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灵魂到心理：经典精神分析的社会学变迁

以上的论述表明，这个世界之中，弗洛伊德的主要形象来自其著作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这种形象大可质疑，其根本节点在于翻译。然而如果进一步追根溯源，我们会发现，前述使得这一误译得以成形的具体历史背景，仍然是弗洛姆最早提出来的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机制的资本主义核心家庭。[144]换句话说，本来是通过对于此种维多利亚式道德家庭提出挑战而加以深入理解的弗洛伊德，最终却在其英文译本中被归入此类文化之中。因此，英文译本的改造更像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在资本主义背景下对于人之身体的纪律性作用——例如更加符合某种现代学科设置的科学化思维模式。通过将其变成某种专业，而降低其原创性、全面性和文化性。换言之，弗洛伊德本人的作品及其形象在这一翻译过程中——英文版弗洛伊德的生产过程中——被压抑了。而这一对于弗洛伊德的压抑符合资本主义及其道德文化的整体压抑性——尽管在被改造以后，弗洛伊德的理论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仍然桀骜不驯，甚至依然对于此种文化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当然，我们还可以将这种英文版本中的理性（学科、科学）化与资本主义化视为一种拉康式的婴儿对于其母体的分离。通过隔断与母体的原初认同，新的文本被抛入（纯粹）语言的领域，亦即真正为大众所熟知的英文中，进入符号界（symbolic order）。一方面，该文本可以真正为人接受，并隐晦地表达自身的意义亦即与母体的隐秘关联。意义只能通过差异来显现，德文原本的意义只能经由英文本的翻译问题而显现。另一方面，这一被接受的代价也是明显的，即作为本章主题的改造，或者说割礼。在此意义上，这两个版本共同构成了我们理解弗洛伊德必不可少的文本。不仅如此，它们的差异，更是我们在知识社会学的角度上理解现代社会的“实在”[145]变迁的入手点。

我们已经知道，弗洛伊德在《业余精神分析问题》一书中强调说，在精神分析中，分析师在工作之前，必须先经历深度的自我分析，或者被分析。这样做首先是确保“毫无偏见地接收分析材料”[146]。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弗洛伊德在同一著作中所说的：仅仅通过理论指导的方式来教育学生，在精神分析方面很难见到成效。作为精神分析的基本训练，弗洛伊德要求“每一位想要对其他人进行分析的人，首先要分析自己。只有通过这种‘自我分析’才能真正体会到分析中的那些进程对他们自己——或者毋宁说，他们自己的心智——的影响，并且获得对于分析的信仰，在后续的分析工作中得到指导”[147]。所以，精神分析同时是一种再教育和自我教育。事实上，弗洛伊德从始至终都是如此做的：众所周知，《释梦》一书的大部分内容，都以他对自己的梦的分析为基础，而其最后的作品《摩西与一神教》更是对于他自己所出身的犹太人及犹太宗教与文化的深度分析。

然而这一“科学化”的获取中立知识的方式，逐渐被形式化与制度化的现代科学建制所取代。在《精神分析运动史》一书中，弗洛伊德在分析了当时的大众和学界对于他工作的拒斥之后说：“在科学的历史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有些提议经常在最开始收获的唯一回应就是反对之词，到后来才被接受——尽管在被接受之际，其实并没有任何新的证据来支持它。”[148]在这一方面，弗洛伊德显得乐观了。一方面，英译本固然使得弗洛伊德的思想广泛传播，同时也带来了科学界对弗洛伊德的广泛批评。另一方面，许多学者努力用科学的方法验证弗洛伊德的工作[149]——而验证的结果，显然是不利于弗洛伊德的。总之，无论弗洛伊德如何抗议，美国精神分析的教育、理论和实践都在努力将其更加“科学化”（scientization）[150]，然而时至20世纪80年代，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同时在理论和实践上遭遇到了危机，在“科学有效性”的考验下，逐渐让位于诸如行为主义心理学等更具科学性质的流派。[151]

