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灵魂到心理：经典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研究成果》

在上述分析中，我们并没有讨论美国社会科学的变迁。事实上，弗洛伊德在美国社会科学中的诞生和死亡，也就是说，弗洛伊德对于美国社会科学的影响及其式微，在本书中虽然有所涉及，却并没有成为研究主题。然而，无论是皮特·伯格、托马斯·卢克曼还是赖特·米尔斯都不会想到，时至今日，精神分析不仅在心理学中销声匿迹，对于社会学研究的影响也如同经典社会理论一样，越来越仅仅成为某些“文献综述”中一笔带过的遥远领域。这一变迁正如“灵魂”视角在精神分析中的消失一样，有其具体的背景和原因。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对于美国社会学的“科学化”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以及实用主义的前提与假设都做出了清晰的分析。从这些论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社会学的发展趋势以及弗洛伊德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消失。对于那些以“抽象经验主义”为主要研究取向，具备明显的“科层制度气质”的研究者，米尔斯曾经如此写道，

他们选择社会研究作为职业生涯，早早进入非常狭隘的专业分工，并对所谓“社会哲学”养成了一种漠然乃至蔑视，认为它意味着“从其他书本里攒出书来”，或“无非是些玄想思辨”。听听他们彼此之间的交谈，试试掂量一下他们那份好奇的品质，你会发现其心智的局限简直要命。[29]

这种“局限”的来源非常多元。在这一方面，美国社会学家本·阿格尔（Ben Agger）已经对于美国社会理论演变史进行了相关研究。[30]在各种原因之中，必然存在着一种原因，能够使得这些社会学学者具备充足的理由来“漠视乃至蔑视”社会哲学，那就是在社会结构变迁与权力机制背景下的“研究技术的进步”。这一点，与前面我们所讨论的精神分析的变迁非常类似。所以，弗洛伊德在当代社会科学中的消失，所服从的是经典社会理论家整体在当代社会科学中的消失这一趋势。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米尔斯甚至写下了一段完全可以用来描述精神分析美国化的文字，来描述他正在经历的美国社会学在文风方面的变化：

在今天的许多学术圈子里，任何人要想写得通俗易懂，就很可能被指责为“只是个文人”，或者还要糟糕，“就是个写稿子的”。或许你已经懂得，人们通常用的这些措辞，其实只是显示了似是而非的推论：因为易懂，所以浅薄。美国的学术人正在努力过一种严肃的学术生活，而他们身处的社会背景往往显得与前者格格不入。他选择了学院作为自己的职业生涯，为此牺牲了许多主流价值，他必须以声望作为弥补。而他对于声望的诉求，很容易就变得与其作为“科学家”的自我意象紧密相关。要是被称作“就是个写稿子的”，会使他觉得丧失尊严、浅薄粗俗。我想，在那些雕琢矫饰的词汇底下，在那些繁复夹缠的强调与文风背后，往往正是这样的处境。这样的做派学起来不难，拒绝起来倒不容易。[31]

社会学研究在最初显然并非如此。无论是涂尔干对于社会学“作为一种道德的科学”还是韦伯将学术工作视为一种“天职”的演讲，对于社会学的界定都同时在考问学术研究在“灵魂”方面的意涵与实际的工作。当然，他们也都曾对社会学作为一种科学和职业的理性化发展所带来的对于“灵魂”问题的遗忘，提出过不甚乐观的看法。[32]时至米尔斯的时代，类似于《社会学的想象力》的研究并不罕见，也都曾指出过这一职业化的发展对于社会学之为社会学的损害。时至今日，“灵魂”问题在社会学的理论思考、方法论探索和具体研究之中，都已不多见了。本书虽然研究的是精神分析，然而基本出发点却是社会学的这一状况。从这一角度来说，精神分析在社会学中影响力的式微是必然的。不过，本书无意于对精神分析在社会学中的生与死做一番梳理。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史和变迁史背景下，我只是希望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回到弗洛伊德那里来寻求一个问题的答案：什么是精神分析？我希望通过对于精神分析变迁史的知识社会学研究，为我们理解社会学，乃至一般意义上的思想与学科流变，提供可资借鉴的镜像。毕竟，精神分析与它们都共处于同一种现代性场域之中。

如前所述，精神分析发展史上的各种流派都对这一问题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弗洛伊德本人也曾做出许多不同的回答。在他那里，精神分析首先是一种治疗方法。这一治疗方法同时又是一种科学与艺术的混合，是医疗实践同时又有别于医学，是与人类的艺术宗教同等类别的存在。不同的研究视角自然会带来不同的精神分析。就本书而言，如果将其置于社会思想史的范畴中重新理解精神分析，如果要强调其“灵魂”这一核心意象，那么在本书的最后，我想要援引的，是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的最后对于精神分析的界定：精神分析乃是一种再教育。在向维也纳大学的师生们介绍精神分析的课程结尾处，他总结说：“精神分析疗法可以被恰当描述为一种再教育（after-education/Nacherziehung）。”[33]“再教育”的意思是说，精神分析的谈话疗法，是在一个人成长史中所接受的教育之后和之外的另一种教育。

