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欲与认识：经典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研究

在《被背叛的遗嘱》一书中，米兰·昆德拉以卡夫卡等人为例，谈到了艺术家和作家的“遗嘱”遭到篡改的情形。这里的遗嘱指的不仅仅是形式上的遗嘱。昆德拉在这本书的多个地方，尤其是在第四章，讨论了一个作家的作品在被翻译成其他语言的时候，所发生的意义丢失或者被改变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巅峰，就是一名作家的整体表达与语言结构在翻译过程中的改弦更张。在讨论尼采作品的时候，他说：

如果一位哲学家的思想是如此地与他文章的形式组织相关联，那么它可能在文章外存在吗？人们可能从尼采的文笔中抽出尼采的思想么？当然不能。思想、表达、结构是不可分离的。对于尼采有价值的就是一般来说有价值的么？即，是否可以说一部作品的思想（意义）在原则上永远地与结构不可分开？[92]

一部作品的思想或者意义，在原则上当然与其写作不可分离。在这个意义上，翻译是一种背叛。弗洛伊德的英译本也是一种背叛。不过，如果将视野扩展到具有普遍性诉求的科学化，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一“背叛”。原因很简单，当今学界的科学化写作，其基本条件就是作者与作品的分离——这正是“匿名评审”这一制度的基本现代性意涵。

在弗洛伊德这里，如果我们将他的“同情”与“理解”这两个概念，转换成“爱欲”与“认识”，或许更有助于我们在社会学中打开理解经典精神分析的视野。如前所述，弗洛伊德在研究中发现，如果患者与分析师之间没有产生移情关系，患者不信任分析师，那么又如何可能理解并且支持分析师的工作呢？而研究者如果没有这种移情关系，又如何能够获得认识呢？所以这一移情关系至关重要。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能实现精神分析的要求，即“使得我们自己掌控症状，并解决它们”[93]。

不过，我从来都认为，英译本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它有无可抵消的“原罪”。如果将英译本所产生的变化视为一种具有现代性意涵的知识现象，就可以深入探讨它的社会与政治背景了。只不过我们对于这一知识现象的社会学理解，需要从韦伯、伯格和卢克曼的理论转入马克斯·舍勒和福柯的理论。以便有助于我们理解爱与认识的关系，文本与作者的关系都在这一文本变化中体现出来。这一文本变化及其“理论”的理性化过程作为一种“文明的进程”，已经充分表明了现代社会的知识生产机制及其现代性。

爱者与认识者

在《爱与认识》一文中，舍勒将移情这一原本属于精神分析的核心认识，追溯到了欧洲的文化传统之中，认为在歌德、达·芬奇等人那里都存在着深刻的关于“爱与认识”之间相互促进之关系的见解。不仅如此，舍勒进而在基督教神学的传统中找到了此种关于“认识”之认识的传统，并且发现这是与古希腊的认识论传统相冲突的欧洲另外一种认识论传统。在舍勒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向前继续推进一步。因为这两种认识论的区别，不仅仅存在于舍勒所说的两种传统之间，也存在于天主教和新教的传统之间。一方面，荣格曾经明确表明天主教的仪式（尤其是忏悔仪式）与精神分析的忏悔之间的亲缘性。[94]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荣格对于欧洲传统宗教的理解与弗洛伊德的工作如出一辙：“由牧师或者神甫所实践的对于灵魂的治疗，乃是一种基于有关信仰的基督教忏悔的宗教影响。”[95]另一方面，马克斯·韦伯对新教伦理理性化的经典研究，也已经表明在新教影响下的理性化，是如何塑造了现代认识论的理性化变迁。理论方面的传承影响当然并非如此简单。因为新教对于教堂忏悔仪式的拒斥，反而强化了私人的忏悔经验。也就是说，反对通过仪式来处理灵魂的问题反而带来了另外一种历史经验：由于缺乏仪式，新教对于灵魂的治疗会发展出一种基于“我—你”（I-Thou）之个人关系的移情经验。[96]荣格说：“（新教）不可能像天主教那样将移情（transference）这一基本问题转变为某种非个人的东西，相反却必须抱有信心把它作为个人经验来应对。”[97]将移情问题视为个人经验，并将其作为治疗方法论的核心，这也是弗洛伊德理论的关键要旨。如果我们认为此处荣格的理论与弗洛伊德的理解并不相悖，那么在弗洛伊德的方法论中其实较为微妙地夹杂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宗教传统的实质性特征。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之所以会在历史上出现，一个相关背景必然是新教改革影响下韦伯式个人主体性的出现。

