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T消费中的身份言说：大学生的自我认同危机

文凭教育每年产出几百万抱有地位上升预期的高学历者，但社会结构中并不存在现实的位置。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学生在进入社会后碰壁，他们根据自己的身份预期难以结构进位，但文凭教育还在大幅度扩张。对教育产品（学生）而言，上大学已经改变不了命运，他们的事业通道很难仅仅依靠文凭定轨。这种群体性的结构失位现象连年积累，加剧着一类人共同的命运感、受挫感和不公平感，与他们自视应当的地位形成反差对照，当然影响着这一人群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7]媒体对大学生群体所谓的从“天之骄子”到”就业民工”的宣传，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他们对未来的焦虑和困惑，这使大学生意识到了未来所面临的风险，这些风险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非常巨大。可是大学生群体对这些风险无法掌控，从而形成一种“无力感”，自我所形成的无力感越严重，也就越难以承受无力感的重压。大学生群体面对就业压力所带来的不可预计的未来，存在相当程度的无力感。

高等教育扩招的另一个后果是高校学生，尤其是普通院校学生精英意识的消解。他们中的小部分人甚至存在自卑意识，认同自己以后可能是蚁族的一员，这些认同自己为蚁族的大学生存在社会边缘人意识。即便是重点大学的学生，在就业压力逐渐加大的背景下，对未来定位日益模糊，其精英意识也被严重动摇。实际上正如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所指出的那样：“所谓的‘蚁族’并不是所有大学生的问题，而是没有资源的穷学生的问题。”对比从前“进了大学门，就是公家人”，“寒门难出贵子”是当下高等教育回报率低的一种反映。

提起大学生是精英这一说法，好多学生认为：“以前提起来应该是的，现在大学生太多了，而且找工作那么难，哪还称得上是精英啊。现在说自己是大学生底气都不足，在下沙高教城走走，一块砖下来，砸的都是硕士，还是“985”、“211”学校的，普通本科高校大学生更是遍地都是。”另外，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太高。有大学生这样算过，在杭州生存，需要6000元以上的月薪，才可以过相对体面的生活，也就是说6000元以上月薪的同学可以归为精英入门级吧，而浙江省大学生初入职场的起薪基本在4000元左右。从物质层面上来看，当代大学生与精英人群相去甚远，处于温饱阶段。

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级权力贪腐导致的就业不公平损害了大学生对未来的稳定预期和美好愿景。“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显示，以毕业后半年为限，毕业生中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未能就业，而管理阶层子女只有15%未就业。”在一些机关事业单位或效益好的企业，各种量身定做的“萝卜招聘”“内部顶岗”等情况层出不穷，本该是对外公开招考的公共就业岗位，被某些人定向掠夺，本来已经享有各种好处的官员子女更是“世袭”就业特权，封堵普通百姓子弟的上升通道。例如遭曝光的山东临邑县电业公司一名职工13岁入编24岁内退，广东省直属监狱单位的面试名单下写满领导备注，合肥烟草行业领导亲属集体霸占烟草就业岗位，江西武宁县事业单位招聘限“正科级干部家属”等就是就业“世袭”鲜明的注脚。大学生通过辛苦努力考入大学，认真学好专业，以期获得稳定的职业生活，但这个预期正受到社会不正之风，特别是“官二代”“富二代”的强烈冲击。面对各种社会潜规则、各种“拼爹”，大学生容易产生被剥夺感、不公平感，生出对未来的困惑和无助。

