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身份认同研究：ICT消费的视角

以大学生身份认同为主题的相关研究较多采用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分析大学生身份认同危机的产生原因、现象及对策，从社会学和文化学角度阐释的文章不多见，根据不同的研究主题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情况：

（一）大学生群体中的特殊人群的身份认同研究

胡雅梅博士的《聋人大学生身份认同研究》从心理发展与教育学的视角把关注对象聚焦到聋人大学生身上，通过问卷测试聋人大学生的身份认同倾向，进而考察聋人个体对聋人社会、文化的认同的建构。该研究是在国内聋人身份认同理论空白的情况下对聋人身份认同理论进行探讨，通过问卷对聋人大学生的文化身份认同进行研究。研究指出聋人文化的建构特征，即聋健相隔是聋人群体的共同经验，手语是聋人文化的核心，对耳聋的态度和对聋的接受是聋人文化的内容。聋人的身份建构是通过聋人个体对聋人群体文化和聋人身份的承认确认的，聋人身份认同有以下四种类型：健听文化的认同倾向，对健听和聋人文化都难以认同的倾向，聋人文化的认同倾向，对聋人文化和健听文化接近的认同倾向。研究进一步指出，在影响聋人大学生身份认同的社会生活条件当中，教育安置方式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同时，听力损失的程度和听力损失的时间也会影响聋人大学生身份认同的发展，聋人大学生双文化的身份认同倾向与其自尊发展有显著的正相关，聋人大学生对聋健两种文化的接纳和融入有助于提升他们的自我价值感。研究提出，将聋人作为弱势群体，应该得到各方面的关注，社会有责任和义务帮助聋人提高自主意识，争取更多的权利和机会。^[68]

华桦的论文《上海大学生基督徒的身份认同及成因分析》主要关注大学生基督徒。研究通过对大学生基督徒的调查，来说明大学生成为基督徒的原因，以及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对高等教育产生的影响。研究为我们呈现了大学生对基督徒身份的接触、建构和确认的过程。分析发现，身份认同危机是大学生群体接触基督教的一个契机，成为他们接触基督教身份的重要环节。基督教为大学生提供特定组织中的成员资格和典范行为，通过培养大学生基督徒的责任意识，使个人严格服从超越个人利益之上的社会目标，帮助他们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基督教通过一些“终极”的价值、信仰观念的分享，为大学生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认同纽带。在归属感、责任感和价值感的驱动下，大学生基督徒的身份认同逐渐建构起来。同时，大学生基督徒受到的他人评价和认可，也使他们对自我身份得到进一步的确认。至此，大学生基督徒的身份认同建构完成。研究进一步提出了判断个体实现身份认同必须满足三方面的标准：首先，个体明确感知自己为某一群体的一分子；其次，知晓自己在群体中所处的位置，明确自己的角色和地位，以及承担该角色的责任、义务和权利；最后，个体认同该群体的价值观念。研究指出，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中可以发现，大学生基督徒真正实现了基督徒的身份认同，并拥有宗教情怀。在刚刚接触基督教的时候，大学生动机中或许会存在一定的功利因素。但是，随着接触的增多，外在的功利动机渐渐让位于内在的信仰动机，信仰更多地由内驱动，表现为对救赎的希冀，对罪的认同，在世俗价值与神圣价值中的决战等。^[69]这与外界认为中国没有纯粹的宗教是有差异的，至少在大学生基督徒身上已经完成了基督徒身份认同。

吕卫华在《农村贫困大学生的社会认同与社会建构》一文中，探讨农村贫困大学生的社会认同建构及特点。在文中，她指出农村贫困大学生群体具有四类社会认同的基本特点：身份认同的失调，经济认同的失落，制度认同的失衡，政治认同的失意。深入分析其原因，是农村贫困大学生由于本身的资源有限，处于弱势地位，因而对国家的政策和社会组织的依赖心理很强，进入大学之后又受到各种观念的冲击，其不平衡的心理对制度设置、社会组织的期望值进一步提高。社会的政策和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未能对他们的期望予以良好的回应，使他们由期望转为了失望，进一步促成了失衡的认同。贫困生在消极认同方面呈现出一致性和显著性。农村贫困大学生的社会认同是源自于他们自身对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经历所产生的社会意志、群体记忆。吕卫华认为，农村贫困大学生对社会认同的确认，是在一系列的社会因素、力量与个体的互动中产生的。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农村贫困大学生的身份认同困境来得更激烈，失望也会更彻底。因为他们的身份认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的社会因素和社会力量，一旦发生危机，他们质疑的是整个社会。他们无法从外部寻求力量支撑，也无法从内心寻求自我认同以平衡，这是农村贫困大学生身份认同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原因。