这一界定使得弗洛伊德的工作可以在社会与政治思想史中，与诸多思想家的工作关联在一起进行理解。例如，我们可以将其与卢梭的《爱弥儿》关联在一起，将它们理解成为一个可以比较的传统。卢梭与爱弥儿，弗洛伊德与他的患者，同样的教育关系，这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种可以比较的结构。只不过，卢梭在一开始所面对的，是作为孤儿的婴儿爱弥儿[34]，而弗洛伊德所面对的，则是作为成年人的患者。卢梭是一位与爱弥儿一起成长的人生导师，在这个过程中，践行着关于“如何做人”的教育。而弗洛伊德则通过谈话回溯到患者的生命史与生活世界中去，以实现一种“再教育”。这种再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首要目标是治疗。不过弗洛伊德对于这种治疗的理解，具有两层意义。首先是使得症状不再出现，然而这一要求必然使得弗洛伊德的理论要求个体与自我和解，也就是说，使得“我”与一个更大的“我”和解。弗洛伊德相信，假如一个人的“力比多和他的我之间不再有矛盾，他的我又能控制力比多，他就会变得健康了。所以治疗工作便在解放力比多，使其摆脱当前的依恋物（这些依恋物是我所接触不到的）而再度服务于我”[35]。

与自己和解，意味着与自己的无意识和解。而无意识的主要来源，在于其——相对于意识而言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也就是说，弗洛伊德这里的个体，并非仅仅指个体本身，而是同时凝聚着个人的生命史在场以及在这一生命史中与他人共在的关系，这样才会有我与“我”的和解这一说法。而这一和解意味着什么呢？在《精神分析引论》的最后弗洛伊德强调，这就是说，要帮助患者增强其独立性，帮助其成长。[36]由于俄狄浦斯情结乃是所有人——同时也是孩子——的宿命，所以俄狄浦斯情结作为所有官能症的核心，必然预示了这一作为再教育的治疗的方向，同时也是一个人独立和成熟的方向。这一方向就是：“人之个体必须致力于一种伟大的工作，即脱离父母，只有完成了这一任务，他才不再是一名孩童，而是成为社会共同体（social community/sozialen Gemeinschaft）的一名成员。对于儿童来说，这一任务就要求他将其力比多愿望/欲望从母亲那里脱离开，而用以选择真正的外在客体对象，并且，如果他还在与父亲相对立，那么要与父亲和解；或者如果是作为一种对于他在儿童期反抗的反应，他仍然服从于父亲的话，那么就要将自己从父亲的压力中解放出来。”[37]对于弗洛伊德来说，由于精神分析所揭示的并非只是神经症患者的机制，而是所有人的普遍机制，所以精神分析的任务和成就是针对所有人的，他说：“这些任务是针对所有人的。非常令人震惊的是，极少有人能够用理想的方式处理它，也就是说，同时在心理学和社会层面上都处理好。”[38]这才是弗洛伊德所说的精神分析乃是一种“再教育”的意义。

成为独立的人。这正是精神分析作为一种事关“灵魂”的教育和自我教育的根本诉求。对于叙述者和言说者来说，都是如此。不过，这种教育不同于卢梭的教育。如果是针对年轻人或者无法自立的人，弗洛伊德毫不犹豫承接过教育的职责，“对于他们来说，我们只得兼为医生与教育家，我们深知自己那时的责任重大，遂不得不慎重从事”[39]。然而一般而言，弗洛伊德明确说，在治疗中，分析师要“力求避免扮演导师的角色”，而是帮助患者自己“看到”之前看不到、以为自己不知道的自己，最终促成患者独立人格的重新构造，“只希望患者能够自己解决”[40]。这种教育并没有明确的道德诉求，恰恰相反，一方面，弗洛伊德本人会采用某种具有现象学色彩的诉求，即首先要求患者放弃对于“事业、婚姻的选择，或离婚”等方面的重要决定[41]，弗洛伊德力辩精神分析并非旨在“鼓励自由的生活”；另一方面，他明确声称自己并非在提倡传统道德：“二者都不是我们的目的。”[42]弗洛伊德的目的在于，治疗能够帮助患者自主地做出“适中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治疗是帮助患者“认识”到真理和他自己的过程。精神分析是一种治疗，而这是使得精神分析具有重要意义的特征。弗洛伊德自己也明确说，“一个受了治疗的神经病人虽然在骨子里依然故我，但确也变成一个不同的人物——就是说，他已经变成了可以在最优良的环境下所能养成的最优良的人格。这就不是一件无足轻重之事了”[43]。这一点，对于患者或者分析师而言，对于病人或者医生而言，对于学生或者教师而言，都是如此。重返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研究，如果不仅仅是重返其理论资源，而且还能够在西方的传统之外，另辟蹊径，重新认识到这一点，那才是真正认识到经典精神分析对于社会学的意义，也才能够真正借由精神分析进入对于西方文明的实质理解和对于当前中国社会学的深刻理解，从而帮助我们当前的学术研究从经典中获得深刻的活力。

[1]Hughes, Stuart, 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 the Reorientation of European Social Thought 1890-1930.

