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精神分析：斯特拉齐的回应与移情问题

斯特拉齐必定注意到了诸多关于英文翻译的质疑，所以他曾先后在不同地方，为自己的翻译做过辩护。这些辩护并没有直接回应对他的批评。而接下来我们也将看到，这些辩护忽略了由于翻译问题而引发的真正重要问题，即英译本在移情品质方面的缺失。不过，在其《弗洛伊德传》中，琼斯所做的一些与精神分析相关的背景性记述，反而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帮助我们理解他和斯特拉齐在翻译中的科学化倾向。

斯特拉齐最为重要的一次自我辩护见于1966年出版的标准版译文集第一卷的开篇。在这一回应中，他集中说明了自己为何要使用那一系列受人诟病的拉丁文或希腊文作为英译本的核心概念。[54]此外，他在《业余精神分析问题》一书的译者脚注中，在《驱力及其变迁》（Instincts and their Vicissitudes）一文的译文编者序言中，以及其他多个地方，都曾为自己的翻译做过辩护。[55]

然而这些辩护并无法真正回应那些对他翻译的质疑。原因在于，斯特拉齐本人并没有注意到，他所做的翻译版本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他的掌握。在斯特拉齐的回应中并未涉及核心问题，即英译本在文体上的转换。文体的转换意味着写作风格的转变，而写作风格的转变意味着理论实质的变化。此前已经讨论过，弗洛伊德的文体和写作风格与他的理论有着直接的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其写作风格本身已经是他理论的一部分。这一点在欧洲思想史上并不罕见。在《爱的知识》一书中，作者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通过对欧洲哲学与文学史的讨论，明确主张在探讨伦理学的相关问题时，要注意文体与内容的密切关系，尤其是在讨论与爱相关的知识时。[56]马宏尼在《作为作家的弗洛伊德》一书中，更是详细讨论了弗洛伊德作品的文学性与其理论之间的共生关系。[57]约翰·奥尼尔（John O’Neill）在近年来对弗洛伊德五篇长案例的研究中也发现，弗洛伊德的写作风格与写作手法堪称其移情理论的一个部分。[58]总而言之，如果我们认为，英译本的改变背后乃是对于精神分析在认识上的巨大转变，那么这一翻译显然已经修改了弗洛伊德本身，而斯特拉齐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事实上，琼斯在为弗洛伊德所写传记中“不经意间”的几句话，为他和斯特拉齐等人在翻译方面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自我辩护，也为我们理解琼斯、斯特拉齐夫妇、安娜·弗洛伊德等人和英译本的科学化提供了更好的帮助：精神分析科学化的工作，既是为了在“一战”之后对于德国和德语文化充满敌意的英国以及英语世界里保存和发展精神分析，也是为了捍卫弗洛伊德的工作不被当时诸多其他流派所“攫取”并引为己用，尤其是那些容易引发更多反对的流派和理解方向。这两个方面在“一战”后紧密关联，再与当时对精神分析的常见误解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在英国和英语世界里反对精神分析传播人士的主要论据来源。

琼斯说，在“一战”后，英国的精神分析反对者们“充分利用了英国人的反德情绪”，将弗洛伊德的作品视为德国文化的代表而加以反对。这一点，再加上“由于其（精神分析）揭示的都是人性当中不甚体面的部分，就被污蔑为一种典型的德国式的堕落和普遍兽性”[59]。对此，琼斯采取的处理方式堪称无可厚非甚至非常明智：他与斯特拉齐通过翻译将精神分析理性化和科学化的做法，在文本上切断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其背景文化尤其是德国文化之间的关系。琼斯说，他向英国文化界的抗议是，“与其说弗洛伊德是德国人，不如说他是犹太人，但这于事无补——他用德语写作这件事就足够了——但我急切地希望，尽可能不去强调我们的研究与德国之间的联系，这是可以理解的”[60]。