（二）大学生社会身份的下降的相关研究

韦永琼在《从“知识精英”到“知识工人”——大学生社会身份整体下移趋势探析》一文中指出，大学生社会身份整体下移趋势的表现为“天之骄子”身份的终结，大学生成为“网络乌合之众”，沦为就业“弱势群体”。韦永琼总结了大学生社会身份整体下移趋势的原因，并阐释了大学生社会身份改变的多方面原因。在学校系统方面，学校教育功能突显了其负向功能的作用；而从社会视角来看，当今全球化、信息化和大众化社会的来临，改变了大学生的日常生活方式。这些因素的合力对大学生社会身份下降产生了影响。另外，对于大学生来讲，消费在他们日常生活占主要地位，网络与消费相互促动，使大学生群体的社会身份整体向下移动，他们成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大众、未来的知识工人。

郭普璞的硕士论文《从“天之骄子”到“知识民工”——大学生身份认同困境研究》也对大学生身份认同困境进行了分析。郭普璞首先对符号互动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从现象到理论对大学生身份困境进行描述和分析，并对其身份认同困境产生的过程进行分析。他提出，大学生的身份认同困境是在三个方面的合力作用下产生的，那就是国家、社会与家庭的共同作用。显现在大学生的心理状态中，表征是对他人的不信任、怀疑，对自己的否定和不认可，而极端的对社会冷漠现象并不明显，但是这一发展趋势是需要引起关注的。从家庭的影响因素出发，郭普璞分析了相比于大城市，城镇和农村出身的大学生更易受到家庭的影响，而这类大学生的身份认同困境的表现内容和形式突显出更多的严重性。他通过个案访谈来展示大学生的身份认同为什么从“天之骄子”到“知识民工”，从时间、空间的角度立体地展示了大学生身份认同困境形成的原因，希望为处于身份认同困境的大学生提供“突围”的启示。^[70](www.xing528.com)

如果说前两篇文章的研究是在理论层面探讨大学生面临的社会身份的下降趋势，那么廉思在《“蚁族”身份认同研究》一文中提出的“蚁族”概念，以及其对“蚁族”的一系列研究，则真真切切让人们感受到大学生这一群体的弱势身份。廉思将“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称为“蚁族”，该群体虽然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阶层，但由于年龄相仿、收入普遍较低，且普遍受过高等教育，因而有一定的同质性。他在文章中指出，“蚁族”的身份认同是这一群体的全体成员自我描述的过程，也是由媒体构建出来的。在形象建构上，基本上沿着“纪实（揭秘）→感慨（情感宣泄）→反思→积极引导→引入其他关联→积极建构”的路径展开。他进一步得出结论：“认同‘蚁族’身份的大学毕业生的外在特征就是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的内外群体区隔明显，以‘内群体偏好’与‘外群体贬损’形成本群体的特点，对这部分大学生身份认同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是‘户口’和‘媒体建构’。”“蚁族”这一身份认同对于社会具有正向、负向两种功能，社会流动信仰体系对于该群体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陈永杰、卢施羽的《大学生就业困难与“蚁族”的出现：一个社会政策的视角》一文从社会政策的视角对大学生“蚁族”群体的出现进行解读，文章进一步将“蚁族”指代为有就业困难的弱势大学生。文章指出，从表层看“蚁族”的形成，是因为他们的劳动力所得无法支撑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而从深层次的社会政策角度，可以发现问题的核心是当前的福利制度与现行的经济制度相脱节，现行的福利制度无法给予他们必要的保障，使他们无法离开市场而生存。从表层的工资收入到深层次的社会权利，文章运用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来讨论大学生就业难现象，并对“蚁族”的成因进行分析讨论，提出了两个社会政策回应的概念：“去商品化”和“去阶层化”。“去商品化”主要关注的是被排除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大学生，在缺乏充足的经济资源的状态下如何过上体面的生活；“去阶层化”的关注点是大学生出身阶层带来的不平等问题。陈永杰、卢施羽提出，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对策主要应该从社会流动机制畅通与否，是否有助于来自落后地区，尤其是农村子弟的大学生自身地位的提高方面进行思考。文章提出的两个概念都是立足于分析大学生就业困难现象，但是落脚点不同，一个是从作为外来者的大学生，在工作所在地能否获得与当地居民一致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来分析，另一个则是认为社会政策应该提供公平争取工作岗位的机会，为大学生在工作中实现身份认同的确认，深层次的问题是这种身份转变机制的大门是否向大学生敞开。正如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所指出的那样：“所谓的蚁族并不是所有大学生的问题，而是没有资源的穷学生的问题。”

