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的理性化与业余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研究

在关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中，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曾描述过这样一种法则：“精神‘越纯粹’，它对社会和历史产生的能动影响也就越小……只有当人们把某一种‘观念’与一些利益、内驱力以及集体性内驱力或者‘各种趋势’结合起来的时候，这些观念才能真正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与现实有关的力量，或者实现可能……”[101]从精神分析的传播史来看，舍勒的这一法则颇具总结性，因为这一变化同样体现在精神分析知识的具体变迁过程中，尤其体现在精神分析的美国化过程中。无论是弗洛伊德文本的变化，还是学界对于精神分析理解的变化，都体现了这一特征。我们将会发现，在其背后，乃是涉及一般知识现代性变迁的理性化过程。

精神分析的美国化及其问题

斯特拉齐与琼斯都不是美国人，然而他们翻译的弗洛伊德作品在英文学界——包括美国——被大规模使用。这一过程与精神分析实践进入美国并且接受其科学化和理性化的历史过程相呼应。这两个过程，都属于弗洛伊德进入到英文世界的历程。

弗洛伊德本人的思想在现实中的传播，要追溯至1902年，也就是最早一批年轻医生开始聚集在他周围“学习、练习和传播精神分析知识”的年份。[102]到了1907年，精神分析开始在学界产生进一步的影响，“甚至有某些科学工作者准备承认它”[103]。然而对于弗洛伊德来说，精神分析运动产生广泛积极影响的转折点，应该是1909年他在美国克拉克大学的演讲。该年9月，弗洛伊德在荣格和厄内斯特·琼斯等人的陪同下，赴美国克拉克大学访问，并以德语发表了五次演讲。如果一定要给弗洛伊德的思想在全世界尤其是英语世界的传播确定一个起点的话，那么他自己也认为，这次演讲堪称标志。弗洛伊德本人曾多次表明这一转折点，例如在《精神分析运动史》和《自传研究》中。在《精神分析运动史》一书中，他明确说：“1909年，在一所美国大学的演讲厅中，我首次有机会向公众宣讲我的精神分析，这是一次重大的机遇。”[104]

从他自己后来对于这段人生历程的追述中，也明显能够看到这一次旅行对于他的积极影响。如前所述，在此之前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弗洛伊德一直处于困顿状态。1900年，《释梦》一书的出版并未给他带来预期中的成功。处于人生低谷期的弗洛伊德在写给弗里斯的信件中，自称为一位“年老、邋遢的以色列子民”[105]。这一极度沮丧的自我描绘，与他的工作在欧洲所遭遇的敌意有很大关系。这一敌意的起源甚至更早。1896年，弗洛伊德曾向“维也纳精神病学与神经病学协会”做过一次报告，希望他的工作能够引起维也纳学界的兴趣。他后来回顾这一次报告的时候说，“我将我的发现视为对科学的正常贡献，并希望能够得到同样的承认”[106]——然而回应他的却是学界的沉默。

在他写下“年老、邋遢的以色列子民”这句话将近十年之后，出访美国这一事件带给他的却是年轻与活力。在自传中，弗洛伊德如此回顾这一次出访：“当时，我才五十三岁。我感到年轻而又健康，对于这个新世界的短暂访问在各个方面都鼓舞了我的自尊。”[107]弗洛伊德随即对比了他在欧洲和美国两地所遭受的不同待遇，以及由此给他带来的对于精神分析的信心：“在欧洲，我感到自己受到轻视，然而在美国，我却发现最重要的人都平等地对待我。当我登上伍斯特（Worcester）的讲坛，发表我的《精神分析五讲》之时，某种不可思议的白日梦似乎实现了：精神分析不再是一种妄想的产物，而是成为现实中富有价值的一部分。”[108]这一出访不仅对于弗洛伊德如此重要，对于美国的精神分析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弗洛伊德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自从我们访问以后，美国的精神分析方兴未艾。它在大众中极度流行，并且被大量官方的精神病理学家视为医学训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09]

不过，弗洛伊德的作品真正在英语世界产生持久影响力，还要依靠其英译本的出版。而这一译本的影响力，又要与精神分析本身在全世界范围内，尤其在美国的发展结合在一起，才真正出现。1911年，霭理士（Havelock Ellis）在一份报告中说，精神分析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不仅在奥地利与瑞士，在美国和英国以及加拿大等地都是如此。[110]霭理士的说法确实有其道理。在组织的层面上，至 1910年，柏林在亚伯拉罕（Abraham）的领导下，苏黎世在荣格的领导下，维也纳在阿德勒的领导下，都建立了精神分析的组织，而到了1911年，慕尼黑在瑟夫博士（Dr. L. Seif）的领导下，也建立了精神分析的组织。同一年，美国则在布里尔和普特南的领导下，建立了两个组织，分别是布里尔任主席的“纽约精神分析协会”（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和普特南任主席、琼斯任秘书的“美国精神分析联合会”（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111]对于布里尔和琼斯在这一传播过程中的贡献，弗洛伊德赞赏有加。[112]不过，弗洛伊德赞赏他们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在英文翻译方面的贡献。而这一贡献确确实实要与精神分析运动美国化的进程结合在一起，才算完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美国化的进程，要早于他们二人的翻译工作。

一方面，如上所述，相对于德文学界对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根深蒂固的偏见与忽视，英文学界对弗洛伊德工作的态度确实要更为友好。根据琼斯的记述，早在1893年梅尔斯（F.W.H. Myers）就开始关注和介绍弗洛伊德的工作了。《癔症研究》出版仅仅三个月后，梅尔斯就在英文学界介绍了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的这部著作。此后英文学界一直密切关注着弗洛伊德的工作进展。[113]美国学界对弗洛伊德的思想尤为热衷。从1893年起，威廉·詹姆斯就开始在哈佛介绍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的工作。此后，美国学界一直都非常关注弗洛伊德的工作。[114]比起学界，实践层面的精神分析在美国也发展迅猛，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数目最为庞大的精神分析学家”[115]。然而另一方面，美国许多学者在接受精神分析的时候，就已经将其视为科学心理学的内容。沃森（J. B. Watson）曾说过，他在讲解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时，会省略原著中那些“粗浅的活力论术语（vitalistic terminology）和心理学术语”[116]。弗洛伊德本人也不可能不注意到，1909年他受邀前往美国克拉克大学之行，并不是克拉克大学校方专门为了他的精神分析而邀请他。这次美国之行的缘起，在美方看来，乃是为了庆祝克拉克大学成立二十周年而举办的系列邀访活动之一，弗洛伊德是被邀请的诸多“心理学家”之一。当然了，即便是考虑到这些理解，美国人在总体上特别友好的态度，比起欧洲学界对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那并不值得弗洛伊德“尊敬”的拒斥和驳难来[117]，很难不对弗洛伊德产生积极的影响。不过，这一积极的现象，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同时也很难不带有一丝苦涩的味道。也许，在这些地方，弗洛伊德同样体会到了他那个著名的“爱恨交织”（ambivalence）概念的社会意义。在理解的偏颇之外，一方面，美国的精神分析运动有着脱离弗洛伊德领导、独立发展的明显迹象。这尤其以华盛顿那位富有影响力的怀特（William Alanson White）医生为代表。[118]另一方面，即便是对于那些严格遵守弗洛伊德教诲的美国追随者及精神分析实践，弗洛伊德作为一个严格的思考者，对于这一现象也毫无自恋之意，而是从其背景思考成因。1914年，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运动史》中赞扬了布里尔和琼斯对于传播其思想的贡献之后，专门分析了为何精神分析会在美国获得迅猛的传播和发展。他认为，“在美国，缺少深度科学传统以及官方权威特别薄弱，是斯坦利·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推广精神分析的决定性优势。那个国家的特征就在于，从一开始，精神医院的教授和主管对于精神分析就表现出了与独立实践者同等的兴趣。但很显然，正是出于这一原因，那古老的文化中心，也就是一直都（对精神分析）表现出极大抵抗的地方，必定会爆发关于精神分析的关键战争。”[119]

弗洛伊德强调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同样是英语世界的英国，对精神分析的接受就非常缓慢。[120]当时在欧洲其他地方的精神分析协会，尤其以伦敦为典型，与美国并不相同。这一不同主要体现在欧洲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区别。伦敦精神分析学会受弗洛伊德影响极大，并且很多会员秉承着对弗洛伊德之克里斯玛精神的追随，或者愿意成为具有此种人格魅力的领导者。而无论对于治疗的观点如何，美国各地的精神分析协会却要“朴实”得多——同时其理解水平也更令弗洛伊德生疑。弗洛伊德在这方面的担忧不无道理。他非常清楚一个事实：“在美国对于精神分析感兴趣的绝大多数医生都不懂德语。”[121]琼斯在1920年创办《国际精神分析期刊》之举甚至被弗洛伊德解读为：琼斯主要是为了帮助英国和美国的读者理解精神分析。时至1925年，弗洛伊德在自传中依然明确表示：“非常令人遗憾，在美国的精神分析掺杂了大量的水分。此外，许多与精神分析无关的领域也在冒领精神分析之名。而在技术和理论上能够进行真正培训的机会却几乎没有。”[122]此外，弗洛伊德一直强调，从事精神分析的人需要首先接受精神分析，然后才可能对于何谓精神分析和如何从事精神分析有深入的理解。然而在英语世界，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这一要求却并没有得到“专家”们的理解和执行。在1924年写作的《关于精神分析的简短介绍》一文中，他明确说：“在（精神分析的）这一发展中，精神分析已经和任何其他医学领域一样，有了明晰而精妙的技术。那些仅仅从阅读中获得了关于精神分析的一点点文本知识，而没有接受任何特别训练就认为自己可以从事分析治疗的人——尤其在英国和美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导致了许多滥用。”[123]