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对于德国文化的偏见并不代表英国学界不会去做研究精神分析的工作。恰恰相反，在《弗洛伊德传》中论及“一战”后的“重聚”一章中，琼斯说：“战后的几年里，英国知识界对弗洛伊德及其学说进行了大量探讨。”[61]然而在琼斯看来，这样的研究似乎出现了偏颇。精神分析本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无论这一“科学”是指自然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兼而有之。总而言之，这是一门真正严肃的学问。然而令琼斯忧心的是，在当时热衷精神分析的那些流派中：“事实上，很多都是一些邪教或潮流，这对正规的学生来说都是不受欢迎的，我们尽自己最大努力将研究范围限于科学工作——甚至承受着被说成是宗派主义或隐士的代价。”[62]

琼斯的这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在后文的一个脚注里，他再度谈到了1921—1922年间，精神分析在伦敦以及英语世界遭受的艰难处境。

当时冒出来很多“野生分析师”，他们的所有不法行径都被归结为精神分析本身的罪恶。（一个叫“英国精神分析出版公司”的机构刊出了一则广告，内容如下：“你想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师，年入1000英镑吗？我们来告诉你如何做到。订购8节课，每堂课只需4几尼！”）新闻界对那些勒索和强奸患者的故事乐此不疲。一位美国教师因其对“患者”的猥亵行为而被逮捕并驱逐出境，又一次证明了我们的欺骗性。我们写了一篇通告表示我们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但《泰晤士报》拒绝刊登。新闻报纸大幅刊登诸如此类的消息，高呼着精神分析的危险性，《每日写真报》（Daily Graphic）还安排了一个由律师和医生组成的委员会来调查我们的工作；每天在报纸上发表他们的调查进展……有人呼吁某些官方机构，特别是医务委员会（General Medical Council）来调查我们的工作。皇家医师学会（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接过了任务，但拒绝采取行动；然而不久之后，英国医学会（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开始着手调查，结论对我们完全有利。[63]

从这段脚注中完全可以想见，这些艰难处境使得琼斯与斯特拉齐必须通过英译本来为精神分析正名。而他们的方式或者说途径只有一条：在接受无论是何种“医学会”的调查中，只有极力证明精神分析是一门真正意义上的严肃科学，尤其是一种与现代医学相关的科学，而与弗洛伊德本人所处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甚至与弗洛伊德本人都无甚关联，才有可能获得“对我们完全有利”的调查结论。

事实上，此种处理方法也得到了弗洛伊德的赞同。1922年，弗洛伊德对翻译进度表现出了急躁的情绪，并且在邮件中批评了琼斯，原因是“弗洛伊德著作英译本的出版被过度推迟这件事”[64]。这一插曲以琼斯向弗洛伊德保证英译本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而告终。[65]时至1924年，当弗洛伊德终于收到了译文集第一卷的时候，他除了对翻译本身表达了“非常满意和惊喜”之外，特别提到英译本对扩展精神分析在英国的影响力的作用。在给琼斯的信中，他说：“看，你已经完成了你的目标，确保英国有了精神分析文献的一席之地，我为这样一个结果向你祝贺，我本来几乎放弃希望了。”[66]

所以看起来，在这个阶段，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在英语世界里获得承认和扩张的关注，超过了他对于翻译本身精确性的要求。因此，我们在前一章里提到的弗洛伊德对英译本的诸种前后反复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由此可见，英译本的根本问题并不仅在于具体的翻译方面，而在于更为广泛的社会与政治背景之中。精神分析是否是一门科学的问题，前文已有讨论。不过无论弗洛伊德如何强调科学与艺术在精神分析中的共存，如何强调自己的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精神分析在其传播与实践过程中所发生的自然科学化与理性化，似乎已不可逆转。然而，这一点必然与弗洛伊德关于治疗最为核心的理念相悖。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治疗师与患者之间的移情（transfert/Übertragung/transference）乃是最核心的问题[67]，也是治疗能否成功的关键。[68]在精神分析的开端，移情是弗洛伊德从安娜·O这一布洛伊尔的案例所获得的最大启发之一。正是由于其中存在着移情与谈话疗法等显著特征，弗洛伊德才会在后来多次说，布洛伊尔的这一案例，乃是精神分析的真正起源。

