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念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吧，数学老师在课堂上跟学生聊闲话（这位数学老师很有意思，他甚至会用整节课的时间给我们讲武松醉打蒋门神的故事），不知怎么就聊到了我已经去世多年的祖父。他说他曾经在我祖父的私塾里念过书，说这话时他特意瞧了瞧我，脸上还带着笑。令我胆颤心惊的是，他用一种似乎好玩的态度提到了我祖父的名字。是的，他对我祖父直呼其名。然后，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我居然当场泪洒课桌！我不是因为想念祖父而哭，而是当祖父的名字被如此这般地“示众”时，我仿佛自己受到了侮辱。老师看到我的反应后，显出很吃惊的样子。
为什么仅仅提到一位亲人的名字就会给我那么大的“杀伤力”？很多年以后，我貌似有一点明白了。孩子在同学面前，对自己祖辈或父母辈的名字有一种莫名的保护欲。也因此，同学之间极其普遍的一种攻击手段，就是嬉笑着大声说出对方父母的名字。如果那名字念起来有些特别，就会嚷嚷得更加来劲儿，而另一方的受辱感也更强烈。孩子之间因为拿父母名字开玩笑而闹起来的情况并不鲜见。这说明，对孩子来说，家长之名关乎尊严。可是对成人来说，拿别人长辈的名字作“武器”的行为，简直幼稚透顶，虽然这样幼稚的成年人似乎也有。
有的事情会令孩子产生受辱感，而成人却完全无感。有的情况会令家长自尊心受伤，可孩子自己反倒无知无觉。成人与孩子在“尊严”问题上的着力点错位和敏感度差异，有可能会引发一些误会，无论教师还是家长都当对此有清晰的认知。
教师重效果，学生重体验。教师和家长往往会以“我是为你好”的名义，做一些损害孩子自尊心的事情。我曾因上课不专心被老师扔过粉笔头，也挨过鸡毛掸和“爆栗子”，曾因课间在走廊里奔跑而被老师斥为“猢狲”，曾因放学时在校门口买零食而被老师揪着耳朵拖到教室……凭良心说我一直算是个乖孩子、优等生，但从小到大没少挨过来自成人的各种惩罚。在当时教师眼里有着充分正当性的教育手段，对我来说却是充满了屈辱感。时至今日，那些场景依然历历在目。我后来大概都改过了吧，但是说实话，再完美的教育结果也无法补偿过程中体验到的伤害。
家长看表象，孩子重关系。小时候我与小伙伴玩耍时勾肩搭背，父母有一回注意到小伙伴把力量都压在我身上，觉得我受到了欺负，叫我别跟他玩。可我自己呢，浑然不觉自己受到了“欺压”，反倒喜欢那种亲密的感觉。几年前闹得沸沸扬扬的西安某小学“绿领巾事件”中，学校给表现好的学生戴红领巾，给有待进步的学生戴绿领巾，结果几乎招致全社会的“吊打”。孩子们虽然更想戴红领巾，但他们是否因为戴上绿领巾而感觉受歧视，这一点是存疑的。我相信“红领巾”与“绿领巾”依然能做好朋友，他们的关系不会因颜色之分而有什么改变。但护犊心切的家长们却毫无含糊，自动代入角色并衍生出了强烈的耻辱感，他们用自己的感觉代替了孩子的感觉。再扩散开去，社会上出现了一片排山倒海般的怒斥声，“功利教育”“残忍教育”“严酷等级制”“教育软暴力”“很傻很邪恶的教育暴力”等各种帽子满天飞舞。人人都以为自己是正义者，是守望者，是在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孩子讨回公道，没有人真正在乎孩子自身的真实感受。(www.xing528.com)
成人喜欢用放大镜，孩子喜欢用望远镜。用放大镜能够以小见大，这里面无疑有教育的艺术，但如果教师和家长总用放大镜看待学生的问题，那么孩子会觉得自己被人看死了，一举一动都被盯住，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似乎都被某一个“理”笼罩着，成人永远都有挑剔的理由。他也隐隐会生出一丝被控制、被审视、被逼问的惶惑和屈辱。其实孩子更喜欢望远镜——那个在望远镜里的人，眼前的缺点被长程距离所掩盖，而其真正的优势将在更广大的时空里得到展现。有智慧的成人，恰恰懂得“忽略”孩子身上的某些缺点，“放过”某些错误，让他们在一个有余地也有自尊的状态下主动地、无痕地进行自我修复、自我实现。
当然，就跟那位直呼我祖父名字的小学数学老师一样，很多教师都没有意识到或者严重低估了把家庭关系拖入学校和课堂对学生可能产生的心理冲击。小学时我曾非常短暂地在学校里搭伙，有一天近午时分，校长突然冲进教室对还在上课的我嚷道：“你回家去跟你爹说，快点给伙房送一些柴火过来！你爹真是的，当时不是还答应送批柴来的吗？”那一瞬间我血液上涌，无地自容。念初中时，开学第一天在教室里交学费，我交的全是暑假里卖棒冰赚的分币，班主任一边数钱，一边开起了玩笑：“嗬，把棒冰箱搬到教室里来了！你的爹妈还真让你学做生意啦！”老师难得幽默一次，全班同学都轰然而笑。而那一刻的我，羞辱感像一盆冰水兜头浇下来。
为什么说教师和家长要善于体察孩子的内心？因为每位孩子的心灵都是一个丰富精微的世界。想要少制造一些错位的痛感和耻感，教育者须对每个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悉心勘探，随物赋形，曲径通幽。
2015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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