不过在现代社会，上述传统遭到了强烈反驳，一种截然相对的观点出现在现代思想中，即，“爱使人‘盲目’而非明智，只有尽可能克制情感行动，同时排除对象的价值差异（对象的价值本来与情感之行动体验，在体验整体的意义上密切相关），才能获得对世界的真正认识”[98]。这是现代科学实践的基本特质。舍勒同时将现代意义上的认识发生机制与现代社会的发生密切结合在一起，认为这是一种“极其现代的市民观点”[99]，亦即一种符合现代市民阶层价值观念、人格气质乃至家庭结构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舍勒才说，“爱者与认识者之间的对立这一古老冲突贯穿着整个现代史”[100]。

舍勒的这一判断并非独有。在前述引用过的那封弗洛伊德本人1910年写给费伦齐的信中，曾明确表达过这一观点——虽然他并非从思想史的角度，而是从精神分析的视角来做出这番判断的。他说：“真理乃是科学的唯一绝对目标，但爱是一个生活的目标，完全独立于科学，这两种主要力量之间的冲突，当然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我看不出其中任何一方有对另一方产生原则性与常规性屈从的必要。”[101]

韦伯、胡塞尔和曼海姆等人都讨论过以科学化为代表的现代学术机制的建立，所带来的科学与生活之间的张力。[102]这一点在福柯的考察中体现得更为清晰。福柯从来没有将自己与写作分开[103]，而是不断强调作者与其作品之间的明确关系：作品必然与作者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关联，而非可以匿名化处理的工业产品。这一主张明显是针对现代科学知识生产机制的。进而，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生产机制不仅与现代知识有关，而且还是一种与社会建构相关的权力机制：“知识不是为了理解而被制造出来的；它被制造出来是为了切割的。”[104]

具体到关于性的认识更是如此。围绕着性的知识，现代社会还通过更为复杂的方式建立起了现代主体性叙述与真理之间的关系。在《性经验史》中，福柯总结了五种科学化地讨论性经验的现代范式。这些范式通过将人的认识与其认识对象分离，一方面将性隐匿化，另一方面又服从了一套知识和真理生产的现代权力机制。在福柯看来，现代科学的发展与建立过程，就是一个旨在生产各种关于真相/真理之话语的宏大进程。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人的性经验与现代的性科学是以同谋的方式共生发展起来的。从这一角度理解英译本就会发现，原本与作者紧密相关，带有作者丰富力比多色彩的科学/艺术作品，在英译本中被改造为已经与作者无关的现代科学作品。这一消匿作者与作品关系的努力本身，正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现象。

在这五种范式中，福柯首先讨论了一种临床规范，这种临床规范将尤其是关于性的忏悔与一整套科学化的方法、制度和对于个体的要求联系到一起，即诱导个体将性经验纳入科学之中。成为科学范式的第二种途径是“通过普遍与扩散的因果性公设（through the postulate of a general and diffuse causality）。必须坦白一切和能够提问一切，这两者的合法性来自这样一种原则：性被赋予了一种不可穷尽的和多形态的因果权力”，也就是说，性开始被认为是“所有事情的原因”[105]，并且是一种带有危险的原因。性内在于生活世界之中，属于最隐秘之事，然而同时又散播于生活世界之外。性与生活世界这二者彼此之间貌似存在着无穷无尽的关联，也因此而值得现代科学对其花费无穷无尽的耐心。第三，性的潜伏性特征，表明它的本性与它的机制就在于逃避，这意味着即便是忏悔者本人，也可能并不知悉他/她自身的秘密，所以，科学的意义不仅在于督促忏悔者说出其秘密，还包括揭示忏悔者自己并不知晓的关于他自身的秘密。忏悔者并不无辜，却未必需要对所有之事负责。正如福柯在对于现代医学之发生学研究中发现的，现代人除了需要将自己的身体交付给制度化科学医学之外，还需要进一步将自己的灵魂交付给现代的科学医学。现代人不仅无法主宰自己的身体，同样也被剥夺了对于自己心灵的诠释权与发言权。所以，第四个方面就是诠释的方法。“真相/真理是在两个阶段中构成的：在言说者那里，呈现但并不完全，自身无法见到自身；只有在听取并记录言说的人那里，真相/真理才能达致完全。”[106]人之主体性的实质在于他和别人的关系。也就是说，掌握真相/真理的人乃是听者，这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在说者与听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它往往也来自说者自身的共谋。

