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非遗工作列为馆里的特色工作，基于自己的些许私心。我从普通师范学校毕业后，先后参加了法律专业和汉语言文学专业专科和本科的进修，但不管是自己所学的专业，还是自己的气质长相，丝毫和艺术挂不上钩……刚出校门时，即便借给我最大最丰富的想象力，也不会联想到自己的事业会和群文有关系，所以我经常自嘲说，我是连艺术脓包都没有的人，怎么就来文化馆工作呢！
不管怎么说，既然到了文化馆，我既不会唱歌跳舞，也不会写字画画，只能找个和自身所学专业有点关联的非遗作为发展的落脚点，从此，我就在非遗上多用心了。
海沧是个具有历史底蕴的区域，其所处的九龙江流域，是古漳泉驿路的交汇点，为闽南地区的核心区域，自古是中原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一个重要交汇点。1998年，海沧青礁一带发现了细石器遗存，说明一万多年前已有人类在此生存。秦汉之时，中州人民已南迁入闽。先民在发展社会生产的进程中，也积累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按照市里工作部署，2006年12月至2007年3月，我带领一支普查队伍对海沧区所辖的村居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海沧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普查队伍对325位老人进行了采访和座谈，收集了口头流传类中的谚语660条、传说82篇、谜语65条，民间手工技艺8种（榨糖、裱糊等），传统表演艺术9个（宋江阵、五祖拳、踩高跷、蜈蚣阁、芗剧、答嘴鼓、打夯歌等），民间美术6件，民间信仰习俗11类（划龙舟、做清醮、扛大龟、穿火城、吃祖、祭祖、油炬游境等），传统知识与实践16种。此外，对各个村庄的婚嫁、丧葬等民间礼俗还进行了较详细的了解。
在顺利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基础上，我们成功将新垵五祖拳和海沧蜈蚣阁申报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将保生大帝信俗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此后，我们又先后将海沧蜈蚣阁、闽台送王船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
随后，我们对普查资料进行整理，先后按照区、镇（街）的行政区域对线索似的材料进行汇编成册。
2009年，我们建成了保生慈济文化生态展览馆，2013年又建成了海沧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厅，将非遗保护工作直观、系统地呈现在市民面前，特别是海沧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厅，主题突出、亮点鲜明。一是以“阮厝边”为主题，充分利用文化馆二楼的展览空间和展示条件，按照天井、厨房、厅堂、内室的布局布置展厅，还原了海沧普通人家的日常生活场景；二是展示手段多样化，采用展板、实物以及声光电技术相结合的形式，多方位地展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三是展示内容全面，一共展示了我区保生大帝信俗、海沧蜈蚣阁、送王船、新垵五祖拳、青草药、闽南蛇伤传统疗法、海沧土笋冻制作技艺、闽南天然香制作技艺共八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和100余件民俗实物。海沧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厅不仅是展示项目和实物的崭新平台，也是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
在非遗保护方面，最重要的是我们将关注的视角转向将要拆迁的村落。海沧区城市化的进程非常快，原有的一个个古村落逐渐消失，消失的村落带走的是海沧几百年来沉淀下来的民间文化。我们充分运用馆里现有人员，再发动社会可利用资源，启动了“风土海沧”一村一书的拆迁村文化调查活动，调查的方向包含经济教育发展、行政变迁、风土人情、民俗文化、文物古迹、农耕渔猎等，此外，对每个村独特的特色文化给予重点收集，采取的形式主要是记录口述，查找村里原始档案，开展座谈。
