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研究成果

如前所述，弗洛伊德的确将精神分析视为科学，不过他所理解的科学，事关人类灵魂，不应该将“科学精神分析”简化为“精神疾病的治疗”。然而这一精神分析的实质内核，在传播的过程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突出表现，就是英文译本的理性化现象。而在精神分析实践过程中发生的重大变化，则是以美国化为代表的职业化与理性化。

在《业余精神分析问题》这一作品的附录“自述心声”的最后部分，弗洛伊德对发生在美国精神分析界的这一现象特别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美国精神分析家们在“业余精神分析问题”上的选择，是在伤害精神分析，也是在伤害美国精神分析界的地位。[5]弗洛伊德的批评明确而尖锐。他认为，这一拒绝“业余精神分析问题”的举动，“或多或少相当于抑制（repression）”[6]。

对弗洛伊德来说，将精神分析局限于医学领域和治疗实践，确实是一种真正的压抑。不过，这并非精神分析所面对的唯一一种压抑：精神分析遭受的来自内外的敌意，远远多于这一点。我们知道，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的故事是：精神分析是一种始终都要面对敌意的学问。[7]在弗洛伊德本人及其追随者如琼斯的记述中，作为一位毕生都是单枪匹马挑战全世界的堂吉诃德，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敌意，弗洛伊德并无畏惧，而是会以“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继续进行和发表他的研究，只是会不时暂停一下，认真分析这些敌意的原因何在。1914年，他曾如此理解、评价当时的学界对他工作的拒斥：

精神分析理论帮助我理解同时代人的这种态度，并且将其视为根本性分析这一前提的必要后果。如果我所发现的那些事实，确实是由于患者的情感性内在抵抗所隔绝，从而使得他们无法获得的知识，那么，只要有某种外部材料向健康的人群提供了某种被抑制的内容，这些抵抗也必然会出现在健康人群之中。[8]

弗洛伊德认为，世间对于精神分析的抵抗，是一种与“病态”无异的表现。更为精妙的是，如果前述精神分析传播过程中的理性化现象确实存在，那么结合弗洛伊德本人的判断和理解来分析就会变得非常有趣，因为他恰好从自己理论的角度做出了类似的理解。弗洛伊德认为，这一出现在健康人群之中对于精神分析抵抗现象的机制，是以情感为基础，以理性为其表达形式的：“毫不奇怪，他们会在智识的基础上合理化这一对我的观点的拒斥，尽管其根源是情绪性的。”[9]

显然，弗洛伊德这种以情感为内核和动力，以理智化为基本表现形式的判断，与马克斯·韦伯对于新教教徒之行动伦理的结构分析极为类似。不过我们在此不做过多扩展性分析，而是集中于弗洛伊德的文本和工作——对弗洛伊德而言，在现代性科学语境下反对精神分析的冷静客观态度，其核心动力恰恰是情绪性的。因此，弗洛伊德对世人接受精神分析并无信心。所以在关于精神分析运动史的回顾中，他不无悲观地说：“如何使得这些健康之人以一种冷静客观的精神研究问题，在当前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最好留给时间去解决。”[10]

弗洛伊德在这里直接面对的，是当时欧洲的学界和大众对他学说的拒斥，并不涉及在翻译中对他学说的改造。他从来没有直接讨论过英译本的问题。不过，一方面，他的这一分析本身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英译本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弗洛伊德本人对这一改造应该是知悉的，只不过他自己对译者和翻译的态度比较暧昧，始终犹豫不决罢了。这位对抗全世界、认为“追求真相乃是科学的绝对目标”[11]的堂吉诃德，在这件事情上却身处矛盾之中，无法公开对抗自己的翻译者——如果说“自由联想”以及由此而来的诠释乃是必然，那么这一改造或者说具有诠释性质的翻译是否可以被视为某种“自由联想”，并且也有其道理呢？与此相关的，乃是另外一个对理解弗洛伊德非常关键的问题：弗洛伊德是一位真正的堂吉诃德吗？抑或，这一形象多少带有他自我塑造的成分？戴克尔（Hannah Decker）通过梳理弗洛伊德时代欧洲的思想潮流认为，无论弗洛伊德的思想有多么激进，在当时的欧洲，确实也存在着对精神分析的“承认与欢迎”，所以弗洛伊德那十年之久的“辉煌孤立”（splendid isolation）[12]的背景要更为复杂。然而弗洛伊德却更为强调维也纳以及欧洲大陆学界对他的压抑，并将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运用精神分析的手法加以理解。当这一“压抑/抑制”出现在精神分析运动的内部时，弗洛伊德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就更为“爱恨交织”了。