而精神分析在另外一个方面的发展，恐怕同样会令弗洛伊德生出“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精神分析在美国文化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甚至被扎列茨基称为美国两种精神气质之一。众所周知，这一发展的高潮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并且由此而真正成为美国乃至现代文化的实质部分，塑造了美国人具有典型性的人格。然而，无论这一面向的发展在表面上看起来与“科学的”面向有多么的“分裂”，我们都必须意识到，这一面向也是基于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诸多“误解”之上——英译本的概念和理解，乃是这一面向发展的基础。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比翻译更为复杂的变迁故事。弗洛伊德文本中那种浸透着情感的语言文字，被替换成了冷冰冰的理性化术语，复又进入到弗洛伊德本人也感兴趣的大众文化和各种人文与社会科学之中。精神分析实践也是如此。理性化从文本到实践，又再度转移回理论本身。精神分析最终从关于灵魂的考察与自我省察之术，转变为学科化与专业化地考察他人病态心理的专业理性知识，并在大众文化中被不断误解和传播着。这是从灵魂到心理的基本变迁故事。在这个故事之中，知识与激情、作者与作品、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研究本身与研究者的自我成长这一系列关系都发生了断裂。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种知识和关于这种知识的知识，乃至关于这种知识的知识的知识，在充斥着各种思想史传承、学术主张、观念潮流、权力斗争和社会政治历史变迁的场域之中，既被生产出来，又被视为生产的工具，在诠释和被诠释的命运中，同时在理性和非理性的时代命运之间飘摇不定。从尼采经弗洛伊德、韦伯、舍勒以至福柯，关于该问题的思考一直都是理解现代社会以及现代社会的自我理解的核心场域。澄清这一变迁，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弗洛伊德本人的工作，而且可以使我们在西方思想史传统之中重新理解他关于“灵魂/肉体”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弗洛伊德何尝不是另外一个“欧洲文明之子”呢？

在这个传播和变迁的过程中，后来在心理学领域淘汰精神分析的最重要理由，恰恰是它不够科学。最初改造它的主张，最终也成为在科学之中埋葬它的理由。虽然精神分析的实践在今天依然存在，然而借用韦伯的话来说，当初为了认识灵魂、为了教育与自我教育而披上的那件轻飘飘的斗篷，最终却在其命运之中变为了沉重的铁笼/铠甲（iron cage/stahlhartes Gehäuse）。铁笼/铠甲固然可以保护职业领域内部专业人士的安全，不过，铁笼毕竟是铁笼。[152]

[1]马克斯·舍勒，《爱与认识》，载于《爱的秩序》，刘小枫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137页。

[2]Freud, S.,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Pschopathology Number of The Medical Review of Reviews”, 1930/1964, p.255.

[3]德文原文为Die endliche und die unendliche Analyse，意为“有限的与无限的分析”，英文为“The Finite and Infinite Analysis”。斯特拉齐的英文翻译为Analysis Terminable and Interminable，意为“可终止的和不可终止的分析”。与前文的讨论一样，这一英文翻译也体现了自然科学的性质。

[4]Freud, S., “Analysis Terminable and Interminable”, S. E., Vol. XXIII, 1937/1964, p.236.

[5]Freud, S., “The Postscript to 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P. F. L., Vol.15, 1927/1986, p.363.

[6]Ibid..抑制与压抑这两个概念的意义既有重叠之处，又有区别。弗洛伊德的抑制理论乃是其精神分析的基石（Freud, S., An Autobiographical Study, P. F. L., Vol.15, 1925/1986b, p.213）。就严格意义而言，抑制（repression/Verdrängung）指的是这样一种机制，即主体借以将某种与驱力相关的表象（思维、影像、记忆）逐入或者维持在无意识之中。弗洛伊德认为，某种本身可以带来快感的驱力，如果同时还会导致不快，那就意味着抑制的产生。在广义上，弗洛伊德有时会将抑制一词用作类似于“防御”（defense/Abwehr）的意义。抑制这一概念会出现于诸多复杂的防御过程中，与此同时，抑制理论也是弗洛伊德防御机制理论的原型（尚·拉普朗虚，柏腾·彭大历思，《精神分析词汇》，2000，第422—423页）。

