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库塞的社会官能症：经典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研究

尽管马克思主义传统对于弗洛伊德的理解和解读，一度也为社会-历史维度的缺乏所困扰，但是这一传统迅速通过社会性分析——对现代资本主义及中产阶级的分析找到了出路。[102]在这一努力中，无论是阿多诺、霍克海默还是马尔库塞，都发现了弗洛伊德式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新版本。[103]

根据弗洛伊德，在原始群落中，权力关系的基本结构是“父权制的专制”。父亲与诸位儿子之间的关系，具备着爱恨交织的属性，以及在此属性背景之下儿子对于父亲的认同。这一父亲的形象，有其“历史性权利”及合法性。父亲为家庭带来安全、经济资源，以及实质意义上的道德律令：若非他的律令，那么由反社会性的自然人所组成的家庭，随时可以瓦解。但是在代表了现实原则的同时，父亲形象也代表着对于快乐原则的独占：他是唯一可以合法地与母亲有性生活的人。

在这一爱恨属性的背景之下，对于父亲的认同，同时也意味着取而代之的欲望——对于统治地位与性的独占权的欲望——以及罪恶感。

马尔库塞认为，这一政治寓言中的反抗，并不针对系统本身：诸子所希求的，不过是某个特定父亲的位置。“在这一对于快乐的不平等分配的反抗中，并不包含‘社会的’因素。”[104]但是以这一政治寓意为代表的弗洛伊德超验心理学，无疑具备着可以与具体社会形态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的普遍性：

作为一种持续不懈的尝试，弗洛伊德的超验心理学试图揭示和提问在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苦难、自由与不快乐之间的内在关联的可怕的必然性——一个最终显现为爱欲（eros）与死之驱力（Thanatos）之间的关联。[105]

在对于这一元心理学的批判性应用中，马尔库塞指出，尽管在其现实原则背后隐含了匮乏（scarcity）这一概念，但是弗洛伊德并没有将其上升为一种对社会现象的分析。他认为，匮乏在现代社会的分配，已经从最初的暴力原则变成了“权力的理性运用”。这种理性的权力运用在其过程中与权威的主宰性运作相呼应，造成了现代社会中各种不同的现实原则，而后者又在各自的社会环境下，有着各异的对于个体冲动的控制，马尔库塞将其称为在基本的抑制之外的过剩抑制（surplus-repression），而与之相应，“现实原则盛行的历史形态”，就是表现原则（performance principle），也即与正常的主流社会形态相符合的爱欲表现（eros performance）。

在从动物性人到社会性人的转变过程中，通过匮乏这一手段，理性获得了生长，而社会也由于其成员竞争性的经济式表现原则而分化。随着现代社会逐步建立起自身的诸种原则，理性逐步变为真理，并且由各种细致琐碎的现实原则所代表。这一状况，已经预示了“发达工业文明那封闭的操作性总体，及其自由与压迫、生产性与解构、增长与倒退的令人惊恐的融洽和谐”[106]。

在发达工业文明中，资本主义已经从“自由的”走向“组织的”。与此同时，大规模的结构组织和系统——官僚体制——开始取代家庭中的各种功能——尤其是监护（parenting）功能。与之相伴的是价值与道德在社会维度上的转变：“从‘自发判断及个人的负责制’转变为‘标准化的技术与品质’。”[107]

社会既已取代家庭来监护个体的成长，个体的超我-我-它我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马尔库塞说：“在政治经济的规则下，在文化垄断的规则下，成年人的超我的形成，似乎已跳过个体化的阶段：一般的个体会直接变为社会的个体。”[108]客观的管理系统取代父亲来执行对于攻击性冲动的禁令。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匿名系统与制度开始决定、满足与控制个体的欲望——马尔库塞在这里开始倾向于一种马克思主义式历史-政治的决定论。用弗洛伊德的话说，个体的超我在现代社会进入了“集体的”状态。在这一新时代中，意识的主要任务，变为个体与总体之间的协调与自我管理。[109]这样的协调削弱了不快乐的感觉，同时改变了快乐的意涵。这一概念在现代社会表达了一种“超越私人和主体性的境况”；与此同时，快乐的条件变成了“普遍性的麻醉”[110]。

在此境地下，社会-父亲与其原子化的个体之子之间的关系也与弗洛伊德式原型不同：

这一社会权威被吸收进个体的“良知”以及无意识，并且作为其自身的欲望、道德及满足来发挥作用。在这一“正常”的进程中，个体“自由地”将抑制体验为其自身的生活：他欲求他被期望所欲求的；他的满足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来说，都是有利可图的；他合理地，经常甚至是热情洋溢地快乐。[111]