这一案例本身是由布洛伊尔治疗和报告的。然而由于弗洛伊德和琼斯的记述，它已经成为精神分析史上著名的起源神话。众所周知，在这一“起源神话”中，当布洛伊尔对安娜·O的治疗由于移情而进展顺利时，却因不敢直面这一移情落荒而逃并且放弃了治疗，也因此放弃了精神分析的发现。而了解这一案例及其治疗史的弗洛伊德却声称，自己从这一案例中发现了精神分析。在对这个著名“神话”的讨论中，弗洛伊德一再强调他与布洛伊尔之间对于“移情”的不同态度，以及在这一案例中所出现的精神分析的实质要素。例如，在1932年6月2日写给茨威格的信中，弗洛伊德再次讲述了这个故事，并且评论说：

布洛伊尔的患者到底怎么了？我是后来才想到的。那是在我们的关系破裂之后很久。有一次我突然想起，我们开始合作前，布洛伊尔曾经在某个场合告诉过我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他后来再也没有提过。在她所有的症状都得到了处理的那天晚上，他又被召唤到病人身旁，发现她很困惑并且腹部在抽搐。他问患者怎么了。她回答说：“布洛伊尔医生的孩子就要出生了。”[69]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这是精神分析的起点，是他最早对于移情的发现。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不同，他直面并研究了这一现象。弗洛伊德说，当布洛伊尔在面对着移情这一现象的时候：

此时他手中就握着可以开启“众母之门”（doors to the Mothers）[70]的钥匙，但是他丢弃了。虽然拥有出众的才智，他的本性中却没有一点浮士德精神。出于恐惧，他逃离了，将病人丢给一个同事。此后数月，她在一所疗养院里努力重获健康。

对于这一重构，我深信不疑，于是把它发表了出来。布洛伊尔最小的女儿（出生于上述的治疗后不久，而且与该治疗大有关系）看到了我的这个说法，并且在她父亲去世前不久询问了他。他证实了我的看法。她后来告诉了我这一点。(www.xing528.com)

学术史上存在着关于安娜·O案例丰富的研究传统，其中包括对于弗洛伊德与琼斯构建起来的这一精神分析起源神话的解构。不过，这些后续关于该案例的研究并非本书重点关心的内容——我们希望集中讨论弗洛伊德本人在其中的收获。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只有通过移情，被治疗者和治疗者才能够产生对于自己的新认识。移情要求双方的关系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现代职业关系，进入到情感与（自我）认识相互促进的层面。这不仅是说，关于爱欲的知识，必然要在某种情感体验中才能获得；它还意味着，即使是关于他人和自我的一般知识，也必须要在某种与爱欲相关的情感关系中才能够获得。正如弗洛伊德本人所说，“如果缺少同情，那么理解将不会太容易”[71]。这一点在弗洛伊德的几个长篇案例中体现得非常清楚。[72]

弗洛伊德曾经多次表达过移情对于精神分析的重要性。在《精神分析运动史》中，弗洛伊德在将“抑制理论”视为精神分析的“基石”之后，明确说，“精神分析理论是一种试图解释两种惊人且出乎意料的观察材料的理论。每次只要尝试去追溯神经症患者症状的起源，这两种材料就会出现：它们就是移情和抵抗的事实”[73]。在《业余精神分析问题》一书中，这一移情问题也被弗洛伊德提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被他认为是精神分析能否成功的关键。[74]弗洛伊德明确说，“这一情感关联，就是爱的性质”[75]。于他而言，这同样是精神分析与其他医学治疗的不同之处，因为精神分析需要以此为契机，利用这一移情来进行治疗。[76]这一关系至关重要，因为这涉及弗洛伊德对于人、神经症与治疗关系的理解。在弗洛伊德看来，患者的移情，并非仅仅是“爱上”分析师这么简单，而是一种在生命史中过去历史的重演。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等工作中已经明确说出了这一点。[77]在《业余精神分析问题》一书中，弗洛伊德再度不厌其烦地向他的读者解释这一移情的重要功能：

