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玻璃器的特点与成就

(一)康熙时期(1662—1722)

清代，内务府造办处是专门负责制造、修理和储存帝后及宫廷需用的各项器物的机构。造办处初设在养心殿，后移至慈宁宫，但习惯上仍称为“养心殿造办处”。为了具体承办制造、修理各项器物，造办处内又分为不同的“作”。造办处成立之初，并未设立玻璃作。玻璃厂是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建立的，“三十五年奉旨设立玻璃厂，隶属于养心殿造办处，设兼管司一人……四十九年，设玻璃厂监造二人。”

玻璃厂的建立是康熙皇帝重视玻璃制作的具体体现，也是清代玻璃制作走入正轨的重要契机。据杨伯达先生引证，玻璃厂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在传教士日耳曼人纪里安指导协助下开始筹建，康熙三十九年(1700)建成。玻璃厂集中了以山东博山和广东广州为主的各地能工巧匠，同时外国传教士也参加和指导玻璃生产。程向贵、周俊二人，就是来自广东的玻璃匠。程向贵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制作过“雨过天晴”刻花套杯12个，周俊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之前做过“雨过天晴”素套杯12个。程、周二人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四月被遣送回广东，他们在玻璃厂工作至少有7年之久。

玻璃厂是专门为皇室成员制作御用玻璃的地方。因北京夏天炎热，工匠无法操作，故玻璃厂每年“八月开窑，五月止窑”。

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赐苏州巡抚宋荦御窑的白玻璃鱼缸一个、洒金蓝玻璃瓶两个、蓝玻璃盘一面、黄玻璃小盘十面、蓝玻璃花笔筒一个、白玻璃小鱼缸一个、蓝玻璃座蓝玻璃水丞一个，共17件(面)。所谓“御窑”品，即清宫玻璃厂遵照皇帝旨意生产的各种御用或赏用的玻璃器。这17件(面)玻璃器共有白、蓝、黄三种单色玻璃和一种洒金蓝玻璃。这种洒金蓝玻璃是仿制极为珍贵的阿富汗青金石。在玻璃中烧出金星(即洒金)需要很高的技术。尤其是康熙四十四年以前，即玻璃厂建厂后不过9年就能掌握这种难度较大的技术，难能可贵。康熙时期玻璃厂的生产技术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康熙时期玻璃厂生产技术比明代有所发展，洒金蓝玻璃是一种创新，另一种创新就是套料。套或套料，一般是指用白玻璃做地粘着片条状的各种单色玻璃。清代著名学者赵之谦概括为“套者，白受彩也”，形象生动。他曾目睹康熙朝生产的套红、套蓝鼻烟壶。套料地色大多是白的，但也有蓝、绿、黑或红的，除“白受彩”外还有“彩受白”或“彩受彩”，总之都叫套料。还有多彩相套，如套二彩、三彩、四彩、五彩或重叠多层的，统称“兼套”。套料或兼套加雕饰称为刻花套料，未加雕饰的称素套。套料白地也是多种多样的，康熙中期白色玻璃有砗磲白、珍珠白，晚期有凝脂白、霁雪白或藕粉白，它们都呈现出不同的白度。套用的彩玻璃有红、蓝、绿、黑、白等。套白的地色有蓝、绿或黑地(即白套蓝、白套绿、白套黑)，还有红地套蓝的(蓝套红)。制作这种套料玻璃，可能是从山东博山颜神镇错砗磲玻璃的“杂二色药而揉之”的技术发展而成的，即由“揉之”演进到热贴的办法。套料玻璃至迟于康熙晚年已经出现。康熙时期玻璃烧造水平还表现在制作单色玻璃方面，如可制“五色玻璃”。清人王渔洋赞曰“白如冰晶，红如火齐”，堪与宝石相媲美。赵之谦对此的评价是“浑朴简古，光照艳烂如异宝”。以宝石或异宝来比喻康熙朝的玻璃器是不过誉的。

康熙年间是清代玻璃制作的首创时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的《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起于雍正元年，迄于宣统三年，唯独没有康熙朝的记录，这增加了了解康熙时期造办处玻璃制作情况的难度。根据现有文献和实物来看，据不完全统计，康熙时期已有单色玻璃、珐琅彩玻璃、套玻璃、刻花玻璃和洒金玻璃等品种。

1.单色玻璃

单色玻璃是指用一种颜色的玻璃吹制或磨制的器物。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件清康熙龟背纹透明玻璃水丞。该水丞高7厘米，口径2.8厘米。有盖，削肩，阔腹，平底。器表经过琢磨，呈六方形连锁组成的几何图案。盖上磨成六角形龟背纹，腹部饰下垂似莲瓣纹的尖状花瓣。器底正中阴刻“康熙御制”篆书款。该水丞无色透明，质地匀净，是模仿水晶制作的，所以也叫做水晶玻璃。系清宫造办处玻璃厂烧造，属皇家御用器皿。其制作工艺为：先将熔融的玻璃料吹成扁圆状，再用琢玉的方法加工而成。它是已知清代早期玻璃器皿的珍贵实物，也是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康熙玻璃器孤品。这件玻璃水丞的造型与中国传统的器物造型不甚相同，有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痕迹，这也恰恰说明了西方传教士对康熙时期玻璃制造的协助与影响。

除此之外，香港李氏收藏家还珍藏一件清康熙“西瓜水色”玻璃水丞。此水丞高6厘米，口径3.8厘米，腹径10厘米，底径6厘米。圆口，往下渐渐凸起，形成鼓腹。水丞的颜色像熟透的西瓜瓤一样，红润明亮，晶莹剔透，故称“西瓜水色”。器底正中阴刻“康熙御制”篆书款。此水丞造型别致，色彩鲜艳纯正，手感沉重，其款识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透明玻璃水丞的款识相同。这两件玻璃器是康熙时期极为珍贵的传世品。除此之外，见于记载的康熙单色玻璃还有蓝色、黄色、“雨过天晴”色等。

2.珐琅彩玻璃

玻璃胎珐琅彩是清代首创的玻璃制作工艺之一。玻璃胎珐琅彩器始于何时，未见详细史料记载。已知最早的玻璃胎珐琅彩实物，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雍正绿地珐琅彩竹节式鼻烟壶。而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玻璃胎珐琅彩，最早的是乾隆时期的器皿。根据珐琅彩在其他胎体器物上的运用，在理论上可以推断出，康熙时期应有玻璃胎珐琅彩。珐琅是一种绘烧于金属器、瓷器、玻璃器上的原产于欧洲的釉料。金属胎珐琅器首先在广州烧成，旋于养心殿造办处珐琅作试烧，经广州珐琅匠潘淳指点，终成。康熙五十八年(1719)传教士、法国珐琅匠陈忠信遵旨在珐琅作传授法国巴黎画珐琅技艺。署有康熙御制款的铜胎画珐琅器在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均有比较多的收藏。画珐琅在铜胎上能烧制成功，可以从侧面证明也能在瓷器和玻璃器上成功烧制。康熙时已有瓷胎珐琅彩，由此不难判断，康熙时也应在玻璃上进行过试烧，因此雍正时才会有比较成熟的玻璃胎珐琅彩。

可喜的是，张荣先生在香港见到了一件康熙款玻璃胎珐琅彩小杯。据张荣先生介绍，此杯或称其为盅，高3.6厘米，口径5.1厘米。圆形，直口，底略内凹。杯身由白色不透明玻璃制成，有四个圆形开光，内绘四季花卉，依次为月季、牡丹、菊花及荷花;开光外深红色珐琅地上绘有团花。口沿处绘有环带菊花纹。杯底署有蓝色“康熙御制”楷书款，款外有内细外粗的双栏框。杯身原破碎，经修复再现原貌。这件小杯小不盈握，类似于酒杯，其造型与纹饰均属于典型的宫廷风格，不带有任何外来文化的痕迹，与透明玻璃水丞形成鲜明对照。从其成形工艺和珐琅色彩看，已属于比较成熟的作品。由此可见，玻璃胎珐琅彩是继铜胎、瓷胎珐琅烧制成功之后，清代珐琅彩的又一创新。这件重要的玻璃胎珐琅彩杯的出现，改变了以往清代玻璃工艺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传统认识，弥补了因文献缺乏而造成的模糊，从而对玻璃胎珐琅彩工艺在清代的制作时间有了大致准确的答案。