弗洛伊德对压抑/抑制的理解与分析

弗洛伊德曾经多次提及精神分析所遭受的批评与敌意，并且认真分析过它们。在《精神分析引论》中，他在开篇即向维也纳大学的师生们表明，精神分析为何会受到普遍而深刻的敌意。他认为，这与西方近现代文明的进展密切相关：其一为启蒙之后的“理性”，其二与现代人的道德观有关。精神分析工作直接对抗这两点，并由此撼动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根本前提。他在演讲中说：“精神分析有两个信条最足以触怒全人类：其一是它和他们的理性成见相反；其二则是和他们的道德或美育的成见相冲突。这些成见是不可轻视的，它们都是人类进化所应有的副产品，是极有势力的，它们有情绪的力量做基础，所以要打破它们，确是难事。”[13]他随即对这两个信条做出了解释，认为它们虽然是现代西方人的基本信念与许多信条的前提，却经不起分析，并不具有明证性。不独于此，在毕生的写作中，弗洛伊德一直在不断地解释精神分析“触怒世人”的这两点。例如在《自传研究》的第5章，弗洛伊德概要地回顾了自己在初创精神分析之时被德国学界所反对、摒弃和隔绝的孤独状态。[14]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时光。弗洛伊德不无愤恨地说，在科学界，这种对他的敌意甚至到了人身攻击的程度。这并非弗洛伊德自己的感受。在《弗洛伊德传》中，琼斯专门用了一章来记述当时这种针对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的“严酷”局面。对于这一局面，弗洛伊德在自传中也说，“我想，如果我们经历的这个历史阶段被载入史册，那么德国科学界将不会为那些代表人物而感到自豪”[15]，原因在于，科学界的那些代表人物并非在对他的工作进行科学批评，而是表现出了“不可一世的傲慢”和“毫无良知的污蔑逻辑”，对他进行的是“粗俗卑劣的攻击”，所有这一切，都“无法被原谅”[16]。弗洛伊德最后甚至说，在“一战”期间，敌国同声指责德国野蛮行径的那些陈词，“总结了我在上面所写的全部”[17]。

不过，在此种愤怒的声明和前述在总体上理解精神分析遭受敌意的思考之外，他还以精神分析一贯的态度，多次详细阐述了精神分析招致世人敌意的具体原因。这些讨论都堪称精神分析理论工作的一部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有关精神分析在科学和思想领域中所遭受的批评，第二类是有关精神分析在大众文化的层面上所遭受的敌意和攻击。第一类分析代表性的文本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出现在1923年他为《性学手册》所撰写的“精神分析”的词条中。弗洛伊德专门用一小节讨论了针对精神分析的误解与批判。在弗洛伊德看来，绝大多数误解与批判，都出自对精神分析的不了解与情绪性的反应，尤其是对于“性”这一概念的误解。作为对于自己的辩护，他明确表示，精神分析“从未想到要解释一切，甚至是关于神经症，精神分析也并非仅仅追溯到性本身，而是追溯至性与自我之间的冲突”[18]。弗洛伊德对于相关的误解尤为恼怒，甚至带有情绪地说，“相信精神分析是通过给予性以自由来治疗神经失常，是一种严重的误解。这种误解不能仅仅用无知来解释”[19]。换句话说，此种对于精神分析的误解，不仅仅是在科学讨论的范畴内，而已经涉及恶意中伤了。另外一个是在1924年，在法语期刊《犹太期刊》（La Revue Juive）的编辑阿尔伯特·柯亨（Albert Cohen）的邀请下，弗洛伊德写了一篇名为《对于精神分析的抵抗》的文章，并于1925年发表，分析为何精神分析会遭受到如此深入而广泛的批评和敌意。他在文中说，尽管在科学的历史上，新发现受到怀疑和抵抗的现象较为常见，然而像精神分析的接受历史“尤为糟糕”的现象并不多见。[20]不过在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并未详细回溯精神分析被拒绝的历史，而是集中讨论了这一拒绝的“动机”。在他看来，这一抵抗首先来自理论认识。精神分析将癔症症状视为心理表达的一个部分，而一般的科学则尚未准备好接受这一点，并因此而拒绝认为，弗洛伊德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工作具有科学性质，所以才“对于生活问题中最重要和最困难的问题，表现出了短视的误解”[21]。而从哲学的角度来说，绝大多数哲学家将灵魂仅仅视为意识层面的现象，再加上在哲学领域中，也从来没有基于实证材料而来的关于无意识的讨论，所以在弗洛伊德看来，精神分析不受欢迎的原因在于其“跨界”位置，即位于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处境。正是由于精神分析既强调科学性又强调哲学性，这才导致他的工作在两个方面都不讨好：