在我们眼前重复他那旧时的抵抗行动；他宁愿在与分析师的关系中，重复他生命中那被遗忘时光里所有的历史。所以他向我们展示的是他那隐秘生活史的核心：他在明确复演这一核心，就像其正在实际发生，而不是回忆起来。以此方式，这一移情之爱的谜题就可以解开了，在这一似乎非常危险的新情景的帮助下，分析可以继续前行。[78]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如何面对和处理移情，成为精神分析能否成功——同时也意味着治疗是否具有精神分析的性质——的关键。通过压制或者无视这一移情而逃避困难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弗洛伊德毕生都在强调的重点，是他在精神分析的一开始即安娜·O的案例上就与他的老师布洛伊尔之间的显著区别。前面所引用的弗洛伊德的那句话，即“如果缺少同情，那么理解将不会太容易”，既可以用来解释治疗中移情的地位，也可以表明读者对于某个文本的阅读和理解的效果。

也就是说，要想实现这种理解的效果，就必须注意到：这种移情的特征作为精神分析的实质，充分体现在弗洛伊德的写作之中。弗洛伊德本人曾经明确说过创作者与其作品之间的这种浓厚的移情关系：“毫无疑问，创造性的艺术家会像父亲一样去感受他的作品。”[79]也就是说，在弗洛伊德这里，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并非现代文化工业中的工人与产品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带有浓重移情关系的艺术家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这种关系，弗洛伊德的作品就无法承载他的理念；而如果读者没有体会到这种写作风格和这层关系，也就无法理解弗洛伊德。

马宏尼非常详尽地考证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和写作风格与他在治疗中所使用的话语、他的演讲之间的紧密契合关系。[80]弗洛伊德的原始文本所呈现的，往往就是他所说的话。然而此种“口述”的特征，既是专业化、理性化与科学化的精神分析所反对的，如第1章所示，也是在英文译本里所缺失的。也就是说，在英译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不仅涉及科塞所说的从西方传统文人知识分子向现代学院派职业学者之间的转变[81]，更是治疗理念发生变化的过程。从现象学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理解视域的基本特征是当下的立意会影响到所见之物。在这个意义上，移情就变得特别重要，因为移情与立意之间必然存在着紧密的关系，移情导致立意的重大变化，才能见到原本不重要的东西。理解视域发生了转变，所见之物，当然也就截然不同了。

在《业余精神分析问题》一书中，弗洛伊德强调治疗中分析师需要“客观地”接受材料。然而这一“客观”意味着什么呢？绝非意味着分析师本人的性格或者特性与治疗毫不相干，绝非意味着英译本的译者和美国的精神分析从业者所希望实现的职业化与理性化。恰恰相反，就好像布迪厄所说的“反思社会学”一样，这一“客观”意味着要充分反思到分析师本人的主体性和视域，如此才能够全面地理解“对于材料的理解”。弗洛伊德明确强调了这一反思的重要性。他说：“我并不是说，分析师的个人性格对其工作无关紧要。敏锐地发现无意识与被抑制之事是一种特别的能力……此外，我们要求分析师必须能够通过对自己的深度分析，来实现对分析材料的无偏见接受。”[82]所以，这一“客观”就意味着，精神分析首先必须承认，个人的性格特征与其工作息息相关。其次，分析师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在精神分析的工作中至关重要。最后，必须经由分析师本人的自我深度分析才能够确保对于材料的理解是真正“客观的”。

在《业余精神分析问题》一书中，如同在许多其他地方一样，弗洛伊德再度强调了移情作为精神分析实质内核的重要性，并且强调应如何面对这一移情：“尝试通过压抑和忽视移情以回避困难是愚蠢的；如果在治疗中做任何别的事情，它就不能称作精神分析。因为移情神经症带来的不便而将病人送走是不理智的，甚至是怯懦的。就好像唤起了一个精灵，却在它出现时逃离了。有时候可能的确是别无他法。在一些病例中，人们无法控制如猛兽脱缰般的移情，分析必须终止；但是至少要尽最大努力与这个邪灵做斗争。”[83]

直面移情，驯服移情，而非逃避，这是一种要求；不屈从于该移情的要求，也即分析师不能完全落入与患者的移情关系中，则是另外一端的要求。前一种要求关系到“浮士德”式的科学探索精神，后一种要求则既是“道德考虑”，也是由于若如此则会导致治疗“毫无效果”[84]。

