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研究：或然决定论

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打破了一元决定论，而且对经典统计决定论也做了根本性的改造，产生了与量子统计相适应的或然决定论。

在量子力学诞生时，就开始了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爱因斯坦和波尔的论战是最有代表性的。爱因斯坦站在经典的统计决定论的立场，把量子概率看作是不完备的描述。波尔对量子概率做了互补性的解释，认为，“在这种形势下，不可能有什么企图对辐射现象进行因果性分析的问题，而只能通过对立绘景的结合使用来估计发生个体辐射过程的几率”^[20]。由此，波尔得出结论说：“这些概念带来了因果性描述的进一步放弃。”^[21]爱因斯坦在新的物理学成就面前，仍然坚持经典的统计决定论，说明他还没有完全摆脱经典物理学的立场，波尔完全放弃了因果律，反映了他转向非决定论的意向。所以两人虽然都坚持了部分真理，但是他们都没有准确地概括量子力学的新成果所反映的新规律观。爱因斯坦的不足，在于要求用经典物理学的统计理论来解释量子力学的概率现象，没有看到量子力学中的概率理论是一种不同于经典统计的理论。关于这一点，波尔已经看到了，他认为，经典的统计理论所处理的是复杂的力学体系，在量子力学中，所描述的是单个粒子在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概率特征。如果通过控制粒子的时空定域，其动量传递和能量传递同样存在着一些固有的动量不准量和能量不准量；反过来，如果我们控制动量交换和能量交换，那么就会失去在空间和时间中精确定域各部分的可能性。^[22]

在这里，不同于经典物理学统计理论的，就是微观粒子同时具有粒子性和波动性，因而，它们的概率描述是建立在测不准关系的基础上的。量子概率的行为，既反映了它们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包含有确定性的一面，例如，微观粒子的测不准关系，反映了粒子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反映了确定性。任何微观粒子都具有测不准关系的特征，这一点又是确定的。在这里，传统的因果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了，它表现出了另一种形式的决定论，这就是或然决定论。这种决定论，既不是一元决定论，因为粒子的行为不是严格决定的；又不是统计决定论，因为它不是指统计系统的整体运动，不是在统计平均值上涨落。微观概率本身表明，微观粒子的个体行为是不确定的，但是它们具有怎样的一种概率，又不是完全非决定论和完全任意的，它又是确定论的。描述微观粒子不确定性的测不准关系式，反映了微观粒子非决定论的行为。但这个公式的存在本身，就反映了一种决定论。把这种决定论的方面和非决定论的方面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决定论的形式和内容都不是严格的、必然的，而是随机的、或然的，所以我们可以称它为或然决定论。或然决定论是对个体行为的描述，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存在多种可能状态，它在未来的实现，到底是哪一种状态，是难以确定的。事物发展的可能状态的集合，却构成了一个“可能性空间”。事物的未来状态只能出现在这个空间范围内，而绝不会超越这个空间。事物的未来状态，是实现了的可能性，也就是可能转化为现实。到底是哪一种可能状态转化为现实，是非决定论的，是带有或然性的，因而每一个现实，都是一种偶然事件。在这个意义上说，对未来的预言，并不具有严格的规定性。但是，未来的发展不能超越事物的“可能性空间”，这又是确定的，表明这种或然性仍然受到了决定论的制约，它不是完全非决定论的。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或然决定论。例如，我们可以把电子云看作是原子在电子核外围各区域出现的可能性空间。由于电子不仅具有粒子性，同时又具有波动性，它在原子核外围空间的分布是不确定的，分布的概率就表现了这种不确定性。如果我们以不同浓淡程度表示概率的大小，以图像反映这种概率分布，可以给人们以直观的认识。这样，就像电子在原子核周围形成了浓淡不同的云雾，故称电子云。原子核周围的电子，到底处于何区域是带有或然性的。概率就表示这种区域分布的可能性。但是无论如何，电子分布于电子云所表示的可能性空间范围之内，这又是确定的。这是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统一的另一种形式。或然决定论就是这种形式，它是决定论和非决定论在更高形态上的综合。

