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与心理：精神分析翻译经验的社会学探索

文本作为载体

作为20世纪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之一，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有着世界范围的知名度。不过，众所周知，从《释梦》一书开始，弗洛伊德和他的这一工作就饱受世人批评。1914年，在其《精神分析运动史》一文中，弗洛伊德开篇就愤怒地回忆说，“在那十余年的时间里，我是唯一一位关心它（精神分析）的人，而在所有我的同时代人中，对于这一新现象的不满，都以批评的形式倾泻到我的头上”[2]。

1914年，弗洛伊德58岁，还未至暮年。他在未来还有很长的人生道路，精神分析的理论也将会得到很大的进展。他所说的“那十余年”，指的就是从《释梦》发表前后，即他的精神分析理论逐渐成形的时段，到1910年他自认开始得到世人承认的时段。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这是一个单人只手对抗全世界敌意的阶段。在这一堂吉诃德式战斗中，弗洛伊德逐步收获了自己的胜利，赢得了某些人的支持。不过，由于内容过于惊世骇俗，精神分析的传播一直都是个巨大的问题。支持者往往要经由某种仪式性的治疗过程，才能够实现对于这种知识的服膺、理解与实践。仅有阅读是不够的，在实践中，精神分析的传承者往往要求更具仪式化色彩的步骤，也就是经历分析治疗，然后才被认为会接受精神分析的理论，成为一名精神分析的信徒。弗洛伊德曾多次在文本中表明这一点。[3]例如，在一篇分析为何精神分析会受到世人抵抗的文章结尾，他说，“如果不是亲身经验过分析，或者是在别人身上实践精神分析，那么一个人是很难获得关于分析的独立判断的”[4]。然而即便是此种标准，也存在着令人感到困惑的问题：由谁操作的治疗，才堪称“正统的”治疗呢？弗洛伊德本人所实施的治疗，当然应该是最为“正统”的，然而这显然远远不足以承载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精神分析在更大的范围内，包括在治疗领域以外的影响力，仍然是通过文本而非治疗来实现的。所以弗洛伊德的文本，仍然起到了承载精神分析的作用。不过，在文本的问题上，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何种文本，才是真正的精神分析文本？

弗洛伊德本人以德语写作，其德语作品集当以《文集》（Gesammelte Werke）等为权威[5]。然而，在世界范围内最权威也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显然是詹姆斯·斯特拉齐和弗洛伊德的小女儿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共同编辑，主要由詹姆斯·斯特拉齐夫妇（James Strachey & Alix Strachey）翻译的《弗洛伊德心理学作品全集标准版》（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1953年至1974年间，该译文集共24册，由伦敦的荷加斯出版社（the Hogarth Press）陆续刊行。译本的翻译风格统一成熟，在当时获得了公认的可靠性，以及由此而来的高度权威性和影响力。此外，编译者还在所有作品之前加有译者前言或编者前言，简明扼要地介绍该作品的写作背景、版本信息、翻译情况以及相关的弗洛伊德写作情况和思想进展。在英译本中，译者更是加入了大量的译者注。除了一些必要的解释性注解之外，译者注主要对弗洛伊德的各种概念术语出现的年代、位置乃至思想进展，做出了详尽的索引。这一工作尤其便利于学者的研究。尽管弗洛伊德作品还有其他的英译本，然而由于参与编辑和翻译的厄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斯特拉齐和安娜等人的权威性，更由于其完备性和在译注方面的努力，该译本几乎成了英文世界中弗洛伊德作品最权威的版本，并且决定了英文世界中弗洛伊德的形象。[6]此后，企鹅出版社的鹈鹕弗洛伊德文库[7]也沿用了这一译本。该译本甚至影响到了其他语言世界，就连此后再版的德文版弗洛伊德文集，都采用了其中的译者注。与其巨大的权威和影响力相匹配，该版本的英文名称中包含了“标准版”（Standard Edition）的说法。这是一个很难在其他作家的英译作品中出现的概念，甚至弗洛伊德的德文版文集都不以此命名。所以这一版本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比较特殊的学术现象。