所以结果就是，精神分析从其介于医学和哲学之间的位置上所获得的，只有不利因素。医生们将其视为一种沉思性的体系，拒绝相信它像所有其他自然科学一样，也是基于对那些从知觉世界而来的事实坚持不懈的探索。而哲学家们则从他们自己构建起来的体系来评判精神分析，指责它绝大多数的一般性概念（目前仅仅处于发展阶段）都缺乏清晰与精确性。[22]

而在科学和哲学领域之外的大众文化里，对于精神分析的敌意出自和“性”相关的工作。在1926年的《业余精神分析问题》一书中，弗洛伊德明确表示，他注意到了，“我们对于性的承认已经变成了其他人对于精神分析抱有敌意的最强烈动机”[23]。而在这方面的敌意，尤其来自“泛性论”（pan-sexualism）这一对弗洛伊德理论的错误认知。此种观点认为，“泛性论”这一概念，不仅有“诲淫诲盗”的嫌疑，而且贬低了人类的尊严与价值。[24]

在弗洛伊德那里，这两类批评其实可以统合起来。也就是说，弗洛伊德认为，存在着更为根本的反精神分析的理由。这同时也是他在这方面最著名的解释——这或许也是弗洛伊德本人对于精神分析最为著名的评价。弗洛伊德曾在两个地方做过这种几乎完全一致的解释——其中一次更为完整，另一次则较为简短。完整版解释存在于1917年的《精神分析路径中的一个困难》一文中[25]，简短版则在《精神分析引论》一书中。在《精神分析引论》这一演讲中，弗洛伊德说：

人类天真的自爱（naiven Eigenliebe/naïve self-love）曾先后受到科学两次重大的打击。第一次是知道我们的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仅仅是无穷大的宇宙体系的一个小斑点，我们把这个发现归功于哥白尼，虽然亚历山大的学说也曾表示过近似的观点。第二次是，生物学的研究剥夺了人的异于万物的创生特权，沦为动物界的物种之一，而同样具有一种不可磨灭的动物性：这个“价值重估”的功绩归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查理·达尔文，华莱士，及其前人的鼓吹，也曾引起同时代人最激烈的反抗。然而人类的自尊心受到了现代心理学研究的第三次最难受的打击；因为这种研究向我们每个人的“我”（Ich）证明，就连在自己的屋里也不能自为主宰。[26]

这一自我评价，同样也是他认为“世人普遍非难精神分析这一科学”的主要理由。因了这一对于人的理解，世人对精神分析的非难甚至到了“不顾学者的态度和严谨的逻辑”的地步。[27]所以对于弗洛伊德来说，精神分析在历史上所遭遇的系统和普遍的贬抑，无论是否存在着某种社会机制的工作，其背后一定是情绪性的反对。对此，弗洛伊德一以贯之地坚信他自己的逻辑和理论，认为这种情绪性的反应来源于某种具有根本性的“集体无意识”：对于人类社会秩序的维护。在《文明及其不满》及其他文章中，弗洛伊德都分析过人类文明的两个基石，即对于自然力的控制和对于人自身驱力的控制。文明这一“统治者的王冠建立在戴着镣铐的奴役者的身上”[28]。人类文明本身就要求对于“性”的力量和奴役的状态有着极为敏感的态度：“社会关注着这一点——而且不允许相关主题被提及。”[29]