[2]Schutz, A.,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Trans. by George Walsh & Frederick Lehnert,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67.

[3]Simmel, G.,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4]埃米尔·涂尔干，《乱伦禁忌及其起源》，汲喆、付德根、渠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

[5]Brown, Norman O., Life Against Death: The Psychoanalytical Meaning of History, 1985, p.6.

[6]Elias, N., The Civilizing Process, 1994.

[7]Freud, S., 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 P. F. L, Vol.12, 1927/1985, p.184.

[8]Bocock, Robert, Freud and Modern Society: An Outline and Analysis of Freud's Sociology,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76; Sigmund Freud, Chichester: Ellis Horwood Ltd, 1983. 在这一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帕森斯。帕森斯曾经在四十多岁的时候，接受过波士顿精神分析研究所（Boston Psychoanalytic Institute）的训练。这一经历对他后来的工作有非常重要的影响［Parsons, “On building social systems theory: a personal history”, Daedalus, 99 (3), 1970, pp.839-840］。

[9]O’Neill, “Psychoanalysis and Sociology”, 2001.

[10]Jay, Martin,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Boston, MA.: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3; Slater, Philip, Origi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 Marxist Perspectiv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7.

[11]Tester, Keith, Civi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1992.

[12]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Marcuse, One 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Brown, Life Against Death: The Psychoanalytical Meaning of History, 1985; Rieff, Philip, Freud: The Mind of the Moralist, 1959.

[13]Rieff, Philip, The Triumph of the Therapeutic: Uses of Faith After Freud,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66; Lasch, Christopher, 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American Life in an Age of Diminishing Expectations, New York: W. W. Norton Ltd, 1979.

[14]由于这一方面的评述已经过多，诸如《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与《卡桑德拉的女儿》等都是非常优秀的关于精神分析运动的学派史作品，在此不再赘述。

[15]Laing, R. D, Politics of Experience,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9; Cooper, David, Psychiatry and Anti-Psychiatry,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1; Sedgwick, Peter, Psychopolitics: Laing, Foucault, Goffman, Szasz and the Future of Mass Psychiat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2.

[16]Goffman, Irving,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61.

[17]Szasz, Thomas, 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 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Personal Conduct, New York: Hoeber-Harper, 1961.

[18]Foucault, Michel,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3.(www.xing528.com)

[19]Deleuze, Gilles and Guattari, Félix,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77.

[20]Sartre, J.-P, Being and Nothingness: An Essay on Existential Ontology, trans. by H. E. Barnes, London: Methuen, 1957.

[21]Althusser, L.,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1.

[22]O’Neill, “Psychoanalysis and Sociology”, 2001, pp.120-121.

[23]Turkle, Sherry, Psychoanalytic Politics: Freud's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78.

[24]Turner, B. S, The Body and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1984; O’Neill, John, Five Bodies: The Human Shape of Modern Socie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The Poverty of Post Moder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O’Neill, “Psychoanalysis and Sociology”, 2001.

[25]克里斯·希林，《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7页。

[26]Berger, Peter L., Luckmann, Thoma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1967, p.188.

[27]Freud, Anna, The Ego and the Mechanisms of Defense, London: Hogarth, 1936; Hartmann, H., Ego Psych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Adapta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39.

[28]斯蒂芬·A.米切尔、玛格丽特·J.布莱克，《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陈祉妍、黄峥、沈东郁译，商务印书馆，2007。

[29]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第146页。

[30]本·阿格尔，《从多元的欧洲到单一的美国——美国社会理论的学科化、解构与流散》，吉拉德·德朗蒂编，《当代欧洲社会理论指南》，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446—460页。

[31]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第307页。

[32]马克斯·韦伯，《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李猛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埃米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564—565页。

[33]Freud, S.,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1916-1917/1991, p.504;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1916-1917/1940, p.469.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364页。

[34]卢梭，《爱弥儿：论教育》，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78，第33页。

[35]Freud, S.,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1916-1917/1991, p.507;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1916-1917/1940, p. 472；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367页。译文有改动。

[36]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1916-1917/1940, p.480.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373页。

[37]Ibid., p.549. 同上书，第268页。

[38]Freud, S.,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1916-1917/1991, p.380;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1916-1917/1940, p. 549；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268页。译文有改动。

[39]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1916-1917/1940, p.450.，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350页。

[40]Ibid.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349页。

[41]Ibid.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349页。

[42]Ibid.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350页。

[43]Ibid., p.452.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3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