但是无论这一差异如何明显，在理性化的时代洪潮下，欧洲和美国的精神分析日益医学化，也就是日益专业化和职业化。在精神分析迅猛发展的美国，这一趋势显得尤其突出。当然，在弗洛伊德看来，这一迅猛的发展是有问题的。简单说来就是，“在北美，仍然真实可靠的事情是，对于分析的深度理解，跟不上其受欢迎的程度”[124]。

弗洛伊德的态度

在弗洛伊德看来，这个世界上对待精神分析最为苛刻的地方莫过于精神分析的诞生之地维也纳。[125]无论其他地方的态度怎样，都绝不可能比维也纳这座城市的态度更加糟糕。然而维也纳毕竟是他居住的地方，是精神分析的中心，所以世界上其他城市精神分析的发展虽然很快，他却并未抱持天真的欢迎态度，而是对精神分析在传播过程中的“失真”充满了疑虑。

弗洛伊德对于“失真”现象进行了毫无保留的反击。他欢迎精神分析的传播，然而如果这一传播需要以歪曲他所理解的精神分析为代价，那么他就一定会坚决反对。在他看来，别人大可以从事任何研究，秉持任一观点，然而如果其研究和观点要冠以“精神分析”之名，他则绝不容忍，坚决予以还击。这一点非常清晰地呈现在他的写作之中。在《精神分析运动史》中，他说：“在对外部的反对者们做到尽量自我克制，不去与他们对抗之后，现在我发现自己不得不举起双臂，以对抗从前的那些追随者，或者现在仍然愿意自称为追随者的人们。”[126]弗洛伊德指的主要是荣格与阿德勒。事实上，从发现精神分析开始，到其生命的最后阶段，弗洛伊德毕生都在不停地与他人作斗争，以捍卫他自己的精神分析。弗洛伊德一生都充满了此类著名的故事。从早期与他老师们的决裂，尤其是与布吕克和布洛伊尔的决裂开始，到与他早年最好的朋友和知音弗里斯在1901年的决裂，再到后来与他最亲密的学生和追随者，包括阿德勒和荣格等人的决裂，其原因都非常清楚而简单：捍卫他自己的精神分析。他几个著名的长篇案例，尤其是在“多拉”和“狼人”中，都存在着诸多与他人论战的段落，尤其是与荣格和阿德勒之间的论战。弗洛伊德希望精神分析传播是一个“坦诚”的运动，在1910年写给费伦齐的信中，他曾经明确说，“对我来说，真理乃是科学的唯一绝对目标”[127]。这一“坦诚”的意思就是要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有趣的是，弗洛伊德与阿德勒和荣格这两位弟子之间的论战和决裂，刚好表明了他自己对于精神分析的两种态度：在科学与艺术之间，并不完全倒向任何一方。众所周知，弗洛伊德与荣格之间的决裂，存在着各种原因，其中最为著名的一种，甚至堪称在学理上最为重要的，乃是二人对于“西方现代科学和传统灵性间的冲突重演，有着基本的分歧”[128]——弗洛伊德在这一冲突之中是作为一名理性主义者，站在科学一方的。然而另一方面，在弗洛伊德对于阿德勒的批判中，却又确确实实使用了诸如“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这样的概念，并将其视为一个大问题。[129]更有意思的是，这一对于阿德勒的批评，最早居然是由琼斯提出来的。[130]在对于阿德勒的批判中，弗洛伊德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其在研究中出现的与精神分析的“翻译”和“传播”相关的问题。他说：“阿德勒理论的特征并非是由他宣称的，而更多是由他否认的东西决定的；它包含了三种具有非常不同价值的要素：对于自我心理学的有益贡献；肤浅但是可以接受的、将分析事实转译进入新‘行话’的翻译；以及当这些事实并不符合自我的要求时，对于它们的歪曲和倒错。”[131]这一批判的对象，与我们在前面发现的弗洛伊德本人的作品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几乎如出一辙，也由此可见弗洛伊德对于“翻译问题”的真正态度。

而他对荣格最不能容忍的地方，也正是在于这一点。[132]1912年，弗洛伊德写信告诉荣格说，“越是放弃了那些精神分析中难得的事实，就越会发现抵抗的消失”[133]。

总而言之，弗洛伊德对于荣格和阿德勒两人批判的共同点在于，他无法容忍他们在后续的研究中，放弃了弗洛伊德本人所认可的各自对精神分析的发现。[134]弗洛伊德也注意到了他对两位前追随者之批判的共同之处，并做了如下总结：“他们两人都试图通过提出特别高尚的观点，而表达一种取悦于人的立场，那就是从永恒的观点来看待每一件事物（sub specie aeternitatis）。”[135]两个人都宣称对精神分析做出了改进。从上面弗洛伊德本人的反应可以看出：首先，这两种改进都与前述英译本的特征有类似之处；其次，这种宣称都遭到了弗洛伊德的强烈反对。弗洛伊德的态度一以贯之地清晰而明确：“我当然完全允许任何人有权力去思考和写作他所乐意之内容；但是，他没有权力将其冠以其所不是的名义。”[136]这既是对于曲解的反对，也是对于何谓精神分析的一再重申。而在这其中，他对精神分析最为强调的一点，就是此二人都修改了“性”的理论，并忽略了“性”：“事实上，这些人只是从生活旋律中捡拾起了一些文化泛音，而没有听到伟大的原始驱力的旋律。”[137]从前面对于英译本的研究可以看出，这一批判同样可以应用到英译本的翻译之中。不过有趣的是，弗洛伊德却从未正面抨击过他的英译者，更不必提像对待阿德勒及荣格一样，与其英译者决裂了。

美国化中的“业余精神分析问题”：什么是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对自己的理论充满了信心。他曾在早期遭受多次思想传播的挫折之后说，他走上了一条要去“惊醒沉睡世界”[138]的道路。在《精神分析运动史》中，他甚至如此设想自己的历史地位：“我曾对未来做过如下设想：通过这种新疗程的成功治疗，我应该已经成功拥有了自己的地位。但是在我一生之中，科学会完全忽略我；数十年后，有人会成功做出这些发现——目前时机尚未成熟——并且会获得承认，会授予我先驱的荣誉。对于一位先驱来说，失败是必然的。与此同时，正如鲁滨孙那样，我在自己孤绝的岛屿上，尽可能舒适地定居下来。当我回顾那些孤独的岁月，今日的压力与误解，却都好像光荣的英雄时代一样。我的‘辉煌的孤独’，并非没有成就和荣耀的。”[139]

我们知道，尽管屡遭误解和拒绝，弗洛伊德却从未对自己的理论和工作失去信心，而是一直在尽力维护和发展它们。在欧洲本土，虽然弗洛伊德一直在强调精神分析的高度科学性，并一直希望能够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然而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其追随者，都力图在学理与影响力方面使精神分析超越医学领域。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现象是，早期欧洲的精神分析从业人员多数不是医学界的专业人士，他们理所当然地将精神分析扩展到了文学、哲学、教育和自然科学等领域。不过，当精神分析从欧洲传播至美国的时候，情况却完全不同了。在美国，精神分析几乎完全成为精神医学和神经医学领域的分支学科。医学方面的训练成为从事精神分析治疗的必修科目。

虽然精神分析在美国的发展并非铁板一块，内部也存在着强烈分歧[140]，不过，以科学化面貌出现的美国精神分析实践的理性化还是成为一个必须要加以回应的重大问题。这是精神分析适应现代化趋势、变为一种专业化理性化之科学的过程，而该过程正与英译本中发生的变化相吻合。

当精神分析要在美国专业化的精神病理学机构中安身时，就不仅仅涉及其理念的传播问题，还涉及何为精神分析的问题了。作为这一问题的表现，业余精神分析议题（lay analysis）成为世界范围内精神分析的争论焦点。所谓“业余”，指的是不具备行医资格、并非医生的人。业余精神分析议题，指的是并不具备行医资格的人是否可以从事精神分析的工作。作为对于这一问题的明确回应，1925年，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制定了一个新制度，要求美国的精神分析师必须具备医学学位。[141]弗洛伊德随即对此表示反对。不过他的反对并未起到太大的作用。在同一年，布里尔发表文章，明确反对业余精神分析，并且宣布“假如维也纳对待美国的态度继续如此，他决定与弗洛伊德断绝关系”[142]。这一对待精神分析之父的几近“弑父”的表态，清晰地表达出美国学界对于精神分析的独立理解与坚持：精神分析的理性化和科学化才是其实质。而在1927年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年会召开之前，根据琼斯的记录，美国人清楚而坚定地表明了自己与弗洛伊德的宣战立场：“1927年5月，纽约协会通过一项决议，赤裸裸地谴责业余精神分析行为。”[143]