图3-1 海沧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厅1
图3-2 海沧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厅2
图3-3 海沧区保生慈济文化生态展览馆1
图3-4 海沧区保生慈济文化生态展览馆2
别人都说，书是写出来的，而我们的书是用脚“走”出来的。为了写好“风土海沧”一村一书，写出最本真的东西，我们馆的非遗干部连同我们聘请的林致平（海沧翔鹭公司退休专员）等人，走遍了这些村落的每个角落，走访了有可能提供信息的每一个人，探寻村里的每一处古迹……有些素材需要反反复复地走访同一个地方，访问同一个人……熟悉村史的老人相继离世，健在的老人记忆略为模糊，年轻人则缺乏切身的了解和感受，这些问题需一一克服，以完成调查和编撰工作。所以，这些书上所呈现的内容基本属于口述的记载和到村里所见所闻。
拆迁村的村民对我们所做的这项工作非常配合，他们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惠民工程。以钟山村为例，离我们文化中心最近的一个拆迁村，海沧区政府大楼就是征用他们的土地建设起来的。很多民间民俗专家关注他们村里“送王船”的民俗迹象、文物古迹，我们却将视角转向这个即将消失的村落所能追寻到经济变迁、文化变迁、教育变迁等现象。
《风土海沧·水美钟山》之经济发展篇
钟山村的经济发展，正如钟山村的行政变迁一样，也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之中，应该说三个时期的标志性的事件代表了钟山村经济发展的质的变化。首先，以1951年的土地改革为标志，钟山村形成以农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次，以1986年钟山村人与福清长乐人合资筹建海沧第一家石料场为标志，代表着钟山村的经济发展步入以初级加工为基础的工业化经济时期；最后，以2000年的新规划为契机，钟山村大力发展多元化的经营活动，步入城市化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中突出服务制造业的重要作用。
在这样的一个巨大变迁之中，钟山村的经济发展呈现出多样性、多元化的特征。这一特征，一方面体现在经济类别的多样化。如下文所示，钟山村村民从事农业耕作、铁件加工、机械维修、家庭作坊，经营供销、食杂、机械、经贸、文具、加油站，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一方面还体现在经济形式的多样化上，也就是内部加工、外部出口、地域合作、城乡结合的多样化。正是因为坚持多样化的经济发展模式，作为城乡结合部的钟山村因此也就有了因地制宜、统筹发展的先决条件，这也造就了钟山村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辉煌。
1949年 钟山村成立农会，先期上级指派南下干部周顺明、苏金换指导工作，活动地点在蔡北贞厝后学仔。后期指派华美山、郭玉桐、陈金虎指导工作，村部设在上厝尾学仔（现蔡香才厝182号）。
1949年 农会开展以下工作：减租减息、剿匪反霸、支援前线、石甲头战役、10月17日解放厦门的战役。
1950年 刚解放时，钟山人口617人，百孔千疮、民不聊生，有厝无人住，有地无人种，杂草丛生，野兽出没，曾有老虎进村咬猪被村民打死的记载；普通村民住的是黄土垒墙的破烂房屋。
1950年 农业生产水平低下，水源未得到利用，没有任何水利设施，不是旱，就是涝，农具简陋，技术简单，单干作业，亩产极低，地瓜是主要的充饥粮食。
1950年 由当时农会牵头，组织用地缺水的农户一起出工出力，在金换厝和德隆厝边的溪流上筑起两个小水坝，后在崎头窟又建了新水坝，层层蓄水，解决了部分农田用水的难题。
1951年4月 土改工作队进驻钟山村，到8月土改结束，农民分到土地，耕者有其田，农村面貌开始改变。当时，渐美、卢坑、钟山合并为渐美乡，钟山的严乃聪被选为农会主席，蔡钉为副乡长，蔡坤朝当时是财粮委员兼文书，分管钟山村的具体事务。
1952年 村里成立了农业生产互助组，农民以自愿互利的原则，换工互助，弥补劳力、畜力、农具的不足，农业产量开始增加，村民生活有了改善。
