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灵魂到心理：经典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研究

行文至此，或许我们可以多少理解一些弗洛伊德写在那张卡片上的话了。精神分析的翻译，无论是在文本意义上的翻译，还是精神分析师对于症状的翻译，的确都需要关于其主题和语言深入而详尽的知识。只不过这一理解，还有第三层意义。这同时也是本书的主题：对人与社会之互构性的理解。

在《何谓欧洲知识分子》一书中，德国思想家勒佩尼斯如此描述欧洲历史上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种可以获得忧郁症的人。只有知识分子才会得忧郁症。换句话说，这一疾病带有自我的优越性，带有对常人的俯视性与反思性视角。不过在现代，伴随着社会的剧烈变迁与个体认同的巨大变化，当每一位常人都不得不以舒茨式的手头知识（knowledge at hand）和方法论来处理个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时候，即当每一个常人都成为知识分子，成为韦伯式或者涂尔干式的独立个体，并且通过方法论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忧郁症开始以官能症的方式大规模暴发，成为现代人与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弗洛伊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场的。在这一场以维也纳山坡路19号为舞台的演出中，他通过聆听的方式，将每一个患病的俄狄浦斯，还原为具体生活中的个体，以此来纾解个体生活在社会与政治的时代变迁中所遭遇的困境。尽管他对于“进步”之类的概念毫无兴趣，或者毋宁说，他“不屑于”发展出一套现代性理论，然而他本人以及精神分析本身，却的的确确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紧紧镶嵌在欧洲文明史与现代史冲突中的产物。(www.xing528.com)

在其著作的翻译与思想的传播过程中，伴随着理性化，弗洛伊德作品的灵魂，与其文本中“灵魂”这一概念的消失而一并消失了。这一思想史的流变不仅影响了精神分析，也随着英译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传，而影响到其他的学科与思想流派。社会学也不例外。弗洛伊德逐渐从社会学的殿堂中消失；他不再被视为一位社会学家，他对社会学的影响也逐渐式微。与此相应，社会学自身的发展史，也呈现出典型的“理性化”特征。在社会学研究中，也越来越少见到“灵魂”出场了。

接下来，我希望通过对弗洛伊德核心概念的重新梳理来表明，弗洛伊德的工作本身就是社会学的研究。弗洛伊德永远同时从现象学意义上的生活世界与生命史的交叉视角来理解任何一个人的当下，并以此作为出发点来理解人类社会。前文中讨论爱欲和官能症两个概念，既是为了探求在弗洛伊德思想中“灵魂”这个概念所可能具有的内在结构与动力机制，也在试图表明这两个核心概念所具有的社会学意义与分析价值。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所具有的社会学色彩不止于此。如果将弗洛伊德的工作置于他所处的思想史与时代之中，我们会发现他的工作在问题意识、思考主题、理论框架以及影响力等诸多方面，都具有社会学的色彩。对此，我们可以首先从“家庭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来加以概括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