在1927年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年会上，该问题成为争论焦点。以布里尔为代表的美国纽约代表团拒绝接受无医学资格者进入精神分析领域。尽管这并非美国学界的唯一态度[144]，却仍然代表了美国社会与美国文化对于精神分析的典型回应。在同一年，《国际精神分析期刊》以业余精神分析为主题，刊发了一期专题论文集，多数作者都表达了不同于弗洛伊德的态度，其中尤其以布里尔的文章为代表。[145]弗洛伊德则在这一年的7月6日给琼斯的信中愤怒而不屑地说：“原先我想跟纽约派讨论得更加详尽些，但是我放弃了，因为我知道那会毫无成果，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水准与在其他问题上一样低。”[146]

到了1928年，这一持续紧张的关系，以及这些方面的分歧使得弗洛伊德筋疲力尽并且异常悲观，以致对费伦齐说：“精神分析的内部发展处处偏离我的意图，它脱离了分析，成为一个纯粹的医学专业，我认为这对精神分析的未来发展是致命的。”[147]

从弗洛伊德本人的理论观点来看，这一跨文化的科学式挑战对他的真正威胁恐怕并不仅仅在于治疗方式的问题，而是在基本理念方面与精神分析背道而驰了。当精神分析的治疗方法被视为科学教条而在学校中加以传授时，这一关于灵魂的认识与自我认识，基本也就失去了活力。

在这件事情上，弗洛伊德的态度非常明确。1926年，由于另外一个事件，弗洛伊德迅速写就并发表了著名的《业余精神分析问题》（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一书。作为此书写作背景的那个事件，就是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中一位杰出却并没有医学背景的分析师西奥多·瑞克（Theodor Reik），被他的一位患者指控违反了奥地利法律中关于禁止“江湖术士”（quack）行医的条款。在瑞克被起诉后，弗洛伊德立刻积极行动起来帮助他。这部著作的发表是对于这一指控的回应之一。不过本书的写作并不仅仅针对瑞克的遭遇，同时也是对于上述广泛争论的一个回应，并且也同样引发了更广泛的争论。其结果，就是前述《国际精神分析期刊》刊发的专题论文集。琼斯在他的《弗洛伊德传》中说，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这一业余精神分析的问题，可能是“出版社之外，在精神分析运动中最能吸引弗洛伊德兴趣和情感投入的一件事了”[148]。琼斯认为，原因在于，“这关系到精神分析运动中的一个两难困境，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149]。然而这只是琼斯本人的态度，因为在这本小册子的一开始，弗洛伊德就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希望可以澄清：在精神分析实践中，“患者与其他的患者并不一样，外行人也并非真正的外行人，而专业医生，其实也并不真正具备患者期望他所具备的相应资格”[150]。

弗洛伊德在这本小册子里向读者介绍了典型的精神分析治疗的过程和方法，尤其强调了谈话疗法。弗洛伊德说，在治疗师与患者之间“除了互相交谈之外，什么也不会发生。分析师不会使用任何器具——甚至不会借用任何器具检查患者，也不会开任何药方”[151]。如在诸多其他文本中一样，弗洛伊德再度向外界强调了“言说”的治疗性功能。在精神分析的实践中，分析师会请患者说出任何浮现在脑海之中的事情，无论患者认为那是否有意义。这一言说的实践与天主教在传统意义上的“忏悔”有类似的地方，不过并不完全相同：“忏悔无疑在分析中扮演了部分角色——我们或许可以说，是作为一种分析的引介。但是，忏悔远非分析的实质，也无法解释分析的效果。在忏悔中，罪人告白他所知道的东西；而在分析中，神经症患者必须说出更多的东西。我们也从未听说过，在忏悔中能够发展出足够的力量来去除实际存在着的病理学症状。”[152]这是精神分析与忏悔之间的实质区别，然而它们之间的不同不仅在于此。在同一篇文章中，弗洛伊德还表明了它们之间的另外一种区别，那就是：忏悔者是出于自愿，然而在治疗中，许多患者却并不想言说和被治愈：“他无论如何都不想被治愈。”[153]这当然与弗洛伊德对癔症的深入理解有关。这一现象首先被诠释为一种灵魂的“抵抗”机制，与灵魂的基本结构有关。弗洛伊德进一步的理解在于，疾病是患者生活中的意义，而且往往是至关重要的意义表达。关于“获得疾病”或者是“遁入疾病”这一点的讨论，弗洛伊德的解释已经众所周知。症状作为性的活动，其功能可以是满足患者的受虐欲望，这与噩梦的机制（如他在《释梦》第7章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第1讲中的讨论）完全相同。在《精神分析引论》第24讲和多拉的案例中，弗洛伊德详细分析了这种“遁入疾病”的需求。[154]这与超我这种良知工具有关，是弗洛伊德对于灵魂机制的基本理论要求。[155]

当然，精神分析与催眠也不尽相同。确实，在催眠疗法与精神分析中，分析师都会发挥作用，然而在精神分析中，患者所受到的分析师的影响并没有催眠疗法中那么大。此外，精神分析也不会使用暗示的方法来影响和压制症状。

在这部著作里，弗洛伊德尽管继续坚称精神分析是一种科学[156]，却明确区别了大学系科意义上的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不同。他认为主要的差别在于，当时的心理学所处理的是“感觉器官的生理学”（physiology of the sense organs），而精神分析所处理的是灵魂生活（Seelenleben）问题。[157]心理学无法面对和处理灵魂的问题，因为灵魂生活的问题与意义相关，它并不能通过科学的心理学研究来获得。这一点与韦伯在《科学作为天职》中的判断如出一辙。正如科学的心理学无法像精神分析一样去研究梦，科学的心理学也无法像精神分析一样去研究神经症。进而，弗洛伊德说，他想研究的是灵魂机能（seeliscen Apparats）的问题。[158]对于这一机能的研究首先带来了两个核心的概念，即“我”（I，Ich）与“它我”（ID，Es）。弗洛伊德说，所谓的“我”，当然是每一个普通人都会有的那种平常东西，即位于“感觉刺激（sensory stimuli）与肉体知觉的需求（the perception of their somatic needs）”和行动之间的东西。而“它我”则是灵魂中比“我”更复杂、宽广和抽象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如下一段关于“我”（Ich）与“它我”（Es）这两个术语的解释：

你可能会抗议我们使用如此简单的代词来描述我们的这两种（构成灵魂机能的）系统（instanzen）或领域（Provinzen），而没有给它们取上个像模像样的希腊名字。然而，在精神分析中，我们要与日常大众的思维模式打交道，愿意使其中的概念服务于科学的（Wissenschaftlich）目的，而非拒斥它们……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我们必须让患者懂得我们的理论。患者总是非常聪慧，然而有时也目不识丁。非个人化的“它”立刻就能够与普通人的某些特定表达形式联系在一起。[159]

这一特定的表达形式，就是患者在治疗中经常使用的某些句法的意思，患者会说，“它击穿了我；现在在我之中有某种东西，比我还要强大。我受不了了！”（C’était plus fort que moi，I can't help it！）

这段话堪称弗洛伊德并不同意琼斯和斯特拉齐等人的翻译工作的明确证据。不过，至少就目前学界所获证据来说，弗洛伊德似乎并未对他的英译者直接提出过此类驳斥。

在这本小册子里，弗洛伊德继续阐明他所说的“灵魂的深度心理学”。他认为这一心理学与其他的心理学并不相同。弗洛伊德承认，由于精神分析总是涉及性，而患者和一般人往往会认为，只有真正的持照医生才有资格与患者谈论性的问题，所以专业医生资格是精神分析从业者的必要条件。然而弗洛伊德辩论说，在精神分析中，性的问题实际上要追溯回患者的儿童期，但是这方面的知识并不能从当时的医学院学到。与此同时，关于文明史与神话学的知识和思考，同样是精神分析实践必不可少的。而这些知识和思考也无法由医学院的专业训练所提供。

所谓“业余”（lay man），弗洛伊德指的是没有医学学历的人，而非没有受过精神分析训练的人。恰恰相反，严格的精神分析训练是精神分析实践必须具备的条件。不过问题也在这里。因为关于“业余之士”的讨论关键，正是在于一个具有此类训练而无医学背景的人，是否有资格为患者治疗。而弗洛伊德对于“江湖术士”（quack）一词的界定是：任何在没有必要知识与能力的情况下对他人实施治疗的人。根据这一定义，大量的医生在没有掌握精神分析知识的情况下实施了治疗，他们才是真正的庸医。此外，当时受过医科教育的医生反而更有可能敌视精神分析，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客观地”确定关于解剖学、身体及化学方面的知识，并且以一种与人的灵魂无关的特征来描述、探究与治疗疾病。而精神分析则致力于探究灵魂方面的失调，这些要求与医学教育没有任何关系。进而，由于教育的缘故，他们还会对那些在精神分析实践中真正重要的材料熟视无睹或鄙夷不屑，如口误、笑话、梦以及各种疯言疯语。在这个意义上，专业医生才是真正的“业余”。