3.套玻璃

康熙时期玻璃制作工艺的另一创新，是“套料”的烧制成功。所谓“套玻璃”是指由两种以上玻璃制成的器物。其制作方法有两种，一是在玻璃胎上满套与胎色不同的另一色玻璃，之后在外层玻璃上雕琢花纹;一是用经加热半熔的色料棒直接在胎上作花纹。它是玻璃成形工艺与雕刻工艺相结合的产物，是玻璃制作工艺史上的重要发明。这两种方法制作出的器物均见凸雕效果，既有玻璃的质色美，又有纹饰凹凸的立体美。赵之谦在光绪六年(1880)撰写的《勇庐闲诘》中写道：“时(康乾之时)天下大定，万物殷富，工执艺事，咸求修尚，于是列素点绚，以成文章，更创新制，谓之曰套。套者，白受彩也，先为之质曰地，则玻璃砗磲珍珠，其后尚明玻璃，微白，色若凝脂，或若霏雪，曰藕粉。套之色有红有蓝，更有兼套曰二彩、三彩、四彩、五彩或重叠套，雕镂精绝。康熙中所制浑朴简古，光照艳烂若异宝。乾隆以后，巧匠刻画，远过詹成，矩凿所至，细入毫发，扪之有棱。”文中详细记载了套玻璃工艺的制作时间，康熙、乾隆时期套玻璃的不同风格以及套玻璃的不同种类。套玻璃有套一色与套多色之分。“白受彩”分为白地套红、套蓝、套绿、套黄等，这是套色玻璃中之主流产品。此外，还有“兼套”，即在同一色玻璃胎上套二色以上的玻璃器。据文献记载，康熙时期已有此工艺，但迄今尚未发现康熙套玻璃器实物。流传至今最早、最多也是最精美的套玻璃器是乾隆时期的作品。

4.刻花玻璃

据雍正时期《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载，康熙时期还有一种刻花玻璃。

雍正三年，玉作。十一月初六日，首领太监程国用持来雨过天晴刻花套杯一套，十二个。雨过天晴素套杯一套，十二个。说太监杜寿传旨，着査问，钦此。随査得雨过天晴刻花套杯系广东匠人程向贵做的，于康熙四十八年正月初八日丁皂宝呈进的。雨过天晴素套杯系家里学手匠人周俊做的。于雍正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丁皂宝呈进的。海望回过，怡亲王谕：做杯匠人今在何处，随问丁皂宝处。丁皂宝来说，广东匠人程向贵、周俊二人于康熙五十四年四月交巡抚送去迄。于本日，首领太监程国用将雨过天晴杯二套仍持去，交太监杜寿迄。

由此可证，康熙时期玻璃厂有来自广东的匠人，并交代了他们离开造办处玻璃厂的时间;雨过天晴套杯有两套，色彩相同，但制作工艺、制作时间、制作人均不同;至少在雍正三年，这两套玻璃杯仍在清宫收藏。雨过天晴玻璃是仿柴窑雨过天晴色烧造的。雨过天晴色玻璃屡见于雍正时期的档案中，可见，这种颜色的玻璃深受皇家青睐。

5.洒金玻璃

洒金玻璃是康熙时期创新的另一个玻璃品种。据记载，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皇帝赠送给苏州巡抚宋荦御窑洒金蓝玻璃瓶两个。洒金蓝玻璃是仿照阿富汗青金石烧造的，需要很高的技术。这说明了玻璃厂在成立仅仅几年的时间里，就已掌握了洒金玻璃工艺。

(二)雍正时期(1723—1735)

清代的玻璃制造到雍正时期是一个发展高潮，为以后的乾隆时期的玻璃制造并发展成为鼎盛时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雍正朝是玻璃制造工艺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阶段。雍正时期玻璃生产相当活跃。雍正皇帝为了便于控制玻璃厂，把厂址移往圆明园六所。清宫玻璃厂经过20余年的发展，到雍正朝继续制作和生产供皇室成员享用、馈赠的玻璃器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录了雍正朝玻璃厂制造玻璃的情况，是我们了解雍正朝制作玻璃的数量、品种、用途的唯一重要史料。从档案中可知，雍正朝的玻璃制作主要在玻璃厂完成，但杂活作、玉作、珐琅作也制作一定数量的玻璃器。雍正元年到四年的档案中，玻璃厂没有作为单独的一个“作”被记录，这四年玻璃制作的情况分别记录在“杂活作”或“玉作”中。雍正五年时“玻璃厂”才作为独立记载的一个“作”出现。档案中“玻璃作”“玻璃厂”“烧造玻璃厂”“烧造玻璃处”等都是对玻璃厂的不同称谓。

雍正朝的玻璃制作已经非常正规化，并在造办处内形成一套完备的制作程序。从档案记载看，雍正五年到七年间制作的玻璃数量最多，是雍正皇帝短短十三年中玻璃制作的高峰期。雍正朝制作的玻璃数量，据不完全统计在千件左右。据造办处活计档记载，玻璃厂所做玻璃活计有：葡萄色玻璃杯、圆球玻璃钟、红玻璃鸡鼓水注、仿红玛瑙玻璃器皿、红色烧料盂、玻璃轩辕镜、金珀色刻花玻璃杯、涅黄玻璃数珠、涅黄玻璃嵌珊瑚螭虎水丞、红玻璃缸、白玻璃笔洗、涅白玻璃画珐琅竹瓶、涅白玻璃小圆水丞、黄玻璃把碗、白色玻璃如意、套红玻璃缸、涅白玻璃套红三足笔洗、套红玻璃砚盒、高足玻璃杯、涅白玻璃里外套红玻璃三足马蹄腿圆笔洗、两面镶嵌珐琅片翡翠色玻璃小瓶等等。雍正时期造办处继康熙时代的做法，在颜色上仿玛瑙红、翡翠绿、琥珀蜜蜡黄等，造型仿嘉靖菊瓣漆盘、宣德雕漆靶杯、宣德鳅耳炉等。玻璃厂生产成绩中常，雍正皇帝对它有时表彰有时申斥，厂内生产在个别环节上尚不及康熙时期。如雍正十年，雍正皇帝要玻璃厂照烧几件其所喜爱的涅白玻璃胎泥金地画珐琅花卉水盂。此后，据催总张自成回奏，照样做过，并未造成。

雍正朝继承了康熙时期的玻璃工艺和品种，并把重点放在单色玻璃的制作上，玻璃颜色达30种之多，可谓五彩缤纷，璀璨绚丽。雍正皇帝非常喜欢葡萄色和大红色玻璃器。雍正朝玻璃的颜色大大超过了康熙朝，并成为雍正朝玻璃制作工艺的亮点。

雍正玻璃的器型以端庄典雅、棱角分明、线条流畅为主要特征，在造型上除采用传统器型外，并仿造了其他工艺的造型，如明嘉靖菊瓣漆盘、宣德雕漆靶杯、宣德鳅耳炉等。雍正时期的玻璃器仅限于宫中很小的范围内使用，并以陈设品居多，实用品较少。如雍正六年制作的玻璃菊瓣盘，具体摆在什么地方，均安排得非常周密。而实用品中以鼻烟壶为最多。

雍正时期官造玻璃器是比较贵重的物品，除皇室成员享用外，还被作为皇帝重要的赏赐品。由于当时玻璃生产水平的提高，清宫玻璃厂制造了大量的玻璃器，清朝统治者每年赏给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以及外国使臣大量的传统工艺品中也包括一部分玻璃器。这说明玻璃器已不仅是帝王的玩赏品和用具，而且还成为一种赏赐品。

从档案记载和保留下来的雍正玻璃实物看，雍正时期玻璃器的风格完全民族化，与康熙时期或多或少地受西方传教士影响的玻璃风格迥然不同，无论是器物的造型还是纹饰，基本上看不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与雍正五年关于器物制造的旨意有关系。