以上两个方面对于精神分析的贬抑，实际上正对应了英译本的变化进程。从通俗流畅的德文文本，到作为一种科学化知识、可以进入课本、被系统传授和学习的英文文本，这一过程可以说是某种“原知识”遁入现代性知识的一个典范：通过向某一种学科方向靠拢而获得在“科学”上的认同，使精神分析具备了某种可以在现代社会通行的许可证。

理解这一点并不那么困难。这两个文本之间的差别恰好表达了某种现代性机制。正如彼得·盖伊所说，尽管历史学家和精神分析家常常指出，人类的观念、语言、行动比起普通人看到的更丰富、更有深度，然而，这并不能使事情的真相与其表现截然相反：“充满悖论的是，事情既不是它们表面看起来的那样，但同时又是它们表面看起来的那样。”[30]这一论断与弗洛伊德对于梦的分析如出一辙，同样也适用于弗洛伊德的英文译本与德文原著之间的关系。尽管弗洛伊德将性作为主题，然而他一再强调，他并非一位泛性论者，非但如此，他还强调说：“精神分析从未说过任何支持释放驱力、伤害我们共同体的话；恰恰相反，精神分析甚至警告并且训诫我们要去修补我们的漏洞。”[31]然而这种自相矛盾（ambivalence）之处，并不能为社会/文明的机制所认可，因为社会中存在的“文化伪善主义”（cultural hypocrisy），以及与其相伴的“不安全感”，会“运用禁止批判与讨论的方法而对无法否认的危险情况视而不见”[32]。对于弗洛伊德来说，精神分析所做的，无非是作为一种“直面事实本身”的学问，揭示社会与文化/文明中的弱点，并且给出自己的建议。然而，作为对于这一勇敢行为的回应，社会与文明却认为精神分析“有害于文化”，并且将其作为一种“社会危险”而加以禁止。[33](www.xing528.com)

从个体的角度而言，由于精神分析将成年人的症状与行为追溯至童年期，会使得成年人大为光火，并通过将精神分析视为错误和胡说八道而加以拒斥。所以，弗洛伊德总结道，“对于精神分析最强烈的抵抗并非智识层面的，而是来自情感的源泉”，这一动力源泉也解释了为何在弗洛伊德看来，对于精神分析的抵抗与神经症患者抵抗治疗几乎如出一辙。[34]这一普遍的抵抗，恰恰证明了精神分析理论的正确性，与此同时，也表明他的精神分析理论绝非志在疗治个体，而在于对人类文明的整体理解与治疗。

作为弗洛伊德之梦的英译本

在弗洛伊德本人工作的基础之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去讨论弗洛伊德与其译者的“暧昧”关系。弗洛伊德分析的是世人对于精神分析的敌意与压抑。然而这一压抑并不仅仅体现在“敌意”上。前文说过，弗洛伊德曾经明确反对阿德勒与荣格以精神分析之名而对精神分析的曲解。那这一严格直面事实的科学精神与态度，为何没有用在英译本的译者身上？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更加深入弗洛伊德的工作与生活，及其所处时代的变迁。

首先，英译本中拉丁文的普遍使用并非没有意义。一方面，译文的古典化在科学化的努力之外，还起到了清除弗洛伊德原文中所隐含的各种性、文化、历史、宗教、社会和个人生命史背景的作用。另一方面，这种做法可以使精神分析的文本产生疏离感，较易为大众接受。弗洛伊德在写作中也会使用拉丁文，这既有其丰富的历史文化意涵，也有其个人原因。在《释梦》一书的结尾，弗洛伊德那句著名的判断“Die Traumdeutung aber ist die Via regia zur Kenntnis des Unbewußtenim Seelenleben”，在英文译本中被译为了“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is the royal road to a knowledge of the unconscious activities of the mind”，我们可以发现，原文中的拉丁词语“Via Regia”并没有被保留，而是被翻译成了“royal road”。然而这个概念在弗洛伊德那里明显有着基于欧洲历史与弗洛伊德生命史的自我认同的意义。[35]弗洛伊德在克拉克大学的演讲中虽然使用了德语，然而在介绍梦的时候，也使用了Vie Regia这个词。由此可见，这个概念对于弗洛伊德非常重要。在英译本的改动下，这一概念的使用就与弗洛伊德本人的历史及主体性几乎没有关系了。