至于在精神分析阵营中存在着许多支持精神分析专业化的成员这一事实，弗洛伊德认为，他们的观点来自其所承受的强大压力：他们希望以此换来对于精神分析的“专业/职业”（profession）的承认。然而在真正的治疗实践中，一名有着医学背景的分析师，其反应和行为往往与普通人并无两样，却与精神分析实践的要求相去甚远。所以，弗洛伊德认为，即便从现实的角度来思考，要求精神分析师具有医学背景，或者要求他们参与医学院的培训，也是完全不够的，因为一名分析师所需要的知识体系，是医学院的教育完全不能够提供的：

分析性指导所需要的知识体系与医学院教育相去甚远，也是医生在其实践中并不会涉及的：文明史、神话学、宗教心理学与文学研究……在医学院中所教的大量内容，对于其目的来说毫无意义。[160]

弗洛伊德在此的假定非常简单：每一个人，当然包括患者，都是文化/文明人和社会人，如果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本身以及相关的基本文化/文明没有了解，是无法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的。正是基于这一理念，弗洛伊德才在1927年《国际精神分析期刊》中，就大会上的这个专题讨论评论说，他理解的精神分析，是一种“心理学”。不过，他理解的这一“心理学”，既非医学或者病态的心理学，也不仅仅是与医学相关的心理学，而就是“心理学”本身。[161]

在《精神分析引论》中，弗洛伊德也多次强调，作为科学的精神分析，恰恰就是要去探索超出治疗的研究领域。而这些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对人类的自我认识。在这一面向维也纳大学师生的演讲中，他说，释梦所需要的知识来源极为广阔，其中“有神仙故事和神话，有笑话和戏语，有民间故事，有关于各民族习惯、风俗、格言和歌曲的传闻，还有诗歌和惯用的俗语”[162]，随后他再次强调，精神分析与许多其他的研究领域，例如“神话学、语言学、民俗学、民族心理学及宗教学”等都有着很密切的关系。[163]总结而言，他认为：“精神分析之为科学（science/Wissenschaft），其特点在于所用的方法，而不在于所要研究的题材。这些方法可以同等地用来研究神经病学，研究文化史、宗教学和神话学，而不失其本性。”[164]

所以，如果要实现这些要求，医学训练是无法提供足够支持的。弗洛伊德的说法明确而严格：“针对这些理解和治疗，医学教育，严格来说毫无助益。”[165]

所以弗洛伊德的态度是，精神分析实践需要特殊而严格的训练，而且他及其追随者也在各地的精神分析协会中施行了这种训练，然而这一训练无法经由医学院获得。恰恰相反，医学院的学习反而会误导这方面的年轻人。在《自传研究》的补记中，弗洛伊德说：“在这一生中，我的兴趣沿着自然科学、医学和精神疗法兜兜转转，最后又回到了早年还几乎没有思考力时，就为之入迷的文明问题上。”[166]他的这一说法与他在其他方面对于精神分析的认识相吻合。在《自传研究》中，弗洛伊德回顾说：“我很少将精神分析应用到一般方面，然而这类应用却很吸引人。从神经症患者的幻想到人们在神话、传奇和童话中表现出来的想象性创作，其实只有一步之隔。”[167]

所以，从弗洛伊德的角度来看，他在医学院提供精神分析的准入资格这一议题上持否定态度的真正原因，在于他所理解的那种科学的旨趣。他并不想让精神分析被融入医学院的教学课程中，并且成为与其他治疗方法并列的某种流派。他认为精神分析比那些诸如催眠暗示和自我暗示等疗法更具科学性。弗洛伊德极具野心，要求精神分析同时成为与人类文明相关的伟大科学与艺术实践：

作为“深度心理学”，作为一种关于灵魂无意识（mental unconscisous/seelisch Unbewußten）的理论，精神分析要成为在人类文明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那些必不可少的科学（sciences/Wissenschaften）中的一员，也要成为其主要构成部分如艺术、宗教与社会秩序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168]

在这个意义上，治疗只是它的各种应用中的一种而已，“未来将会表明，这甚至并不是最重要的”[169]。所以，仅仅因为这一种小小的治疗应用涉及医学，就将其“囚禁”在医学院的体系下并牺牲了所有其他的应用，其实是错误的。这并非弗洛伊德首次表达这一立场。1913年，在为奥斯卡·普菲斯特（Oskar Pfister）的一部著作所写的序言中，弗洛伊德就已经明确表达了这一点。[170]在1924年的《自传研究》中，弗洛伊德回顾了自己研究梦以及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病理学》一书的工作后，总结说，对于梦和日常生活中那些“过失”的研究之所以意义重大，并不仅仅在于其对精神分析工作有所助益，更重要的“在于它们在另外一方面的贡献”[171]。这些方面与病理现象无关，而是涉及“所有健康人的精神生活中都可能发生的那种现象”，弗洛伊德由此表明，精神分析真正的兴趣和道路在于理解“一般意义上的人”[172]。

虽然在弗洛伊德参与的这一案件中，他的学生瑞克最终胜诉，然而在更大范围内，弗洛伊德对于美国人的抗议似乎并未产生效果。时至1938年8月1日，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欧洲和美国的精神分析师依然就业余精神分析问题展开了尖锐的争论。欧洲的精神分析师在当年的12月和次年7月面见了弗洛伊德，以寻求支持。[173]同样是在1938年，当一家美国报纸报道弗洛伊德在业余精神分析问题上的立场已经“彻底改变了”，认为精神分析应该“严格限制在所有国家的医务人员中”[174]时，暮年的弗洛伊德对此给出了愤怒的声明：“我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些观点，面对美国把精神分析变成神经病学一个纯粹女仆的倾向，我对它们的要求比从前更加强烈了。”[175]

1927年，弗洛伊德在为《业余精神分析问题》一书所写的后记中自述心声，说自己虽然是出于谋生的要求而进入了医学界，却自认从来都并非一个真正的医生。弗洛伊德一直都是这么想的。在为弗洛伊德所作传记的“职业选择”一章里，琼斯开篇就引用了弗洛伊德的两份个人记录来说明这一点。[176]在1914年的《精神分析运动史》中，他曾同样明确说：“我只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才进入医药这个职业的。”[177]几页后，他又说：“我毫不犹豫地牺牲了作为一名医生那不断增长的受欢迎程度，而开始系统探究在患者的神经官能症成因中性的要素。”[178]原因在于，对弗洛伊德来说，这里隐藏着一个更大的、可以理解世界的秘密。从年轻时期开始，弗洛伊德的兴趣就在于理解这个世界，并希望能够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如他所说，“在年轻时代，我就感到一种迫切的需求，要去理解我们居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之谜，并且甚至可以为解开这一谜题做出自己的贡献”，而这一理解的诉求绝非仅仅局限于医学领域。[179]纵观弗洛伊德毕生的工作，这一说法并非虚言。从《图腾与塔布》这一他最为满意的作品开始，其中后期的工作许多都集中于非治疗的领域，尤其集中于对人类文明与社会的分析。弗洛伊德自认，在漫长的治疗岁月中，自己这种“缺少真正医学品性的状况，并不会对患者产生什么伤害”[180]。而就精神分析本身来说，其研究主题则要求有着与涂尔干对社会学类似的出发点：

精神分析的唯一主题是人类的灵魂进程（seelischen Vorgänge des Menchen），只有在人类中才能研究此种学问。出于某些很容易理解的原因，患有官能症的人类比起正常的人类能够提供更多赋予指导意义的材料，这些材料也更易于为我们所接受。[181]

正如涂尔干通过对于自杀这种极端现象的研究来思考一个正常而普通的人及社会的道德问题一样，弗洛伊德同样是希望通过官能症这一“非正常”的现象，来思考“正常”人的灵魂机制，因为对于他来说，这二者没有实质区别。[182]就像他在自传中总结的那样，“精神分析所揭示的深度心理学，实际上就是关于正常灵魂（Normal mind/normalen Seelenlebens）的心理学”。[183]所以精神分析从一开始，就有一个鲜明的特征，那就是“在治疗和研究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联。知识带来了治疗的成功”[184]。

弗洛伊德毕生都在如此界定精神分析。在《释梦》一书中，他就已经说过，《俄狄浦斯王》这部古老戏剧的写作结构，“很像精神分析”；更为重要的是，这部古老戏剧的基本内容，即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俄狄浦斯情结，在弗洛伊德看来，其实意味着索福克勒斯早就发现了精神分析的核心内容。[185]在紧接着对于《俄狄浦斯王》这出戏剧的分析之后，他对于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分析，同样意在表明，莎士比亚也发现了精神分析。在《精神分析引论》中，弗洛伊德再度明确说，《俄狄浦斯王》这出戏剧是从作为“成年人”的俄狄浦斯王的询问开始的，整出戏剧以“问答”为基本的写作结构，所有的故事情节都在问答中展开，而俄狄浦斯王也是在问答中逐渐知晓了故事的谜底。这一“问询的经过和精神分析的过程相当类似（certain resemblance/gewisse Ähnlichkeit）”[186]。

如果将《释梦》一书视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奠基，那么从这一部著作开始，弗洛伊德的写作风格就已经明确呈现出来了：不仅经常使用与读者的对话体或者与论敌的论战体，他还在写作中大量引用来自欧洲文明史中的文学艺术作品。除了上述古希腊的悲剧和莎士比亚的戏剧外，在他生命最晚期的《可终结的和不可终结的分析》一文中，弗洛伊德还将自己的工作与古希腊的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的思想关联起来[187]，认为自己的核心思想（尤其是爱欲与毁灭驱力）与其基本理论之间存在着契合性。