雍正五年，记事录。闰三月初三日，据郎中海望奉旨：朕看从前造办处所造的活计好的虽少，还是内廷恭造式样。近来虽其巧妙，大有外造之气，尔等再做时，不要失其内廷恭造之式。钦此。

故宫博物院现存雍正款玻璃器只有12件，其中有淡黄、黄、深黄、雄黄、涅白、亮黄、亮浅蓝、亮紫等单色玻璃，器形有八棱瓶、小缸、水盂、渣斗、圆盒等几种，均系“雍正年制”直二行宽栏楷书阴刻款。这些玻璃器的质量尚好，色彩鲜艳，多少有些气泡糟坑。

雍正朝玻璃的品种主要有以下几种：

1.单色玻璃

单色玻璃是指单一色彩的玻璃，是雍正朝制作最多、器型最丰富的一类，也是该时期玻璃的主流产品。单色玻璃有“涅玻璃”与“亮玻璃”之分，涅玻璃指不透明的玻璃，亮玻璃指透明玻璃。单色玻璃的色彩可谓五彩缤纷，见于记载的有红色、大红色、亮红、绿色、涅绿、豆绿色、淡绿色、松绿色、假松石色、翡翠色、白色、月白色、亮白色、葡萄色、黄色、亮黄色、金黄色、橘黄色、酒黄色、蓝色、涅蓝色、亮蓝色、天蓝色、雨过天晴色、紫青色、天青色、金珀色、黑色、蜜蜡色、琥珀色等近30种颜色。如：

雍正五年，玻璃厂。五月十六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五月十五日郎中海望持出菊花瓣式中心填漆金龙碟一件，底刻“大明嘉靖年制”。奉旨：到冬令时着烧造玻璃处照此碟款式，不必刻花，或比此样式大些，或比此样式小些，成一桌十五件或二十件，烧做几份。其玻璃色不要一样，每色只做一件。钦此。

雍正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月十九日郎中海望奉旨：照先做过的玻璃菊花碟子样收小些再做三十件，烧十五色，每色二件，摆在万字房西一路第七间屋内小洋漆书格上，分摆六落，每落五个，钦此。

由此可知，玻璃厂在雍正五年到六年间已能够制作15～20种颜色的玻璃。可惜当年制作的各色菊瓣式玻璃碟，目前尚未发现有实物保留下来。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雍正玻璃器仅有21件，而且都是单色玻璃。现存雍正玻璃器主要是单色玻璃。其色有黄色、淡黄、深黄、雄黄、亮蓝、亮紫、白色、红色、蓝色、葡萄色、白色等，较之档案记载的颜色要少许多。器型有八棱瓶、直颈瓶、水丞、渣斗、圆盒、罐、花瓤、碗、水注等。

雍正玻璃的器型端正，棱角分明，色泽亮丽。其代表性作品有透明蓝玻璃八棱瓶、黄玻璃菊瓣式渣斗、透明蓝玻璃渣斗等。清雍正黄玻璃菊瓣式渣斗，高9.9厘米，口径9.7厘米。渣斗撇口，鼓腹，圈足。通体为涅黄色光素玻璃，作16瓣菊花式，底镌“雍正年制”楷书款。渣斗为宫中生活用品，常陈设于皇帝宝座旁或后妃寝宫中。黄玻璃渣斗是雍正时期玻璃器中之杰作，器型秀美，线条柔和，比例适中，宛如一朵盛开的菊花。玻璃质地细腻洁净，器表光滑无瑕，色彩娇艳，美轮美奂。透明蓝玻璃八棱瓶，直口，长颈，垂腹，器身呈均匀的八面形，棱线处微突起。瓶底镌“雍正年制”楷书款。此瓶造型规矩，线条流畅，杂质少，玻璃壁薄而透，体现了雍正朝玻璃工艺高超的吹制技术。

2.珐琅彩玻璃

雍正朝玻璃厂继续制作玻璃胎珐琅器。从雍正朝造办处档案中可以看到相关记录，如：

雍正元年正月初九日，怡亲王交红玻璃烧珐琅油娄式鼻烟壶一件。

雍正五年，珐琅作。闰三月，做得玻璃珐琅鼻烟壶十六个。

雍正五年，珐琅作。十二月二十二日传做雨过天晴玻璃画泥金番花包袱式花插一件。记此。于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做得雨过天晴玻璃画泥金番花包袱式花插一件。

雍正六年，珐琅作。七月十二日做得玻璃胎烧珐琅节节双喜烟壶一件。

雍正七年，珐琅作。四月十七日，郎中海望持出涅白玻璃半地瓶一件。传旨：此玻璃瓶甚好，底子不要浑棱砣平，其瓶身上画珐琅绿竹写黑珐琅字酌量落款，章法画样呈览过烧造。再玻璃厂照此瓶烧些。此瓶颜色用别样。好款式的亦烧些，上面或画绿竹，或画红花，或如何落款之处，酌量配合烧造。于四月十二日将涅白玻璃半地瓶上画得绿竹并字款图章呈览。奉旨：竹子甚好，但竹叶略多些，先烧造几件。于六月十二日烧得。

雍正十年，珐琅作。正月初九日，首领萨木哈交涅白玻璃胎泥金地画珐琅花卉水丞一件。传旨：此水丞款式甚好，但口子上白线宽了，改画细些，其周身花卉亦改画好花卉烧造几件。钦此。据柏唐阿邓八格等奏称，照此水丞仿做过未造成等语，理合声明。

从上述档案记载看，珐琅彩玻璃在雍正朝的称呼并不相同，有时称“玻璃烧珐琅”，有时称“玻璃画珐琅”。雍正朝确实做过珐琅彩玻璃，而且是在造办处玻璃厂和珐琅作烧造的，但制作的数量很少。雍正十年，雍正下旨令造办处仿造玻璃画珐琅水丞，却未成功，说明玻璃厂或珐琅作制作玻璃胎珐琅彩的技术尚未达到炉火纯青的水平。玻璃胎珐琅彩对技术要求较高，其制作工艺是将珐琅釉绘于玻璃胎上，再经焙烧而成，因玻璃与珐琅的熔点比较接近，温度低了呈色不佳，高了则易变形。

雍正朝玻璃胎珐琅彩实物流传至今的只有台北故宫珍藏的一件清“雍正年制”款玻璃胎珐琅彩竹节式鼻烟壶。此壶通高6.5厘米，宽2.2厘米，作三段竹节形，淡绿色地，绘碧竹二枝，衬以棕色斑纹及蜘蛛二，底饰灵芝，并有楷书“雍正年制”款。竹节和二蜘蛛寓意“节节”和“双喜”，或许此件鼻烟壶就是档案所记载的雍正六年制作的“玻璃胎烧珐琅节节双喜鼻烟壶”。

3.套玻璃

首创于康熙朝的套玻璃在雍正朝虽也继续生产，但在档案记录中非常少，仅有几条，似乎不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产品。例如：

雍正三年，玉作。十一月二十八日太监张进喜交葡萄色八角玻璃鼻烟壶一件。传旨：照样各色烧些来。钦此。于四年二月初十日做得套蓝螭虎鼻烟瓶一对。

雍正四年，累丝作。九月二十三日，太监张玉柱交来，套红玻璃人参罐一件。传旨：配金盖。钦此。于十月二十四日配得。

雍正五年，烧造玻璃厂。三月十三日首领太监李久明、萨木哈持来涅黄套红玻璃小盅一件，五彩缠丝玻璃鼻烟壶一件，涅黄玻璃鼻烟壶二件。奉谕：着交玻璃厂照样烧做。遵此。

从上述仅有的几条档案记载看，雍正朝真正制作的套玻璃只有雍正四年做得的“套蓝玻璃螭虎鼻烟瓶一对”。而套红玻璃人参罐一件，只是配金盖，并没有交代清楚该罐是雍正时期器物还是康熙时期器物。而雍正五年只记录了怡亲王下令照样烧做却无制作是否完成的记载。由此说明，在雍正时期，套玻璃不是玻璃中的主要品种，但确实能够制作。流传至今的雍正套玻璃实物尚未发现。套玻璃的大量制作是在乾隆时期。

