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研究儿童性和神圣性的发现

弗洛伊德对于儿童之性的理解令世人震惊。他对于儿童期的强调也同样为世人所熟悉。在其日常生活人类学式研究中，弗洛伊德首先关注到了世人对于儿童之性的遮蔽，并认为这是理解日常生活、历史和知识的重要切入点。因为存在着这种遮蔽，所以儿童关于性的理解和在后来在进入到生殖之性的世界中时，就出现了大量与现实的冲突以及作为欲望/愿望之满足的神圣幻觉。

在这一背景下，弗洛伊德通过把儿童理解为有性之人，打破了此前对于儿童的无性化理解，构成了对于西方文明传统的挑战，并且因此而使得这一西方传统之中的单性繁殖原则清晰地呈现出来。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又将人类个体理解为在初生之时的单性。伴随着社会化进程，这一单性被社会同时形塑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以应对不同的角色与社会情境，并最终以其中的某一种为主要精神气质。力比多是同性的，而每个个体都同时存在着两性气质。这是爱欲从个体性到群体性的基本可能，也是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实现社会团结的基本可能。总结起来，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存在着两种单性/无性理论。一种是他对于欧洲文明史上的单性/无性现象的分析，这一分析以打破既有成见为线索，即打破儿童无性的传统成见；然而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单性/无性理论：他对于人和神圣性的理解。这两种分析合在一起，才使得弗洛伊德成为关于人性的社会理论家。一方面，他的第一种分析揭示出了欧洲传统文明中群体（masse）获得神圣性和社会团结的方式；另一方面，他本人在分析从爱欲到神圣的运动过程时，也仍然以此为基本的原则。也就是说，这既是弗洛伊德分析欧洲文明的切入点，也是他自己的理论结构。

神圣儿童

在《小汉斯》这个案例中，小汉斯的恐惧症最早表现在不敢外出，后来又表现在对于长颈鹿和马匹的恐惧。在弗洛伊德的诊断中，这些恐惧真正的对象乃是汉斯的父亲。恐惧的原因在于小汉斯对父亲的敌意。在这个案例中，弗洛伊德通过小汉斯提出了对于弑父的人类社会解决之道：代际循环，或者毋宁说是历史本身。小汉斯最终将他的父亲安排给了祖母——如此一来，他就可以与母亲在一起了[78]。这一针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充满孩子气的解决之道固然不是人类社会的运行方案，但是所表达出来的代际差异逻辑则是相通的。因为在人类社会中，儿子最终会通过外婚制，通过生育自己的儿女而成为父亲。这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基本结构，而这一基本结构的前提当然就是压抑性的乱伦禁忌。

不过，这个案例之所以重要，原因不仅在于其中对俄狄浦斯情结以及神经症最早期之萌芽的呈现，更在于其丰富性和复杂性。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乱伦禁忌只是对于性之禁忌的开始。人类社会对于性的禁忌并非仅仅局限在图腾氏族中。弗洛伊德以现象学的悬置态度说：

如果我们能够脱离自身的肉体性存在，作为一种纯粹的思维性存在——如外星生物——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观察地球上的事物，那么最令我们震惊的，或许是这样一种事实：在人类之中存在着两种性别；尽管他们在其他方面彼此都十分类似，却用极其明显的外部符号，来标示他们之间的不同。[79]

这是弗洛伊德揭示出的人类最习以为常却又熟视无睹的生活世界的思维结构。然而从一开始，这一结构在儿童的世界中并不存在。从常人/成年人习以为常的角度来看，儿童世界其实是一个极为“怪异”的景象。怪异之处在于，其主角与性和劳动经济没有任何关系——这正是弗洛伊德婴儿理论的开始。弗洛伊德说，人们不仅仅认为儿童没有性别，同时还会主动地、不约而同地向儿童遮蔽这一人类的基本常识，认为这一常识会“玷污”儿童“纯洁无瑕”的心灵。这一儿童纯洁无瑕的形象，与欧洲文明中关于神圣的想象直接叠合在一起。其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圣子。在欧洲历史中关于圣子和天使的形象，都表达了这一基本的理念。在这其中，关于儿童神圣性主题的最重要故事“圣母始胎”就是最典型的体现。“圣母始胎”的基本意义在于，这一状态同时保证了圣母和圣子的神圣性。因为它是脱离于凡俗之性的单性繁衍状态，与伊甸园中亚当和夏娃的诞生状态同属神圣的类别。在这些形象中，一方面，孩童是有性别的；但是另一方面，孩童又是没有性别的。神圣性恰恰就表现在其有性别，但又不知/没有性别的状态，无知与神圣性之间产生了关联。而该形象以及成人对于这一常识的遮蔽，在欧洲文明史中最为典型也最为重要的表述，是在《圣经·创世记》中关于失乐园的记述里。