不过，冠以“标准版”之名，并不意味着翻译上的准确。尽管翻译很难有“绝对准确”一说，然而研究者还是发现，以斯特拉齐为主要译者的标准版译文集中的英文，与弗洛伊德的德文原文比较起来，发生了许多值得研究的改动。与此相应，弗洛伊德本人的形象在从德语世界到英语世界的转变过程中，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专业研究者固然不会满足于斯特拉齐的译本，而是会参照弗洛伊德的原文，然而无论如何，弗洛伊德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主要来自英文学界，今天我们对于弗洛伊德的流俗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都是经由英文标准版译文集而来。所以，这一变动对于我们理解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具有很高的价值。

在今天的英文学界，对于弗洛伊德从德文到英文翻译过程中所发生的这一“修订”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小小的研究领域。该领域的代表人物是加拿大学者派崔克·马宏尼（Patrick Mahony）[8]和美国学者布鲁诺·贝特海姆（Bruno Bettleheim）[9]等人。此外，1986年，来自世界各地的精神分析学者在伦敦举办了一场名为“弗洛伊德在伦敦——转变中的精神分析”的研讨会。会议中诸多学者都提出了这一标准版的翻译问题。[10]来自德国的埃里克斯·霍德尔（Alex Holder）提到，在大约1983年，英国精神分析出版委员会就已经发起组织了一个工作小组，调查斯特拉齐这一标准版翻译的准确性问题，并且在1984年提出了一个“激进的”建议，即修订甚至淘汰斯特拉齐的这一标准版译本。[11]最后，众所周知，由于精神分析尤其强调意义、理解、转译等问题，所以在许多关于弗洛伊德及其作品的重要研究中，学者们也大都会“顺手”论及与该译本相关的义理问题。然而，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对其进行的分析，迄今为止仍付阙如。

英译本中的理性化现象

总体来说，贝特海姆和马宏尼等人对于这一英译本的批评集中在核心概念的消失、误译和翻译风格的转换上。在一系列关于英文标准版译文集翻译问题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在这一翻译过程中所发生变化的实质特征，是理性化，也即将弗洛伊德的核心概念和写作风格加以科学化和职业化。弗洛伊德在英译本中的形象，是一位身穿白色大褂的心理科职业医生的形象。这一医生精通科学，在专业方面极度权威，干干净净，不食人间烟火，亦与欧洲的文明历史无关。学者们发现，这一形象，并非弗洛伊德在德文文本中的本来面貌。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研究者的以上发现，首先可以用文本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这一马克斯·韦伯式的经典命题来加以总结。稍加梳理，学者们关于这一文本理性化的研究和发现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概念的理性化

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最为著名，也是对这一译本批评最为严厉的，当属美国学者贝特海姆出版于1983年的著名作品《弗洛伊德与人之灵魂》（Freud and Man's Soul）。可以说，该著作首次引起了英文学界对英译本之系统误译的广泛关注。

贝特海姆发现，该英译本误译的核心在于：将原著中的德语“灵魂”（Seele）一词翻译成英文中的“心灵”（mind）一词。这一翻译将弗洛伊德的思想机械论化，同时抽离了原著中Seele这一概念的深度意涵。贝特海姆认为，将Seele翻译为mind的过程，实际上体现了对于弗洛伊德工作的科学化努力，也就是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及其对人之行为的影响，以及其中所体现出的弗洛伊德关于人的思考，转译为一种抽象化、去个人性、高度理论化的工作。这一理论化工作具有机械论特征，即便仍然是关于人之心灵的研究，其复杂程度和科学化程度却大大加强了。

贝特海姆主张将Seele重新译为灵魂（soul），以恢复弗洛伊德原文中的人文主义色彩。我们可以在弗洛伊德的文本中找到贝特海姆这一主张的明确证据。在1926年的《业余精神分析问题》一书中，弗洛伊德明确表示，自己研究的是人类的“灵魂”（soul/Seele）[12]。如果仔细对照弗洛伊德的原著和英文译本，我们会发现此种误译情况可能比贝特海姆说的更为严重。在英文译本中，德文单词Seele已经不再是一个固定用词。除了“心灵”（mind）之外，它还会被翻译成“mental”“psycho”等概念，或者在许多时候直接消失。也就是说，在德文中作为核心意象的“Seele”概念，在英文中被打散和消解进入到文本的背景中，而不再容易被读者关注到。然而，正如贝特海姆所说，在弗洛伊德所有案例史和其他工作的原文中，“灵魂”都是随处可见、用以标定精神分析之实质特征的概念。例如，在精神分析的奠基性案例“多拉”之中，弗洛伊德在一开篇就如此陈述他的工作：