第五，忏悔具有医疗化效果，而且这正是现代医学以此要求忏悔的理据所在。性被置于正常与病态的思考范畴中，成为某种难以被把握的极端不稳定的领域，同时也是医生要求必须加以反思的领域，因为它具有某种可以协助治疗的性质：“如果那位同时既承担着性又需要对其负责的人及时向恰当的听众说出来，那么真相/真理就会治疗。”[107]这显然是精神分析的假设，不过却也可以应用到所有其他的科学领域之中，因为科学乃是对真相/真理最为渴求的领域，无论这一真相/真理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由谁来说出。现代科学的发展与建立过程，在福柯看来，就是一个旨在产生各种关于真相/真理之话语的宏大进程。与此同时，就性的经验来说，这一进程逐渐将关于性的经验集中在性及其快感的真相/真理方面，正如在弗洛伊德那里，一个人伴随着其成长过程，而逐渐从多形态的性变态（polymorphic perversion）的儿童阶段，成为一个以繁殖为意义的标准现代成年人一样。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人的性经验与现代的性科学是以同谋的方式一起发展起来的。在忏悔机制与科学话语的交叉点上，一方面，人们必须“在二者之间找出某些重要的调整机制（聆听的技术、因果性的公设、潜伏性原则、解释的规则、医疗化的律令）”，另一方面，性经验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各种各样的界定，被认为是一种既存在着巨大的能动性，同时也容易受到各种病理过程感染，因此需要“治疗或规范的领域”。总而言之，正如现代社会科学目光之中的现代个体的日常生活一样，性经验成为“一个需要解码的意义场；一个被各种特殊机制掩盖的由多种过程构成的场所；一个关于各种不确定因果关系的焦点；一种必须要被揭露和聆听的抽象言说（parole）”[108]。

日常生活中的欲望越来越被“转换”进入关联起更大秩序的话语之中。在现代性进程中，在国家与个人之间，性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公共议题，围绕着这一公共议题，出现了“一整套的话语、特殊的知识、分析以及建基于其上的各种命令”[109]。弗洛伊德的工作要放置在这种潮流中来理解。正如福柯所说，《性学三论》与《小汉斯》等案例，都成功地在这一趋势中重新提出了性的问题。[110]所以福柯总结说：“现代社会的特别之处，事实上并不在于将性隐藏起来，而是致力于在无休无止地谈论它的时候，又将其视为最终的秘密，要对其加以发掘。”[111]

在这个意义上，英译本的改变，极具弗洛伊德的“割礼”这一概念的意象。表面上看起来，“标准版”这一概念的意思是翻译忠实传达了原文的意义，然而在实质上，“标准版”的概念却带有极强的仪式性、权力性和象征性意义。英译本对原文的“修订”，正如行“割礼”的仪式一样。受了割礼的英译本，进入一套道德体系，并由此而在世界范围得以流行，取代了德文版本的地位。这一状态又恰如弗洛伊德笔下的俄狄浦斯故事：儿子坐在了父亲的位置上，取代了父亲。

这一“弑父”行为与现代社会的变迁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带有弗洛伊德本人浓厚色彩的原著，被改造成为一种与作者无关的科学化文本，服从于一般的现代知识生产机制，并希望由此而获得科学意义上的普遍性。爱欲与认识的分离和对于作者的背叛，在“科学化的认识”这一高蹈旗帜下，成为了理所当然的事情。更遑论这一背叛，还有着更为具体的原因：美国社会的理性化进程。

理性化的进程：心理学化与美国化

正如社会学家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所说，“任何社会研究，如果没有回到有关人生、历史以及两者在社会中的相互关联的问题，都不算完成了智识探索的旅程”[112]，我们上述的讨论还要再进一步，将其落实到具体历史进程中来加以理解。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精神分析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美国化都呈现了非常典型的特征。我们十分清楚，在美国的社会学研究中，有关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一直都是非常核心的议题，它凸显了美国社会的实质特征。所以无论弗洛伊德是否喜欢，正如现实中所有从世界各地到达美国的移民都面临着融入问题，来自欧洲的思想，同样需要融入到美国本土的传统之中。(www.xing528.com)