压抑（suppression/Unterdrückung）这一概念在精神分析及相关传统中使用非常频繁，不过界定并不系统。与“抑制”一词比较起来，这一概念指的是使得某种令人不快的或者不合宜的内容（思维、意念、情感等）从意识中消失的机制。所以在“机制”的意义上，这两个概念存在着类似之处，“就此意义而言，抑制是压抑的一种特殊模式”（尚·拉普朗虚，柏腾·彭大历思，《精神分析词汇》，第450页）。不过，与“抑制”比起来，压抑更倾向于指将某些内容驱逐出意识，而非特指逐入无意识。在这种意义上，这两个概念差别甚大，因为抑制是一种无意识的工作，而压抑乃是一种有意识状态的工作，也就是说，必然带有道德性。“道德动机在压抑中占有主导的角色”（尚·拉普朗虚，柏腾·彭大历思，《精神分析词汇》，第450页）。不过在英文翻译中，这两个概念在某些时候被错误地等同使用。本书将区别使用这两个概念。在遵从弗洛伊德原文的基础上，本书将在涉及严格意义上的精神分析抑制理论时，使用“抑制”这个概念；在涉及社会与道德意义上的分析时，使用“压抑”这个概念；涉及二者的重叠意义时，将会同时使用这两个概念。

[7]史瓦茨，《卡桑德拉的女儿》，第3—5页。

[8]Freud, S., On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P. F. L, Vol. 15, 1914/1986, p. 81.

[9]Ibid.

[10]Freud, S., On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1914/1986, p.81.

[11]出自弗洛伊德在1910年1月10日致费伦齐的信。参见Freud, S., The Correspondence of Sigmund Freud and Sándor Ferenczi, Volume I, 1908-1914, edited by Eva Brabant, Ernst Falzeder, and Patrizia Giampieri-Deutsch, 1993,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André Haynal, transcribed by Ingeborg Meyer-Palmedo, translated by Peter T. Hoff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122。

[12]Decker, Hannah, Freud in Germany: Revolution and Reaction in Science, 1893-1907, Madison, C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77, p.2.

[13]Freud, S.,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1916-1917/1991, p.46;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1916-1917/1940, p.14.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8页。译文有改动。

[14]Freud, S., An Autobiographical Study, P. F. L., Vol.15, 1925/1986b, pp.231-233.

[15]Ibid., p.232.

[16]Ibid., p.233.

[17]Ibid.

[18]Freud, S., “Two Encyclopaedia Articles”, P. F. L, Vol.15, 1923/1986, p.150.

[19]Ibid.

[20]Freud, S., “The Resistances to Psychoanalysis”, P. F. L., Vol.15, 1925/1986a, p.264.

[21]Ibid., p.266.

[22]Freud, S., “The Resistances to Psychoanalysis”, P. F. L., Vol.15, 1925/1986a, p.268.

[23]Freud, S., 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P. F. L., Vol.15, 1926/1986, p.268.

[24]Ibid., p.269.

[25]Freud, S., “A Difficulty in the Path of Psycho-analysis”, S. E., Vol. XVII, 1917/1955, pp.137-144.

[26]Freud, S.,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1916-1917/1991, p.326;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1916-1917/1940, pp.294-295.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225页。译文有改动。

[27]Freud, S.,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1916-1917/1991, p.326;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1916-1917/1940, pp.294-295.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225页。译文有改动。

[28]Freud, S., “The Resistances to Psychoanalysis”, P. F. L., Vol.15, 1925/1986a, p.269.

[29]Ibid., p.270.

[30]彼得·盖伊，《感官的教育》，赵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13页。

[31]Freud, S., “The Resistances to Psychoanalysis”, P. F. L., Vol.15, 1925/1986a, p.270.

[32]Ibid.

[33]Ibid., p.271.

[34]Ibid., p.272.