4.刻花玻璃

刻花玻璃是雍正朝玻璃的又一个重要品种。从雍正三年的档案中可知，康熙朝制作的雨过天晴色刻花玻璃套杯深受雍正皇帝喜爱。如：

雍正三年，玉作。十一月初六日，首领太监程国用持来雨过天晴刻花套杯一套，十二个。雨过天晴素套杯一套，十二个。说太监杜寿传旨，着查问。钦此。随查得雨过天晴刻花套杯系广东匠人程向贵做的，于康熙四十八年正月初八日丁皂宝进的。雨过天晴素套杯系家里学手匠人周俊做的。于雍正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丁皂宝呈进的。海望回过，怡亲王谕：做杯匠人今在何处，随问丁皂宝处。丁皂宝来说，广东匠人程向贵、周俊二人于康熙五十四年四月交巡抚送去迄。于本日，首领太监程国用将雨过天晴杯二套仍持去，交太监杜寿讫。

此外，雍正档案中还记录了刻花玻璃的制作，如：

雍正五年，烧造玻璃厂。正月十六日奏事太监刘玉、王常贵传旨：先赏蒙古王等曾用过乾清宫清茶房金珀色玻璃杯十八件、刻花白玻璃杯十四件、刻花蓝玻璃杯二十五件。着交烧造玻璃厂处照样补做。钦此。于本日清茶房首领太监李英交来作样玻璃杯五件，遂交玻璃厂领催保寿持去讫，于本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补做得金珀色刻花玻璃杯十二件、刻花白玻璃杯十件、刻花蓝玻璃杯十件。于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补做得金珀色刻花玻璃杯四件、刻花白玻璃杯四件、刻花蓝玻璃杯十五件。

这条档案清楚地记录了雍正五年到六年玻璃厂共补做了57件金珀色、白色、蓝色刻花玻璃杯。

5.描金玻璃

描金玻璃是指在玻璃表面描绘金色花纹而制成的器皿。描金玻璃在雍正朝档案中只找到一条记录：

雍正四年，珐琅作。十月二十五日员外郎海望持出描金花玻璃小壶二件。

这条档案只是说明雍正时期确实有描金玻璃，但档案中未见到有关制作的记载。据张荣先生撰文介绍，香港李氏珍藏一件透明浅蓝玻璃描金寿字纹盖碗，通高13.7厘米，口微撇，腹部下垂，浅圈足。有盖，盖顶有一圆纽。此碗由透明浅蓝色玻璃制成，饰以描金花纹，盖与腹部饰四组勾莲花与寿字，口沿边镌“雍正年制”楷书横行款。此碗口径较大，线条柔和，比例适中，制作精致，其玻璃质感、花纹和款识均具有雍正玻璃器的风格。

从档案记录看，雍正朝制作的玻璃器主要有生活用品、陈设品、文房用品、宗教用品和赏赐品五大类。

1.生活用品

生活用品主要有玻璃杯、碗、罐、盒、渣斗、鼻烟壶等，其中尤以鼻烟壶制作最多。雍正朝制作的玻璃器中近一半为鼻烟壶。雍正朝造办处档案中记载了用铜胎画珐琅和玻璃制作了数量可观的鼻烟壶。玻璃厂从雍正元年开始就不停地制作鼻烟壶，如：

雍正元年，杂活作。正月初九日，怡亲王交金星五彩玻璃鼻烟壶二件。王谕：照此样烧玻璃的鼻烟壶几件。遵此。

按照这个命令，共做得镀金盖、象牙匙各色玻璃鼻烟壶126件。后又奉旨做了62件各色玻璃鼻烟壶。如：

雍正三年，玉作。十一月二十八日，太监张进喜交葡萄色八角玻璃鼻烟壶一件。传旨：照样各色烧些来。钦此。于四年二月初九日做得葡萄色玻璃鼻烟壶十件。于四年二月初九日做得套蓝螭虎鼻烟瓶一对。于二月二十一日做得雨过天晴鼻烟壶二十件。于三月十三日做得红玻璃鼻烟壶十件。于三月三十日做得葡萄色玻璃鼻烟壶六件。于六月十六日做得大红玻璃鼻烟壶十件。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做得黄玻璃鼻烟壶四件。

从档案记载中还可以看出，雍正皇帝非常喜爱玻璃鼻烟壶。如：

雍正六年，珐琅作。七月十五日郎中海望奉怡亲王谕，着照皇上常用的玻璃鼻烟壶式样用造办处库内金做鼻烟壶坯子二个。遵此。于十九日做得。照葡萄色玻璃鼻烟壶做的。

在玻璃鼻烟壶中，雍正更喜欢葡萄色和大红色的。如：

雍正五年闰三月十七日太监刘希闻传旨：着将上用大红色、葡萄色鼻烟壶做些。钦此。

鼻烟壶的大量制作一方面是因为皇帝本人非常喜爱，吸闻鼻烟的习俗在清王室中盛行，另一方面鼻烟壶也是雍正皇帝用于赏赐王公大臣和各级官吏的重要御赐品。

由此可见，鼻烟壶是雍正玻璃厂重要的生产品种之一。遗憾的是，尽管雍正时期制作了数量可观的鼻烟壶，但能够保存至今的却寥寥无几，国内仅有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玻璃胎珐琅彩竹节式鼻烟壶一件。

2.陈设品

以玻璃制作的陈设品有瓶、花盆、磨棱球、菊花碟、轩辕镜等。瓶类又有八棱瓶、直颈瓶、天球瓶、觚形瓶、胆瓶等，其中以八棱瓶和直颈瓶为雍正时期比较典型的器型。现存雍正玻璃瓶的颜色有亮蓝、宝蓝、蓝色、黄色、紫色、绿色等。

3.文房用品

文房用品中，以水丞、笔架为最多。水丞有圆形、腰圆形(即椭圆形)。雍正五年的档案记载，雍正皇帝要求制作玻璃水丞的记录有5次之多，制作的玻璃水丞大致有13件。如：

九月二十六日，郎中海望奉旨，着将红色、蜜蜡色玻璃腰圆水丞烧造几件，圆形水丞烧造几件。钦此。于十月二十日烧做得红色、蜜蜡色水丞各一件。

“雍正年制”款的玻璃水丞传世品主要有圆形、六方形、椭圆形等造型。这些水丞均为涅玻璃制成，故宫收藏的4件为黄色，香港李氏收藏的1件为豆绿色。这两种颜色均见于档案记载。除此之外，见于记载的水丞颜色还有黑色、绿色、红色、蜜蜡色、淡绿色、天青色、天蓝色、松绿色等。

笔架是文房用具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雍正年间的玻璃厂制作了近百件玻璃笔架，有牛骨式、双连噶出哈夫金式、双桃式、双如意式等。如：

雍正五年，烧造玻璃厂。十二月十一日，付总管太监苏培盛传：着照双连噶出哈、双连夫巾、双连牛骨式样烧做玻璃笔架三十件。其样子里边交出来再做。钦此。

雍正九年，玻璃作。三月二日首领太监李统忠传做玻璃笔架二十件，不要单做噶出哈夫金式样，或双桃，如双如意，挑选好样的做。记此。于本月二十二日做得十件笔架。

雍正十三年四月十九日，宫殿监督领侍苏培盛传做五色玻璃水丞二十五个，五色玻璃笔架十个。内红色五个、黄色五个、淡绿色五个、天青色五个、天蓝色五个。其笔架照水丞颜色一样做。记此。于六月二十六日做得。(www.xing528.com)

由上可知，雍正时期对水丞、笔架的需求较多，制作要求严格，对颜色、式样等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直到雍正最后一年还要求玻璃厂制作水丞和笔架，可见朝廷对此的需求与钟爱。