继量子力学以后，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更加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或然决定论的普遍意义。

现代自然科学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普遍地应用概率范畴，说明了或然性是规律的普遍形式。现代生物学特别强调突变、重组、遗传、跃迁等种种运动，影响着基因频率的变化。虽然影响基因频率变化的在于自然选择，但是，环境的变化对基因频率的影响，并不是线性的，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

在系统论中，系统的因果关系有着多种性质。概率因果对复杂系统的规定，也起着普遍的作用。在系统分析中，当利用模型来设计方案时，概率模型也同系统的概率描述一起被普遍采用。所谓概率模型，就是表示受到随机变动影响下事件出现的次数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的采用，表明了系统演化中的概率特征。

信息论直接以概率来描述信息，信息源中各个要素发出信息时，总是采取某种概率的形式。各个要素发出信息的概率P（i）（i=1，2，3，…，n）之和等于1，它们的总信息用公式：

来计算（式中H表示信息量，K为波尔兹曼常数）。信息量是系统的组织化程度的量度，具有概率的形式。在控制论中，控制、反馈、信息是三个基本概念，要对系统实行控制，离不开信息和反馈。但是，系统输入的过去状态，并不能严格地决定输出的现在状态，系统输出的现在状态是由输入的过去状态按某种概率分布统计地决定的，同样反映了概率描述的普遍性。

普利高津创立的耗散结构，用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方法，研究了耗散结构形成的条件、机理和规律。耗散结构是在远离的非线性区形成的有序结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同外界进行着物质、能量的交换。涨落在耗散结构的最后形成中起着根本的作用。当系统离开线性平衡区，越过了分支点，进入远离平衡态时，由于内部各要素发生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导致系统离开原来的轨道，形成几个分支，增长最快的涨落，就有可能使系统跃迁到一个稳定有序的分支点上，从而形成耗散结构，所以，在实质上，耗散结构对应着一个“巨涨落”，由于非线性的相互作用，涨落具有随机性，因此系统处于哪一个分支上，只具有某种概率的趋势，它不具有必然地严格决定的意义。

哈肯提出的协同学，进一步发展了耗散结构理论。它运用了现代数学中的概率理论、分支理论和突变理论，从微观粒子的单个随机变量着手，得出系统微观粒子的概率分布，说明如何从混沌状态产生自组织。协同效应是协同学中一个基本概念。系统通过内部要素的协同作用，使其从无序到有序演化，而且这种演化又是非线性的分支化的过程，说明了系统的过去和现在，并不是必然地孕育着它的未来。系统的未来和前途，没有必然决定论的意义，同样是由内部要素和外部的相互作用概率地决定的。在这个过程中，涨落起着决定性作用。正如哈肯所指出的，在很多方面，涨落起着决定作用。一个由涨落支配的系统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状态，它趋于过渡到新的状态。

或然决定论不是描述大量事件的集体行为的必然规律，而是描述单独事件的个体行为的或然规律，这同统计决定论是显然不同的。在研究个体行为这一点上，它似乎又回到了一元决定论。但是，与一元决定论不同，或然决定论不是研究个体行为的必然规律，只是指明个体向未来发展的概率。在辩证的规律中，一元决定论、统计决定论和或然决定论中这三者的联系和区别十分明显。一元决定论的基础是单值因果关系，描述的是二体问题，阐述决定论和被决定论者之间的线性关系；统计决定论以大量偶然事件为基础，统计事件系统的整体运动的必然性；或然决定论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非线性关系为基础，以概率的形式描述某一随机事件的发展趋势和规律。三种决定论对应着三种不同的世界图景。一元决定论对应着简单的二体世界。一切都被归属于决定者和被决定者这两大阵营，其他的关系均已被抽象不顾了，所以它描述的只是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统计决定论对应着复杂的多体随机事件。在这个世界里，各个成员都在做随机的运动，看不到个体的运动规律。但是，作为所有个体运动的结果，世界的总体运动是可以统计地确定的。或然决定论对应着更加复杂的或然世界，每个事件的运动，都有自己的概率，它不仅取决于内部的相互作用，同时也取决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在许多方面，涨落和外部影响起着决定的作用。一元决定论从二体的关系中描述某一事物的运动和发展的规律；统计决定论则从多体随机事物的运动中来描述作为整个的群体运动和发展的规律；或然决定论综合了一元决定论和统计决定论优秀的成果，又回到了个体运动规律的研究，并用统计的方法来研究个体的概率行为。这种规律观的演化，反映了思想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运动。