众所周知，晚近对弗洛伊德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以歌德、叔本华和尼采等人为主。弗洛伊德在其毕生作品中，一直都在频繁引用以歌德的作品为主的诗歌文学作品。这一点在他获得“歌德文学奖”的致谢辞中得到了承认和集中的体现。[188]

弗洛伊德在这一致谢辞中，表达了歌德对于自己的影响，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强调了作为诗人的歌德，在许多方面都做出了精神分析的核心发现。所以这一致谢辞，更像是针对歌德本人的致谢。弗洛伊德的这一致谢并非客套。在1924年的《自传研究》中，弗洛伊德在回顾精神分析的起源时特别表明，他自己的研究最终发现：“诗人与人性的研究者们的一贯主张，是正确的。”[189]

弗洛伊德曾经在两个面向上申明精神分析并非他自己的初创或者发现。一个是在具体的工作上，他一直都在不断强调布洛伊尔的安娜·O案例才是精神分析的开始。而另一方面，他也一直在强调，精神分析中的若干要素，都是在欧洲文明史上早就存在的现象。他在1917年的《精神分析路径中的一个困难》一文对此有最明确的表达：“可能很少有人认识到，对于科学和生命来说，无意识精神进程的重大意义。然而，我们必须要说，并非精神分析做出了这一发现。有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可以被引为先驱。其中，伟大思想家叔本华的无意识‘意志’概念，就与精神分析中的精神驱力的概念等同。”[190]1925年，在《自传研究》一书中，弗洛伊德再度表明叔本华在他之前就已经发现了精神分析中的许多理论，而尼采的思想与精神分析的一致之处，更是令他感到震惊，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避免去阅读尼采的著作，主要是为了避免我的思想受到干扰，而非关心某些思想是由谁提出来的问题”[191]。

总而言之，毕其一生，弗洛伊德都在说，精神分析其实是由于紧紧镶嵌在欧洲文明史之中，才能够生根发芽和发展壮大的，所以他无法容忍精神分析仅仅被局限在医学领域和治疗实践中。然而，这种压抑（suppression/Unterdrückung）确确实实成为实际发生的历史。在翻译和传播的过程中，精神分析成为一种可以适用于分析患者的精神病理学的知识结构与实践工作，而非一种同时反指自身之灵魂、增进自我认识的实践。这一点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尤为致命，因为在他的原著中，对于灵魂的关注着重的是自我拯救的问题，这也是为何弗洛伊德一再强调精神分析首先是一种自我分析，这种自我分析在《释梦》中催生了精神分析。弗洛伊德由此开始，到最后的《摩西与一神教》中对于犹太民族的整体自我分析为止，身体力行的方法论原则都是一条：精神分析首先是一种自我分析。这是他践行了毕生的“修行”。琼斯在《弗洛伊德传》中说，弗洛伊德曾告诉过他，“他从未停止对自己的分析”，直至生命终结之时，“他把生命中的最后半小时也奉献给了这项事业”[192]。这种灵魂的自我体认，既是对患者的要求，更是对医师的首要要求。然而这一意象，在英译本以及精神分析美国化的过程中基本消失了。精神分析仅仅成为某种职业知识与技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贝特海姆说，美国的精神分析，实际上已经完全忽略了灵魂的问题。

针对这一压抑的分析，我们将留待后文去进行。不过，就弗洛伊德本人来说，他的复杂或者暧昧态度中，已经包含了对此的清晰认识。在《业余精神分析问题》这本小册子中，弗洛伊德甚至讨论了精神分析与美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今天看来，这一讨论颇具预言性：弗洛伊德在其中表达了对于美国文化的疑虑态度，认为美国的最高理想是“效率和健身生活”，而此种生活风格，并非精神分析的生长土壤。他说：“时间的确就是金钱，但我们并不完全明白，何以要如此手忙脚乱地把时间转化成金钱。……在我们的阿尔卑斯山脉地区，两个熟人见面或告别，常用的招呼语是：慢慢来，别着急。我们曾对这个客套话大加嘲弄，但看到美国人心急火燎的效率，我们现在渐渐意识到，这里面充满了丰富的人间智慧。不过美国人没有时间。美国人对大型数字充满激情，对所有尺寸的放大充满激情，也对把时间投资切割成极小的单位充满激情。”[193]

事实上，弗洛伊德对于美国文化的“嘲讽式”分析不止于此。在1937年的《可终结的和不可终结的分析》一文中，弗洛伊德再度对美国文化进行了嘲讽式描写。行文伊始，弗洛伊德即承认，经验表明精神分析是一项“耗费时间的工作”[194]，所以必然会有一些人寻求简便快捷的方法。这一群体，以奥托·兰克（Otto Rank）在其《出生创伤》（The Trauma of Birth）一书中的诉求为代表。兰克希望可以用“几个月”的时间，一劳永逸地解决神经症问题。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兰克的这个说法经不起检验，不过是“时代的产物，是在欧洲战后的困顿与美国‘繁荣’的对比压力之下孕育出来的，是被设计出来适应美国那种快速生活的分析治疗节奏的”[195]。弗洛伊德认为，兰克的这一主张没有带来任何实际的积极效果，并且已经被时代抛弃了——正如美国的“繁荣”一样。

在这两个段落中，弗洛伊德故意用英文来写作“繁荣”（Prosperity）一词，以示嘲讽。因为到了1937年，美国在“一战”后的繁荣早已经成为明日黄花：大萧条刚刚结束。这一对于“美国式速度”的讽刺，恰好与他在约十年前所强调的欧洲人的“慢速度”相对应。

然而，弗洛伊德的主张并未引起太多的共鸣。他本人及其著作与思想也很快遭遇到另外一场巨大的历史变迁：法西斯主义对于犹太人及精神分析的迫害。希特勒于1933年1月31日当选德国总理。是年5月10日，弗洛伊德的著作在柏林被公开焚毁。是年10月，精神分析被视为犹太科学而遭受攻击，并被莱比锡心理学大会取缔。弗洛伊德的作品开始被封禁。行至暮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遭遇到了真正具有毁灭性的危机。由于大部分精神分析家都是犹太人，所以这一毁灭的危机是在身体与知识两个层面同时出现的。虽然弗洛伊德最后选择伦敦作为避难地，然而大部分精神分析师还是去了美国。[196]所以无论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如何对美国文化及精神分析的美国化冷嘲热讽，美国似乎已经成为保存精神分析火种的最佳地域，尽管这一火种需要付出“异化”的代价。

[1]Freud, S., “The Postscript to 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P. F. L., Vol.15, 1927/1986, p.359; “Nachwort, Zur ‘Frage der Laienanalyse’”, Gesammelte Werke, Werke aus den Jahren 1925-1931, 1927/1948, p.291.

[2]Freud, S.,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P. F. L., Vol.15, Penguin Books, 1914/1986, p.63.

[3]标志性的文本如在1925年的《对精神分析的抵抗》一文中（Freud, “The Resistances to Psychoanalysis”, P. F. L., Vol.15, Penguin Books, 1925/1986a, p.273），在1926年的《业余精神分析问题》一书中（Freud, S., 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P. F. L., Vol.15, Penguin Books, 1926/1986, p.336），以及在1937年的《可终结的和不可终结的分析》一文中（Freud, S., “Analysis Terminable and Interminable”, S. E., Vol. XXIII,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37/1964, p.233），等等。

[4]Freud, “The Resistances to Psychonanalysis”, P. F. L., Vol.15, Penguin Books, 1925/1986a, p.273.

[5]目前已出的弗洛伊德的德语文集主要有3部。意象出版社（Imago publishing Co. Ltd）在1940—1987年陆续出版了《文集》（Gesammelte Werke），是有代表性的一部，但是收录不全。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Internationaler Psychoanalytischer Verlag）在1923—1924年出版过弗洛伊德《作品集》（Gesammelte Schriften）；费舍尔出版社（S. Fischer Verlag）在1969—1975年出版过弗洛伊德《研究版文集》（Studienausgabe），这两个版本也都不全。另外，社会心理出版社（Psychosozial-Verlag）在2022年6月将出版弗洛伊德的《全集》（Gesamtausgabe）。

[6]琼斯在他的《弗洛伊德传》中提及了这一翻译的开始，并且声称在翻译中许多含混的地方都得到了弗洛伊德的回应，译者也曾给予弗洛伊德许多建议：“我们在他论述有些含糊的地方追问了一个又一个问题，并就文内冲突的地方等提出了不同的建议。”随后，琼斯就这一翻译做出了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判断：“值得注意的是，从编辑的角度来看，成为‘标准版’的弗洛伊德著作英译本，比任何德文版本都更值得信赖。”厄内斯特·琼斯，《弗洛伊德传》，张洪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第370页。

[7]又名企鹅弗洛伊德文库（the Penguin Freud Library，P. F. L.）。该版本译文与标准版比起来，稍有校正和补充。

[8]派崔克·马宏尼就弗洛伊德作品的英译本问题做了诸多研究，代表作品如：Freud as a Writer,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82; Cries of the Wolf Ma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84; Freud and the Rat Ma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On Defining Freud's Discours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9]Bettleheim, Bruno, Freud and Man's Soul,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3.