此外，弗洛伊德往往会在某些概念极为挑战世人道德感或者对他自己产生挑战的时候，使用拉丁文，目的在于使他自己产生疏离感，从而舒缓治疗和研究中的紧张情绪。这方面最著名的是他在多拉案例中的声明。不过，弗洛伊德也会在写作中带入他自己的生平情境：这并不是说他以自己的梦或口误为研究案例，而是说他本人的生平情境会被带入，成为研究的一部分。例如，在1897年10月3日致弗里斯的信中，当写到他梦到了自己母亲的裸体时，弗洛伊德说：

将其写出来对我来说无比困难……（在两岁到两岁半之间）我对母亲（matrem）的力比多被唤醒了。在一次跟她从维也纳到莱比锡的旅行中，我们必定曾经在一起过夜，而我必定有机会见过她的裸体（nudam）……我尚无法理解这些隐藏在我的历史深处的场景。如果理解了它们，我就能成功解决我的癔症……[36]

弗洛伊德在信件中清楚明白地解释了他为何要使用这两个拉丁词语。因为“将其写出来对我来说无比困难”，而只好借助于另外一种语言。在这一意义上，此处使用拉丁文与英译本的整体风格变迁有着类似的功能。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标准版英译本并非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因为其有问题而需要被废弃。恰恰相反，它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有待我们去理解的时代现象。如前所述，弗洛伊德的英译者对其文本进行科学化与专业化处理的直接原因，是要清除其特殊性，并试图将精神分析刻画成一种具有普适性的自然科学理论。这一倾向，在弗洛伊德和琼斯那里都非常明显。斯蒂文·马克斯（Steven Marcus）在研究中清晰总结了这一点。他认为这一倾向是要将弗洛伊德的洞察力与更为广泛的人格结构——“维多利亚时代后期上流布尔乔亚文化的深层人格结构”[37]——关联起来，而拒绝将弗洛伊德的工作仅仅与其所身处的犹太文化联系起来。这一观点得到了彼得·盖伊的支持。[38]假如这一观点成立，那么弗洛伊德的工作与其自身的文化历史之间的关系当然也可以加以广泛研究。事实上，关于弗洛伊德的理论内容和思考结构与弗洛伊德所身处其中的犹太历史文化传统、社会阶层乃至政治变迁之间的关系，亦已在一系列偏近知识社会学的历史分析尝试中有所涉猎。[39]

其次，上述努力的吊诡之处在于：寻求普适性的努力恰恰要以牺牲丰富性和深刻性为代价。著名的弗洛伊德传记作家彼得·盖伊在其《感官的教育》一书中曾经做过如下精妙的总结：“敏锐的历史学家不止一次地指出，维多利亚女王不属于维多利亚人；同样，弗洛伊德也不属于弗洛伊德学派：他们不对围绕他们的名字所编织起来的神话负责。”[40]从文明的角度来说，正如弗洛伊德发现性欲的问题揭示了人类文明的机制一样，弗洛伊德文本的遭遇和其思想的变迁也同样昭示了对欲望的压抑/抑制和掩饰。在《性经验史》一书中，福柯开篇即描述了“维多利亚时代布尔乔亚阶层”的道德特征。他说，在这一时代，“性被小心谨慎地圈禁起来；它被移回到了家中。核心家庭将其保管起来，吸收进繁殖这一严肃的功能之中”[41]。福柯认为，在现代性进程中，性的历史首先是一种压抑/抑制增加的编年史，“或许弗洛伊德增进了一点我们关于性的知识”[42]。然而，这一努力仍要受制于重重的“疑虑”和“保护”。福柯甚至大胆地批评弗洛伊德的工作也并不彻底：“在弗洛伊德的躺椅和言语（discourse）之间的那些最安全和最隐秘空间中的话语，不过是床笫间的那些呢喃耳语的另一个版本罢了。”[43]这一状况，再加上英译本的变迁现象，使得理解弗洛伊德成为一种必须用力才能深入的工作。与此同时这一切也成为可以供我们探究的主题。正如弗洛伊德文本中的拉丁词语所行使的功能“在他自己和被禁止的冲动之间建立了一个安全空间”[44]一样，英译本在全世界与弗洛伊德之间建立了一个安全空间。或者我们可以说得更为直白一点：正如在弗洛伊德那里，梦在欲望和现实之间建立了一个安全空间一样，英译本也成了弗洛伊德的梦。作为一个“显梦”，英译本并非没有意义。恰恰相反，一方面它是通过了“审查机制”而得以在世界中被最广泛使用的文本；另一方面，这一文本可以作为“VIA REGIA”，帮助我们到达对弗洛伊德原著的理解。当然，正如弗洛伊德对于梦的分析一样，更为重要的，英译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代知识生产的机制。