1956年1月1日 钟山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村民将私有的土地作股入社，社员集体劳动，收益按出工和入股土地进行分配，耕畜、大农具由合作社统一使用并支付一定的报酬，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低产田得到改造，大型水利工程——湖窟水库也于当年3月顺利开工。
1957年8月 钟山村从海澄县划归新成立厦门市，属集美郊区；同年，钟山初级农业社转为高级社，田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划归集体所有，完成了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农民参加集体劳动，“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为增加水源，西坑内水库开始建设。
1958年5月 海沧人民公社成立，钟山高级社转为钟山大队，首任大队长为钟福成，廖海河为副书记；全村1100人分为6个生产队，分队过程实行一平二调：对田地、生产资料、大小劳力进行平调（钟山村至今仍沿用当初的6个生产队改制而成的6个居民小组）。
1959年 公社化早期，大队办了两个食堂，一、二、三队在下底食堂，地点在现黄氏莆田籍建楼处，四、五、六队在头顶食堂，地点在现戴生活厝，大家统一吃食堂，每日一稀二干，较为浪费，后来大队支持不了，按人口分粮食回家自理，食堂前后维持了八个月，不符合实际的做法显然无法长久存在。
1960年 强台风、大水、大旱，1959—1961年连续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未压垮钟山村人民，在1961年5月与渐美正式分开成立大队后，钟山人民开展生产自救、重建家园，修水田，修水库，努力增产，6个生产队为完成每年30多万斤的征统购粮的任务和保证全村社员吃粮而展开劳动竞赛，当年哪个生产队夺得完成征统购粮第一名是非常光荣的事。当时社员们宁可自己留下较差的稻谷当口粮，也要把最好的粮食交给国家。国家则相应分配一些当时非常珍贵的化肥给生产队。
1961年 当年国家粮库设在东屿村，到交售征统购粮时节，全村人手推独轮车，肩挑大粮袋，一路热闹的景象，老人们至今记忆犹新。
1963年 年底，大队购买了一台295型24匹马力的立式柴油机，办起一个碾米厂，地点就在下底食堂边，从此钟山村彻底改变了几百年的原始舂米方式，解放了部分劳动力，广大社员受益匪浅（据蔡明群书记回忆，当时购进的是大型卧式进口机器，美国或德国制造的柴油机，震耳欲聋，闻名遐迩）。
1963年 大队成立了水产小组和林业队，利用遍布全村的河窟发展淡水养殖，在蔡尖尾山上开荒造林，广种红柿等果树，既增加了大队的副业收入，又能很好地保持水土；因地制宜、综合利用成为钟山村的一大优势。
1964年 年初，钟山大队的四清运动在当时的青礁驻军干部指导下进行，事实证明，钟山村的干部是廉洁的，是一心带领社员战天斗地，夺取粮食丰收，改善群众生活的好干部。
1964年 为提高湖窟水库蓄水量，增加大队水田的用水，防止山洪暴发对村民的伤害，干部们带领社员日夜奋战，将水库的坝岸架高了几米，水库的蓄水量增加到了28万立方米。
1964年 在已经担任漳州龙海干部的廖坤朝指导和牵线下，大队在蔡尖尾山上种下了1000多棵从漳州九湖引进的荔枝树，增加了副业收入，较好地改善了村民的生活。
1965年 开始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提倡科学种田，加强田间管理，大队的粮食产量节节提高，在蔡尖尾山海拔200米的“三五”水库如期动工，增加了农田的水源供应，粮食生产更有保障。
1966年 “文革”开始，钟山村也顺应时势，村口立起拱形门，村中到处插上标语牌，“抓革命、促生产”是当时响亮的口号。
1967年 钟山大队成立了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30多人的队伍具有一定的规模；宣传队带着《红灯记》《沙家浜》等革命样板戏剧目，上高山下海岛，走南闯北为革命演出，在当地颇有影响。文艺宣传队一直到1975年体制下放后才自然解散。
1967年 “文革”时期，钟山村无法避免当时的阶级斗争成分论，宗祠、庙宇、祖先灵龛、族谱都遭到破坏，一些人员被批被斗，但大家的内心都是明理的，一些文物也被有心人冒险保护下来。
1968年 钟山大队从当年开始全面推广薄膜育秧，解决了早稻冻秧、大田拔秧等难题，对提高秧苗成活率和控制水稻成长期起到较大的作用。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随着科学种田的推广，也在逐步改变。