4.宗教用品

宗教用品中的玻璃器主要是佛珠和钵。宫中佛教用品以金、银、珐琅、瓷等质地的器物为主，玻璃器并不是佛堂中的主要供品，故雍正时期见于记载的与佛教用品相关的玻璃器物只有佛珠和钵。如：

五年七月二十日，玉作。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月十日郎中海望奉旨：新烧古代工艺造的透明黄玻璃大有象琥珀蜜蜡矣，烧造玻璃时照样将数珠做几盘，俱配装严。钦此。

八年，玉作。绿玻璃念佛珠一盘。黄玻璃念佛珠一盘。

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玻璃厂。首领太监萨木哈奉旨，着照宜兴钵样式将涅青、涅黄、金黄玻璃钵做几件，先做样呈览，准时再做。钦此。于五月二十二日做得。

5.赏赐品

造办处玻璃厂制作的玻璃器皿除了供皇室成员享用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作为贵重物品赏赐给国内官员和国外要人。如每逢端阳节，雍正皇帝即下令玻璃厂做60个玻璃鼻烟壶，以备赏赐之用，并作为定制。乾隆时期仍照做。其他时候也常制作用于赏赐的鼻烟壶。如：

雍正六年，珐琅作。四月初二日内管领穆森交来赏总督鄂尔泰玻璃鼻烟壶十个。传旨：配铜镀金象牙匙，以备赏给。记此。

雍正六年，木作。九月初六日，太监贾弼交来玻璃瓶四件。传旨：做杉木隔断匣，赏云南总督鄂尔泰。钦此。

雍正七年，记事录。五月二十二日为赏达赖喇嘛使臣，拟定用玻璃盖碗三对，玻璃碟子一对，玻璃花瓶一对。赏暹罗国王、琉球国王、苏鲁国王珐琅炉瓶盒一份，玻璃大碗二件，玻璃盖碗六件。

另外，赏赐蒙古王等有金珀色玻璃杯18件，刻花白玻璃杯14件，刻花蓝玻璃杯25件等。

(三)乾隆时期(1736—1796)

清代玻璃经过清初至康熙朝的起步和雍正朝的发达兴盛之后，至乾隆朝进入了短暂的极盛时期。乾隆非常喜爱和重视西方传教士们带来的科技知识，并把一些身怀绝技的传教士纳入清廷的有关机构工作，使他们所掌握的技能充分地发挥出来。西方玻璃技术的引进与使用，极大地推动了清朝玻璃业的发展。

乾隆时期玻璃厂的规模、工艺、器型、纹饰及其产量全面发展，空前繁荣，登上清代皇家玻璃烧造业的巅峰。从《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载可知，乾隆时期玻璃厂的极盛期是乾隆五年(1740)至二十四年(1759)的20年间。

所谓乾隆朝短暂的极盛期，主要是指乾隆五年到二十四年的20年内清宫玻璃厂所出现的异乎寻常的生产规模。乾隆初年玻璃厂仍设于圆明园六所，烧造小件器皿，也曾烧成缠丝玻璃鼻烟壶等。外国传教士汪执中、纪文二人于乾隆五年进入宫廷。翌年，他们烧成温都里那石(即金星玻璃)，又烧成亮蓝玻璃。他们还随乾隆皇帝于乾隆七年正月至圆明园玻璃厂行走。乾隆十七年，玻璃厂旧存大窑一座难以应用，又新建大窑专供烧造大型玻璃器皿使用。从乾隆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起，至十八年三月十六日止的一百多天内，烧成仿西洋玻璃蕃花三件、玻璃灯九座、玻璃缸八件、玻璃花浇二件，所用买办物料工价银共三千三百四十九两一钱一分七厘。乾隆十八年又烧得缠丝玻璃花浇三件、缠丝玻璃笔筒一件。乾隆二十年四月七日，乾隆传旨造办处制作玻璃鼻烟壶五百个、玻璃器皿三千件，用于承德避暑山庄作赏赐品。乾隆二十一年，乾隆又下令仿照水法殿游廊内所挂的西洋玻璃灯样式，制作五色玻璃灯四对，估价银三千六百二十两一钱。这一工作的艺术设计是郎世宁，生产技术指导是纪文。上述情况表明清宫玻璃厂生产处于极盛期。乾隆三十五年(1770)，身在北京的一位天主教士在寄往欧洲的一封信中提到清宫玻璃厂的盛况：“每年制造大宗花瓶，此等花瓶，非可以一次即成者，故费工甚久……此玻璃厂不过为皇上制造消耗物之一附属机关。”

乾隆二十五年(1760)是御窑玻璃器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后35年间无所进展，但仍能维持盛世的正常水平。如乾隆二十五年，乾隆皇帝曾向内大臣海望讯问：“西洋传教士中有会吹玻璃的没有?”经了解果然没有。乾隆听后也无可奈何。乾隆三十五年，办理鳌山灯的苑副齐里布不填损坏水法灯上的玻璃挑头一件，乾隆得知后传令玻璃厂补配。但是，这件玻璃挑头原系大窑内烧造，是由西洋传教士成做的活计，而造办处匠役不能如式烧造，只好用接油塔挺螺蛳挺三截接做，终于烧造成一件。同年十二月初七日，乾隆又命玻璃厂烧造“极乐世界”玻璃水法两座，于二十六日乾隆看了玻璃水法小样之后，竟向郎中金辉询问：“做得来，做不来?”金辉勉强答道：“巴结着成做。”这项活计至翌年九月初十日做完，所需十二楞亮白玻璃条五百十二根共耗工料银一千八百五十三两三钱。乾隆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报销时，乾隆命核减。库掌王德只好借口磨工不精共减去一百五十六两二钱六分，由玻璃厂赔补。说明这时西洋传教士已不参与玻璃厂的生产，玻璃烧造水平降低，已不能保持乾隆前期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准，只能维持正常生产，仍制作一些年节和万寿所贡的玻璃器皿和鼻烟壶。郎中金辉所说的“巴结着成做”，说明乾隆后期玻璃厂生产转入低潮。

乾隆时期，山东博山、北京、广东广州等地的玻璃生产均有了显著的提高。山东博山颜神镇玻璃业集中于西冶街，生产进入极盛时期。此时玻璃配方仍与清初相同，以马牙石为主配以凌子石等。有时将这些原料运进清宫养心殿造办处玻璃厂，还应召选派工匠赴京生产“御窑”玻璃。如乾隆二十二年，山东博山玻璃匠何崇福于十二月二十三日起程赴京应役。可见，当时博山仍是清宫玻璃厂的原料和工匠的重要后备基地。

北京玻璃业主要是从博山买进“料”，用来烧造各种玻璃成品。乾隆时期，北京所产的玻璃器中最突出的是精致的玻璃鼻烟壶。据清赵之谦《勇庐闲诘》记载，著名的有“辛家坯”“勒家坯”“袁家坯”。辛家玻璃鼻烟壶最精，色泽类似珍宝，光彩夺目。有一种鼻烟壶，颜色像冲熟的藕粉，在半透明的料坯中含有珍珠状小泡，大多是套红的，也有套五色的。勒家玻璃鼻烟壶也有藕粉地的，色泽好像冰雪一般洁白可爱，设色则异于辛家坯和袁家坯，做到“红紫苍翠，天然间迭”。袁家玻璃鼻烟壶的特点是体重而胎薄，其地色有似砗磲者，有似凉粉者，胎上套五色料，按色做花，非常美观。其红、蓝之色似宝石，黄色似旧金珀，如果对着光照，可以看出有如金珀的丝纹。还有的雕镂仙山楼阁、珍禽异兽，有的点缀五色，如星在天，叫做“桃花洞”。乾隆时期，北京制作的玻璃鼻烟壶轻便适用，式多别异，径仅逾寸，且有小如指节者，“姣巧可爱”。

广州除了继续输入西方的玻璃之外，也自制玻璃，国人谓之“土玻璃”。据英国人斯当东记述，乾隆时期，广州依靠欧洲运来的玻璃碎片熔化后制作玻璃器。同时，他还记录了一架“行星运行仪”顶上的一块玻璃片打碎后，广州的工匠如何把它修配成功，由此证明这位广州工匠的技术和才能，远远超过使节团的英国工匠。粤海关监督也曾以广州玻璃制品进贡内廷，如乾隆二十一年所进万寿贡内玻璃手镜、玻璃盘、玻璃盖盘等。