[10]Timms，Edward；Segal，Naomi（ed），《流放中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及其变迁》，黄伟卓、吕思姗、黄守宏、李雅文、黄彦勳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

[11]埃里克斯·霍德尔，《对标准版的疑义》，载于《流放中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及其变迁》，第269页。

[12]Freud, S., 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P. F. L., Vol.15, Penguin Books, 1926/1986, pp.279-355.

[13]Freud, S., Fragment of a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 (Dora), P. F. L, Vol. 8, Penguin Books, 1905/1977a, p.45; Bruchstück einer Hysterie-Analyse, Gesammelte Werke, Werke aus den Jahren 1904-1905, Vol. 5, London: Imago Publishing Co., Ltd, 1905/1942, p.173.

[14]Bettleheim, Freud and Man's Soul, 1983, p.15.

[15]Ibid., p.53.

[16]由于“自我”这一翻译在中文学界与在英文学界一样，已经成为学术史的一部分，所以在本书中，我将根据具体的文本情境，酌情使用“自我”和“我”这两个中译文。

[17]所以我认为，es在中文里应该译为“它我”而非“本我”。与上述讨论相应，Über-Ich可以翻译为above-I，而在英文中则被译为了super ego。

[18]韦伯在“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中同样使用Einfall这个词来指称科学研究中的“灵感”。

[19]Freud, S., Analysis of a Phobia in a Five-Year-Old Boy. S. E. X, London: Hogarth Press, 1909/1955, p.102; Freud, S., Analyse Der Phobie Eines Fünfjährigen Knaben, Gesammelte Werke, Werke aus den Jahren 1906-1909, Vol. VII, London: Imago Publishing Co., Ltd, 1909/1941, pp.337-338.

[20]Freud, S., An Autobiographical Study, P. F. L., Vol.15, Penguin Books, 1925/1986b, p.224.

[21]这个列表还可以继续列下去：“das Ubewußte”译为“the unconscious”（无意识），“Verschiebung”译为“displacement”（移置），“Verdichtung”译为“condensation”（浓缩），“Abwehr”译为“resistance”（抗力），“Verdrangung”译为“repression”（压抑），“Traumarbeit”译为“dream work”（梦工作），“premare und sekundare Prozes”译为“primary and secondary process”（初级与次级进程），“Vorstellung”译为“presentation/idea/representation”（呈现/理念/再现），等等。

[22]这一方面的术语翻译例子也有很多。除了上述概念之外，诸如“anaclitic”（情感依附的）、“fixation”（固着）、“epistemophilia”（认知癖）、“parapraxis”（动作倒错），等等。德语中的日常词汇“Lust”（性的强烈欲望）变成了“libido”（力比多），“Trieb”（驱力）变成了生而有之的“本能”（instinct），“Angst”变成了医学术语“anxiety”（焦虑），“Besetzt”本意为“得到”（taken）或“占有”（occupied），而在英译本中变成了“cathected”（贯注）。

[23]如将“good”译成了“appropriate”，“need”变成了“exigency”，“at rest”译成了“in a state of quiescence”，等等。

[24]Peters，Uwe Henrik，《精神分析的出走——浪漫主义的前身，与德国智识生活的损失》，载于Timms，Edward；Segal，Naomi（ed），《流放中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及其变迁》，第67页。

[25]Freud, S. and Breuer, Joseph, Studies on Hysteria, translated by James and Alix Strachey, edited by Angela Richards, P. F. L., Vol. 3, Penguin Books, 1895/1955, p.195.

[26]Freud, S. and Breuer, Joseph, Studien über Hysterie Frühe Schriften zur Neurosenlehre, Gesammelte Werke, Vol., 1, London: Imago Publishing Co., Ltd, 1895/1952, p.189.

[27]鲁宾斯对这二者的异同做了详尽的考证，同时比较了在拉康视角下，这一翻译何以成为问题。详见Contemporary Psychotherapy Review（1991），Vol.6，No.1，pp.44-5F。中译文见：《德国医学》，2001年第18卷第1期，施琪嘉译。

[28]如标准版译文集中狼人案例的pp.14-15，28-32，34，38，42-44的内容及其脚注（Freud, S., From the History of an Infantile Neurosis, S. E., Vol., XVII, pp.7-123, London: Hogarth Press. 1918/1955）。

[29]Mahony, Cries of the Wolf Man, 1984, p.14.

[30]Ornston, D., “Strachey's Influence: Preliminary Repor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1982, 63: 409. 此外，该作者还认为，弗洛伊德作品中结构性的理论乃是译者斯特拉齐的发明，而非弗洛伊德的原意。

[31]Whiteside, Shaun, “Translator's Preface of The Psychology of Lov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6.

[32]霍德尔，《对标准版的疑义》，载于《流放中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及其变迁》，第269页。

[33]转引自弗洛伊德《科学心理学大纲》“编者介绍”，参见Freud, S., 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 S.E., Vol, 1, London: Hogarth Press, 1895/1966, p.285。

[34]Freud, S., 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 S. E., Vol. 1, 1895/1966, p.285.

[35]转引自弗洛伊德《科学心理学大纲》“编者介绍”，参见Freud, S., 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 S. E., Vol. 1, 1895/1966, pp.290-293。

[36]Freud, S., “An 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 S. E., Vol. XX Ⅲ, New York: W.W. Norton, 1940/1949, p.158; Freud, S., “Abriss der Psychoanalyse”, Gesammelte Werke, Schriften aus dem Nachlaß 1892-1938, Vol. XVII, London: Imago Publishing Co., Ltd, 1938/1941, p.80.

[37]Freud, S., 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 S. E., Vol. 1, 1895/1966, p.295.

[38]Marcus, S., “Freud and Dora: Story, History, Case History”, Partisan Review, 41, 1974, pp.12-23, 89-108.

[39]转引自Freud,S., Fragment of a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 (Dora), P. F. L, Vol. 8, Penguin Books, 1905/1977, p.33。

[40]Freud, S., Fragment of a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 (Dora), P. F. L, Vol. 8, 1905/1977a, p.35.

[41]Ibid., p.36; Freud, S., Bruchstück einer Hysterie-Analyse, Gesammelte Werke, Werke aus den Jahren 1904-1905, London: Imago Publishing Co., Ltd, 1905/1942, p.164.

[42]Freud, S., Fragment of a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 (Dora), P. F. L, Vol. 8, 1905/1977a, p.36.

[43]Ibid., p.37.

[44]Ibid.

[45]指维也纳。

[46]Freud, S., Fragment of a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 (Dora), P. F. L, Vol. 8, 1905/1977a, p.37.

[47]Ibid.

[48]Freud, S., Fragment of a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 (Dora), P. F. L, Vol. 8, 1905/1977a, p.37.

[49]Ibid.

[50]Ibid.

[51]弗洛伊德曾多次表明这一态度。直至1926年，在《业余精神分析问题》一书中，他还在强调精神分析是“完全建立在彻底的坦诚（entirely founded on complete candour）基础上的”（Freud, 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P. F. L., Vol.15, 1926/1986, p.307）。

[52]Schmidt, R., Beiträge zur indischen Erotik, Leipzig, 1902.

[53][{Nicht Kunst und Wissenschaft allein,

Geduld will be idem Werke sein}

Not Art and Science serve, alone;

Patience must in the work be shown.

Goethe, Faust, Part I(Scene 6).

(Bayard Taylor's translation.)]

[54]Freud, S., The Claims of Psychoanalysis to Scientific Interest, P. F. L., Vol. 15, 1913/1986, p. 29; Das Interesse an der Psychoanalyse, Gesammelte Werke, Werke aus den Jahren 1909-1913, Vol.VIII, London: Imago Publishing Co., Ltd, 1913/1943.

[55]国内对弗洛伊德的引介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孙名之先生翻译的《释梦》，由高觉敷先生翻译的《精神分析引论》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等当属经典译本。我亦深受这些译本影响多年。不过，这些译本也受到了英文译本很大影响。所以在本书中，如果遇到以上经典译本的引文，并且在核心概念翻译有误或者需要明确时，我将同时标注德文、英文和中文译本的出处，并在翻译方面有自己的修改。在其他地方，如果无须对照中、英、德三国语言，我将直接引用英文的翻译文献。Freud, S., The Claims of Psychoanalysis to Scientific Interest, P. F. L., Vol. 15, 1913/1986, p. 29；《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2004，第1—10页。

[56]Freud, S., The Claims of Psychoanalysis to Scientific Interest, P. F. L., Vol. 15, 1913/1986, pp. 29-30.

[57]Ibid., p. 30.

[58]Ibid., pp. 30-31.

[59]Ibid., p. 31.

[60]The Claims of Psychoanalysis to Scientific Interest, P. F. L.,Vol. 15, 1913/1986, p. 34; Freud, S., Das Interesse an der Psychoanalyse, Gesammelte Werke, Werke aus den Jahren 1909-1913, Vol. VIII, 1913/1943, p.395.

[61]Freud, S., The Claims of Psychoanalysis to Scientific Interest, P. F. L., Vol. 15, 1913/1986, p. 34.