我不必再为本文的长度而致歉。因为众所周知，癔症对于医师和研究者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只有那些最敢于探索灵魂的人才能获得洞见，而高傲和轻蔑的态度，是无法对其有深刻认识的。[13]

所以在弗洛伊德那里，精神分析其实是灵魂分析。贝特海姆对于“精神分析”这个概念进行了分析。在德语中，psychoanalyse一词分为两个部分，其中psycho来自Psyche，在弗洛伊德所熟知的希腊罗马神话中，塞姬的形象通常是年轻美丽，同时生有翅膀的女性——代表着灵魂或者超越性与“美丽、脆弱以及虚空的性质”[14]。塞姬与艾洛斯（成年丘比特）之间的故事，表达了在从性爱向真正的爱欲式快乐经验提升的过程中，由艾洛斯所代表的美，和由塞姬所代表的灵魂渴求之间复杂的关系。贝特海姆认为，这才是弗洛伊德真正想要用精神分析这一概念所表达的意思。也即精神分析中的“精神”一词，在弗洛伊德那里其实是灵魂的意思，而分析则是科学化的检查和分析之意。所以，精神分析的真正意思是对于灵魂的科学理解。

除了“灵魂”这一概念之外，关于核心概念理性化的讨论，在英文学界还有更多，包括对于弗洛伊德最为著名的那些概念组的讨论。在拉普朗虚（Jean Laplanche）与彭大历思（Jean-Bertrand Pontalish）合著的《精神分析词汇》中，就将das Ich一词翻译成了“the I”，也就是“我”，而非“自我”（the ego），并认为“自我”（ego）一词实际上限制了“Ich”一词的多义性，因为这个词在弗洛伊德那里同时作为名词与代词而使用。贝特海姆同样关注到了“自我”与“它我”这两个概念的翻译问题。[15]在弗洛伊德的原作Das Ich und das Es中，为了表明不为我们所意识到的心灵内容，弗洛伊德将人称代词“it（es）”用作名词即“das Es”，而与此相对的“Ich”这一概念，贝特海姆同样认为，应该是对应英文中的“the I”，然而更接近英文中的“the me”，因为这个概念所强调的个人性比“the I”更为深入和强烈。[16]此外，由于“Ich”和“es”在德文中都是常用的概念，而标准版英文中的“ego”与“Id”都来自拉丁文，所以比较起来，在英文中使用这两个单词反而会比德文中更使读者感到疏远，丧失了原文中这两个概念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出现的状态。最后，德文中的“es”，相应于英文中的“it”，然而又不止于此。在德语中，“es”还通常被用来在不做性别之分的情况下指称儿童（child/das Kind）。也就是说，这个概念本身即指向童年期。我们知道，对于弗洛伊德来说，童年期的重要地位无与伦比，而这一存在于概念本身中的理论特质，在译文中消失了。[17]

还有，精神分析的基本方法即自由联想法，其英文译文为“free association”，然而这一翻译容易让我们忽略这一方法的实质前提：联想是非自由的。在德语文本中，弗洛伊德虽然也会使用相应的“freier Assoziation”，但更常使用“freier Einfall”这一概念，直接对应的英文应该为“free irruption”，即“自发出现”的“灵感”之意。这一意涵首先与弗洛伊德在各个案例中的基本句法形式直接相关。在案例中，弗洛伊德与患者之间的问答，最常见的句法形式是，弗洛伊德提问：“Was fällt Ihnen dazu ein？”（What comes to your mind in connection with that？）患者回答：“It occurs to me...”

