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精神分析：爱欲与性的社会学视角

“泛性论”（pan-sexualism）是针对弗洛伊德的最广泛批评，也是令弗洛伊德极为恼火的一个误解，他曾多次对此加以澄清。

在《释梦》一书中，弗洛伊德就已经明确说，性的概念应该在精神分析常使用的爱欲概念的范畴之下来使用。[4]不久之后，他在《性学三论》中再度表明，生殖意义上的性与他所讨论的性有明确区别。[5]这成为弗洛伊德终其一生都在坚持的理论观点。

事实上，弗洛伊德对于性概念的理解总体上一直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指狭义的成人生殖之性，一个是广义的性。《性学三论》中对于“儿童性欲”的讨论就是广义之性的重要表现。在1913年的《精神分析之兴趣》一书中，他明确说：“首先有必要扩大对于性这个概念的过度限制。这一扩大可以被发生在所谓倒错和儿童的各种行为中的对于性的扩展所佐证。”[6]为了在这二者之间做出区分，他甚至指出，精神分析有必要同生物学保持距离，以“避免使用它们来实现探索性的目的”[7]。到了弗洛伊德学术生涯的中后期，在1920年的《超越快乐之原则》一文中，弗洛伊德已经开始将爱欲的概念与生命驱力（life instinct）的概念等同使用。而这一做法的目的就在于，“将其新欲力（爱欲）理论置入一个具有普遍意涵的哲学与神话传统中”[8]。这一明确的主张同样体现在他于同一年所做的《性学三论》第四版序言中。在写于1920年的这个著名的第四版序言中，弗洛伊德更深入地反击了针对他广泛存在的一般性批评。他认为，精神分析的性学理论招致特别普遍的抨击，乃至陷入“泛性论”误解的原因之一在于，人们无法接受他的主张，即认为性活动与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文化成就——在他后期的讨论中，其实就是文明——有着极为重要的实质性关系。在这一序言中，他提出了西方思想史中两个重要人物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渊源，以回应误解与抨击。其一是柏拉图所讨论的爱欲（eros）理论，其二是叔本华的理论。

在1923年发表的关于“精神分析”的百科词条中，弗洛伊德再度明确澄清，“泛性论”是对他和精神分析的误解。他说：“精神分析从一开始，就区分了性的驱力与其他的驱力，也就是临时被称为的‘自我驱力’。它从未试图去解释一切，即便就神经症而言，它也并非将其仅仅追溯至性的活动，而是追溯至性冲动与自我之间的冲突。”[9]

时至1925年，在《自传研究》中，弗洛伊德重新回顾了《性学三论》，并总结说：“（这部著作）希望能够有助于总结我对于性这一概念之意义的扩展（对于这种扩展我曾做过多次强调，但也多次引起人们的反对）。这种扩展具有双重意义：第一，它使得性与性器官的关系不再那么密切了。它认为，性是一种更为广泛的肉体功能，首先以快感为目标，其次才为生殖服务。第二，它把性冲动看成包括所有纯粹的感情与友爱的冲动，即通常由含义极为模糊的词语‘爱’所指的那些冲动。然而，我认为这种含义的扩展并不是什么创见，只不过使它恢复原意罢了，即把我们观念中已经形成的一些不适当的限制去掉。”[10]

除了上述种种文献之外，弗洛伊德还曾多次引用柏拉图的爱欲概念，认为它与他自己的性概念极为接近。[11]在希腊语中，eros意为爱（love）或者爱欲之爱（erotic love），但并不仅仅指性欲望的满足。性欲固然是eros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eros还包含其他的成分。对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言，eros这个词有着严格的范围界定。[12]不过，在柏拉图的《费德罗》和《会饮》篇中，这种对于年轻身体之美的爱，是一种对于更高的某物之爱的世俗表现。这种爱会导致人们次第去爱美好的灵魂、品性、学习（study）、某种生活方式、社会秩序，最后是对具有终极意义的美本身所呈现的形式（the very presence of the Form of Beauty itself）的爱。在柏拉图那里，其他一切形式的美都是这种美的呈现形式（或者说理念）的残缺形式，所以说，这种爱最终会导致对某种超越性的追求：“eros是把握精神真理的一种方式。”[13]最终，对于一般世俗的人来说，爱欲由此成为从观看到美本身，而接触到品德的可能性所在。这正是《会饮篇》中苏格拉底所说的那段著名的话的意思：“要达到这个目的，一个凡俗的人很不容易做到，只有靠爱神（eros）帮助才行。”[14]

除此之外，弗洛伊德的爱欲（性）概念还受到了更为晚近的思想史的影响，比如叔本华，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弗洛伊德的升华理论中。在回顾自己的理论历程中关于升华这一概念的发现时，他明确说：“这些观点并非全新的。性生活无可匹敌的重要性，已经被哲学家叔本华在他一份极为重要的工作中说过了。”[15]弗洛伊德指的是叔本华在其《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一书中的工作。当然，叔本华对于弗洛伊德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此处。弗洛伊德在中后期曾经数次引用叔本华来讨论他自己的性理论。[16](www.xing528.com)