[62]英译为“mental life”（精神生活），Freud, S., The Claims of Psychoanalysis to Scientific Interest, P. F. L., Vol. 15, 1913/1986, p. 34。

[63]Freud, S., The Claims of Psychoanalysis to Scientific Interest, P. F. L., Vol. 15, 1913/1986., p. 34; Freud, S., Das Interesse an der Psychoanalyse, Gesammelte Werke, Werke aus den Jahren 1909-1913, Vol. VIII, 1913/1943, p. 395.

[64]Freud, S., The Claims of Psychoanalysis to Scientific Interest, P. F. L., Vol. 15, 1913/1986., 此处德文中的“灵魂”一词被英译为“人类心灵”（human mind）。

[65]Freud, S., The Claims of Psychoanalysis to Scientific Interest, P. F. L., Vol. 15, 1913/1986, p. 37.

[66]Freud, S., An Autobiographical Study, P. F. L., Vol.15, 1925/1986b, p. 233.

[67]Freud, S.,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P. F. L., Vol. 15, 1914/1986, p. 83.

[68]Ibid., pp. 94-95.

[69]Freud, S.,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P. F. L., Vol. 15, 1914/1986, p. 85.(www.xing528.com)

[70]Freud, S., Two Encyclopaedia Articles, P. F. L, Vol.15, Penguin Books, 1923/1986, p.135; “Psychoanalyse und Libidotheorie”, Gesammelte Werke, Vol. XIII, London: Imago Publishing Co., Ltd, 1923/1940, p. 215.

[71]Freud, S., An Autobiographical Study, P. F. L., Vol.15, 1925/1986b, p.224.

[72]Freud, S., Two Encyclopaedia Articles, P. F. L, Vol.15, Penguin Books, 1923/1986, pp. 150-151.

[73]Freud, S., “An 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 P.F.L., Vol. 15, 1940/1986, p.390.

[74]Freud, S.,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1916-1917/1991, p.114;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Gesammelte Werke, Vol., XI, London: Imago Publishing, 1916-1917/1940, p.82. 《精神分析引论》，第59页。译文有改动。

[75]英文译为“心灵科学”。

[76]英文译为“精神发生活动的其他领域”。

[77]Freud, S., An Autobiographical Study, P. F. L., Vol.15, 1925/1986b, p.231; Freud, S., Selbstdarstellung, Gesammelte Werke, Werke aus den Jahren 1925-1931, Vol. XIV, London: Imago Publishing Co., Ltd., 1925/1948, p. 73.

[78]里卡尔多·斯泰纳，《“大英帝国作为世界强权的地位”：在首批弗洛伊德翻译中对于“标准”一词的注解》，载于《流放中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及其变迁》，2001。

[79]Paskauskas, R. Andrew (ed.), 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of sigmund Freud and Ernest Jones, 1908-1939,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80]里卡尔多·斯泰纳，《“大英帝国作为世界强权的地位”：在首批弗洛伊德翻译中对于“标准”一词的注解》，载于《流放中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及其变迁》，2001。

[81]《流放中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及其变迁》，第243页。

[82]《流放中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及其变迁》，第239页。

[83]琼斯本人对于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的科学式理解，在他那本著名的《弗洛伊德传》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弗洛伊德在开创精神分析之前的生命史描写中（前12章），琼斯几乎全都在强调他的科学学习历程。这一点甚至达到了稍显牵强的程度。在名为“职业选择”的第3章里，琼斯在引用了诸多材料证明弗洛伊德在科学才能（当然主要是自然科学方面的才能）方面的欠缺，以及他本人并不认同于成为一名医生的态度之后，居然通过分析认为，这恰恰使得弗洛伊德“感到需要一些智力训练，并把科学至上作为最高法则”（厄内斯特·琼斯，《弗洛伊德传》，2018，第24页）。琼斯接下来的评论可以说表达了他自己的典型态度：“正如对于今天大多数人来说的那样，科学不仅意味着客观，更重要的是它指向严密、测量、精确等一切弗洛伊德所缺乏的方面”（《弗洛伊德传》，第24页。黑体字部分为本书作者所加）。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句里，琼斯明显是在以猜测的方式将这一弗洛伊德精神气质中的诸多要素之一，视为理解他最重要的一种。然而即便如此，他也无法否认，弗洛伊德对于科学的期待，是远远超出科学，而在于理解世界和解决世界之问题的：“此外，自19世纪起，将科学视为世界之症结的最佳良药——一种弗洛伊德一直坚持到最后的信念——开始取代先前那些寄托在宗教、政治行动和哲学上的希望。这种对科学的高度尊敬晚些时候从西欧地区，尤其是从德国传入维也纳并在10年代达到了顶峰，这是一个有争议的时代。弗洛伊德必定也接受了这种观点，因此尽管他有着探索未知并将秩序引入混沌之中的天分，但他肯定也认为严密和精确是更加重要的——这在‘精确科学’中是显而易见的。”（《弗洛伊德传》，第24页。黑体字部分为本书作者所加）

[84]Timms，Edward；Segal，Naomi（ed），《流放中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及其变迁》，第238—239页。

[85]Strachey, James, “General Preface”, S. E., Vol. 1,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66, p. xix.

[86]Brill, A. A.,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Fred, S., tr. Brill, A.A., London: G. Allen & Unwin, Ltd;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13.

[87]Freud, S.,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P. F. L., Vol. 15, 1914/1986, p.82.

[88]Freud, S.,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Pschopathology Number of The Medical Review of Reviews”, S. E., Vol. XXI,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30/1964, pp. 254-255.

[89]Freud, S.,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P. F. L., Vol. 15, 1914/1986, p.84.

[90]Ibid., pp. 84-86.

[91]Jones, E., The Life and Work of Sigmund Freud, Basic Books Publishing Co. Inc, 1961, p.259.

[92]Ibid.

[93]Freud, S., “The Resistances to Psychoanalysis”, P. F. L., Vol.15, 1925/1986a, p.273.

[94]McGuire, William (ed), The Freud/Jung Letter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igmund Freud and C.G. Jung, edited by McGuire, W; translated by Ralph Manheim and Hull, R. F. C., Bollingen Series 94,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168.

[95]Wittles, Fritz, Sigmund Freud, His Personality, His Teaching and His School. Translated by Eden and Cedar Paul. London: Allen & Unwin, 1924, p.140.

[96]Berger, Peter L., Luckmann, Thoma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1967, p.3.

[97]Ibid.

[98]Rieff, Philip, Freud: The Mind of the Moralist,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59, p.3.

[99]Ibid., p.19.

[100]Bettleheim, Freud and Man's Soul, 1983, p.44.

[101]马克斯·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艾彦译，译林出版社，2014，第9页。

[102]Freud, S.,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P. F. L., Vol. 15, 1914/1986, p.82.

[103]Ibid., p.83.

[104]Freud, S.,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P. F. L., Vol. 15, 1914/1986, p.64.

[105]彼得·盖伊，《弗洛伊德传》，龚卓军、高志仁、梁永安译，鹭江出版社，2013，第152页；Freud, S., The Complete letters of Sigmund Freud to Wilhelm Fliess (1887-1904),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effrey Moussaieff Masson,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England: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2.

[106]Freud, S.,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P. F. L., Vol. 15, 1914/1986, pp.78-79.

[107]Freud, S., An Autobiographical Study, P. F. L., Vol.15, 1925/1986b, pp.235-236.

[108]Ibid., p.236.

[109]Ibid.

[110]Freud, S.,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P. F. L., Vol. 15, 1914/1986, p.88.

[111]Freud, S.,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P. F. L., Vol. 15, 1914/1986, p.105.

[112]Ibid., p.88.

[113]详见Jones，Ernest，The Life and Work of Sigmund Freud，1961，第250页以下。

[114]约瑟夫·史瓦茨，《卡桑德拉的女儿》，陈系贞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第139—142页。

[115]伊利·扎列茨基，《灵魂的秘密：精神分析的社会史和文化史》，季广茂译，金城出版社，2013，第102页。

[116]内森·黑尔（Hale Nathan），《弗洛伊德与美国人：精神分析在美国的滥觞》，第324、355页；转引自扎列茨基，《灵魂的秘密：精神分析的社会史和文化史》。此外，扎列茨基还举出了一个突出的例子来证明美国人对于精神分析的科学化理解：美国第一步精神分析的通俗介绍作品是埃德温·霍尔特（Edwin Holt）出版于1914年的《无意识概念》（The Concept of Consciousness）。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将“愿望”界定为“有机体的动力集合”（motor set of the organism）。（参见扎列茨基，《灵魂的秘密：精神分析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第119页注84）

[117]Freud, S.,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P. F. L., Vol. 15, 1914/1986, p.82.

[118]史瓦茨，《卡桑德拉的女儿》，第152—162页。

[119]Freud, S.,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P. F. L., Vol. 15, 1914/1986, p.90.

[120]Ibid., p.91.

[121]Ibid., p.108.

[122]Freud, S., An Autobiographical Study, P. F. L., Vol.15, 1925/1986b, p.236.

[123]Freud, S., “Short Account of Psychoanalysis”, P. F. L., Vol. 15, Penguin Books, 1924/1986, pp.174-175.

[124]Freud, S.,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P. F. L., Vol. 15, 1914/1986, p.92.

[125]Ibid., p.99.

[126]Freud, S.,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P. F. L., Vol. 15, 1914/1986, p.109.