在《释梦》一书的最后，弗洛伊德大胆地宣称，梦是我们理解无意识的“VIA REGIA”。我们需要简单回顾一下弗洛伊德的梦理论，来帮助理解他的英译本与原著之间的关系。这正是本书的核心主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实质上乃是一种社会与政治理论，而非仅仅用以理解人之灵魂的理论。我们发现，弗洛伊德作品英译本的发生机制，与他的梦理论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奇异的对应关系。

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梦的机制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梦的材料来自儿童期与做梦的前几天，而且这些材料往往是当下生活中“最不重要”和“最无意义”的细枝末节。其次，梦的遗忘现象，是为抵抗机制服务的。第三，梦的显著心理特征包括了陌生性以及使用视觉意象（visual images）进行思维。第四，在梦中不具有道德感。显梦与隐梦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其中审查机制正与浓缩、移置等一系列梦的化装机制对应，是弗洛伊德理解人之灵魂机制的关键部分。在一系列的复杂分析后，弗洛伊德发现，梦的基本机制，在于对欲望/愿望（wish/Wunsch）的满足。

在20世纪，弗洛伊德的工作首先是一种现代人收获的经验。这种经验改变了我们，且为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愉悦和自我理解，同时又增加了我们关于自身的焦虑；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同时又被世界通过接受英译本的方式所拒绝或压抑。这意味着，即便有了弗洛伊德，他的工作也很难为我们所接受。正如福柯所说：“如果自古典时代以来，压抑确实一直都是位于权力、知识以及性之间的基本关联，那么我们就必然要付出相当的代价，才能从中挣脱出来，获得自由……因为真理最为微弱的光芒，也是受制于政治的……”[45]英译本自然是这一压抑的表现之一。在此意义上，甚至弗洛伊德本人也曾表现出这个方面的趋势。所以福柯才以极端决绝的态度说：“我们要弃绝弗洛伊德那保守精神分析的规范化功能……以及由性的‘科学’所确保的一切整合效果与性学那很难说是含混暧昧的实践。”[46]

在这种强大的压抑（而且是以弗洛伊德这一精神分析之父的名义）之下，那些原始的文本开始“被遗忘”。在当代人的记忆中，它们遥远而又缄默无言，飘忽不定又难以理解，正如每一个人桀骜不驯的早期经验一样，与当下处于一种非合作的关系。然而它们并未消失。原著与英译本的关系，正如弗洛伊德在梦的理论中指出的化装结构一样：那些无法被埃利亚斯式“文明世界”直接接收的经验种子，通过英译本这一化装后的版本改变/塑造了世界。而这一化装版本，同时又构成了我们返回去理解德文本的重要线索。所以可以说，在现实世界中，审查机制改造或者说压抑/抑制了原著，同时原著则经由英译本而发生影响力。