这一现代版本的父子关系中的两个首要特征即为表现原则与过剩抑制。在表现原则中，个体获得异化。与爱欲在现代生产条件下的变化直接相关，马尔库塞的异化概念帮助他获得了对文明与性之间冲突的新版本：“性与文明之间的冲突，随着支配的进展而展现开来。”[112]现代社会同时发展出了与自身相符的爱欲发展阶段与原则，其中，个体的身心全部服从于生产的首要性，而个体也毫无意外地整合进这一社会的整体性之中。在马尔库塞看来，其结果则是拟态（mimesis）：个体对于社会整体的认同。[113](www.xing528.com)

在这一马尔库塞式的父子故事中，第三个特征即在于社会对于个体的“平面化”。这一社会之父，总是力图抹平他自己与其个体之子之间的冲突、差异与不平等。通过融合娱乐与教育的方式，他试图去除个体成长中的痛苦。但是在失去苦难感知的同时，个体也失掉了“自我”，以及自我反思的能力。个体由此成为单向度的人。

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发达资本主义不能容忍反抗。恰恰相反，我们可以发现自由与容忍。只是这一自由与容忍，正如马尔库塞在其《抑制性的容忍》一文中明白指出的，恰好又“服务于压迫的因由”[114]。也就是说，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极权主义的民主”可以成功地将异议表达为其自身的相反方向。原因在于：“是整体决定着真理……也就是说，其结构与功能决定了每一种特别的境况与关联。”[115]

如此，马尔库塞发现了一个俄狄浦斯故事的新版本：在现代社会，伴随着理性化的进展，“社会劳动等级体制的发展不仅使得支配理性化，而且还‘包含了’对于支配的反抗”[116]。

马尔库塞的俄狄浦斯故事终结于新形式的支配。在这一支配中，真正的反抗变得全然不可能。这样的反抗将会成为最为严重的罪恶。因为它不再是对抗某个个体，不再是对抗某位父亲。它将是对抗全体社会，对抗“确保了财产的英明秩序以及针对人类需求的不断进展的满足”[117]。

对于马尔库塞自己来说，这一点与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版本并无太大不同，因为弗洛伊德的版本，终结于无限的“父权制专制”的重复往返之中。这种循环，无论是对原始社会，还是对现代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共同的命运。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从古代世界的奴隶反抗到社会主义革命，被压迫者的斗争都终结于一个新的、“更好的”支配系统；进程只体现在控制链条的改进中。[118]

这一权威性社会之父的支配结构的普遍性，还在于它与正常和健康概念的结合。现代社会的“正常性功能”——将自身的固有结构解释为正常与健康的倾向——使得它自己具备了“疗治性角色”。

正常性功能的首要意涵是使人们感受到其生存处境的正常化。在这样的正常性功能的作用下，一个正常的或者健康的人意味着“一个人符合所有的要素，以便可以使自己在社会中与他人相处。这些要素正是抑制的标记，是一种残缺不全的人的标记。这种人在他自己的抑制中，在对可能性的个体与社会自由的控制中，在攻击性的释放中，与他人合作”[119]。

因此，一个病态的社会同样具备正常性功能。但是无论从弗洛伊德的人的反社会性出发，还是从马尔库塞自己对于“匮乏”的强调，我们都可以发现，马尔库塞对于病态社会的定义，明显指向了现代社会。

在这一分析中，马尔库塞发现了类似于弗洛伊德所主张的个体反社会性。马尔库塞对于个体攻击性的讨论，同样基于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120]不同之处在于，弗洛伊德笔下的人之反社会性来自个体与文明之间的冲突，而马尔库塞的讨论，则不出意外地仍然建基于社会结构对于个体心理的塑造。在马尔库塞那里，现代社会文明化与攻击性的本质，通过其正常化的功能，同时内化在现代人身上。现代社会中的人变得更加温文尔雅、唯命是从，与此同时也更具攻击性。不过这一攻击性，与社会性的反抗已经毫无关系了。

尽管马尔库塞将俄狄浦斯的故事从家庭内部的爱之政治发展到了社会分析的维度，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无法在马尔库塞的俄狄浦斯版本中，发现弗洛伊德式的反抗，甚或是相关的情感动力学。若要继续讨论官能症的现代社会意涵，我们就不能忽视在20世纪发展出来的另一个哲学传统对于现代人心灵的探索：存在主义现象学。这一哲学传统与精神分析的汇流，被认为既具备同样的历史与文化方面的起源背景，又与其他在早期脱离了弗洛伊德主义的流派不同，而可能“给出一种对处于危机之中的人所面临的所有情境之基础的现实的理解”[121]。这是我们得以继续思考现代社会官能症的契机。存在主义的精神分析，因为能够关注到患者整体的、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世界”之根本变化，而足以成为精神分析运动的新的可能性。不过，我们的考察若要继续保持社会学的核心关怀，就要意识到，宾斯万格与罗洛·梅等人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实际上忽略了阿伦特在存在主义与社会思想两种传统的基础上对于现代社会的分析。这一分析集中体现在对于艾希曼（Eichmann）这一案例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