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身份认同可以理解为大学生在社会结构中谋求地位的需要,不同时代的大学生,都想彰显自己的知识精英身份,而不同时代身份认同的资源发生了改变。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结构中,大学生群体的自我身份认同有着一套资源和机制,但随着社会转型,这些资源和机制发生了变化。消费实践与身份认同之间可以理解为互动的关系。不同的消费实践下,大学生采取不同的策略来建构他们的精英身份认同。
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生总体上的消费水平逐年提高,大学生消费实践的变化,由贫困到温饱、由温饱到发展实现了两次历史性跨越。大学生消费实践由以生存资料消费为主逐步转向以发展和享受资料消费为主,政治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闲暇生活日渐丰富。从简单的一元结构发展到复杂多元结构,这种消费实践变迁的背后,是中国改革经济体制巨大变革和社会制度变迁的结果,社会制度的变迁引起了整体消费环境的变化,大学生消费内容、方式、观念随之发生变化。李培林论述的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型是从一种制度化结构向另一种制度化结构的过渡,这种过渡虽然主要表现在社会结构的宏观层次上,但它也发生在个体行动的微观层次上。[5]
新中国成立至1977年之前,我国处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质的贫乏和计划分配导致了消费的平均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又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消费被扣上了“资”“修”的帽子,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其政治出身在高等教育入学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么,大学生群体不可避免地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由此,他们采用的抑制消费的观念与国家的勤俭节约相符合。大学生通过改变形象来与国家的工农阶级靠拢,通过否定消费的表现形式来展示大学生的知识精英身份,可以说,这个时候大学生身份认同的资源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化的意识形态。(www.xing528.com)
改革开放使物质贫乏的情况发生了改变,整个社会从满足生存需要逐渐发展到了温饱状态阶段,而高度强化的政治意识形态逐渐放松,主要体现在恢复高考后入学方式发生了改变,分数取代政治出身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知识、文化重新被社会所认可,而大学生们更是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对知识、文化高度重视。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大学生作为知识精英,他们所具有的文化资本让他们将目光投向了西方,试图在各种思潮中找寻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在这个阶段,大学生赋予思潮以文化品位,通过诗歌进行主动表达,通过参与讨论来展示他们的知识精英身份,知识、文化消费是这个时候大学生身份认同的重要资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高等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高等教育扩招随之而来。这个时候仍然是以统一考试的方式入学,大学生仍然是知识精英,只是由于大学人数的激增(一本、二本、三本的出现),以往不能被称为知识精英的一部分人也进入大学,使得社会对大学生知识精英的身份印象,失去往日的纯粹意味。另外,扩招后出现的就业困难,使得大学生群体给人的印象更加复杂,他们不再像前两个阶段的大学生那样可以顺利地从知识精英转化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社会对他们的社会身份认同进一步降低,而他们自己也清楚自己的困境,不断探索能够体现自我身份的途径。由于经济为中心的国家发展策略,政治控制不断让位给经济发展,大学生有了更加丰富的消费内容和空间,而将自己的精力主要投向了可以娱乐放松的各种消费之中。在这个阶段,他们通过先锋的消费机制、个性的消费、以自我娱乐的表现方式来突显他们的与众不同,个性的娱乐消费是这个阶段大学生身份认同的重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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