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叶,因盐业、河防与漕运成为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支柱,扬州财赋雄厚,绾毂南北。盐课居全国赋税之半,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1]经过数十年的恢复发展,明清易代鼎革之际城市经济遭受重创的扬州很快崛起,至乾隆朝达到巅峰。19世纪初,它成为世界第三大城市。[2]
扬州是两淮盐务机构的驻地,淮盐销售极畅,获利甚丰,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商人麇集于此。盐商的奢侈性消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江都多富商大贾,民以末作依之”,“商人习为侈靡,其技巧役之贫民,藉以糊口者甚众”[3]。伴随其周围的,有奴仆、食客、私枭、工役、盐丁、匠人等,形成了庞大的市民阶层,其中外来人口占了大部分。大量的移民远离土地生产,从事纯粹的消费行业,这使得扬州成为一个高度开放包容的消费性城市。据《扬州风土记略》记载,扬州各县人民,大抵有业者占十之七,无业者占十之三,“而业鹾务、金融者,作时少而息时多。是以耽于安逸,形近晏安”[4]。高宗六次南巡均驻跸扬州,盐商为迎銮供奉,大兴土木,修建行宫,构筑园林,扬州的城市面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与此同时,扬州又是南来北往的士子和官员的必驻都会。因此扬州城繁华富庶,自由开放,是致仕告归的达官显宦和经商发迹的盐商心目中的安乐窝,时人有说法:“扬州好,侨寓半官场,购买园亭宾亦主,经营盐典仕而商,富贵不还乡。”[5]
两淮盐业的畸形繁荣,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达。扬州城内商肆林立,交易频繁,涌现出众多的特色街区。如多子街(即缎子街)两畔皆缎铺,翠花街(也名新盛街)以珠翠首饰铺集中而得名,皮市街以专售皮货为特色,彩衣街荟萃了制作服饰的多种衣局。苏唱街是伶人聚集的地方,梨园总局就设在老郎堂内,凡风习规例全仿苏州梨园传统。此外,扬州的酒肆茶馆及饮食业亦很发达。盐商“家庖”以厨艺精湛而闻名,“满汉全席”流行之极,“惟富室盐商及官场为多”[6]。青楼文化历史悠久,唐时因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诗句而天下皆知,“扬州瘦马”成为一种社会性行业。浴室、面馆、茶社及书场、戏园等应运而生。(www.xing528.com)
“文人寄迹,半于海内”[7],清初扬州已是士大夫必游的五大都会之一。[8]康熙年间诗坛名流王士祯主持的两次红桥[9]修禊,其文采风流令后人追慕和怀想不已。乾隆二十二年(1757),在其弟子、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倡导下,虹桥雅集成了一次全民狂欢式的诗人大聚会,体现出政通人和的盛世气象。不到百年,王士祯和他的遗民诗人朋友们诗中蕴含的对易代鼎革的沧桑喟叹已荡然无存。卢见曾倡导的这次虹桥雅集空前绝后,极大地加强了官方、盐商和士子之间的文化交流。此后,“扬州文宴,盛于江南”,虹桥雅集、平山堂宴集、行庵雅集、邗园雅集、小玲珑山馆宴集等层出不穷,只是主角变成了一批亦儒亦商、崇文尚艺的风雅盐商。两淮盐运使和扬州太守礼贤下士,盐商贾而好儒,天下文人慕名而来。据阮元《淮海英灵集》记载,全国来扬的学者有780多人。可以说,扬州是官员、盐商、士人聚会的一方乐土,他们一起考校经史,唱酬诗词,品赏戏曲。官、士、商渗透,相得益彰[10],扬州形成了良好的文化生态。
由于人口构成的多元,扬州文化呈现出开放性和包容性。盐商喜好追求“新”“奇”“异”的行为开时代风气之先,对全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商人嗜金逐利的天性与挥之不去的读书崇儒情结,推动了清中叶扬州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并使之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峰。盐商或崇文尚艺,或附庸风雅,客观上促成了扬州文艺市场的繁荣:古玩字画的鉴赏催生了中国绘画史上著名的“扬州八怪”;虹桥雅集吸引着四方的文人墨客闻风而来;迎銮供奉则使得花雅两部戏曲大放异彩,蓬勃发展。这些都与该时期扬州出现的种种社会现象有着重要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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