（三）大学生自我认同的相关研究

杨桃莲博士的《大学生自我认同的建构》一文，探讨大学生如何运用博客的内容、方式来建构自我认同的问题，着重从心理层面、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来考察大学生自我的建构、角色的确认、文化的皈依，即大学生如何主动地建构自我认同。大学生在博客中建构的自我是由本我、现实我、理想我三者构成。杨桃莲指出，匿名博客有利于建构本我，实名博客有利于建构现实我，而博客有利于印象管理的特性，又能建构理想我。大学生通过自我揭露来体会本我的快乐，通过自我叙事来再现现实生活中的镜中我，通过印象管理来获得理想我所带来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自尊感的满足。大学生常常是通过兴趣能力和社会角色预期来自我定位，从而确定自己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大学生利用博客反击王朔的事件，大学生在建构起了自己的年龄认同，从而获得自尊，获得积极的群体认同。虽然在客观层面，大学生的经济地位远够不上小资阶层，但是在主观层面，他们却认同自己为小资，他们通过所具有的文化资本展现自己的品位，从而建构起小资的阶层认同，从而获得一种向上流动的地位荣誉感。作者通过分析大学生的饮食和语言，并通过大学生对汶川地震、北京奥运和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庆典等事件的态度进行探讨，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大学生并没有忘记象征着传统的家乡，对家乡仍然有着极高的认同；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大学生也没有抛弃自己的祖国，对祖国有着强烈的归属感，高度的认同自己的祖国。这表明，大学生的认同是基于传统与现代二者并存的。作者指出，通过博客这一媒体，大学生将外部世界整合进自我的叙述中，不是被动地进行选择，而是主动地在建构。这隐含着作者的一个深层次的观点，传播技术固然能对人产生深刻的影响，但我们不可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确切地说，没有人对技术的使用，技术也是形同虚设。^[71]

（四）大学生消费与身份认同的相关研究

林丽妍的硕士论文《大学生的消费行为与身份认同——以沈阳市SN大学为例》，从大学生饮食、外表、娱乐和学习四个方面的消费，通过他人和自己两个角度的描述，分析了大学生的消费行为现象与其所反映的身份认同的关系。首先是大学生的自我认同，林丽妍指出，大学生的认同有二元化特点，既认同大学生身份的行为标准，也认同社会上的做事规则。其次，是对社会认同的分析，林丽妍通过对非大学生群体的调查，给出了社会对大学生的期望是：大量的饮食消费，适当的外表消费，以及应该更重视学习消费并且控制娱乐消费。作者认为，大学生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给大学生造成了身份认同困境，并且分析了身份认同困境产生的社会原因：在社会转型时期，大学生的自我认同不仅表现为对目前学生身份的认同，也表现出对其即将扮演的社会成员角色的接受，即大学生的自我认同具有二元特性；大学生的社会认同具有延时性特征，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和大学教育体制改革；大学生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与矛盾，这种矛盾和偏差导致了大学生身份认同困境的出现。大学生缺乏必要的制度规范认同，制度性认同几乎处于真空状态。吕金城在《身份认同背后的情感与理性——大学生炫耀性消费的社会学分析》一文中指出，大学生的消费对象，不仅仅是简单的物品，其消费行为也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消费过程，更多的是主体主动选择、表达和意义建构的过程。炫耀性消费成为大学生身份建构和认同的一个重要途径，具有显著的区分意义。消费不仅仅在消费领域、经济领域引起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涉及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陈莹的《自我认同与大学生身体消费现象研究》一文便指出，身体消费日渐成为人们“自我表达”“自我认同”的主要来源。身体消费可以最直接地体现个体的自我认同，大学生也试图通过身体消费来标榜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但是关注自我形象资本的大学生只是一部分，而且关注身体消费的部分仅限于服装、脸部，探讨略显不足。大学生通过身体消费成本的增加来巩固和提高自我的认同。刘计峰的《消费与认同：新生代大学生服装消费动机研究——一个消费社会学视角》一文揭示了服装消费与大学生身份认同的关系。文章提出，对于新生代大学生而言，作为人类“第二皮肤”的服装早已突破了其实用功能，具备了美化外表、表现自我的审美功能，以及进行身份认同的社会功能。它紧密地依附于人体，是大学生在社会交往中的“面具”，是最具有社会可见性的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