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向工业转变期：社会信仰的危机

现代性意味着一切固化的东西都将被消解，包括自我在内的许多社会领域，不再存在决定性的权威或终极权威，不再存在“永恒”。现代性使得原有的社会结构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以血缘、姻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纽带被割断，情感化的交往也被中立化的契约关系所取代。这样一来，许多人会产生强烈的心理不适感，与这种不适相伴而来的就是风险和怀疑。人们处于一种失衡状态，失去了信仰的根基，本体安全感受到威胁，不能确切知道自身行为规范与价值体系。这实质上意味着自我认同危机的到来。

涂尔干认为，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期间，社会经济结构、价值观取向、文化认同、社会关系等方面均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与变迁，旧有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道德体系已经被解构，而工业社会所需要的相应的社会机制、价值体系、道德秩序等并未建立，因此，社会会处于失范状态。我国正处于涂尔干所谈到的社会转型期，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由商品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中。在这期间，原有的价值观念、道德体系受到剧烈冲击，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机制、价值体系、道德秩序并未建立，人们在价值观和道德领域经常表现出无所适从，频频失范。如社会上出现的“老人摔倒，是否需要扶？”这样的问题，我国传统社会在尊老爱幼这一点上毋庸置疑，但是由于“江苏彭宇案”——一个年轻人救助一名老太太反被诬陷的事件影响，“老人摔倒，是否需要扶？”这个问题在社会上展开了讨论。“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两岁的小悦悦先后被两辆车碾过，18名路人却没有施与援手，也在拷问这个社会的道德底线。这两起事件反映了这个时代的迷茫和伤痕：对道德萎缩的熟视无睹，也都从侧面反映了目前社会道德失范、信任缺失、是非标准界限模糊的现状。

信仰的缺失，也可以理解为权威的缺位，是导致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认同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对于处在社会转型前的个体来说，外在的权威系统是学习苏联模式，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马克思主义体系是当时个体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主要来源，是那时的绝对权威。在我国社会转型后，尽管这些仍要发挥国家的权威体系作用，但面临着巨大挑战。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苏联老大哥的解体，给无数的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被奉为圭臬一样引领我们前进的苏联竟然就这样垮掉了，那些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也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在现实中不再能为行动者提供稳定、确定的解释力。个体需要与外部权威提供的价值观之间存在着不确定性，个体预期无法实现，个体行动变得无所适从甚至没有方向。努力、勤劳、奉献等转型前社会倡导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不再是绝对的褒义，在某些语境下，劳动人民、勤劳不再具有荣光而是底层人民的标志。(www.xing528.com)

现代化意味着一种与过去的“断裂”（吉登斯语），中国社会转型意味着向现代化迈进，是向西方标准看齐，实现现代化，获得现代性的一个过程。但是，现代性的一个意料之外的后果也伴随而至，那就是社会生活主体自我认同的迷茫——传统秩序对人生不再有足够的照拂能力。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合法性危机的根源之一在于传统的断裂与崩坏，传统伦理价值观难以通过教育或社会化植入人格之中，人在工业文明的意义之网中迷失自我。传统社会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价值观不断地让位给西方以竞争、个人利益为核心的价值观，在现代的中国社会中只言片语和碎片式的传统价值观，无法系统地承担起对国人的教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