在柏拉图和叔本华等人之外，我们还可以发现欧洲文明史上一系列的思想家对于弗洛伊德的影响。弗洛伊德曾频繁提到和引用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和歌德等人，而精神分析起源最重要的两个主题——性和压抑/抑制——既与他所关心的生理-心理、身体-心灵的二元论问题传统有关，也与特别具体的现实和历史经验有直接的关系。就前者而言，康德、费尔巴哈、叔本华以及弗洛伊德的老师布伦塔诺（F. Brentano）和梅涅特（Theodor Mynert）等人对他产生的直接影响可以帮助我们从各个侧面理解弗洛伊德的思想。[17]

具体说来，费尔巴哈对弗洛伊德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其1841年的名作《基督教的本质》（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这部著作对于弗洛伊德的影响，尤其体现在其后期的《一种幻觉的未来》一书中。芝加哥大学著名的弗洛伊德专家瑞夫教授甚至认为，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对于理解性非常重要的幻觉（illusion）这一概念，是直接借用了费尔巴哈的讨论[18]；而另外一位美国著名的弗洛伊德专家，罗彻斯特大学的麦克格雷（William J. McGrath）教授则发现，弗洛伊德与费尔巴哈的关系，要比以上几位作者的考证更为紧密。[19]这一判断的原因在于，费尔巴哈和弗洛伊德都将宗教视为一种投射（projection）或者情感需求的满足。此外，麦克格雷还认为，费尔巴哈在这本著作中关于宗教的心理学观点，也影响了弗洛伊德关于梦及其与感觉之间的关系的观点[20]——费尔巴哈几乎明确提出了弗洛伊德后来的著名观点：梦是愿望/欲望的实现。也就是说，费尔巴哈对于弗洛伊德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在于其梦理论的实质部分。[21]

根据麦克格雷的考证，在近世思想家中，对弗洛伊德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的大学老师布伦塔诺。这一判断颠覆了学界通常的印象。因为我们熟知的那些对弗洛伊德产生重大影响的导师，如布吕克、布洛伊尔和沙可等人，在麦克格雷看来，对他的影响反而都不如布伦塔诺。麦克格雷考证的是弗洛伊德的人格成长方面。在他看来，在晚近思想史方面从费尔巴哈到布伦塔诺对弗洛伊德的影响，首先具体体现在弗洛伊德早期在政治上的抱负和野心逐渐从外向转为内在，成为思想上的激进主义者（radicalism），也即从政治的激进主义转为心理学的激进主义。

其次，麦克格雷引用了詹姆士·巴克雷（James R. Barclay）关于布伦塔诺的课程的考证。巴克雷在其《布伦塔诺与弗洛伊德》[22]一文中，详细叙述了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布伦塔诺的课程时的要点，并指出这些要点和弗洛伊德后来思想之间的关系。其中的重要内容，首先是联想的主题[23]，不过最为重要的还是意向性（intentionality）的概念。巴克雷认为，这一影响了同班同学胡塞尔并成为现象学传统里最为核心的概念，也同样影响了弗洛伊德，并成为精神分析传统的最核心概念。保罗·利科（Paul Ricoeur）也同样指出，在布伦塔诺的著作[24]中关于意向性的定义，基本就是后来弗洛伊德对于无意识思维状态的界定：思维从一开始就是关于他人的，而不是自我意识、自我呈现的。[25]最后，也是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弗洛伊德的老师梅涅特对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康德和叔本华的影响方面。[26]叔本华对于弗洛伊德的影响，其中之一在于对意志（will）本质的理解，是欲求，而非知：叔本华强调所有事物的物自体（things-in-itself）乃是意志（will），而这一意志又是盲目和非理性的。对于叔本华而言，我们，如果是作为认识主体（knowing subject），那么意志当然就是物自体，为它自己存在，是一种纯粹的欲求（Wollendes/desiring）。认识主体相对于意志是居于第二位的功能。[27]

就后者而言，尼采对于弗洛伊德的影响已经众所周知，在此不再赘述，只强调一点：弗洛伊德多次承认，甚至曾明确表示，他不想过多阅读尼采，以防止自己受到他太多影响。[28]

总之，无论是来自欧洲哲学传统中柏拉图的影响，还是欧洲近现代哲学的直接影响，我们都可以发现，弗洛伊德关于性这一概念的意涵，绝非仅仅指向生殖之性，而是有作为人的本性、性质（nature）之意。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在弗洛伊德那里，性不是一个被建构起来的生殖之性。恰恰相反，这是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等作品中的主要努力所在。但是，弗洛伊德认为，在可见的性背后，有另外一种每个人借以理解自己、认识自己（to know yourself）的性质属性，以及进一步的，每个人得以成为自己的性质属性。从上述对思想史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后两种关于性的界定中，弗洛伊德对性的理解乃是“性质”，而这种理解，有着一种超越于生殖之性、男女之性的努力。我们试图证明，这不仅是弗洛伊德努力去理解的对象，也是他的思考结构。正如他在《自传研究》中所说，在精神分析发现的基础上，他认为：“所有感情的冲动，最初都完全带有性的性质，不过到了后来，不是其目标受到禁制（inhibited），便是得到了升华。因此，性驱力这种可以受到影响或转向的特征，能够使得这些驱力服务于各种文明成就，甚至能对文明做出极其重要的贡献。”[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