[35]Sherwin-White, Susan, “Freud, The VIA REGIA, and Alexander the Great”,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2003, (5)2, pp.187-193. 孙飞宇，《方法论与生活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第267页。

[36]Freud, S., The Complete Letters of Sigmund Freud to Wilhelm Fliess (1887-1904), 1985, pp.268-269. 根据琼斯的研究，弗洛伊德在这封信中所说的旅程发生在1860年，也即弗洛伊德家族的那次迁徙。彼时弗洛伊德已经4岁，与他在信中所述不符。琼斯猜测，弗洛伊德必定曾有过两次这样的经历，而在回忆中将其压缩了（琼斯，《弗洛伊德传》，第10页）。

[37]Marcus, S., Freud and the Culture of Psychoanalysis, Studi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Victorian Humanism to Modernity. Bost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4, pp.33-34.

[38]Gay, Peter, Freud, Jews and Other Germans: Masters and Victims in Modernist 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39]如Carl, Schorske, Fin-de-Siècle Vienna: Politics and Culture, Random House, Inc, 1980; McGrath, William J., Freud's discovery of psychoanalysis: the politics of hysteri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Bakan, D, Sigmund Freud and the Jewish Mystical Tradition, Princeton, N. J, 1958; Cuddihy, J. M, The Ordeal of Civility: Freud, Marx, Levi-Strauss and Jewish Struggle with Modern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Klein, Dennis B, Jewish Origins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40]盖伊，《感官的教育》，第4页。

[41]Foucault, M.,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Vol.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8, p.3.

[42]Ibid., p.5.

[43]Ibid..

[44]盖伊，《感官的教育》，第11页。

[45]Foucault, M.,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Vol.1, 1978, p.5.

[46]Ibid.

[47]Elias, N., The Civilizing Process, translated by Edmund Jephcott, Oxford: Blackwell, 1994.

[48]盖伊，《感官的教育》，第326页。

[49]盖伊，《感官的教育》，第438页。

[50]Foucault, M.,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Vol.1, 1978, p.5.

[51]Ibid, p.18.

[52]Ibid.

[53]Ibid.

[54]例如，在关于翻译的说明中，斯特拉齐认为，自己尽可能保持了翻译概念在全集中的一致性。然而这一点往往会引起误解。此外，对于一些引起争议的概念翻译，他也做出了回应。其中，某些翻译只是沿袭了此前既有的翻译，如“Abwehr”翻译成“defence”，被批评缺少了主动性的意涵，而增加了被动的意涵。至于“Psyche-psychisch”与“Seele（或Seelenleben）-seelisch”之间的区别，斯特拉齐认为，弗洛伊德在多处交替使用了这两组单词，也就是说，在弗洛伊德那里，这两组单词是同义的。例如在《释梦》第7章（B）处。不过，这一辩驳并没有否认英译本引起误解的可能性。

至于从“Trieb”到“instinct”的变化，斯特拉齐认为，翻译成“drive”反而并不妥当，因为“drive”一词本来并非英语，在1933年的牛津词典中不存在这个词；而且在当时的心理学英语教科书中，也不存在这个词。斯特拉齐认为，许多批评认为应该使用“drive”，是因为“drive”一词肤浅地吻合了“Trieb”的意义。然而，弗洛伊德使用“Trieb”一词表达了许多不同的意思。作为译者，斯特拉齐最后选择了一个明显含混不定的词来翻译这个概念，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另外，在“On the Grounds for Detaching a Particular Syndrome from Neurasthenia Under the Description ‘Anxiety Neurosis’”译文的编者附录中，斯特拉齐还曾讨论过Angst一词的翻译问题。参见P. F. L., Vol. 10, 1895/1979, p.31。

[55]参见P. F. L., Vol. 15, p.300, 以及P. F. L., Vol. 11, pp.107-108。

[56]Nussbaum, Martha C., Love's Knowledge: Essays o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62.

[57]Mahony, Freud as a Writer, 1982.