在这一最为典型的问答中所隐藏的前提是：我自己并没有想到，而是“它”发生在我的脑海中的——这才是“freier Einfall”一词的本意。[18]在《小汉斯》一书中，弗洛伊德更是明确说出了这一精神分析自由联想法的基本与实质逻辑——没有任何精神活动是自由的：

在精神生活中不存在随意性。[19](www.xing528.com)

与这一特征相关，“自由联想法”中的“自由”，其实是“不自由”。弗洛伊德不仅在案例中，在其他地方也多次表明这一点。例如，在《自传研究》中，他就曾明确说：“我们必须记住，自由联想并非真的自由。”[20]然而，“free association”这一翻译尤其容易让读者产生一种基于理性而自由想象的幻觉，这与弗洛伊德在临床治疗中的方法论原则背道而驰。

上述这些概念的翻译问题仅仅是冰山一角。[21]从中可以发现，弗洛伊德作品英译本的基本理念在于，将精神分析理性化与专业化。在翻译过程中，从早期的译者布里尔（A. A. Brill）到琼斯与斯特拉齐，都普遍采用拉丁语和希腊语来翻译精神病学术语。[22]即便是在原文中非专业性的日常词汇，也被翻译成了学术化的语言，以体现其专业性。[23]

（2）译文的理性化

上述核心概念的误译，与英译本的另外一个典型特征有关：弗洛伊德写作艺术的清除。作为歌德文学奖得主，弗洛伊德是一位技艺高超的德语作家。他善于运用日常德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作品本身即是出色的德文典范，具有很高的文学性。但是在英译本中，弗洛伊德却变成了一位晦涩难懂的思想家和医学科学家。在这一方面，根据马宏尼等学者的工作，我们可以总结出英文标准版译本如下的几种“修改/修订”。

首先，去掉了弗洛伊德原文中丰富的地方性经验、德国文化传统、犹太人传统以及与现实的关联。以其早期的案例《凯瑟琳娜》为例。在对于这一案例的翻译中，斯特拉齐将患病的女孩凯瑟琳娜在与弗洛伊德的交谈中所发出的两次惊叹“Jesses”，分别翻译成“Heavens”与“Goodness”。这一翻译去掉了“Jesses”作为“Jesus”不洁的变形的意涵；更重要的是，在德语中，“Jesses”与“Julius”的发音是相同的，而“Julius”不仅是凯瑟琳娜现实中的父亲和她所钟爱的哥哥的名字，同时也是后来她的丈夫和她第一个儿子的名字。斯特拉齐的翻译毫无疑问取消了这一感叹在凯瑟琳娜无意识中的重要意义，以及对于精神分析研究的重要性。另外，由于原文是弗洛伊德根据自己的记忆完成的，所以事实上对这一词语的考证，也是理解弗洛伊德的重要线索。

在马宏尼的工作之外，其他学者也发现了英译本中德国文化传统被清除的典型例子。例如“Psychoanalytic treat”（精神分析治疗）这一概念的翻译。弗洛伊德的原文“Psychoanalytiche Kur”本身所蕴含的德国浪漫主义传统，在英译本中基本消失了。[24]

其次，这一翻译去掉了弗洛伊德原文中隐藏的许多性的意涵。仍然以《凯瑟琳娜》一文为例。凯瑟琳娜在回答弗洛伊德的提问时说：“当时太暗了，什么也看不到；另外，他们两人都穿着衣服。哦，要是我知道我对什么感到厌恶就好了！”这一句的英文译文是：“It was too dark to see anything；besides they both of them had their clothes on.”[25]而德文原文为：“die waren ja beide angezogen（in Kleidern）.”[26]“angezogen”在德文中的意思包括“穿好衣服的”“拉紧的”“有吸引力的”等等。弗洛伊德并没有直接表明凯瑟琳娜所见之物，而是在括号里间接注明，这一用法加强了表达上的犹豫，因为“括号”一词在德语中也有拉紧的意思。原文中这两重性的意涵，在译文中都消失得干干净净。

第三，系统性的语法修正。这一点在全部翻译过程中都存在，尤其体现在斯特拉齐对多拉的两个梦的翻译中。这一问题曾被多名研究者所注意。以第一个梦的记录为例，我们将原文与英译文进行对比。原文为：

In einem Haus brennt es (Es hat nie bei uns einen wirklichen Brand gegeben, antwortete sie dann auf meine Erkundigung), erzählte Dora, der Vater steht vor meinem Bett und weckt mich auf. Ich kleide mich schnell an. Die Mama will noch ihr Schmuckkästchen re en, der Papa sagt aber: Ich will nicht, daß ich und meine beiden Kinder wegen deines Schmuckkästchens verbrennen. Wir eilen herunter, und sowie ich draußen bin, wache ich auf.