1969年 钟山大队自筹资金安装了一台10千瓦发电机组（蔡明群提到，这次购买机器的型号是295型），全村每到夜晚大放光明，结束了使用昏暗小油灯的历史，在大田用灯光诱蛾杀虫作为新技术在钟山大队率先进行。
1969年 水利工程的重要项目，长100多米，高度6米，跨度4.5米的坑底渡水桥建成通水，源源不断的水流向黄茂、钟地、后埭等大片本村田地，还供应了石塘、东屿等村大部分用水。
1970年 钟山大队建设了两个电灌站，一个位于山前（翔鹭宿舍西侧），一个位于地沟（信海花园处），分别解决洋田和后埭大片农田的用水，所装的两台苏式5马力柴油机由华侨蔡清冷捐献。电灌站改变了粮食低产的历史，糖蔗亩产将近8吨，地瓜达到8000多斤。
1970年 为改善社员生活，提高副业收入，大队于1970年兴办蘑菇场、白木耳场，成立果林队、水产队；各生产队成立副业组，集体养猪在100头左右；提倡社员户户都养猪，广积农家肥，种植绿肥、收集牛羊粪、在海边的红树林收集海苔做肥料，努力增加粮食产量，社员生活逐渐提高。
1971年 海峡局势紧张，厦门沿海进入战备状态，钟山大队也根据上级安排，“深挖洞，广积粮”，抽调各生产队劳力，在现钟山变电站附近挖防空洞，后期由于地下水渗透和地质问题而出现部分塌方，工程遂告停止。
1972年 钟山大队和岛内的黄厝大队于全市农村中购置了第一辆27马力轮式拖拉机，轰动了整个海沧公社，田间耕作大都由机械代替，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生产队纷纷购置12马力的手扶拖拉机，解放了大批的劳动力。
1972年 筹划多年的岩崎水库动工，水库建成后保证了蔡尖尾山的大片农田的用水。岩崎水库于1980年被大水冲垮，未予以重修。
1973年 一批厦门市知识青年来到钟山大队下乡落户，他们与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锻炼的同时，促进了农村的文化进步。1978年，后他们陆续回城，在各行各业发挥重要的作用。
1974年 村里的人口增长到1400人，人多地少，围海造田在那个年代是增加集体土地的一项措施，猪哥堤就是大队组织劳力在当年围筑的海堤，共围田地30亩。因当时大队送了一只公猪犒劳围堤的社员而得名。
1975年4月 开始体制下放改革，原来的公社、大队二级核算改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核算，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得以激发，钟山大队的发展也渐入正轨。当年，大队的果林队在山内弯种下成片的龙眼树，红柿树已经发展到800多株，李树则种植了5000多株，蔬菜田的面积也扩展到77亩。村里的第一个水泥地面的篮球场也建成投入使用，极大地活跃了乡村的文化体育生活。
1976年5月 钟山大队与渐美大队合作，从海沧公社电灌站架设了一条高压线路，供两个村的生产和生活用电，大大改善了用电紧张状况。(www.xing528.com)
1986年 钟山村与福清长乐人合资筹建海沧第一家石料场，位于西坑内水库左侧；后因管理不善一度停产，1991年由钟山村民承包后恢复经营；在1999年底海沧实施风景资源保护专项治理行动之前，在钟山林地范围内，先后又有6家石料场投入使用，提供的石料为海沧新区的建设起到较大的作用。
1990年 当年开始实施的厦门市重点项目“901工程”，为海沧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海沧生活区的建设和马青路的施工征用钟山村的土地330亩，以前的铁赤后（小村落）被如今的大海洋酒家所代替。
1991年 村委会投资一万多元在村中心建设一座占地400多平方米的农贸市场，方便本村人员买卖交易。
1991年 随着村民自治改革开始实行，1991年5月17日，钟山村第一位民选村委会主任蔡嘉辉当选上任。
1994年5月 钟山村第二届村委会选举圆满结束，蔡嘉辉获得全体村民的信任，连任村委会主任。
1994年9月 经村委会与邮电部门协商，开通了一条数字程控电话线路，首批安装70部电话，每台初装费为4760元。
1995年4月 村委会投入资金，在马青路南侧翔鹭宿舍西侧钟山村地块上建了面积近千米的29间临街店面和一个较为规范的农贸市场，方便了村民销售农产品及周边市民的生活需求。
1995年 钟山村陆续成立治保会、联防队等群防群治组织，形成了社会防范网络，增强了当地的治安维护。