对于统计决定论和或然决定论来说，一元决定论是它们的极限情况和理想状态。不管社会现象如何复杂，无论起作用的因素如何众多，归根到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和政治决定文化，以及文化对经济、政治，政治对文化，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这是正确的。坚持这种一元决定论的基本观点，也是统计决定论和或然决定论所要求的，而且是它们的基本出发点。当我们说：“归根到底”是一元决定论的时候，已经把其他作用的因素，忽略不计了。所以，这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正是这种科学的抽象，反映了一切社会现象的共同本质。因此，当我们运用统计决定论和或然决定论来观察社会时，并不是要放弃一元决定论，而是要包含一元决定论，使一元决定论以扬弃的形式，成为统计决定论和或然决定论的有机构成。应该看到，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多种因素和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现实的历史，风云动荡、变幻神速，是难以用一条反映线性关系的基本线索来概括无遗的。恩格斯已经指明了这一点，他认为，在历史上，“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他还进一步指出：“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23]在看到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的同时，应该着重注意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由于各种因素对历史的发展都有自己的贡献，历史绝不会沿着基本线索而直线地发展着，各种现象之间也绝不会是单纯的线性关系，而应该是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例如，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来说，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基本阶段。对于某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由于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影响，可以超越某一特定的社会阶段，显示出社会发展的随机性。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同样具有非线性关系，根据一元决定论关于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生产关系不再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时，就要发生社会革命，改变生产关系。但是，对于某些国家、民族和地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会简单地表示出线性关系，使发达的生产力对应着先进的生产关系。因为，就整体来看，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一个合力，影响生产关系发展的，不只是生产力，而且有其他更复杂的因素。所以我们所要研究的不是二体问题，即单纯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而是多体问题，考察社会所有各种因素对生产关系的影响。正是这些影响，造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非线性关系，也显示出随机的性质。生产力发达的国家，生产关系不一定就先进。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可以首先发生革命、变革落后的生产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情况都是十分相似的，它们是否都会同时取得革命的胜利呢？事实已经做了回答，革命并没有都成功。到底谁成功，谁不成功，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都不是严格决定的，而是带有或然性、概率地决定的。就是说，它们都具有革命胜利的某种概率，即可能性，但是否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还要取决于经济（生产力）因素之外的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等因素的作用。如果我们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有了这种或然决定论的理解，那么，对于当前的革命形势，就可以做出概率的解释。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并不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先进。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能容纳生产力发展的事实，怀疑马克思主义革命论的正确性是没有根据的。

【注释】

[1]［俄］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第2版，第1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2]［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单行本），第1版，第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3]［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单行本），第1版，第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4]［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单行本），第1版，第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5]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181—1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www.xing528.com)

[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单行本），第1版，第1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7]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选集》第1卷，第3版，第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列宁：《哲学笔记》（单行本），第1版，第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9]［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单行本），第1版，第1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10]［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单行本），第1版，第3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11]［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单行本），第1版，第3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12]［德］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13]［俄］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3版，第434—4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4]［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5]［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6]《列宁全集》第55卷，第2版，第1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7]［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单行本），第1版，第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18]［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9]［俄］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3版，第434—4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0]［丹麦］N.波尔：《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第2版，第3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21]［丹麦］N.波尔：《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第2版，第38—3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22]［丹麦］N.波尔：《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第2版，第46—5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23]［德］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1版，第592—5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