[127]Eva, Braband, Ernst Falzeder, and Patrizia, Giampieri-Deutsch, The Correspondence of Sigmund Freud and Sandor Ferenczi, Volume 1, 1908-1914, translated by Peter t. Hoffer,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22.

[128]史瓦茨，《卡桑德拉的女儿》，第91页。

[129]Freud, S.,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P. F. L., Vol. 15, 1914/1986, p.113.

[130]见于琼斯在1908年发表的“Rationalization in Everyday Life”一文（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Vol. iii，No.2）。此文后收录于琼斯1918年的Papers on Psycho-analysis一书中。

[131]Freud, S.,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P. F. L., Vol. 15, 1914/1986, p.112.

[132]Ibid., p.119.

[133]McGuire, William (ed), The Freud/Jung Letter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igmund Freud and C.G. Jung, 1974, p.515, and n.1, p. 517.

[134]Freud, S.,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P. F. L., Vol. 15, 1914/1986, pp.116-117.

[135]Ibid., p.119.

[136]Ibid.

[137]Ibid., p.124.

[138]Freud, S.,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P. F. L., Vol. 15, 1914/1986, p.79.

[139]Ibid.

[140]尤其表现为以布里尔为代表的纽约学派和以怀特为代表的华盛顿学派之间的冲突。另可参见史瓦茨，《卡桑德拉的女儿：欧美精神分析发展史》。

[141]雅克·昆恩和埃里克·卡尔森，《美国的精神分析：起源与发展》，第81页。转引自盖伊，《弗洛伊德传》，第260页。

[142]琼斯，《弗洛伊德传》，第433页。

[143]琼斯，《弗洛伊德传》。中译本此处译文为“业外精神分析”，我根据自己的理解，改为“业余精神分析”。

[144]例如，由怀特领导、创立于1914年的华盛顿精神分析学会（Washington Psychoanalytic Society）就允许外行人参会，这与布里尔担任会长、创立于1911年2月的纽约精神分析学会（New York Psychoanalytic Society）严格要求会员是医生的做法不同。

[145]这份以“业余精神分析讨论”为主题的专题文集，共收录了26篇论文，以及弗洛伊德和艾廷冈（Eitingon，M）两个人的总结发言。琼斯的文章置于首位，却很难说没有“模棱两可”的态度和立场。他明确表示，在英国精神分析协会中，有超过40%的成员属于“业余精神分析”。不过他也同样表示了精神分析与其他医学学科紧密关联的重要性（如琼斯的文章）以及对于美国同行科学化态度的理解性立场。总体而言，在这个专题中，除了琼斯和来自柏林的萨斯（Hanns Sachs）之外，大部分作者都表达了不同于弗洛伊德的态度。来自纽约的布里尔甚至明确说，弗洛伊德出版于1926年的《业余精神分析问题》一书，“不能说服他的听众”（Brill, A. A. “Discussions on Lay Analysi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Vol. VIII, 1927, p.222）。弗洛伊德对于琼斯的立场非常清楚。在上文提到的那封信中，弗洛伊德明确跟琼斯说，“你知道他（费伦齐）完全同意我的观点；我知道你并不同意。”不过从信件中的其他内容来看，这似乎并未影响他们二人的友谊［Paskauskas, R. Andrew (ed.), 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of Sigmund Freud and Ernest Jones, 1908-1939,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The Belknap Press of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621］。

[146]Paskauskas (ed.), 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of Sigmund Freud and Ernest Jones, 1908-1939, 1995, p.621.

[147]琼斯，《弗洛伊德传》，第434页。

[148]琼斯，《弗洛伊德传》，第431页。

[149]琼斯，《弗洛伊德传》，第431页。

[150]Freud, S., 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P. F. L., Vol.15, 1926/1986, p.284.

[151]Ibid., p.287.

[152]Ibid., p.289.

[153]Ibid., p.322.

[154]Freud, S.,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1916-1917/1991, pp.429-433; Fragment of a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 (Dora), P. F. L, Vol. 8, pp.1-166, Penguin Books, 1905/1977, pp.75-6, n.1.

[155]Freud, S., 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P. F. L., Vol.15, 1926/1986, p.324.

[156]Ibid.

[157]英译本在此译成了精神生活（mental life），参见Freud,S., 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P. F. L., Vol.15, 1926/1986, p.291。

[158]Freud, S., 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P. F. L., Vol.15, 1926/1986, pp.294-5; Freud, S., Die Frage der Laienanalyse, Gesammelte Werke, Werke aus den Jahren 1925-1931, London: Imago Publishing Co., Ltd, 1926/1948, p.221.

[159]Freud, S., 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P. F. L., Vol.15, 1926/1986, p.295; Die Frage der Laienanalyse, Gesammelte Werke, Werke aus den Jahren 1925-1931, 1926/1948, p.222.

[160]Freud, S., 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P. F. L., 1926/1986, p.349.

[161]Freud, S., “Concluding Remarks on 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Vol. VIII, 1927, p.393.

[162]Freud, S.,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1916-1917/1991, p.192;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1916-1917/1940, p.160.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119页。

[163]Gesammelte werke,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ang in die Psychoanlyse, p.170.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127页。

[164]Ibid., p.403.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311页。

[165]Freud, S., 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P. F. L. 15, 1926/1986, p.333.

[166]Freud, S., “Postscript” of An Autobiographical Study, P. F. L., Vol.15, Penguin Books, 1935/1986, p.257.

[167]Freud, S., An Autobiographical Study, P. F. L., Vol. 15, 1925/1986, pp.253-254.

[168]Ibid., p.351; Die Frage der Laienanalyse, Gesammelte Werke, Werke aus den Jahren 1925-1931, 1926/1948, p.283.

[169]Freud, S., 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P. F. L., 1926/1986, p.351.

[170]Freud, S., “Introduction to Pfister's Die Psychoanalytische Methode”, S. E., Vol. 12,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13/1958, pp.329-331.

[171]Freud, S., “Short Account of Psychoanalysis”, P. F. L., Vol. 15, 1924/1986, p.64.

[172]Ibid.

[173]琼斯，《弗洛伊德传》，第485页。

[174]琼斯，《弗洛伊德传》，第434页。

[175]琼斯，《弗洛伊德传》，第434页。

[176]琼斯，《弗洛伊德传》，第20—21页。

[177]Freud, S.,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P. F. L., Vol. 15, 1914/1986, p.65.

[178]Ibid., p.78.

[179]Freud, S.,“The Postscript to 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P. F. L., Vol.15, 1927/1986, p.358; “Nachwort, Zur ‘Frage der Laienanalyse’”, Gesammelte Werke, Werke aus den Jahren 1925-1931, 1927/1948, p.291.

[180]Ibid.

[181]Freud, S., “The Postscript to 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P. F. L., Vol.15, 1927/1986, p.359; “Nachwort, Zur ‘Frage der Laienanalyse’”, Gesammelte Werke, Werke aus den Jahren 1925-1931, 1927/1948, p.291.

[182]Ibid., p.307;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P. F. L., Vol. IV, Penguin Books, 1900/1976, p.362. 弗洛伊德，《释梦》，第260页。

[183]此处的“正常灵魂”在英译文中为“正常心灵”。Freud, S., An Autobiographical Study, P. F. L., Vol.15, 1925/1986b, p.240; Freud, S., Selbstdarstellung, Gesammelte Werke, Werke aus den Jahren 1925-1931, Vol. XIV, 1925/1948, p.82。

[184]Freud, S., “The Postscript to 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P. F. L., Vol.15, 1927/1986, p.361.

[185]弗洛伊德，《释梦》，第261—263页。

[186]Freud, S.,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1916-1917/1991, p.373;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1916-1917/1940, p.342.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263页。

[187]Freud, S., “Analysis Terminable and Interminable”, S. E., Vol. XXIII, 1937/1964, p.245.

[188]Freud, S., “The Goethe Prize”, P. F. L., Vol. 14, Penguin Books, 1930/1985b, pp.467-472.

[189]Freud, S., “Short Account of Psychoanalysis”, P. F. L., Vol. 15, 1924/1986, p.216.

[190]Freud, S., “A Difficulty in the Path of Psychoanalysis”, S. E., Vol. XVII,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17/1955, pp.143-144.

[191]Freud, S., An Autobiographical Study, P. F. L., Vol.15, 1925/1986b, p.244.

[192]琼斯，《弗洛伊德传》，第198页。

[193]Grubrich-Simitis，Ilse, Back to Freud's Texts: Making Silent Documents Speak, Philip Slotkin tran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76-181.

在《业余精神分析问题》一书出版时，由于琼斯和萨克斯的建议，为了避免激怒美国读者，并导致他们退出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弗洛伊德删除了这部分关于精神分析与美国文化关系的内容。此外，琼斯还在《弗洛伊德传》1926—1933年间的这一部分中明确说过，“在维也纳，大多数接受分析的都是美国人，其中许多人回到美国后，自己也做起精神分析师来”（琼斯，《弗洛伊德传》，第432页）。在琼斯看来，“这是美国和欧洲分析家之间长期矛盾的开始”（同上）。

[194]Freud, S., “Analysis Terminable and Interminable”, S. E., Vol. XXIII, 1937/1964, p.216.

[195]Ibid.

[196]琼斯，《弗洛伊德传》，第452、4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