1995年 钟山村重视计划生育工作，自成立计生协会以来，1996—1999年，连续多年被评为区、镇级计划生育先进集体；1996年，钟山村人口为1797人。
1996年8月 筹划多年的钟山小学新教学楼破土动工，占地9000平方米，总投资120万元的四层半教学楼于1997年2月底竣工，村民子女高高兴兴地进入新教室上课了。
1996—1997年 全村自来水安装工程竣工，村民们彻底改变饮用不洁井水的历史。
1997年 当年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一些年轻有为、扎实肯干、勇于开拓的村干部进入领导班子。蔡明群被选为新一届的村委会主任。
1997年7月20日 钟山村老人协会和老人之家成立，饱经风霜、为社会打拼多半辈子的钟山老人们终于有了温馨和睦的温暖之家。同年，由20多位农村妇女自愿组成的钟山村腰鼓队也成立了。
1998年8月 首期投资100多万元的钟山村内道路改造工程开工，拆迁房屋围墙等近500平方米，修建、拓宽村干道178米；二期拆迁房屋围墙等400平方米，修建主干道176米；随后又改造、修建各类道路800多米，新修道路平坦宽敞，布局合理，地下管道齐全，彻底改变了原来道路狭窄，凹凸不平的状况，村容村貌和村民的出行大大改善。
1998年10月 钟山村文化中心正式启用，图书室、阅览室、乒乓球室、影像厅、旱冰场等一应俱全，村民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文化层次得到较大提高。
1999年10月 14号强台风正面袭击海沧地区，钟山村遭受严重灾害，山上的果树被连根拔起，村民的简易房屋被吹倒，农田被淹，损失达1000万元以上；在村两委的领导下，全村人民齐心协力共同抗灾，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了村庄的正常生产和生活。
2000年4月 位于兴港路东侧的钟山新村建成，23家拆迁户高高兴兴搬进了独栋别墅型新家。
2000年8月 村委会再次投资四万多元，对钟山小学的围墙进行施工和6000多平方米的学校操场进行平整，学生们的学习环境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1995—2000年 1995年开始，钟山村对大部分的电线杆和老化的线路进行改造；1997年对各户的电表进行彻底更换；2000年8月，全村的电改工作完成，村民的电费从原来的每度0.50元降到0.386元，生活开支节省了许多。
1999—2000年 1999年，村两委根据上级建设新农村的要求，对村庄的建设提出规划和公告，改造面积23公顷。2000年，由于村民意见分歧，改造并不彻底，只打通村庄的中路，过坛尾前面的部分。
2003—2010年 2003年，海沧管委会主任翁云雷上任，提出钟山村要实现农村城市化，规划村民拆迁后就地安置，集中安置在村庄的一侧，其他部分土地交给政府处置。
2003—2010年 村两委对政府的措施积极支持，但由于土地房屋拆迁对村民生活造成巨大冲击，干部们做了大量工作，拆迁依序进行。
2010年 村庄改造正式拉开序幕。经过多方争取，反复论证，新村选址确定，就在原村庄的东北侧，紧靠繁华的海沧市区。共建11栋10多层的高楼，房屋朝向良好，采光充足，楼距宽阔。小区内的布局合理，有中心广场、幼儿园、家族宗祠、朝圣庙宇，外围还有沿街店面，为今后村民的生活提供了良好的保障，创造了农村安置的“钟山模式”。
2010年 钟山村的一万多平米的集体房屋土地拆迁后可以以1∶1的比例置换商场店面或套房，为今后的社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间。
2011年 目前，拆迁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当艰巨的任务等待钟山的社区干部和村民们去完成，相信不远的将来，崭新的钟山社区将出现在海沧大地上。
至2000年年底，钟山村全村人口1797人，551户，58个姓氏，非农业人口480人，小学生281名，中学以上140名，从事铁件加工、机械维修、家庭作坊等49家，个体私营公司有供销、食杂、机械、经贸、文具、加油等多家；99年底社会总产值950万元，总收入832万元，人均收入4630元。
1997年开始征地1147亩，现有耕地656亩、山林3076亩，私人宅基地142亩（485宗），村属建筑54亩（村委会、新旧小学、2个农贸市场、临街店面等）；村有果树：荔枝1804株、龙眼604株、杂果77亩；84年新开发果园106亩。
现存河窟有楼白河、燕白河、戏管河、大河、公山河、地郎井。