乾隆时期的玻璃品种较以往任何时期都要丰富，有单色玻璃、套色玻璃、金星玻璃、磨花玻璃、绞胎玻璃、珐琅彩玻璃、缠丝玻璃、刻花玻璃等等，仅玻璃颜色即达30种以上，制作工艺则有吹、拉、雕、琢等多种技法。

乾隆时期玻璃的艺术风格与康熙时期的“浑朴简古”不同，与同期其他工艺品的艺术格调相似。玻璃制品不仅器型华丽，而且花纹繁缛，工艺精雕细刻如龙、凤、螭、夔、鸟、鱼、花草、山水、人物等纹饰应有尽有。雕刻风格与玉器相似，“细入毫发，扪之有棱”，以精细为其特色。该时期玻璃艺术的另一成就是“古月轩”的鼻烟壶。据说，其地色砗磲，具有五色，面上画彩，间书小诗，足底题“古月轩”款。其中，诗尾题“乾隆御制”的鼻烟壶尤为精美。传世的“古月轩”鼻烟壶寥若晨星，真假难辨。

乾隆时期玻璃器存世较多，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就不下数百件，大体有炉、瓶、盒三式，五供、瓶、罐、盆、钵、盘、碗和鼻烟壶等器物。下面分为单色、复色、套料以及艺术加工等四个方面逐一介绍。

1.单色玻璃

有涅白、砗磲白、浅黄、娇黄、雄黄、亮茶、亮茶黄、月白、宝蓝、空蓝、亮浅蓝、亮深蓝、亮深红、亮玫瑰红、亮深宝石红、豆青、豇豆紫、浅紫、亮深紫、桃红、粉绿、水晶、茶晶等二十余种。

2.复色玻璃

两种或两种以上色彩玻璃结合在一个器物上，有以下5种。①金星料：在深茶或红褐色玻璃里闪耀着金星的玻璃。②点彩：以一种玻璃作地，捺压色彩玻璃斑点成块状。如黑地洒金，黑地点金星料，松石地点金星料，黑料地捺金星料。黄、红、三彩、多彩地点彩，如褐红透黄绿绞料地捺黄托红斑，蓝、白、绿、黄彩绞料地金星料斑。③夹金：黑或蓝地洒金外套透明玻璃。④夹彩：涅白地捺金星、绿、蓝三色斑，外套浅绿透明料。⑤绞丝：一种是一色深浅绞料，藕荷色绞料，玫瑰紫绞料，深粉绿绞料;一种是多色绞料，涅白地绞绿，鲜红地纷黄，宝蓝地绞白，金星料、豌豆黄地绞深红、浅绿。

3.套料

①涅白地套彩：涅白套蓝、套红、套深红、套粉绿，透明玻璃套佛青。②彩玻璃地套彩：黄地套红、宝蓝地套粉绿、灰地套雄黄、桃红地套藕荷、绿地套佛青。③涅白地兼套：涅白地套月白、紫、紫红。④彩色兼套：象牙黄地套佛青、深红。⑤斑地兼套：涅白红斑地套深红、透绿、透蓝。

4.艺术加工

分为雕刻、描彩、描金、泥金、珐琅彩等。①雕刻：使用砣玉的方法，由玉匠进行碾琢，有阴线刻，隐起和平凸。②描彩：在透明玻璃或金星料上加彩绘。③描金：在透明玻璃上描金。④泥金：阴刻线后泥金。⑤珐琅彩：多在涅白玻璃地上绘珐琅彩经烘烧而成。

乾隆时期玻璃器多近似雍正时期，质量较精，而玻璃胎内的气泡、糟坑，因器而异，有多有少。现分为单色玻璃、复色玻璃、琢磨玻璃、套色玻璃及彩绘玻璃等5种，略作简要介绍。

1.乾隆单色玻璃器

乾隆单色玻璃器可分为透明和不透明两大类。清宫玻璃厂称透明玻璃为亮玻璃，不透明玻璃为涅玻璃。常见的单色玻璃有白、黄、蓝、红、紫、绿、黑等几种基本色调，在每一种基本色中呈现深浅不等或观感有别的类似色，如黄色玻璃依其深浅变化，便有浅黄、娇黄、鹅黄、雄黄、栗黄、茶黄、酒黄、秋黄等多种不同的色差，亦各自产生不同的美感效果，变幻奇妙，难以胜计。

《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载的乾隆朝单色玻璃，计有涅白、砗磲白、浅黄、娇黄、雄黄、亮茶、亮茶黄、月白、宝蓝、空蓝、亮浅蓝、亮深蓝、亮深红、亮玫瑰红、亮深宝石红、豆青、豇豆紫、浅紫、亮深紫、桃红、粉彩、水晶、茶晶等二十余种色名。它继承康熙、雍正两朝单色玻璃器追求玉石珠宝天然美的传统做法，以表现其晶莹、润泽、鲜艳、淳朴的视觉效果。如亮白追求水晶的透彻莹洁，而涅白又要达到羊脂白玉那般的色感和温润肥腻的质感，透明度也掌握得恰到好处，如微透明、半透明或失透等，宛若宝玉石，十分逼真。其他各色玻璃亦均有其特殊的追求目标。

清宫玻璃厂烧造的乾隆款明黄玻璃碗、宝石红玻璃马蹄尊都足以代表乾隆朝单色玻璃的高超水平。

清乾隆明黄玻璃碗，质地滋润，光泽柔媚，色彩纯正，给人以宝玉之美感，尤其娇黄之色又远胜黄玉，甚为难得。清廷殊重黄色，称为明黄。内廷官窑黄釉器和上用明黄缎纱等均为帝后所独享。山东博山称黄色玻璃为鹅黄琉璃，为少量的铜和硫铁矿共同呈色，后世之鸡油黄玻璃较此稍淡而有着肥腻感，遂成为博山黄色玻璃之绝响。

清乾隆宝石红玻璃马蹄尊，半透明，有着红宝石的艳丽质色，堪与印度红宝石相媲美，故乾隆宝石红玻璃往往还充作红宝石，镶嵌于金首饰和金银器上。这种玻璃是养心殿造办处玻璃厂从西方引进卡修斯法烧成的金显色玻璃。从现存故宫所藏宝石红玻璃器来看，以乾隆朝所产为最精。故宫收藏清代御窑陶红玻璃残片的确含有微量金元素，证实了宝石红玻璃为金显色所致。

上述两件单色玻璃器中，明黄玻璃碗是采用山东博山琉璃成法，由博山炉匠在养心殿造办处玻璃厂自炼而成。而宝石红马蹄尊则取法于欧洲玻璃配方，也是由博山炉匠在养心殿造办处玻璃厂烧造。可知乾隆朝玻璃厂在单色玻璃烧造上兼容中西，推陈出新，既丰富了单色玻璃的色彩，又增强了它的艺术魅力。

2.乾隆复色玻璃器

复色玻璃器系指呈现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的多种色彩的玻璃器。例如，为了模仿砗磲之闪烁光泽、玛瑙之多彩缠丝以及雄黄、松石、青金石、翡翠等肌理和质色，均以多种单色玻璃采用杂糅、点压、引旋等博山琉璃成形技术制作。其主要品种有金星料、点彩、夹金、夹彩、绞丝等，其工艺程序要比单色玻璃繁复，成器难度也较大。乾隆朝复色玻璃追求天然的宝石和玉石之美，受到乾隆皇帝的青睐。

清乾隆绞胎葫芦式捺金星玻璃鼻烟壶，通高5.4厘米，口径1厘米，在深浅褐色玻璃内分布着琐细的金鼓点，是乾隆复色玻璃中之翘楚。此鼻烟壶的烧炼、成形工艺均为高难技术，不易掌握。先由玻璃匠用细长的铁管蘸上炼成的褐色玻璃熔液，点上浅蓝、浅黄、浅绿等玻璃液，再经吹、压、揉、引等多种工艺成形，之后适时地将炼熟之金星玻璃滴到绞胎上压平便可。它宛若缠丝褐色玛瑙，而又闪烁着金星，其灿烂的金彩乃玛瑙所不及。

