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官能症初探：社会学视角下的弗洛伊德理论解读

官能症的理论就是精神分析自身。[2]

本章希望通过社会学的视角，基于思想史的努力而重新理解弗洛伊德的核心概念“官能症”。弗洛伊德对这一概念的讨论本身具有极强的社会学性质。不过，由于弗洛伊德缺乏对于现代社会的理论性解读，所以，对这一概念现代性意涵的进一步探索，将需要借助精神分析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以及存在主义现象学的结合而加以开掘。

这一开掘有其根基或者说依据：弗洛伊德关于癔症的理解，本身就带有极强的社会、政治与历史性，而从他的癔症理论到后来的官能症理论，其基本内涵也是将症状视为社会、政治与历史的表达，并通过将症状放置回这些背景中来理解患者。

在思想史上，对弗洛伊德这一方面的研究已经富有成效。历史学家卡尔·休斯克（Carl E. Schorske）曾经在对19世纪末维也纳的研究中提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工作，与其成长过程中维也纳的社会变迁及政治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3]休斯克认为，弗洛伊德在1900年发表的《释梦》中，频频提到自己的幼年，通过梦的经验将自己幼年的愿望带入20世纪初的维也纳，实际上是对他在童年时代身处其中的维也纳自由主义政治氛围的美好回忆和向往。不过，以《释梦》为起点建立起自己精神分析王国的弗洛伊德，通过梦的解释所表达出来的意图，绝非仅限于此。正如休斯克本人所说，在彼时的维也纳，弥漫着一种“求新”的精神状态，无论在建筑、艺术还是哲学上，都有一种超越前贤的冲动，其中弗洛伊德堪称代表。

休斯克在《世纪末的维也纳》一书中，将弗洛伊德关于梦的理论与19世纪后半叶维也纳的政治局势、社会变迁及弗洛伊德本人的政治观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这一做法并不罕见。麦克格雷也将弗洛伊德对于癔症的思考与欧洲的历史以及当时的“反教权运动”（anticlerical compaign）关联在一起思考，发现在性的问题上，弗洛伊德早期明显有着将癔症与中世纪文化关联起来进行理解的特点[4]，但是这一理解并不充分。弗洛伊德首次使用审查（censorship）这个概念是在《癔症研究》中[5]，他明确将这一概念与古罗马的审查官（censor）——决定将某些议案交给元老院（Senate）的人——联系起来进行理解。所以，弗洛伊德后来在《释梦》中，将梦的审查机制与现代政治的审查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其实并非他最原始的比喻。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起源》，《致弗里斯的信，草稿与笔记：1887—1902》，第247页[6](www.xing528.com)

在早期，尤其是《癔症研究》阶段，弗洛伊德还必须努力走出布洛伊尔的影响，也就是关于创伤和引诱的理论，这是他在后来的回忆中[7]所说的事情，因为布洛伊尔更加强调遗传对于癔症的影响，认为创伤只是次级的病因。不过，在这一阶段，弗洛伊德对于癔症的理解，已经开始呈现出非常清晰的现实经验的影响。在1897年5月2日致弗里斯的信中，刚刚游历纽伦堡的弗洛伊德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关于癔症的结构性理解，并在信中将其图示出来。

麦克格雷将弗洛伊德所画的结构图与纽伦堡的中世纪建筑群进行比照，认为前者在结构甚至功能上受到了纽伦堡城市结构的影响。[8]在弗洛伊德的结构图中，代表幻觉的每一个尖顶的上方都有一个小三角，象征某种癔症的症状，麦克格雷认为这有其类比上的来源，因为众多关于中世纪纽伦堡的图像都表明，各类城堡的塔顶，都竖立着旗帜形状的风向标。这些城堡，许多时候是用作防御的，同时表现了当时的文化、政治与社会实在，因此被作者认为更适宜于弗洛伊德表达他关于癔症的理解[9]，这种理解不仅是结构性的，更是功能性、机制性的。

中世纪纽伦堡。转引自McGrath，W. J., Freud's Discovery of Psychoanalysis：The Politics of Hysteria，1986，p.193

其次，麦克格雷认为，弗洛伊德在这封信中，用“癔症建筑”（the architecture of Hysteria）总结了他对于神经症性质的理解，这一名称不仅表明了他在纽伦堡看到的中世纪建筑带给他的灵感，而且还表明了他在巴黎所受到的沙可（Charcot）等人的影响。[10]沙可在第三共和国属于左翼，与左翼政治家过从甚密，不仅如此，他关于癔症的理解中充满了政治性，如反教权主义[11]，而这是弗洛伊德非常欣赏的一点。[12]换句话说，19世纪后半叶沙可等人在巴黎关于癔症的工作，实际上有着清晰的政治性，并且影响了弗洛伊德。

尽管如此，在《癔症研究》（Studies on Hysteria）一书中，弗洛伊德还是表达了与他的导师，包括与布洛伊尔和沙可之间的不同。这一不同体现为弗洛伊德在上述方面更为激进：他并不想做一名纯粹意义上的“现代医生”。当现代医学将人的身体彻底客观化，并以此作为医学进步的表征之时，弗洛伊德却发展出一种在现代医学看来是特立独行的治疗方式：力图将患者的身体重新放回其文化和历史中，从患者的生活史和经验中发现疾病的意义，通过叙述来达到自我的重新理解和发现，并实现治疗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弗洛伊德最初的诊所工作，就已经清楚地展现了身体社会学的实质。不过，这一理论的社会学意涵，要从其关于人的主体类型学开始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