“前一段时间，二手房抛售潮出现，据传好多都是官员抛出来的。一开始我以为是因为新一届领导上任，要整治腐败，这些腐败官员怕了。后来看看发现，原来是他们提前知道要征房产税，急于出手，真的很失望。”腐败就是千里之堤毁于此的“蚁穴”。“就业现在讲的是关系，我家没什么关系，只能靠自己，有时候想想特别不公平，很努力地学习，很努力地参加各种活动锻炼自己，希望能够找个好工作。可是，临到最后发现，找工作的时候，关系是那么重要。我们寝室有一位同学，平时就是打游戏、挂科，在我们都四处找工作、跑人才市场的时候，他还是很淡定地在打游戏，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了一家一般性的公司，他的家人托人找关系，找个很好的事业单位，薪资待遇很好。我们寝室的几个同学除了感慨不公平之外，也感慨这是个‘拼爹’的时代，互相调侃就业关键不是自己的能力，而是爹的能力。”

大学生来自祖国各地，成长背景各异。不同地域、民族，不同语调的普通话，带着各自的生活烙印。一方面，成长背景和地域文化的不同使得大学生们相互的认同感和群体归属感相对缺乏。另一方面，大学生们离开熟悉的家乡，面对陌生的环境，更容易对外界产生不信任感、危机感，很难形成群体归属感。环境的变化是部分大学生入学之初不适应的原因之一。北（南）方籍的大学生到南（北）方读书，都要面临种种环境的适应，气候环境、语言环境、饮食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等等。一位在杭州高校读书的辽宁农村籍学生曾这样表述过，宿舍里就他一个北方人，他说笑话的时候，其他寝室成员不理解，不觉得可笑，南方同学说话说得快，他经常听不清，一开始他还请同学重复下，时间久了，不在一个频率上，他就不愿意再多说话了。再后来，他经常独来独往，不愿意回寝室，跟同寝室同学的关系非常平淡，不会的问题也不知道问谁，非常苦闷。学习方面，有些老师年纪大，口音重，他上课听着很吃力，慢慢地，课也不喜欢去上了。

人际关系不融洽对大学生个体的生活、学业适应和自尊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大学生关系困境，一方面，是由于同学间团结友爱的传统价值观受到现代社会个人主义的强烈冲击；另外一方面，也源于他们离开了熟悉的场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大学环境中主要的关系纽带不再是血缘关系，而是由全新的师生、同学关系所替代。当师生、同学之间能够为关系各方提供充分的心理回报时，彼此的关系才能得到维系，而一旦有一方感到不适或需要中止，它就能够随时被打破。这种“纯粹关系”远没有传统血缘亲密关系稳固，不能为大学生们的自我提供足够稳定的关系纽带，这种纯粹关系使自我生活在一种不确定的社会关系结构中。大学同学之间的关系蛮脆弱的，好的就不说了，不好的屡见不鲜。前一段时间，准备考研的同学去教室占座位，两名大三的同学为了一个座位差点大打出手。联想到复旦大学同寝室的投毒案，因为种种琐事就要谋害朝夕相处的同学的性命，想想很可怕，也很无奈。大学同学的关系远远没有高中那么纯粹。清华大学同学投毒案、复旦大学同学投毒案、四川师范大学室友因唱歌被杀等案件，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曾经那么美好的同窗之谊被戏谑为“不杀之恩”，成为当代高校中最无奈的黑色幽默。(www.xing528.com)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大学生们接收到各种各样的信息，这些信息使以往相对平静的高校被那些遥远地方传来的事件信息所干扰。大学生本体安全感的稳定基础被不断袭来的多样的、复杂的、碎片化的开放世界所消解，大学生们的自我卷入无限多的情景，这个情景传递着无尽的信息。他们一方面要保持其得体的行动方式，谨慎地调节“自我呈现”；另一方面，又要在这种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过滤信息，刻画出连贯的自我轨迹。

高等教育中的权威缺位，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大学生们自我不确定感的根源。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仍处于权威位置，但实际的权威感已经被消解，这从大学生们对待“马列”“思想政治”“形势政策”等课程的态度可见一斑。这些理论处于公共课的层面，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层面的影响趋于弱化；大学生在学校中接受的是学院化的、理想化的教育，与现实生活中所见所闻反差巨大，无法在现实中找到可以依赖的理论权威。外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遭到消解，而内在的儒家传统理念也只是在家庭中只言片语的、碎片化中得到传递。曾经强大的儒家教育体系已经无法承担权威体系功能，而我国社会转型后，新的、确定性的权威又尚未确立，大学生在面对矛盾、困惑时，无法寻找到一个可靠的、稳定的应对系统，只能无所适从，形成不确定感。