斯特拉齐的翻译为：

A house was on fire. My father was standing beside my bed and woke me up. I dressed quickly. Mother wanted to stop and save her jewel-case; but Father said: “I refuse to let myself and my two children be burnt for the sake of your jewel-case.” We hurried downstairs, and as soon as I was outside I woke up.

中译文：

一间屋子着火了（In einem Haus brennt es），多拉说，我父亲站立（Stehen）在我的床前（vor）叫醒我。我迅速穿上衣服。妈妈想要（欲求）先去救她的珠宝盒；但是爸爸说：“我可不想要（欲求）由于你的珠宝盒，而导致我和我的两个孩子被烧死。”我们马上下楼，一出门，我就醒了。

我们可以发现，从弗洛伊德的德文到斯特拉齐的译文出现了如下的问题：原文中的现在时被改为了过去进行时；“verbrennen”的主动语态被改为被动语态；“之前”（vor）被改为“在边上”（beside）；将“Ich will nicht”（I want/desire not），改为了“我拒绝”（I refuse）；将多拉对于父母的口语称呼（爸爸妈妈）都改为了正式名称。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原文中的这些细节，是在与英文译本的对照中，才“被凸显”出来的。在爱德华·鲁宾斯（C. Edward Robins）看来，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译者对于原文的独特理解。[27]也就是说，译者并非单纯的翻译者，而会将自己的理解带入译文中。

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中，值得注意的是时态的变化。这一变化不仅仅存在于对多拉之梦的翻译，在其他案例中也是如此。以狼人案例为例。英译本的改变与多拉案例是一致的：译者将狼人之梦的变化从现在进行时改为了过去时。[28]在弗洛伊德的工作里，现在时态是最能充分表达、传递梦之内涵的时态，而英文中的过去时，则与典型医疗诊所报告行文风格一样，在翻译中随处可见。[29]这一时态上的变化，明显将弗洛伊德的写作客观化、医学化和科学化了。

此外还有研究者指出，弗洛伊德原文中动态的语法和写作特征，在英译本中被代之以静态的和结构性的写作手法。[30]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与德文原作相比，英文标准版译文集从核心概念的缺失，到核心概念组的系统古典化，再到写作风格的科学化，这一系列的改造，几乎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理性化的弗洛伊德，将原来有着丰富的人文历史意涵、偏近于文学作品的原著作者，改造为一个冷静、客观、科学化与专业化的，穿着白大褂、干干净净的医生科学家的形象。在这一点上，贝特海姆以及其他研究者的相关工作颇具影响力。例如，在借鉴了贝特海姆之研究的企鹅出版社新译本系列中，新一代的译者如怀特赛德（Shaun Whiteside）等人已经将Seele这一概念依据不同的文本背景而译为“灵魂”“心灵”或“心理”（psycho）等词。[31]然而，这一新译似乎尚未带来大规模的影响。原因可能如霍德尔在1986年所说，当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出版委员会的工作小组提出，要修订甚至重译弗洛伊德的作品时，给各行各业带来的却是“极大焦虑”。这一焦虑的来源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这样一种威胁，即会“失去我们视为理所当然、伴我们成长、原先认定的大师真正的声音”[32]。所以在这个小组提出建议之后，学界并无进一步的跟进——甚至连折中方案都没有。时至今日，斯特拉齐版本的弗洛伊德依然主宰着我们对于弗洛伊德本人与经典精神分析的理解与想象。在1986年的那次伦敦会议上，诸多学者都讨论了与翻译相关的译者主张和具体的翻译细节。不过到目前为止，从“误译”这一线索出发对于弗洛伊德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也较为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