绞胎玻璃又称“搅料”，是艺术玻璃品种之一。其做法是将几种颜色的低熔点玻璃棒熔到柔软可塑的程度时，边拉边旋转成形;或用一色玻璃作胎，再用几色玻璃棒拉贴在表面，之后将表面磨光即成。

金星玻璃，亦称“金星料”“金星石”，又名“温都里那石”，在深茶或红褐色玻璃体内有点点金星闪耀，给人以金碧辉煌、富丽豪华之感。它的制作，是在熔融过程中的玻璃料中撒入金粉，然后制成块料，再根据器物的设计需要，将块料剖割，切削，琢磨成器。这种新型的玻璃制造工艺，是在西方传教士汪执中、纪文二人的直接参与和指导下，于乾隆六年(1741)烧制成功的，但当时的生产数量较少。

清宫档案记载，法国传教士玻璃匠纪文于乾隆六年(1741)应召进入玻璃厂，玻璃厂遂烧成了金星玻璃。纪文烧制金星玻璃的配方并未留下来，他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离去，而玻璃厂遂亦不再烧造金星玻璃。

清乾隆“三阳开泰”纹金星玻璃山子，高12.5厘米，长22厘米，雕琢成嶙峋的山石状，在山脚的一边卧有一只羊，另一边为一只形体稍小的幼羊，无角，作试探着下山的姿态。器顶端呈平坦状的山顶，卧着一只幼羊。器底部镌“乾隆年制”篆书款。该器造型优美，尤其是三只山羊的神态刻画精细，生动传神，充满了情趣，显示了高超的雕塑艺术。三阳开泰为吉祥图案，寓意国泰民安。山子的造型起源于玉器，为清代的典型器型。

清乾隆天鸡形金星玻璃水盂，长21.5厘米，高15厘米，既是文房用具，又是观赏品，整体造型呈一只卧姿回首状的天鸡。此天鸡头顶有细长多岐冠，领下有鬃，背有圆口，中空可贮水，双翼上翘，长尾下曲似凤尾，尾部镂空。它的制作方法与玉器相似，先在金星玻璃料上画稿，然后兼用隐起、平凸、阴刻等多种手法碾制而成。它是仿照相似的古器物碾制而成的，具有商、周青铜器典雅华丽的风格，是仿古玻璃器中的精品。

水盂又名水丞，文具之一，贮水以备研墨。天鸡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据《古小说钩沉》记载：“东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树，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一天鸡，日初出，光照此木，天鸡则鸣，群鸡皆随之鸣。”天鸡造型是取其神威以保平安的意思。

清乾隆葫芦式绞胎玻璃烟壶，通高5.4厘米，最大腹径4.2厘米。其造型为束腰葫芦形，顶端开小口，配以铜镀金錾花盖，连以象牙勺，底部略内收。该烟壶是以紫色玻璃为主，加入少量米黄、蓝灰、浅绿色玻璃以及金屑，烧成熔液后吹制而成。壶身以紫色为主调，绿、黄、蓝、金或成斑点，或如云气，或如水波纹，自然地散布缭绕其中。其绚丽多彩犹如瓷器中的窑变，又有金星闪烁其间，更显得变幻无穷，灿烂瑰丽。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只有雍正、乾隆两朝有此技艺，但制作极少，现在能够见到的传世品仅有几件。

清乾隆缠丝玻璃花瓶，高20.8厘米，口径11厘米，足径7厘米。瓶口作喇叭状，外撇，颈部较细，腹部圆而阔，下有撇足。瓶外壁为红、白、蓝三色相间的螺旋式条带纹，呈斜向缠绕全器。口、足均为碧绿色。瓶底镌有“乾隆年制”阴文仿宋体四字款。该瓶为清宫陈设品。玻璃瓶先用白色玻璃料吹制出雏形，然后于白色的胎体外面缠绕蓝、红两色条带状玻璃料，放入模子内，继续充气，直至完成。成形后，再用碧绿色玻璃分别制成器口和底足，加热与瓶体黏合。这种制作方法称之为“缠丝玻璃”，系仿缠丝玛瑙而作。

3.乾隆琢磨玻璃器

琢磨玻璃器从其工艺与效果来看，可分为两种：①在单色玻璃器上琢碾阴阳纹路，这是引入琢玉工艺技法碾制的;②在单色玻璃器上碾磨多边角的几何形连缀纹(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这是从西方磨宝石工艺引进或模仿西方磨花玻璃手法制作的。

所谓磨花玻璃，是以砣制玉器的方法，在玻璃表面碾琢出各种纹饰或图案。乾隆时期的磨花玻璃，受欧洲磨花玻璃的影响很大，其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仿西方磨花玻璃始见于康熙朝。“康熙御制”篆书款透明水丞即是其早期代表作。此后，历朝均用此法磨制透明玻璃器，乾隆朝也不例外。乾隆仿西方磨花玻璃器不仅玻璃晶莹透彻，堪与宝石、水晶相媲美，而且在磨工上精巧细致，尤为独到，如其几何图形平滑光亮、线条犀利、棱角分明，不亚于西方的玻璃磨花技术。清代玻璃厂仿西方磨花玻璃的碾磨工作均由玉匠承担，这一点与西方不同。

清乾隆浅蓝色玻璃刻花蜡台，通高28.5厘米，属于第一种的琢磨玻璃器。以空蓝涅玻璃料分别制成座、腰、盘、柱、碗等5个部件，再琢碾阴纹卷草和缠枝卷叶纹，泥金，最后用铜鎏金扦子将其串缀起来，组成金线图案装饰的仿催生石的涅玻璃蜡台。浅蓝涅玻璃本为中国最普通的单色玻璃，但经过碾琢图案、泥金之后，显得格外高雅庄重，有着皇家的富贵气派。

清乾隆磨花玻璃盅，高3.4厘米，口径6厘米，圆形，直口，腹下部略内收，再折成平底，外底刻阴文楷书“乾隆年制”印式款。外壁磨饰通景山石花卉，枝叶疏朗有序，布满全身，清秀而又雅丽。用透明茶黄色玻璃吹制成形，再以表面磨花的方法制成。为饮酒器。

清乾隆绿玻璃磨花渣斗，高8.7厘米，口径7.7厘米，以绿色透明玻璃吹制而成。壁较厚，约0.4厘米。玻璃质地优良，呈深绿色，色调匀正，精纯如水晶。造型俯视为正圆形，上半部为口，呈喇叭形，下半部为腹，鼓如球，小平底亦为圆形。器表磨饰各种花纹，颈部作桃形和椭圆形纹各一周，腹部饰连续六角形花纹，每个六角形为一个小平面，与相邻的六角形构成棱角线，排列整齐，犹如龟背纹。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类似的器物清中期仅仅制作过几次，之后再无成造。据此推测，它应是清乾隆时期造办处玻璃厂所制。

4.乾隆套色玻璃器

乾隆朝套色玻璃不仅器物较多，而且精美绝伦，令人叹为观止。此时套色玻璃已登上传统玻璃艺术的巅峰。

清“乾隆年制”款红地套浅蓝花蝶纹玻璃瓶，高24.7厘米，口径7.7厘米×7.2厘米，是一件大型玻璃器，足以代表乾隆套色玻璃的高超艺术水平。先以深红涅玻璃吹铸八棱玻璃瓶，再套浅蓝涅玻璃，经勾描花蝶图案，用琢玉机碾磨而成。此器质美色艳，精雕细琢，地子平匀光亮，图案和谐生动，碾工细腻精湛，有着“细入毫发，扪之有棱”的风格，与同时玉器类似，堪称乾隆御窑玻璃之巨孽。这种套色玻璃器也是玻璃与碾玉两种工艺的复合器物。