下面两幅拉斐尔的圣母像，特别典型地表达了上述状态。

如果我们将《圣经》开篇的故事与弗洛伊德的童年故事相比较，会发现这二者之间存在着类似的结构。“神圣天真”的童年，是尚未吞食知善恶果的状态，也是一种无罪的状态。这只是故事的一半，而故事的另一半即成长的过程极为复杂。这个被逐出伊甸园的亚当的后代，终究会成长为一个叫作俄狄浦斯的王子。不过，当对于快乐的满足从多形态性到了正常的社会生殖性的时候，即有了社会性，有了圣俗两分，有了（生殖器）中心和规训的时候，也就是人获得压抑/抑制之际。这一成长的过程漫长而充满了复杂的斗争，儿童必须在这一过程里，学会如何理性化地处理自己的冲动、快感和身体。这同时也是弗洛伊德眼中人类社会的成长史。

总结起来，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这一历程。

拉斐尔《西斯廷圣母》（Sistine Madonna，1513—1514）（左）和《圣母子、圣哲罗姆与弗朗西斯》（Maria with the blessing child with Saints Jerome and Francis, 1502）（右）

第一，成年人视角中儿童多形态的性反常，即对于性的广义上的满足，被限定到严格意义上的以婚姻、生殖为目的的满足。弗洛伊德讨论儿童性欲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没有中心区域”，而与此相关，性欲会附着于口腔和肛门等区域，与进食、排泄等活动相关。[80]

由此看来，正常成年人的性和性满足，是对于儿童期人体性潜能的非自然限制。也就是说，成年人的正常性欲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狭义上的性。因为“性远非独立之事”[81]。即使在成年之后亦是如此。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各种症状都是性的表达。

第二，从万物有灵论到宗教时代的过渡，亦即向现实原则和生殖阶段过渡。作为理想类型的弗洛伊德式儿童，尚无法区分高低、圣俗、洁净肮脏等社会学的经典分类，即还没有社会性，没有羞耻感，也没有良知与罪恶感。在此过渡之中，理性开始出现，意识开始试图掌握控制权。圣俗以及其他各种普通社会学的结构和分类体系开始出现。人和人类从巫术时代进入宗教和社会学的时代——尽管在弗洛伊德看来，理解这个社会学时代的秘密线索，实际上隐藏在它的史前时代之中。例如，弗洛伊德在“多拉”案例之中曾说过，

（恶心）此种感情似乎最初是对排泄物的气味（随后同样是对景象）的反应。但是生殖器能够作为排泄功能的提醒者；并且这尤其适用于男性，因为那器官能够执行小便和性的功能。实际上，小便的功能是两者之中较早为人所知的，并且也是在前性阶段唯一所知的功能。因此恶心就变成了在性生活领域中感情表达的一种方式。[82]

所以奥古斯丁的“人皆生于屎溺”（inter urinas et faeces nascimur）在此有了其社会学表达——尽管这一箴言，在后来的新教传统之中，有了韦伯所强调的另外一重社会学含义。

第三，从史前时代进入有历史的文明时代。无论是亚当夏娃，还是弗洛伊德笔下那天真无邪的童年期，都是没有历史的。《圣经》中的文明史，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才开始。[83]人作为个体的历史也是如此。无（良）知的状态，也是一种最为快乐的状态：处于襁褓之中的婴儿，尽管无比软弱，但是由于受到了父母的强大保护，体会不到严峻的社会现实，没有进入到政治经济学的世界，他/她所接触到的，只有快乐的原则。而这个快乐的原则，又是以极为分散、无中心的状态呈现出来的。当人开始越界，开始打破戒律，遭遇到权力和现实原则的时候，既是原初的神圣性消失的时候，也是历史和文明开始的时候。不过，泛灵论和自恋并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因为成年并不意味着童年期的消失：童年期是人的一个属性。亚当终究要成长为一个叫俄狄浦斯的王子，然而俄狄浦斯的首要属性，仍然是王子，即某个王的儿子。

从神圣到神圣(www.xing528.com)