不过，我们首先要说，美国化也只是时代洪流的一个代表。如上所述，爱者与认识者之间的分离是现代性进程的一部分。这一点同样体现在精神分析的变迁中。即便不谈美国化，精神分析运动在发展到全世界的过程中，也必然面临着脱离弗洛伊德，并且进入到现代意义上的专业化或职业化的要求。而这必然意味着一个将弗洛伊德的克里斯玛魅力常规化，即“从其私人权威走向开放的、理性的、分权的自制形式（forms of self-governance）”[113]的过程。这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精神分析家的努力。如卡尔·亚伯拉罕在柏林大学，弗朗茨·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在芝加哥大学，马克斯·艾廷冈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的努力等等。不过，在这一时间段里所有使得精神分析进入大学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114]而在事实上，为了促进精神分析的发展，弗洛伊德本人也愿意支持建立稳定、合法和专业的机构。因此，贝特海姆对于斯特拉齐的批评稍嫌不公，因为这一转变不仅仅是斯特拉齐本人的意愿所致，更像是一种时代的洪流。在这一洪流中，存在着弗洛伊德本人的助力甚至合谋。即便在未受英译本影响的地方，“灵魂”一词似乎也在消失。例如，1967年，由拉普朗虚与彭大历思编纂并在法国出版的《精神分析词汇》中，也并没有收录Seele这个概念。

前文已经分析过，无论弗洛伊德本人是否同意甚至参与其中，这一努力的方向，似乎出现了自觉的动力与趋势：开始逐渐向心理学的方向发展。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参照物，心理学的发展也堪称有着类似的过程。爱德华·里德在其《从灵魂到心理：心理学的产生，从伊拉斯马斯·达尔文到威廉·詹姆士》一书中，通过对19世纪心理学史的考察发现，从1815年到1890年，欧洲人对于“心理学”这一概念的理解，从世纪初“有关灵魂的科学”，变成了世纪末的“心理学已经或多或少地放弃了灵魂，而用心理取而代之”[115]。里德的工作在心理学史的研究中并不算主流。不过，即便是心理学史研究中的重要作品，如波林的《实验心理学史》一书中，也存在着这一“从灵魂到心理”的线索。在这部巨著中，作为一位典型的美国心理学学者，波林的工作堪称美国心理学界的代表性观点。他强调，近代科学的理想形式是“由17世纪的物理学确定的”[116]，并且认为实验心理学是从费希纳（G.T. Fechner）才真正起步的。[117]然而在费希纳之前，波林花费了整整300页的篇幅，来讲述近代心理学是如何从科学传统和哲学中起源的，这其间亚里士多德、笛卡尔、莱布尼茨、洛克乃至于康德等人关于灵魂的讨论，都被波林视为近现代心理学的基本历史或者背景。在这部巨著结尾处，波林又在“回顾”中重新强调了心理学“从灵魂到心理”的历程特征，并认为这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表达。[118]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论著的结尾部分，波林列举了人类心理学历史上的四位代表性人物：达尔文、赫尔姆霍茨、詹姆士和弗洛伊德。他认为，在这四人中，达尔文和弗洛伊德又比赫尔姆霍茨和詹姆士“在思想上产生了更大的革命”[119]。这一来自心理学家的判断并不寻常。因为波林的这部著作写于1929年，初版中并未专门涉及弗洛伊德和他的精神分析工作。而在1950年的修订本中，波林加上了“动力心理学”一章，并将弗洛伊德作为“动力心理学”的代表，专门用了一节的篇幅来讲述。这一变化可以说非常典型地代表了在这二十多年间，美国心理学对于弗洛伊德态度的转变。

波林首先强调了弗洛伊德在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将其与达尔文相提并论，进而强调了他对心理学发展的重要意义：“谁想在今后三个世纪内写出一部心理学史，而不提弗洛伊德的姓名，那就不可能自诩是一部心理学通史了。”[120]

然而接下来，波林随即强调，弗洛伊德对于心理学的意义在于，精神分析在经历了长期的对立和被排斥之后，对于学院心理学界和医学界的“渗入”：“它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种疗法，既为学院心理学家所不齿，复为医学界所不容。最后终于逐渐渗入这两个集体之中。”[121]所谓“逐渐渗入”，是指心理学界开始在偏近自然科学的实验心理学研究中使用弗洛伊德的概念，或者去验证他的理论。[122]而对弗洛伊德本人，波林在行文中承认，他的伟大之处在于“矢志不渝地竭尽毕生精力以求增进对人性的理解”[123]，而非仅仅将精神分析应用于治疗和心理学中。