师生关系的疏离也是大学生感到缺少社会支持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中学阶段，全天候的学习、补习及班级活动，学生与教师交流的机会很多，固定的班级和教师配备使得学生可以更多的得到老师的指导。在大学，一方面，老师认为大学生应该养成独立学习的习惯和能力；另一方面，老师们讲授完课程后忙于自己的科研任务和生活，很少有精力与大学生进行更多的沟通。而本应与学生接触较多的辅导员老师也有相似的境遇，平时的日常事务多且细琐，与学生相关的事务基本上都是由辅导员去落实，且目前大学辅导员师生比一般达不到国家要求的1∶200，辅导员与学生沟通的时间、精力有限。出于管理的角度，辅导员一般会更关注两类学生：成绩、社会工作比较出色的学生和成绩较差、内向或有特殊情况的学生，对处于两者间的大部分学生群体关注较少。这些学生的学习活动，包括阅读、选课、实验或者研究，大多只能依赖自己，不会有高中那种一对一的指导和帮助。对于大多数的学生，锻炼独立性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缺少与教师的接触，缺乏来自教师的支持，仍然是他们在大学生活中的一个主要问题，他们在进行自主学习的同时体验到深深的孤独感与疏离感。从小到大被管理的习惯使学生们在进入大学以后，面对可以自由地选择时变得彷徨失措、无所适从，“迷茫”是他们的关键词。

无论在哪一个阶段，大学生总是试图建构一个精英群体。1977年以前，政治出身决定或部分决定了他们通过推荐进入大学成为知识精英。这里的政治出身提供了一个机会，即入学机会。毕业以后，这些知识精英，可以顺利地转化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或社会精英。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大学生的精英认同或者说在不同精英身份之间的转换，一直是顺利的。而这种精英身份之间转化的前提就是政治出身，因此，这个阶段政治化的身份认同是主要的认同方式。1977年末，国家恢复高考，智力资源决定了入学资格。在这一阶段，起点是知识精英（即高中成绩好），然后在大学学习时仍旧为知识精英，毕业后才转化为经济精英、政治精英、社会精英或继续作为知识精英等。在这个阶段里，精英身份相互转化也是很顺利的。但与第一阶段在起点的精英身份是不同的，这个阶段的知识（文化）的认同成为身份认同的主要方式。1998年高等教育扩招以后，虽然智力资源仍旧决定了能否入学，但这一阶段的智力资源范围扩大，也就是那些在以往看来不算是知识精英的高中生，也成为知识精英，进入了各种大学（一本、二本、三本）。这样一来，入学后，他们的知识精英身份与第二阶段相比，给人印象应该是复杂的。或者说，人们对大学生整体的精英身份认同度普遍下降。加之毕业后，他们不能像在第一和第二阶段那样，顺利地转化为经济精英、政治精英、社会精英等，导致整个扩招阶段，大学生的精英身份认同是复杂的。高等教育扩招的另一个后果就是高校学生尤其是普通院校学生，精英意识的消解，他们中的小部分人甚至存在自卑意识，认同自己可能是蚁族群体的一员，这些认同为蚁族的大学生存在社会边缘人意识。即便是名牌大学、重点大学的大学生，在就业压力逐渐加大的背景下，其精英意识也被严重动摇，对自己的未来定位日益模糊。

大学生群体对他们所处的这种状况也是清楚的，他们通过各种戏谑的称谓来调侃自己，也试图寻找途径来保持他们知识精英这一身份。消费是他们可以选择的一个途径，而ICT消费中蕴含的先锋意识、个性意识、自由意识等，可以为大学生的身份认同提供某种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