在弗洛伊德版本的梦之故事中，不仅包括了黄金童年那种尼采式超善恶的多形态性变态的状态，还足以令人想起“出伊甸园”的故事。

在伊甸园中，亚当和夏娃的神圣性表现于永生不死、无知无欲无求、超善恶和永远不须劳作。亚当和夏娃的这一神圣状态在“知善恶”后被终结。在这一故事中，知识一定是道德性的，即关于“善恶”的，接触某种知识必然进入特定的知识体系之中。驱逐这件事情意味着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实质的改变：人身上的神性开始消失——失掉了永生。在《圣经》中，这固然是进入社会和文明的路径，然而其代价却是死亡：死亡成为终极的现实原则。作为可朽之人，他的基本属性是劳作和生殖繁衍：一个是自我保存的必然，一个是可朽之人在世俗中绵延不朽的路径。正如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所说：“怀胎、生育是一件神圣的事，是会死的凡夫身上的不朽的因素。”[84]不过，获得这条从爱欲到神圣的基本通路是有条件的：处理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从亚伯拉罕到摩西等《圣经》中的诸多故事表明，若要获得救赎，亦即世俗可朽之人若要获得与神圣性的接触，就要遵循约定。而这一通过约定使得人进入到神圣状态的方法是割礼，也即象征意义上的去除性别，重返食知善恶果之前的早期状态。

割礼（circumcised）这个词同时具有清除罪孽和净化心灵（排除邪念）的作用。[85]作为一种具有神圣性的仪式，割礼象征着去除性别以及对于一整套世界秩序（尤其是圣俗二分秩序）的认可和遵守。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割礼是一个来自父母的典型恫吓：在身体的所有部位之中，唯有生殖器不许触摸（touch），否则便要割掉它！这是儿童的第一个戒律，也是弗洛伊德理论中的第一个创伤。阉割情结作为人生的第一个戒律所导致的后果，意味着善恶在此和知道生殖之性联系起来，使得打破律令的冲动同时具备了道德意涵。这一伴随着家长/上帝的训令而出现的良知，明确表达为与自身的身体意识相关的自我意识。它首先意味着对于儿童之阉割威胁的实现。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它是成人世界对于儿童最为严肃的政治性威胁。这一威胁的象征意义在于，只有通过去除性别的仪式，才能够进入一个成人道德秩序的世界[86]，获得社会和文明的神圣性。这一威胁的原因当然在于多形态性变态的种种活动。所以假如割礼意味着认可和遵守，那么就必然伴随着良知的诞生，即这一对于罪行之认识的效力，一定基于自己的认识，而非出自教导。[87]

只有在阉割情结之后，儿童才真正理解现实原则和此前的“神圣性状态”。割礼意味着儿童必然要从此前的神圣性进入另外一种关于“约”的神圣性。重要的是，通过割礼，他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割礼作为一种仪式，是对先前的那种自由、快乐的天真状态的极为严峻的惩罚，是混杂着痛苦和鲜血的——是生命之树的部分终结。然而作为补偿，他与上帝/社会的距离，通过割礼、通过去除性别，而再度接近了。

不过，对于阉割情结的理解还不止于此。阉割/割礼的心理作用还有另外一层：无论在《圣经》的故事里，还是在现实生活之中，触摸这一点都极具进一步讨论的意义。知善恶果不可触碰，在弗洛伊德的思考之中，这明显是一种塔布的特征：既神圣又邪恶。这既是多形态性变态的特征，也是儿童/原始语言或梦的语言的特征——同时具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性质。所以亚当不能触摸知善恶果，因为知善恶果是他自身的象征。不可触摸意味着无知，亦即不可反思。不可触摸这个戒律，表面上看起来，的确是对于亚当的保护，因为无论原因是什么，只要有了触摸，那就意味着黄金童年期的结束和恐惧的开始，就意味着罪感和良知的同时出现。这一戒律所假定的上帝形象，亦即韦伯笔下的《旧约》之上帝形象，是一个全知全能和残暴嫉妒、冷酷无情的形象。这是弗洛伊德将犹太教视为一种父亲宗教的前提。

而这种形象必然带来反抗——俄狄浦斯情结。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之中，阉割情结与俄狄浦斯情结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一方面，阉割情结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俄狄浦斯情结；而另一方面，俄狄浦斯情结又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和影响力，并不完全包含于阉割情结的范围之内。对于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解要从其两个核心组成部分入手。这两个部分也就是儿童在产生了对世界的疏离感认识之后，用以处理与世界之关系的两种方式：认同（identification）和客体选择（object choice）。

认同的基本动力机制来自想要变成父亲、和父亲相似的欲求。从儿童的角度来说，父亲意味着道德秩序、全知全能、喜怒无常、嫉妒成性和神圣不朽。这一认同是在离开了黄金的幼年时期，开始区分清楚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不同之后，新的追求不朽的愿望/欲望，是巫术性自恋的新表达，无论在肉身的意义上还是在社会的意义上都是如此：

一个小男孩会对他的父亲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会像他那样成长，成为他那个样子，并且在任何地方占据他的位置。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他将他的父亲作为理想。这一行为绝非是对其父亲（以及对一般男性的）的消极的或者女性的态度；相反，这是典型的男子气概（masculine）。它与俄狄浦斯情结全然相洽，并为其准备好了道路。[88]