波林的这一分析与评判集中于精神分析理论与心理学研究领域的碰撞，已经可以佐证我们在本书中的分析。不过，波林同样也关注到了在学说之外的影响。例如，他强调了“一战”之后的世界格局变化对于精神分析传播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当精神分析集结力量企求新的发展时，心理学的领导权却已开始由德国移至美国了。”[124]这一世界格局的变化对于精神分析传播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美国文化导致心理学的重心发生了转变，并直接引发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对精神分析的拒斥以及此后的改造。波林说：

德奥两国的文化有利于主观心理学，精神分析乃得在那里日益进展。但在美国，心理学已成为机能的，并正准备走向行为主义。而行为学则是难以吸收精神分析的，因为精神分析太富于主观色彩，以致在超我、自我和它我的概念中包藏有“幽灵”的嫌疑。[125]

这一理性化的过程，作为一种“文明的进程”，其意义不仅仅停留在韦伯和曼海姆等人对科学化的社会学讨论，如曼海姆对心理学的批评，即心理学的现代化使得人们失去了“处理思想问题的能力，这一点说明了它为什么没有为生存着的人类提供其日常生活的立足点”[126]。

这一知识理性化的历史进程折射出了更大的社会理性化这一历史变迁。发生在美国的这一社会理性化，与文本的理性化相辅相成，逐渐成为美国精神分析的主要面貌。被弗洛伊德视为精神分析之核心的移情问题，逐渐被湮没在历史进程中。而弗洛伊德本人的出场，也越来越困难了。

毕其一生，弗洛伊德多次表达过对于美国的厌恶。[127]我们在前文中也对这一负面态度有过具体分析。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美国化的问题的确更为典型一些。因为精神分析的美国化与美国社会的现代性变迁存在着清晰的对应关系。在美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现象是诸多现代职业通过“竞争”而获得合法性。这一点既体现在大学里与教育相关的系科之争，也体现在具体的市场利益争夺以及抽象的知识论争之中。甚至时至1959年，著名的社会学家米尔斯还要在其《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敦请读者记住，“社会学往往要对抗其他系科而赢得其在学院中的生存权利”[128]。在这方面，精神分析所要付出的努力丝毫不弱于社会学。我们需要明白，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美国并非天然就受到欢迎的。在1909年至1914年间，美国知识界所接受的来自欧洲的影响并非精神分析一种，同时也存在着关于精神分析的大量激烈争论，尤其是与“性”这个主题相关的争论。[129]精神分析要在这一知识的“市场竞争”中胜出，就必须与美国本土知识界的普遍诉求结合在一起。而这一普遍诉求，就是通过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方式获得其合法性。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安德鲁·阿伯特在关于美国职业发展历史的研究中发现，精神分析的职业化与专业化过程，必然要从早期鲜明的欧洲式个人属性，转向在美国社会中“依赖技术的科学化和理性化”[130]，这使得弗洛伊德主义在美国大获成功。[131]阿伯特总结的令其大获成功的那些具体特征[132]，正与英译本的属性不谋而合。例如，阿伯特描述了两种基于职业化背景的知识变迁过程：增长和更新。一方面，职业化要求产生大量新的、更为细致的知识，而另一方面，分工越是细致，对于抽象知识的要求就越高，原因在于：“抽象知识比关于具体事实和方法的知识能够维持更长时间。”[133]也就是说，作为一种职业化的精神分析越发展，就越需要弗洛伊德，尤其是英译本中那个抽象的弗洛伊德。

美国历史社会学家伊利·扎列茨基（Eli Zaretsky）在其《灵魂的秘密：精神分析的社会史和文化史》一书中，以对于韦伯式加尔文主义的分析为基础，讲述了经典精神分析在美国的变迁史。他提出：“在现代西方世界，出现过两个货真价实的内省（introspection）故事：一个是加尔文主义，一个是弗洛伊德主义。”[134]在这本书中，精神分析的美国化及其在全球意义上的通俗文化中的形象，被扎列茨基讲成了一个似乎从一开始就已注定的历史命运：一定会脱离弗洛伊德克里斯玛气质的光环。扎列茨基还发现，无论人们怎么看，精神分析在现代历史进程中要想获得合法性，最终只能依赖两种渠道：新兴的精神病治疗与研究型大学（尤其是大学中的医学院）。而这两种渠道都隶属于韦伯意义上的现代理性历史进程，并在现实的层面表现出更为狭隘和苛刻的形态。[135]上述两位学者的研究与弗洛伊德传记作者们的发现和观点不谋而合。琼斯在其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中讨论到维也纳和纽约的精神分析家就“业余精神分析问题”的激烈辩论时，认为以布里尔为代表的美国精神分析家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与奥地利这两个国家中，与精神分析相关的职业化发展水平以及专业医生的社会地位是不同的。琼斯说：

