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实践带给大学生身份认同资源

张静在《身份：公民权利的社会配置和认同》一文中提出，社会身份系统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观察。第一方面是从常见的制度—结构方面出发，目的在于认识正式制度、包括法律规则与习惯民情，怎样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中分配权利、责任和义务，从而以强制的途径达成秩序。第二方面是社会成员的主动选择，目的在于认识他们对于自我身份的期待、接受和认同，即他们如何进行身份建构和选择。前一个方面较为稳定，后一个方面较为被动。但事实上，国家组织、正式法律规则、社会民意乃至成员认同，都可能被创造、确立、维护，或者相反，消除、破坏某种身份系统，从而使社会中的权威资源进行重新配置，使某一部分社会身份获得相对较优越或相对较弱势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身份”系统，意味着权威资源的政治配置安排，而社会身份系统的变化，意味着政治权威资源的重新配置。这就不难理解为何社会身份系统发生变化，通常总是伴随着社会整合的问题。社会身份是指他人根据我们所属的群体而对我们产生的理解，个人身份是使我们独一无二的东西，它由“身份挂钩”（如指纹）和生平细节构成，而自我身份是指我们的自我理解。^[1]大学生身份认同的本质是希望通过某种途径来展示自身的力量和思想，从而谋求自身在社会结构中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社会流动和体制性制约的松动，让大学生群体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上升可能，同时，大学生又难免落入社会认同的困扰。未来职业发展和身份的不确定性，带给大学生们认同的困惑。他们需要找到一种方式，来满足认同感和归属感。消费提供了一个舞台，他们试图通过消费文化表现形式来展现“我是谁”“我们是怎样的人”。

大学生可以通过消费实践获取自我身份认同资源，这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及改革的不断发展，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社会财富不断积累，使得主流文化对大学生的非政治化引导成为可能。消费这种新型的意识形态产生新的控制方式，将大学生们的激情引到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消费文化中，促使大学生在各种消费文化中寻找着自身的位置和秩序。1999年开始的“十五计划”明确提出启动内需、刺激消费的政策范式，把消费的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消费取得了政策合法性。在当前中国社会，消费成了一项国家、社会、社区、个人都要关注的活动，每个人都在消费或者谈论与消费相关的事情，每件有形的或无形的东西都成为消费对象。消费已取代了传统宗教、政治和生产活动的社会整合与文化内化功能，成为一项高度制度化的社会行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一个结果是，中国社会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物质的极大丰富给人们提供了巨大的消费选择空间。

消费作为一种认同方式更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家长的支持。青年群体在面对身份危机所带来的焦虑和不安时，通常有许多种方式来应对，有直接的、暴力的、激烈的，也有间接的、温和的、柔顺的。消费作为一种缓解身份认同危机的手段，与游行示威、打架冲突等非常手段相比，明显是温和的、破坏性较小的行为，更容易获得主流社会的接纳，也容易受到家长的支持。在消费上，家长都会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作为青年群体的一部分，大学生群体拥有一个相对宽松的消费环境，从以往充满规训意味的形容词让位给具有消费品位和个人审美的词汇可以看出，消费从政治话语权逐渐转向个人生活范围。(www.xing528.com)

目前在校的本科学生基本上都是90后，他们的成长环境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物质逐步丰盛的时代。改革开放前的艰苦岁月和物质贫乏的年代，与他们当下和未来并没有太多的关联，因而很难在那么沉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中找寻身份认同，这些大学生更倾向于在与自己当下生活有密切联系且轻松愉悦、自主自在的消费中寻找身份认同。大学校园日常生活环境受到全球化、信息化、市场经济等多元自由主义的包围，社会风气和客观诱惑无处不在，校园文化从标识大学生自我身份的组织活动，蜕化为一种强制管理和与己无关的“无趣、无聊游戏”，是否参与校园活动受到大学生的功利性和实用的经验性驱动，对于参加校园活动的意义异化成对德育加分是否有好处，对就业是否有帮助的功利性评价，校园文化引领和维系大学生身份的功能逐渐消退。这样大学生对自我身份属性的确认，无法依靠校园文化实现，大学生转而通过外部的社会生活方式、消费能力的标识来寻找和确认自己的个体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