[58]奥尼尔，《灵魂的家庭经济学》，孙飞宇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59]琼斯，《弗洛伊德传》，第380页。

[60]琼斯，《弗洛伊德传》，第380页。

[61]琼斯，《弗洛伊德传》，第359页。

[62]琼斯，《弗洛伊德传》，第359页。

[63]琼斯，《弗洛伊德传》，第380页。译文有改动。

[64]琼斯，《弗洛伊德传》，第382页。

[65]琼斯，《弗洛伊德传》，第383页。

[66]琼斯，《弗洛伊德传》，第417页。

[67]弗洛伊德最早使用的是法语词transfert而非德语词Übertragung。在《精神分析辞典》的台湾译本中，译者讨论了该词中文翻译的困难，因为在弗洛伊德的理论里，该词代表的不仅仅是情感的传输，也包括行为模式、对象关系类型等（尚·拉普朗虚，柏腾·彭大历思，《精神分析词汇》，第534—535页），并建议使用“传会”一词来翻译这一概念。不过我仍然采用在大陆学界沿用已久的移情这一译法。

[68]Freud, S., 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P. F. L, Vol.2, Penguin Books, 1933/1973, pp.497-498.

[69]Freud, S., Letters of Sigmund Freud. Selected and edited by Ernst L. Freud, translated by Tania & James Stern, introduction by Steven Marcus,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60, p.413.

[70]歌德《浮士德》第二部里的意象。

[71]Freud, S., “A Difficulty in the Path of Psychoanalysis”, S. E., Vol. XVII, 1917/1955, p.137.

[72]这方面分析的典范，是约翰·奥尼尔的工作，参见奥尼尔的《灵魂的家庭经济学》一书。(www.xing528.com)

[73]Freud, S.,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1914/1986, p.73.

[74]Freud, S., 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P. F. L., Vol.15, 1926/1986, p.326.

[75]Ibid.

[76]Ibid., p.327.

[77]Freud, S.,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pp.495-498; Freud, S.,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pp.461-463.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358—360页。

[78]Freud, S., 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P. F. L., Vol.15, 1926/1986, p.328.

[79]Freud, S., Leonardo da Vinci and a Memory of His Chilhood, S. E., Vol.11, The Hogarth Press, 1910/1957, p.121.

[80]Mahony, Freud as a Writer, 1982.

[81]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第302页。

[82]Freud, S., 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P. F. L., Vol.15, 1926/1986, p.320.

[83]Freud, S., 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P. F. L., Vol.15, 1926/1986, p.328.

[84]Ibid., p.329.

[85]Freud, S., 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P. F. L., Vol.15, 1926/1986, p.330.

[86]Freud, S.,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1916-1917/1991, p.498;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1916-1917/1940, p.463.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360页。

[87]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1916-1917/1940, p.461.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358页。译文有改动。

[88]Freud, S.,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1916-1917/1991, p.498;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1916-1917/1940, p.461.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358页。

[89]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1916-1917/1940, p.462.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359页。

[90]Freud, S., An Autobiographical Study, 1925/1986b, p.226.

[91]Ibid.

[92]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余中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第177页。

[93]Freud, S.,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1916-1917/1991, p.507;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1916-1917/1940, p.472.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364—367页。

[94]Jung, C. G., Psychology and Religion: West and East, Vol. 11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G.Jung,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348-354.

[95]Ibid., p.348.

[96]Ibid., p.353.

[97]Jung, C. G., Psychology and Religion: West and East, Vol. 11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G.Jung,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 p.353.

[98]舍勒，《爱与认识》，《爱的秩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137页。

[99]舍勒，《爱与认识》，《爱的秩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137页。

[100]舍勒，《爱与认识》，《爱的秩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137页。

[101]Eva, Braband, Ernst Falzeder and Patrizia, Giampieri-Deutsch, The Correspondence of Sigmund Freud and Sandor Ferenczi, Volume 1, 1908-1914, 1993, p.122.

[102]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1；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姚仁权译，九州出版社，2007。

[103]Foucault, M., 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7-1984. 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 Hall, Inc., 1988, p.156.

[104]Foucault, M., The Foucault Reader. Edited by Paul Rabinow. New York: Pantheon, 1984, p.88.

[105]Foucault, M.,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Vol.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8, p.65.

[106]Foucault, M.,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Vol.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8, p.66.

[107]Ibid., p.67.