父亲意味着拥有母亲。所以对于父亲的认同，在与客体选择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意味着爱恨交织的感情：对于父亲的羡慕、嫉妒、恨——要取代父亲的位置。所以，“阉割情结所粉碎的是对死亡问题的一种儿童式的解决方法”[89]，所打破的是儿童式的不朽巫术。但是当这一巫术被打消之后，儿童对于死亡的焦虑和不朽的追求并不会停止，只不过会以更为接近现实原则的方式来实现，而这一实现则主要体现为在现实或者观念之中对于父亲的反抗。

而从父母方面来看，也恰好有着一个相对应的过程。孩童成为父母追求不朽的欲望/愿望的新表达，因为孩童意味着父母之可朽生命的不朽延续，无论在肉身的意义上还是在社会的意义上都是如此：

孩童将要完成那些父母一相情愿的梦想——那些他们从未实现的梦想：男孩要成为伟大人物，要成为他父亲领地上的英雄[an Stelle des Vaters]；女孩要嫁给某位王子，要成为她母亲迟来的代偿……父母之爱，如此感人，而究其根本又如此孩子气——不外是父母自恋的故态重萌而已。这一被转化为客体之爱的自恋，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其早先的性质。[90]

儿童的安全感只有通过父母才能实现，父母的安全感也只有通过子女才能实现。“在自恋最为脆弱的一点上，即在自我的不朽性问题上，安全感只有通过逃向子女才能获得。父母之爱不是别的，而仅仅是父母身上再次萌生的自恋倾向而已。”[91]

重点在于，这种双方彼此的自恋，都是以对于对方的无性化这一运作逻辑来实现的。而在具体的现实和历史中，性的问题被弗洛伊德转换成为一个更具童年期特征的表达方式：吞食。吞食是一种更为（现象学式）直观地表达无性化繁殖原则的方式。这一观念上的弑父，在欧洲历史上有许多象征性的表达。在弗洛伊德看来，其中最具有历史意义的，莫过于从犹太教到基督教的演变。前者作为一种父亲宗教，核心仪轨是阉割/割礼。而后者作为一种没有割礼的重要宗教，取消了犹太教那种全知全能和残暴嫉妒、冷酷无情的耶和华形象，代之以其悲天悯人的儿子形象。一方面，这一儿子的神圣性来自其有性而无性，也就是既在世俗之中，又超脱于可朽状态的神圣性；而在另一方面，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这种儿子宗教最显著的特征，就在于儿子坐在了父亲的位置上。相较于《旧约》中割礼的重要意义，在基督教之中，这一仪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圣餐礼。弗洛伊德说：

基督圣餐的仪式重复着古老图腾宴的内容。在这种仪式中，信徒们分享着那位救世主的血和肉。毫无疑问，这只是表现了它的情感意义，表达了对他的崇拜，而不是表现其攻击性意义。不过，支配着父子关系的那种矛盾心理在宗教革新的最终结局中明显表现出来。表面的目的是向那位父亲赎罪，最终却把他废黜并驱赶下台。犹太教曾是一种父亲宗教，而基督教则变成了一种儿子宗教。那位古老的上帝，即父亲，落在了基督的后面；而基督，即那位儿子，则取代了他的地位，就像在原始时代每一个儿子都希望做的那样。[92]

从阉割情结到俄狄浦斯情结意味着从犹太教到基督教的过渡。这种从父亲宗教向儿子宗教之过渡的实质，是从父亲对儿子的割礼要求转向了儿子针对父亲的弑父要求。从泛灵论时代的神圣天真到开始认识父亲并认同父亲和弑杀父亲，这是一个混杂着泛灵论和宗教时代的过程，也是历史和文明发端的时代。弗洛伊德认为，这个故事几乎是人类历史上所有英雄的形象。各种文化/文明之中所流传着的英雄的几个普遍特征都与此有关：从作为一个儿子的苦难童年（被遗弃）开始，到明白自己身世之后受压抑的艰难成长史，到这一成长的巅峰，即通过反抗权威而认同和成为权威。这一过程也意味着从一神教向隐秘的多神教过渡，意味着一种隐秘的社会契约论出现的过程。基督教的历史堪称漫长的潜伏期。这个潜伏期一直持续到新教，才有了严苛无常的新上帝的再度出现。事实上，无论是圣餐礼还是洗礼，抑或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神话，都深刻表明了处于俄狄浦斯阶段的童年，在阉割情结的背景下，对于死亡焦虑的对抗和不朽的追求：通过弑父来完成。所有这些灵魂运动的机制，最终都可以归于从爱欲到神圣的单性/无性繁殖这一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