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后半期,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的发展,为人们贡献了统计决定论的规律观。我们面对着的世界,从感官所知,是一个由宏观系统所组成的世界。为了进一步揭示宏观系统的基本性质,需要对组成宏观系统的微观物体进行深入的考察,由微观物体的行为来说明宏观系统的特征。但是,在这些宏观系统中,企图用每个粒子的力学运动来决定整个系统的运动规律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含有大量粒子的系统,在整体上具有新的统计规律性,因此,必须用统计的方法来研究宏观系统的基本性质。研究证明,宏观上测定的量,反映了与大量微观粒子运动相应的统计平均值,实际数值在平均值附近有一定的涨落。系统包含的粒子越多,相对的涨落就越小。在处理这种由许多微观粒子构成的宏观系统时,必须运用概率的概念,它是我们讨论宏观系统的全部问题的基础。
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存在着随机现象。在相同的条件下,它们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是,如果我们长期观察这类现象,或者做大量的重复实验,就不难发现,出现这类现象的频率也是大致确定的。大数定律就是这类随机现象的基本规律。例如,人们进行某种测量,由于各种具体因素的影响,每次测量的结果可能都是不相同的。但是,人们在进行了大量的测量之后,测量结果的平均值,必然接近于某一个确定的数。在一只口袋中,装着1/2的黑球,1/4的白球,1/4的红球,如果每次从这只口袋中取出一只球,摸出来的可能是黑球,也可能是白球和红球,这就是一种随机现象。这种可能性的大小,就是随机事件发生的概率。只要取球的次数很多,一直重复地取下去,那么,就有可能趋于这样的一种结果:在取出的总球数中,黑球占1/2,白球占1/4,红球占1/4,于是我们就把1/2叫取出黑球的概率,1/4叫取出红球或白球的概率。显然,必然发生的事件的概率等于1;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概率等于0;随机事件发生的概率则处于0与1之间。所以,概率越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程度也就越高。对于大量事件的系统,作为个体行为的总体结果,是大体确定的,它趋向于某一种概率,达到一个确定的数,这是必然的,它具有决定论的意义。但是,对于每一个事件的个体行为来说,则是不确定的,是偶然的,因而又具有非决定论的意义。这种偶然性、非决定性,又不是完全否认必然性和确定性。通过对大量偶然、非确定的事件的总概率演算,既统计,又得到了必然性和确定性。可见,这种决定论不同于一元决定论,它是统计的结果,所以,我们称它为统计决定论。
马克思和列宁都把规律表述为平均值。以个别事件对平均值的偏离,来印证规律的近似性。实际上,这已经表述了统计决定论的思想,马克思说“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作用。”[18]列宁同样认为,“价值(社会的)变为价格(个别的),不是经过简单的直接的途径,而是经过极其复杂的途径,因为很自然,在完全靠市场联系起来的分散的商品生产者的社会中,规律性只能表现为平均的、社会的、普遍的规律性,而不同方向的个别的偏差则相互抵消。”[19]价值规律是以平均值表现为自己的一种典型。商品的价格,主要由价值决定,同时也受到了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从而使价格对价值发生偏离,表现出上下波动的运动形式。这就是所谓涨落。个别偏差的相互抵消,最终达到了平均值,显示了价值决定价格的实质。因此,平均地看来,仍然是价值决定价格,反映了决定论的正确性。但是,这种决定论的辩证性质在于,它承认了决定论中的非决定论因素,同时又反映了它的统计性质。比起一元决定论来,统计决定论的内容更加丰富和具体,统计决定论既以一元决定论为基础,又高于一元决定论,它能说明一元决定论所不能说明的问题。从一元决定论发展到统计决定论,反映了规律观的重大变革。(www.xing528.com)
社会领域的现象,都带有随机的性质,而且又是大量的事件,因此,必须运用统计决定论来研究。在经济研究中,应用统计理论,利用数理统计的方法研究经济活动,建立了经济统计模型,描述在具有概率性质的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从而使它成为描述在大量重复的现象中由于许多因果作用而产生的随机耦合和规律性的手段。数理统计方法之所以在经济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是因为经济的数据都是统计数据。在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其他某些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统计方法也被不同程度地采用。这些事实说明,统计决定论正确地反映了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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