[108]Foucault, M.,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Vol.1, 1978, p.68.

[109]Ibid., p.26.

[110]Ibid., p.27.

[111]Ibid., p.35.

[112]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第6页。

[113]盖伊，《弗洛伊德传》，第249页。

[114]盖伊，《弗洛伊德传》，第249页。

[115]爱德华·里德，《从灵魂到心理：心理学的产生，从伊拉斯马斯·达尔文到威廉·詹姆士》，李丽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3页。

[116]波林，《实验心理学史》，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14页。

[117]波林，《实验心理学史》，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311页。

[118]波林，《实验心理学史》，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859页。

[119]波林，《实验心理学史》，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860页。

[120]波林，《实验心理学史》，第814页。

[121]波林，《实验心理学史》，第815页。

[122]波林，《实验心理学史》，第815—822页。

[123]波林，《实验心理学史》，第823页。

[124]波林，《实验心理学史》，第823页。

[125]波林，《实验心理学史》，第823页。译文有改动。

[126]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49页。

[127]Falzeder, E., “A fat wad of dirty pieces of paper: Freud on America, Freud in America, Freud and America”. In J. Brunham, ed., After Freud Left: A Century of Psychoanalysis in Americ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pp.90-94.

[128]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第121—122页。

[129]Hale, Jr., Nathan G., Freud and the Americans: The beginnings of psychoanaly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76-191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The Rise and Crisis of Psychoanaly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Freud and the Americans, 1917-1985, 1995,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30]安德鲁·阿伯特，《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李荣山译，商务印书馆，2016，第283页。

[131]安德鲁·阿伯特，《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李荣山译，商务印书馆，2016，第441—443页。

[132]安德鲁·阿伯特，《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李荣山译，商务印书馆，2016，第442、445页。

[133]安德鲁·阿伯特，《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李荣山译，商务印书馆，2016，第261页。

[134]扎列茨基，《灵魂的秘密：精神分析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第3页。

[135]盖伊，《弗洛伊德传》，第198页。

[136]琼斯，《弗洛伊德传》，第434页。

[137]琼斯，《弗洛伊德传》，第418页。

[138]琼斯，《弗洛伊德传》，第419页。

[139]Hale, Jr., Nathan G., Freud and the Americans: The beginnings of psychoanaly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76-1917, 1971, pp.332-367.

[140]盖伊，《弗洛伊德传》，第198页。

[141]盖伊，《弗洛伊德传》，第198页。

[142]盖伊，《弗洛伊德传》，第212页。

[143]扎列茨基，《灵魂的秘密：精神分析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第424页。

[144]Fromm, E, “The Method and function of an analytic social psychology”. In A. A rato and E.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1932/1982, New York: Continuum.

[145]Berger, Peter L., Luckmann, Thoma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 1967.

[146]Freud, S., 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Vol.15, 1926/1986, p.320.

[147]Ibid., p.299.

[148]Freud, S., On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1914/1986, p.81.

[149]Rieff, Freud: The Mind of the Moralist,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59, p.19.

[150]Hale, Jr., Nathan G., The Rise and Crisis of Psychoanaly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Freud and the Americans, 1917-1985, 1995, pp.231-244; Witenberg, Earl G., Interpersonal Psychoanalysis: New Directions, Gardner Press, distributed by Halsted Press, 1978, pp.180-188.

[151]Hale, Jr., Nathan G., The Rise and Crisis of Psychoanaly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Freud and the Americans, 1917-1985, 1995, pp.300-321.

[152]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结尾处所使用的这一概念，以及帕森斯的翻译或者说误译，都已经成为社会学中的经典。在于晓、陈维纲译本中所使用的“铁笼”这一翻译，也堪称进入了中文学界的学术史。本书在此处同时使用这一概念的两种译法，正是为了尊重这一历史。关于“铁笼”（iron cage/stahlhartes Gehäuse）这一概念，参见由苏国勋、覃方明、赵立玮、秦明瑞翻译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287页注释129中的讨论（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苏国勋、覃方明、赵立玮、秦明瑞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