钟山村几乎每家都有海外华侨亲戚关系，多数失去联系，回来的都十分热心公益事业。
旧大厝有棋盘、旧小学、大六间、学子埕、新大厝、大条厝、山宅大厝。
四个角落：上厝尾、中社、后埔、四芽。
蔡尖尾山：公山、虎空山、洪厝山。
图3-5 风土海沧系列丛书
这么详实的资料汇总在一起时，我看了都感动。当我们将这本书送到村民手上时，很多上了年纪的村民泪流满面，这些字眼勾起他们无限的回忆，村落即将消失，老人一个个即将逝去，如果没有我们的记载，若干年后，谁还能记得这个村落的那些故事。这本书印刷出来后，村民们自发凑钱要请文化馆参与调查的人员吃饭。我们破例接受了他们的邀请，这也许也是他们感恩回馈释放情怀的方式，我们恭敬不如从命。
由于人力有限，启动三年来，我们才完成钟山村、东屿村、后井村三个村的调查和资料汇编，我们还在继续努力。
向海延伸的民俗[1]——海沧区民俗采访录
一
每次到地方采访民俗，我都感觉心里有一种敬畏。这是因为，民俗是一个地方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地方群众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从而成为当地民众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活动。正因如此，这种来源于民众、传承于民众、深植于民众心中的行为，往往具有语言、形象和心理上的有形的崇拜和无形的力量。接触它们时，就会看到历史阶段延续和演变的标记，甚至看到仍有实用价值的历史残存。
对此，谁能不怀敬畏之心？
但是，要真正了解某一地方的民俗，关于它的来源、演变、禁忌传承和现状，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许多民俗，常常因事过境迁而不断改变，或者不断消逝，现有的类型和模式究竟还有多少？又有多少能得到重新显现和保护？加之民俗本身并非典籍文化，它似乎从未有过一个权威的文本，主要是靠耳濡目染和言传身教的途径在地方和人际之间传承，能遗存下来的确实不易；因此，许多民俗学家总是在大声呼吁甚至奔走呼号，发起了有关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和普查工程，缀拾那些行将消泯的“大地与母亲的文化”。
令人感到意外和惊喜的是，这次在厦门海沧区采访民俗，发现海沧区早在2006年5月就已着手对海沧民俗文化的调查和收集，并于2008年成功申报了“保生大帝信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6年年底开始，海沧区开展了第一次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面普查：2009年1月，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会议在海沧召开，该区文化馆在会上作了经验交流。
在这次采访中，我认识了海沧文化馆馆长黄达绥。这位出生于1967年的女馆长，是个副研究馆员。2004年10月，她从海沧区教育局调入文化馆从事群众文化工作，带领团队，积极投身该区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定了详细和科学的普查计划，走家串户，进行拉网式调查，发现和收集了大量的口传文学和民俗文化、民间手工技艺、民间信仰习俗等线索和材料，从中筛选出有着重要历史和科学价值的项目，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各级名录的申报工作。到2013年年底，申报成功的国家级3个、省级4个、市级8个，其中保生大帝信俗、海沧蜈蚣阁、闽台送王船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而她个人，不耻下问，潜心研究、整理、挖掘当地的民俗文化，以高度的责任感，踏勘民间遗存，终于出版了《海沧区民俗文化》一书。除此，她还组织撰写了《海沧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海沧区非物质文化》“海沧街道卷”“新阳街道卷”“东孚镇卷”等书籍。“风土海沧”的系列研究，是对海沧乡村的城市化展开人文调查取得的成果。黄达绥更是通过这一工作深刻认识到民俗的社会作用非凡。她认为，海沧民俗文化“曾为闽南子弟拓展生活空间提供了可贵的精神支柱和情感寄托。自宋迄今，民俗在信仰区整合了乡族力量，维系了社会秩序。其排难解纷、张善惩恶的作用弥补了地方政府和官吏所不及。而今，民俗活动弘扬的主流精神是扶危济弱、扬善弃恶、和谐友爱，这对构建安定、和谐社会颇有裨益”。