这两个面向的要求，都同时充盈着韦伯所强调的“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并且也因此而使得治疗充满了困难。在《业余精神分析问题》一书中，弗洛伊德说，只有经历了所有这一切，即受过精神分析的训练，进行过自我分析，拥有了分析的技巧之后，在了解了关于无意识、性的科学、诠释的艺术以及与抵抗和移情的斗争等知识之后，才可以说，这个人不再面临精神分析的“业余精神分析问题”[85]。

在《精神分析引论》中，弗洛伊德说过，移情至关重要，因为移情意味着分析师与患者之间达到了一个可以互相信任的程度，而这一点对于调动力比多来说是关键，因为力比多的调动并非通过理智性的辩论或者理性的推理来实现的。弗洛伊德说：

如果缺少此种移情，或者如果移情是负面性的，那么患者甚至都不会听医生在说什么。而在这一种（积极的移情）关系中，他的信任在重复其发展历程中的故事；信任是一种爱的衍生物，其起源不需要论证……如果没有此种支持，论证就毫无力量。[86]

如果能够利用这种移情的力量，治疗就会大有进展。弗洛伊德将他在对于梦的诠释中所做的工作延伸至此，也即请患者“将重演（repetition）化作回忆（recollection）”，成效非常显著：“常被认为是治疗大障碍的移情作用，不论是友爱的或敌视的，都可变成治疗最便利的工具。”[87]不过，这还不能算是终结。移情使得患者的力比多转而集中于医生，在弗洛伊德看来，这就好像是一种基于旧的神经症而发生的新的神经症。由于力比多的流动，患者的症状所附着的原初意义就消失了，而拥有了新的意义，所以与其相应：“我们假使能治愈这个新的神经症，就等于治愈了原有的病，换句话说，就是完成了治疗工作。”[88]

这就是移情具有重要性的根本原因。弗洛伊德固然知晓移情的危险，然而这并不代表他要对其敬而远之。在《精神分析引论》的最后，他用了手术刀和医生的比喻来强调移情对于精神分析的重要性：“手术刀不能切割，也就无法用来治疗了。”[89]移情固然危险，然而其危险性也恰恰正是其价值所在。只有掌控了这一危险，使其为分析师所用，才是真正的精神分析，正如只有掌控了手术刀，使其为医生所用，才是真正的治疗一样。

进而，对于弗洛伊德来说，移情是一种普遍现象，并非仅仅出现在精神分析的治疗中。[90]在《自传研究》中，弗洛伊德认为，“移情只是由精神分析发现并分离出来的。移情是一种人类心灵的普遍现象，决定着所有医学治疗的成功与否，并且在实际上左右着每个人与其环境的全部关系”[91]。精神分析不过是将这种关系凸显出来而已。由是观之，精神分析的初衷当然是治疗患者的神经症，然而由此发展出来的，却是分析师和患者之间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以及与分析师本人的主体性，包括他的人格、成长史和精神状态等密不可分的学问和实践。它与分析师密切相关，最终也会反过来影响分析师本人。所以，在《精神分析引论》中，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视为一种再教育，是关于人的成长的一种科学艺术。这种教育一定同时是一种自我教育。就其教育意义而言，移情当然至关重要。一名学生如果不信任其老师，他就无法真正学到东西；而一名老师如果不对教育关系有真正的力比多投入，他就不会实现真正的教育，也不会从教育中受益，获得自我教育。

弗洛伊德在《业余精神分析问题》一书中强调移情的原因就在于，他担心精神分析在医学职业化的过程中，亦即在成为某种医学治疗分支的过程中，丧失移情这一实质内核。当韦伯式的理性化开始主宰精神分析治疗的过程，当现代科层制度意义上的形式开始钳制分析师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时，精神分析也就不再是精神分析了。就此而言，以科学文本为其模板的英译本以及职业化的精神分析实践，因为不再具有“移情”的精神气质，也就无法承载和传达弗洛伊德丰富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