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的烽火已经熄灭了七十余年。回望那段艰难岁月，在为国人众志成城抵御外侮的伟大壮举而骄傲的同时，我尤其感佩于烽火连天、颠沛流离之时世，大批南渡北归的师生所创造的堪称辉煌的成绩。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抗战时期教育所播下的种子和收获的成果，时隔几十年后依然能让我们窥见其不凡之处。比如，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大师级的科技精英中，有很大一部分在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教育机构中接受过大学教育。没错，在那个山河破碎、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似乎只能苟全性命的乱世，背衬着连天的炮火，忍受着贫穷的折磨，日后成为国之栋梁的大师们，居然成群结队而来。
当时的教育有可能成为一种应急式、权宜式的“非常教育”。国难当头，财政窘迫，一些人曾提出要实施战时非常教育或国防教育，主张中断一切正规教育，停办高中和大专院校，师生当应征入伍，直接与侵略者以命相搏。所幸，政府没有采纳这种短视的意见，而是提出“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认为“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把维持和发展教育视为“绝对的需要”“立国的根本”。这才有了号称中国现代史上最悲壮的知识分子大撤退，大批无论在战时还是战后都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才得到了保全和培育。抗战期间，教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存亡断续之际，教育薪火不绝。
“道远不须愁日暮”，这句诗出自遭遇过大乱世的明末学人顾炎武。据说胡适先生晚年常提到这句诗。年岁渐老，前路茫茫，易入颓唐，胡适想必是藉诗中慷慨之气以自勉吧。在我看来，这句诗其实有更深沉的况味。正因为任重道远，所以士不可以不弘毅。搁到教育这件事上来说，就是指办教育的人或者扩大到所有的读书人，倘若具有一个大视野，拥有一个大胸怀，就能藐视眼下暂时的困难，坚忍而从容地走向远方。百年大计，怎可计较一日之得失？万里征程，岂能在乎毫厘之进退？天黑了，或者遇到坏天气了，不要紧，不必愁，别独自在逼仄的角落里暗自神伤，日子正长，路也正长，所谓前程远大，明天太阳照样升起！有远方，有理想，有信念，就可以无惧无敌。这也应该是孟子所谓“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的意思吧。
教育，与信念息息相关。在细读厚厚三大册约170万言的《南渡北归》一书过程中，这样的念头时不时就会冒出来。
如果没有信念和远方，当年的那些学者教授们就真的只能苟且偷生，而不可能于困境中迸发出那么巨大的能量。日寇打响侵华第一枪后，史学家孟森精心守护边界地图，物理学家赵忠尧冒死藏好了科学珍宝（把50毫克的放射性镭藏于咸菜罐中随身携带），考古学家李济抢在国土沦陷前挖掘国家文物，地质学家袁复礼在西迁途中给学生讲解地质构造，闻一多边跋涉边沿途收集民歌民谣，梁思成甫到昆明即着手调查古建筑……逃亡路上，很多学者历尽苦难，如赵忠尧和化学家曾昭抡找到搬迁的学校时状若乞丐游僧，史学家陈寅恪在辗转中丢失了大量有着极其珍贵批注的个人书籍，哲学家金岳霖躲空袭警报时丢了耗费无数心血撰写的《知识论》手稿……但是不断遭遇失去的命运的学者们，依然凭着卓绝毅力和出色才华在学术的最前沿披荆斩棘，取得了傲视同侪的惊人成就。(www.xing528.com)
没错，正是在国土沦陷、艰苦抗战的那么一个环境下，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精英们却不断地冲到科学的前线，占领学科的高地，取得了与世界同行们对话的资格。真不可思议！他们在资料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写出了最优秀的论文，在简陋到寒伧的实验室里完成了高精尖的实验。这里没有苟且。今天人们动不动感叹“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可当年那些知识分子面前的“现实”又是怎样的呢？何止是骨感，简直是骨瘦如柴。他们的现实是朝不保夕，是饥寒交迫，是妻离子散，是九死一生，是在一盏盏昏暗的煤油灯下死神随时逼视着的人间炼狱。如果说像闻一多刻图章卖钱贴补家用之类的故事还多少有点逸闻趣事的意味，那么像梁启超之子考古学家梁思永因为缺医少药、缺少营养只能卧床待毙；李济在避难李庄的短短两年间，两位爱女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而先后病死；蔡元培女儿美术教育家蔡威廉迫于贫困不能到医院生育，竟难产而死……这样的故事简直令人不忍直视。而就在这样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里，那些有信念和远方、踔厉风发的知识分子没有被眼前的困难挫折打败，一点一点地修砌着中国教育学术的大厦。他们眼光远大，视野开阔，思想深湛，上接历史，旁通国际，学贯中西，鲜有局囿于个人利害的小计较，多有以身殉教育学术的大理想。
在同样理想的烛照下，连像张伯苓与蒋梦麟起争执这样的事也变得可爱起来：蒋梦麟、张伯苓和梅贻琦三人巡视西南联大宿舍，蒋梦麟看到宿舍破败，大为不满，认为不宜居住。张伯苓则认为当下国难方殷，学生正该接受磨砺。二人遂起争执，蒋发怒道：“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这个宿舍里！”张亦不甘示弱回击道：“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里！”梅赶紧打圆场。蒋、张这两位教育家的怒气里，其实都蕴含着对于教育、对于学生最真切的热爱。再骨感的现实，也难以遮蔽理想的丰满。相形之下，今日许多人所谓理想敌不过现实的喟叹，不过是一种矫情，是一颗没有远方的心灵在撒娇。
从另外一个较为特别的角度，也可以触摸到当年教育界大家们身上具有的那种信念的温度。非常耐人寻味的是，那时候有大量“跨界”的大师。俞大维，先学哲学文史，获哈佛博士后，又精研数理，再攻弹道学，成为一代名家。蒋梦麟，先学农学，再学教育，终以教育家名世。任鸿隽，所学学科兼及化学、物理、生物、教育、政治、文学等。陶孟和，涉猎的学科有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天文学。顾毓秀，研学领域横跨工程、教育、音乐等。毛子水，百科全书式学者，对于历史、国学、教育、数学、物理等都有研究。……在他们这里，文理分科之类一定是很可笑的事情。一个人跨界，固然有试图寻找发现自己兴趣特长的因素，但对那一代人来说，更大的动机恐怕还是要找到能够报效国家的最好方式。如果没有为教育与为学术的信念，没有家国情怀和天下意识，再有才华的人也只不过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没有信念和远方，钱学森先生所急切呼唤的大师就仍然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翩然远去的背影。
2015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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