黄达绥侃侃而谈，我一边听一边快速记录，这个外表看似沉静但内心却热情如火的人，谈起海沧民俗，全身都散发着闽南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这一气息，又使人看到她身上的一种历史情感和文化情怀。
二
任何民俗，都是有一定属性的。
海沧有一片大海，有时壮丽辉煌，有时宁静和谐。诞生于这一山海间的民俗，它的属性又是什么呢？
从大处看，也许取决于这里的风土地貌、城乡景致、庙宇祠堂；从细处看，也许取决于这里的四季劳作、礼尚往来、人文关怀……但是这一切，却都带着明显的海的沧桑、海的气息、海的颜色。因此，这里民俗的属性很容易使人把它和海的内在关系牵连起来，想到这里民俗具有一种独特的海的内向凝聚力和海的外向感召力，如平安清醮习俗，是由于民朝一位李姓抗倭名将被百姓视为沿海保护神加以供奉产生的；油炬走境习俗，是以渔业和农业为生的村民祈求风调雨顺的一种仪式；祭祖习俗，则是中国人都要记住出生何族、来自何处的一种伦理祭拜；渔民缯网补渔习俗，直接指明的是对一种浅海补鱼工具的挚爱；扛大龟民俗活动，是由刘山社当年娶媳妇或生孩子的家庭向村人发送红龟粿等贡品的一种仪式；而“新江农历3月15日进香”是由宗族组织到慈济东宫朝拜的活动；除此婚嫁习俗、祈子生养习俗、节庆习俗、丧葬习俗等也完全是海沧乃至闽南一带传统形态与禁忌等等。虽然这些民俗也会因时间的流传而有所改变，但它们各自都有着清晰的类型和模式，然而，它们却都是在向海的地域上形成、扩大和演变的，海的沧桑、海的气息、海的颜色，是它们须臾也不曾离开的。尽管从这些民俗中也可以看到古越文化遗风、中原文化遗风以及海外文化持续的冲击和临地文化长期的渗透，但这种多元文化的民俗依然浸透了海味，成为海沧人民世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黄达绥在采访中曾动情地说道：海沧自古以来就是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重要交汇点。丰富的民俗活动，其中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智慧之根，更是维系大陆与台湾的精神纽带，体现了闽台区域文化的历史同一性和不可分割性，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根和叶、源与流的关系。
我不禁问道：“海沧区致力于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线索、材料的收集整理，其目的正是如你所说的这一切吗？”
黄达绥沉思了一下答到：“我们所做的这些，就是想把海沧丰富的民俗活动的精神纽带留下来，将历史资料、亲眼之所见、现实的感受、口述的文本堆砌、整理出来。即使是这样一种堆砌、整理，至少也是一种呈现，并且是最直观的一种呈现，使民俗以一个新的传承形式流传下去。”说到这里，她又补充了一下：“存在，就有记录的价值；记录，是对曾经存在的缅怀！”
三
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冯骥才说过：“所谓民族复兴，实质是文明的复兴。”海沧之所以令人向往，正是经历了从传统乡村到现代都市的蜕变，从而成为闽南乃至福建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缩影。在海沧采访民俗的那两天，我亲眼目睹了海沧人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所作所为，也接触了如海沧区文化馆馆长黄达绥等一批人，深切认识到非遗保护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他们克服了这样那样的困难，最终取得令人欣慰的成果。他们相信，这些向海延伸的“非遗”，也许不是一代人可做完的事情，甚至要一代一代的人坚持做下去，才能真正触到民族的那个根，那个最深的中华文化之根。
也许，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原因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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