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身份认同危机：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

身份认同是一个颇具现代色彩的问题，是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和发展的。回顾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我国真正意义上的身份认同危机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凸现出来。如我们前面所言，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政治权威和国家权威的整合作用，社会各阶层的人们以集体归属感的获得为身份认同的全部内容，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上的盲目信仰、闭关锁国的时代氛围，使得一切生活方式都趋于同质化，以致人们普遍失掉了个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是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人们对许多以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身份认同危机的发生和发展也就酝酿其中了。如果说由于种种因素的作用，当代西方的社会、经济、文化基本上处于平稳发展阶段，那么，当代中国的情形则处于激烈动荡之中。在这种激烈的社会转型中，个体产生身份认同危机几乎成为一种必然。

在转型社会中，无论是职场青年、新一代农民工还是大学生，其心态和价值观念的变动有着共通的特点与轨迹，如多元化与趋同化相混，理性与非理性相杂，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共享，结构与机制共变等等。正如曼纽尔·卡斯特所说的，“这种多样性不管是在自我表现中还是在社会行动中，都是压力和矛盾的源头”。因为认同本就不是中性的现象，而是带有明显的价值选择和好恶倾向的活动过程。随着影响思想观念的渠道日益增多，青年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与此相应，其社会认同的多样性、分散化趋势益发显见。这就意味着青年社会认同面临的主要挑战有着各不相同的认同核心，由此可能进而引发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矛盾和冲突，威胁本体安全，产生认同危机。

E.李尔指出，社会财富生产过程中快速发展的代价，就是劳动力的流动，也就是职业的不稳定。人员更新与循环的结果是社会负担变得十分沉重，尤其会产生不安全感。对个体来说，各方面（收入、声誉、文化等）的流动以及地位和竞争所产生的心理和社会压力变得更加沉重。在职业稳定的历史时期，大多数青年对社会主流文化不仅心理上认可，行为上也是能够遵循的。这时的他们，是生活的主人，具备主人翁意识。如今进入高风险、高流动的劳动力市场，每个人都面临着各种竞争，相当一部分人就有了身不由己的悲哀，意识到了自己的边缘化或可能被边缘化的处境。这样一来，曾经为他们所信奉的价值观念也就处于动摇之中，“共同理想”“共同目标”失去了感召力。国外的文化学学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在新的社会与文化环境的结构之中，一种新的自我正在中国的年轻一代中间出现。”中国人这种新的自我已不再像传统的自我那样和过去保持连续，而是相较于过去更为自主，对于权威人物则更少迁就与屈从。这种新的自我也不像过去那样强烈地固定于持久的家庭关系以及传统价值，而是更为依赖于那种似乎是建立于功利主义的物质的基础之上的关系。^[6]

横向的中国与西方：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人们面临着各种价值观的冲击与挑战。多元一体的社会时空对青年人的生活价值取向的选择产生影响，这一时期又是我国主流价值观逐步失去传统权威，多元化价值观并存的过程。这意味着青年人没有了社会预设标准和传统权威来规范，没有一种绝对不可动摇的声音命令他们去服从。而另一方面，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又分解着原有的价值秩序。他们解构一切，崇尚一种“去中心化”“去神秘化”“去合法化”的多元价值规范体系。这样的时代背景一方面让青年人感到迷惘与困惑，他们既难以应对角色失范，又无力与权威相抗衡。在社会目标与自我实现之间产生差距时，青年人的心灵中产生了相对挫折感和相对剥离感，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依据。(www.xing528.com)

纵向的传统与现代：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对立冲突，模糊着青年人的视线，扰乱着青年人对社会角色的扮演。传统权威一度宣扬的中规中矩、思维敏捷、奉献进取的刻板角色模式依然渗透于当今许多家庭的教育理念中。传统文化教育青年们要奉献、克己、守规、淡泊名利，但是，摆在当代青年面前的是社会要求的“成人化”——竞争至上，享受当下。这种以享乐、消费为主的成人世俗文化与固守清贫、追求精神财富的传统青年文化形成对垒。对于青年人来说，成人世俗文化从理性的角度来说太浮躁，不能为观念和情感提供平衡和方向，不能解决他们精神层面的需要。但是传统的青年文化却又太过陈旧，不符合他们喜欢新事物的个性特点，因而不能为他们提供角色扮演的动力。两种角色舞台的错位，促使当代青年人必须穿梭于不同的舞台之间，对自身境遇的难以把握造成了他们面对现实的无力感。他们既无力退出舞台又难以维持角色的正常扮演，既难以合法手段获得成功，也不会轻易尝试非法手段，只好采取逃避现实的态度，沉溺于对世俗快乐的追逐之中。

全球化和信息化是一种时代的变革，具有许多新特点，知识信息爆炸瓦解了旧有的分类概念和原则，原有的世界观也受到巨大冲击。全球化、信息化使社会形成了新型的社会范式，为青年的成长创造了新的环境。无论青年白领、新生代农民工还是大学生群体，他们处于同样的全球化和信息化社会，接受着海量的信息冲击，他们的自我社会化替代了传统的社会化模式。在传统条件下，青年向成年转型的生命过程中，学校毕业、离开父母、成家立业等标志性事件都变得具有多样性、差异性和碎片化。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对风险的承担已成为现在青年生活中的一部分。青年增强了自主性，不再依赖和听命于权威，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实现个体幸福、后物质主义等是青年生活的意义所在。青年独自面临社会风险，通过自我意识加以认识、批判与超越，积累人生成长与发展经验。当代青年有了个体独特的文化心理，他们对政治生活的兴趣减弱。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环境急剧变化，原有的“亲密关系”（以亲情和道德为核心）的整合机制被打破，新的“纯粹关系”（以互利交换和信用为主）的整合机制尚未充分建立起来，给青年的心理造成一系列冲击。工作与社会的压力、收入差距的拉大、对名利的追求、人际关系的复杂、价值观的多元化、社会信任危机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困扰着青年群体，特别是住房问题，当代青年往往初入社会就要面临高昂的房价，沦为“蚁族”“房奴”早已屡见不鲜。青年白领负担重，青年大学生对未来也倍感压力，第二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也是愈加困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形成并巩固了城乡分立的二元社会结构，随着经济的发展，二元社会结构的弊端日益暴露。落后的户籍制度，直接导致阶层间流动不畅。多年来，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一直影响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农业户口的存在依然在多方面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和就业，新生代农民工长期没有进入主流阶层的通道，而成为一个相对凝固的底层群体，他们会产生失望、绝望的悲观主义心态，引发其对社会的不满。现代社会必须要有社会防护能力，特别是基本的社会安全网，即社会保障制度。然而，与经济发展幅度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明显滞后，这对青年心理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重点在退休职工的养老和在职职工的福利方面，而失业保险制度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里最薄弱的地方。中国现在的社会保障制度不能有效地确保庞大的失业队伍的基本生活问题，青年人工作不稳定，竞争压力过大，这些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后顾之忧。他们担心失业，时常感到无助及缺乏安全感。在如此社会环境情况下，整个青年群体的生存与发展举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