也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奥地利更推崇医学界的专业地位了，一个大学讲师或者教授头衔，几乎是任何社会中一切阶层的通行证。弗洛伊德不明白，医学的地位在其他国家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他不知道50年前美国医生们的艰苦斗争，当时各种非合格从业人员会赢得与专业医生同样多甚至更多的好处。因此，他绝不会承认美国分析学家对业外人士的反对，在相当程度上是美国各种学术职业斗争的一部分，是确保专业知识及其所需的培训能够得到尊重和认可的努力。[136]

琼斯不止一次表达过精神分析在美国遇到的挑战以及以布里尔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家为了获得承认而付出的艰苦努力。[137]美国这一“十分严峻的”形势的一个例子就是，在1925年，“全美纽约以西的地方只有一位分析师——芝加哥的莱昂内尔·布利茨坦（Lionel Blitzsten）”[138]。所以，精神分析的美国化固然有着弗洛伊德所说的文化的原因，然而这一简单的讲法并不能完全解释其在美国的职业化动力，因为诚如内森·黑尔（Nathan Hale）所说，在大众层面真正为精神分析进入美国打下基础的，恰恰是1906年至1912年间，发生在美国的“神秘主义浪潮”[139]——而这一点与精神分析的美国职业化正好相反。所以，在20世纪初期，美国知识市场上严峻的“社会形势”同样也是美国分析师们表现出强烈的职业化和科学化倾向的原因之一。

彼得·盖伊在表达了几乎完全一致的观点[140]之外，还将弗洛伊德主义与福特主义相提并论，作为现代性的核心机制而加以分析，并认为它们在美国的会合乃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必然之事。在盖伊的笔下，福特主义已经是韦伯式现代理性主义的具体体现，而精神分析则完美契合了这一历史性进程，并且处于核心地位：

精神分析已经变得十分重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培养了个体性。一方面，它为走进内心世界铺平了道路，展示了原初过程思维（primary-process thinking），没有这一点，理性化就要永远停留在外部世界，与人类的内心世界无缘。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已经成为社会组织的稳定的一部分，帮着把私人生活和性融入规划和秩序之网。[141]

盖伊的工作当然没有受到英译本的影响，而是直指精神分析的实质，并且认为在这一方面，精神分析在弗洛伊德那里与韦伯笔下的加尔文主义有着共同的特征：关心灵魂处于何种状态。[14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分析在美国的变迁才有其社会学意义。在今天，美国大学中的心理学系，已经基本上放弃了对于精神分析的研究与讲授。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其“不科学”。不过这一历史性结果的最初起源，却是将其视为一种“科学”。斯特拉齐夫妇操刀，琼斯监制的这份标准版译文集，本意要将弗洛伊德塑造成一个干干净净的、穿着白大褂的、以主客二分法来看待患者和病情的现代医生的形象，目的是能够适应历史潮流，赢得学界和大众的信任与欢迎，然而最终却走向了其本意的反面。

在扎列茨基看来，这一历史变迁与韦伯所分析的新教教徒的抉择过程一样，都属于“伦理理性化的此世方案”（this-worldly program of ethical rationalization）。精神分析制度化需要切断与其创始人的克里斯玛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精神分析的内涵和战后重建过程中出现的巨大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紧密结合在一起，既为其提供理论支持，又伴随着社会转型而转型；另一方面，这一巨大历史变迁中的主旋律即克里斯玛与理性化的交织，也成为精神分析变迁的主旋律。以医学制度化为代表的理性化开始主宰精神分析的变迁过程。精神分析越发与实证主义科学观紧密结合起来，而后者却又在一段时间之后被用来反对精神分析。[143]精神分析最终不仅在文本的意义上变成一个洁净的版本，在实践的意义上也成为了一个洁净的版本。弗洛伊德在“多拉”案例中所强调的他作为“妇科学家”的那部分形象，本是为了自我保护，却在最终成了精神分析的最重要部分。虽然对于弗洛伊德的忠诚以及将精神分析视为一种天职（calling）的信仰仍然存在于部分分析师当中，然而英译本的出现，实际上与实践意义上的洁本精神分析形成了相互鼓应之势，并在最终成为真正的“标准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