽得间,传世有何功?不及锄犁手,谋生力自供”^[58],并由衷地发出了喟叹:“可怜卖到街头去,尽日无人出一钱。”^[59]于是,在与财力雄厚的盐商交往过程中,面对金钱的诱惑,一些知名士人也未能幸免,拜倒在了孔方兄的脚下。据乾嘉时人文集、笔记记载,杭世骏、王鸣盛、赵翼、汪中等都是有名的财迷。焦循在《答李冠三书》中记载了赵翼任安定书院山长期间克扣生员的薪火金的事:从中可知,即便是在安定书院这样教书育人的斯文场所,赵翼这位诗文、学术大家,也不惜有损自己的清名,聚敛起钱财来。与此同时,有些士人也不知不觉地沾染上了盐商的奢侈浮华的生活习气。如金兆燕家本寒素,晚年却嗜宴客,时人“讥其汰侈类鹾商家习气”^[60]。江藩家庖最胜,十样猪头风味绝佳。这些都说明扬州士人阶层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忆自乾隆丁未(按:五十二年,1787)、戊申(按:五十三年,1788)之间,书院几次议废,膏火连年不继发,而院长即以盐政幕友领之,视肄业诸生不啻犬马奴仆,其时张登封面斥院长赵翼而唾之,相约不应课,风流扫地,汲汲殆矣!……然是时赵翼仍以院幕盘据。论文之地,实为牟利之场。^[61](www.xing528.com)

在这种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现实情境中,传统士人向往和追求的那种远离人间烟火、淡泊超世的隐逸情怀荡然无存。扬州士林表现出明显的世俗化倾向。民间奇谈异闻、神怪传说、滑稽谐谑等原是市井细民津津乐道的社会内容,同样成为扬州士人聚会时的谈资。乾隆三十六年(1771)李斗应邀赴江园湖舫雅集,“纂组异闻,网罗轶事,猥璅赘余,丝纷栉比,一经奇见而色飞,偶尔艳聆而绝倒,乃琐至歈曲谐谑,释梵巫咒、傩逐伶倡,如擎至宝,如读异书,不觉永日易尽”^[62],士林之喜好由此可窥一斑。

与此同时,士人狎优蓄童之风颇为盛行。郑板桥公开宣称自己“酷嗜山水,又好色,尤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63]。金兆燕与昆曲伶人定郎的交往是士林中的一桩风雅韵事。他延请画师为定郎作的写真,金农、蒋士铨、王昶等人皆有题咏。金农《杂画题记》云:“昨日写雪中荷花,付棕亭家歌者定定。今夕剪烛画水墨荷花以赠邻庵老衲。连朝清课,不落屠沽儿手,幸矣哉。”^[64]将伶人与缁流辈相提并论,以与“屠沽儿”之流区别开来,足见在金农眼中,唱曲与谈禅亦是清新峻洁之事。他如江藩作有《缁流记》和《名优记》。

市井文艺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扬州士人的日常生活,而且进入了他们的艺术创作和欣赏领域。在浓郁的商业气息熏染下,市民与士人之间不再有无法逾越的鸿沟,扬州士人对通俗文艺的创作热情高涨。戏曲、小唱以及题咏扬州生活的竹枝词等大量涌现,备受扬州市民青睐,以至许多士人也纷纷仿作,给后人留下了一幅幅生动的扬州风俗民情画卷,极大地提升了这类通俗文艺的品位。清代扬州竹枝词数量之多,士人参与面之广,可谓蔚为壮观。柯玲《民俗视野中的清代扬州俗文学》一书统计,乾嘉年间,有31位士人作过歌咏扬州风物的竹枝词,数量多达929首。参与创作的不乏马曰璐、程梦星、程晋芳、曾燠等知名士人,其中流传后世影响最大的,除董伟业的《扬州竹枝词》外,当数阮元之舅父林苏门的《续扬州竹枝词》。^[65]

在这股艺术商业化大潮中,有些士人放下身段,加入民间艺人的行列。如说书艺人叶英,本名永福,字英多。江都诸生。因屡试不第,遂弃举子业,专门从事说书艺术。易名英,字霜林。《淮海英灵集》记载其逸事云:“(叶英)善柳敬亭口技,每一谈古人遗事,坐客辄唏嘘感泣。然富商贵客慕而求者,必被呵忤。”^[66]与李斗、黄文旸、凌廷堪、焦循等曲家交情甚笃。焦循赞其“不择交,不滥交,气投合可日日见,否则虽要之不见,亦不知其处所”^[67],足见其秉性孤介峭直,不随时俗相俯仰,依然保持了儒士的清高气节。

由上可知,清中叶扬州士林中雅俗已充分交融,雅中有俗,俗中有雅,难以判分。扬州士人的清雅格调与世俗化的大众审美趣味在艺术商业化的浪潮中彼此融合。一方面,传统文人参与商业化的艺术创作,成为带有职业性质的文人。另一方面,他们的文艺创作出现世俗化的倾向。其结果是,在绘画界,色彩斑斓的现实生活题材和充满世俗生活情趣的艺术境界代替了传统画中的仙道化的超脱境界。在戏曲界,则表现为花雅两部戏曲之间的共融、渗透,即寓雅于俗,以俗见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