斯特拉齐的翻译，将弗洛伊德的原著理性化、科学化与抽象化，表面上与弗洛伊德对于梦之分析的工作次序正好对应——在弗洛伊德那里，释梦是一种用理性化的语言来转译梦这种原始语言的过程，将显梦所代表的隐梦或者梦念阐释成为理性化的、现代个体可以理解的意义。所以表面上来看，似乎英译本这种对于弗洛伊德原著的阐释性翻译，乃是一种释梦。然而，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英译本的功能与发生机制恰好相反：英译本才是弗洛伊德的梦，即这一翻译表面上使用了更为科学化和理性化的语言，其功能效果却正是以此来通过审查。因为在这一英译本中使用的材料，正是在现代社会的知识界最熟视无睹的希腊词语、拉丁词语以及各种科学术语——如前所述，它们完美地隐藏了弗洛伊德的原意。在整体方面，通过诸如“浓缩”和“移置”等技术将原文改头换面。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理性化的过程，也即这一科学化和专业化的化装改造，相对于弗洛伊德的原著而言，是一种在现代社会面前的“戏剧化表演”——这正是弗洛伊德式释梦所发现的最为重要的梦的机制。科学化在这里走向了其本意的反面：本意要抽象化与理性化，最后反而成为了一种视觉意象——所使用的语言退化了。英译本将弗洛伊德的德文科学化与抽象化，本意是要将其理解难度提高。然而这些理性化的概念反而更容易为现代人所接受。最后，也是堪称最为重要的关键——正如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到过的——这个梦实现了最为重要的功能：弗洛伊德的欲望之满足——他得到了世界的承认。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强调这一点。英译本当然绝非弗洛伊德的经验本身，而是对它的改造和“升华”。弗洛伊德的思考必须通过这一化装才能进入历史，尽管其原始版本才是改变历史的真正原动力。这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显梦与隐梦之间的关系。就对于文明和历史的理解而言，这两个版本都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两个版本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明显存在着一种类似埃利亚斯式“文明进程”的社会机制。[47]彼得·盖伊在对19世纪资产阶级的研究中，发现存在着对感官教育的蒙蔽与遮掩（这当然是普遍性的）。这种蒙蔽与遮掩并非有意为之，而是一种无计划的、具有高度适应性的防御行为，即存在着一种在公开场合对性知识的伪装与改变。盖伊将这种关于性的认识的“文明进程”称为虚假的纯真。[48]他认为，这是一种人类历史所共有的现象。英译本也符合这一大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焦虑日益增加，并且戴上了科学的面具。现代资产阶级式文化超我（cultural superego），无处不在。[49]问题从来都不仅仅在于性本身，而在于其所代表的社会性意涵和所引起的社会性焦虑与罪恶感。所以性的问题在进入知识领域时，必须改头换面，而且往往是以负面或非道德的形象进入的。用福柯的话说，这种对于性语言的现代化改造，必须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结合在一起才得以可能，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变成布尔乔亚秩序的一个构成部分”[50]。福柯认为，在现代性进程中，存在着一种关于性语言的既爆发又净化的一体两面过程。这一过程：一方面是关于性的语言在权力范畴内大量出现[51]；另一方面，则是对性语言的净化，也就是“存在着一种关于陈述的警察化（policing of statement）”[52]。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对何种人言说何物，都有了严格的规定：“这几乎构成了一种整体性的限制性经济，又半是自发半是皈依性的，纳入了伴随着古典时代社会重组的语言和言说的政治之中。”[53]如此一来，对于性的反思和言说就成为对于更大的历史性秩序的反思和言说，表达的困难甚至更大了。然而，这恰恰是事情的本质所在。因为弗洛伊德和他的作品，从来都是属于某一种社会秩序，也要服从于某种历史的命运。无论如何勇敢，弗洛伊德及其作品的主体性，同时在理智和情感方面，都变得极具可塑性。英译本作为弗洛伊德之梦的意思，就是说，弗洛伊德这一思考的原动力，也必然要服从于某种更大的社会要求，并且通过服从这一社会要求而获得表达的可能。

所以我们从未说过，英译本有着无法抵消的“原罪”。正如弗洛伊德从显梦入手来理解隐梦以及梦的机制一样，我们希望将英译本中的变化视为一种现代性现象，由此深入探讨该英译本得以出现的社会与政治背景或者说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