清乾隆豇豆红套蓝花蝶纹玻璃瓶，为宫内陈设品，高24.7厘米，口径横向7.7厘米，纵向7.2厘米。器体为扁八棱状，直颈，阔腹，外撇形足，俯视口、身、足均为横宽的扁六角形，其左右两条线似显非显，前后四条线则呈圆角状。线条刚劲而柔和，瓶体庄重，挺拔而又丰满，颈部饰大蕉叶一周，腹部作通景写生花蝶图案，梅花、荷花、牡丹、山茶布满瓶面，疏朗有致，几只蝴蝶和蜜蜂飞绕花丝之间，构成一幅生动活泼、生意盎然的画面。瓶底刻有“乾隆年制”楷书方印式款。该瓶以不透明豇豆红色玻璃模制成形，外套半透明翠蓝色玻璃花纹，瓶体由六条纵向曲线构成。该瓶造型由观音尊演化而成，呈刚直美，显示了制作者高超的技艺，可谓乾隆时期套料玻璃器中的工精质优之作。

清乾隆黄地套红“寿”字纹玻璃盖豆，高17.5厘米，口径15厘米，盖、盘、腰、足均为浅黄地，以深红、酱红两色玻璃粘接各部分，盖、盘、束腰、足贴碾肉红色玻璃图案，盘、盏各碾四个团“寿”字，其间饰勾莲花纹。所饰深红色玻璃状瓣花、酱红色玻璃芙蓉花，均阴铸细部，其色调柔和适中。虽系仿古之作，但形制变化较大，既有灵秀妩媚之姿，又有古朴典雅之韵味。豆是流行于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一种盛食器，多为陶和青铜制品。清代用玻璃仿制，作陈设欣赏之用。

清乾隆涅白地套红云龙纹玻璃瓶，为清宫陈设用品。高29.5厘米，口径9.5厘米。瓶体正圆，敞口如喇叭，细颈，下垂腹，圈足，平底。其造型端庄挺拔，器型轮廓线刚柔得当，与玉壶春瓶大体相似。它通体以涅白玻璃为地，套深红色玻璃，因厚薄不同，呈现几种不同的深浅红色。颈部饰仰蕉叶纹，下饰红色卷草纹，带下是八垂云纹，腹部碾隐起红色行龙戏珠纹，以云、宝珠纹作衬。最下部饰一周仰莲，底部贴红玻璃圈足。瓶底阴刻“大清乾隆年制”楷书款。涅白玻璃呈砗磲白色，表面浮现出脂肪光泽，兼有羊脂白玉之美，这说明中国古代玻璃同样注重特殊的颜色美，并且影响至今。该瓶前后两模相接之处微微突起，型铸的接口痕迹尚可辨认，为型铸法而成。型铸法是用双合模，以玻璃熔液浇铸其内，待凝固后开模即成。

5.乾隆彩绘玻璃器

彩绘玻璃器系指使用各种彩、金等色料描绘图案，经烧烤而成者，计有墨彩、单彩、多彩、描金、泥金以及画珐琅等多种品目。

清代珐琅料除了进口的洋料之外，还有广州、景德镇以及养心殿造办处等三地自制的珐琅料。因其质量不同，彩绘效果也有区别，以进口珐琅料为最佳，彩料薄平而鲜艳，所以皇家御窑玻璃胎画珐琅多用进口料。

清乾隆涅白玻璃画珐琅仕女纹鼻烟壶，通高仅7.1厘米，口径1.2厘米，作圆口、矮颈、斜肩扁方瓶式，椭圆形足，底部有蓝珐琅彩“乾隆年制”楷书款，附豆绿色玻璃圆盖、象牙勺。口饰藕荷色、蓝色线二道，颈饰勾黑叶筋的浅黄蕉叶纹，肩饰黄色卷草纹。器身四周作圆拱形开光，正、背两面饰提鱼篮仕女，其容貌清俊秀丽，梳高髻，插玫瑰花，裹蓝色头巾，长面尖颊，眉梢下垂，眸微斜视，鼻细长，朱唇小口，身着浅蓝色站领内衣，外着对襟黄褐，腰束红丝带，提一竹篮，内盛红鲤一尾。背景饰黄花芦苇，似一渔家女携鱼而行。面、手的轮廓和衣褶均用赭线勾勒，赋彩参用西法，略有起伏，实属焦秉贞、冷枚一派画风。侧面以胭脂彩绘欧式风景画，颇具油画风致。这件画珐琅鼻烟壶是由养心殿造办处珐琅作广东画珐琅匠人所绘，在方寸之间描绘了渔家女和欧式风景，清新隽永，其细致精微的笔法和准确笃实的功力，表明作者不愧为一流宫廷珐琅画手。

玻璃胎珐琅彩，也称作料彩，其法本专门用于铜胎，玻璃胎则为雍正、乾隆时所特制，其鼻烟壶多作扁圆形，通体施以彩绘各式花卉图案，唯山水、人物、楼阁画者较少。乾隆朝多刻“乾隆年制”四字款，亦有用蓝料书仿宋錾体字者，都很工整。而其绘画之纤细繁复，以及色彩之鲜艳，较瓷胎珐琅器尤有过之，是鼻烟壶中空前绝后的精品。

清乾隆玻璃胎珐琅彩花鸟纹鼻烟壶，以涅白色玻璃为胎，大扁肚，小口，附铜镀金錾花盖，连以象牙勺。颈部绘浅蓝地金花，灰青退晕垂云纹;腹部正反两面八瓣形开光，开光内泥金地上绘花鸟图，一面绘喜鹊、柳树、蝴蝶、牡丹等纹饰，另一面绘喜鹊、蝴蝶、山石、月季、菊花等纹饰。两边墙亦用泥金地绘豆绿色装饰花纹，呈金、绿二色双关图案效果。底为椭圆足，足心画蓝珐琅“乾隆年制”二行篆体款。珐琅彩绘精工细腻，花鸟栩栩如生，是由珐琅处画院广东画家所绘。泥金地珐琅彩极为罕见，是宫廷玻璃胎画珐琅鼻烟壶中的绝品。

清乾隆玻璃胎珐琅彩仕女纹鼻烟壶，通高7.1厘米，口径1.1厘米，足径1.7厘米×1.3厘米。涅白玻璃地，扁方瓶式，仿绿松石玻璃盖，连以象牙勺。口下涂黄地，以墨色珐琅勾出四长覆叶，黄地上绘浅灰色卷草纹。肩宽，足窄，四面留有白地。壶体正反两面均绘携篮仕女，其面容俊秀，姿态轻盈。背后一片芦苇，增添了几分荒疏恬淡之逸趣。此二图描绘了渔妇、村姑姗姗漫步的半身形象，在仕女画中别具一格。其画面略显明晦，富有立体感，当为广州珐琅画家所作。壶的两侧面绘胭脂红色山水图案。底作椭圆卧心足，其内白地并以浅蓝珐琅书仿宋楷体“乾隆年制”方款，珐琅精细，色调古淡，形象朴实，画格高雅，当属玻璃胎珐琅彩中的珍品。此鼻烟壶系清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玻璃厂烧造玻璃胎，由珐琅处画师绘珐琅画，经焙烧后再由金玉作配盖，牙作配勺。配齐后由养心殿造办处进呈乾隆皇帝，作御用或赏赐用。

此外，还有一件清乾隆彩色玻璃连座瓶。此瓶为清宫内插花用陈设品。通高19.2厘米，口径6.2厘米，腹径6.4厘米，器物造型与制作方法均与众不同。它用乳白色玻璃吹制，长身，细颈，阔腹，侈口，口沿处套一圈红色玻璃料，其壁薄如蛋壳。束腰座共分六层，用不透明的六色玻璃分别模制成六个大小不等的圆饼形，然后黏结而成，其颜色由上至下依次为赭、豆绿、白、普蓝、白、绿，底部和中腰为深红色。瓶与座连结成一体，上轻下重，非常稳当。座最下层的一侧，刻“乾隆年制”阴文楷书款。此瓶用吹、套、模制三种技法制成，造型奇古，是玻璃器中的罕见作品，由清宫造办处玻璃厂烧造，系海内孤品。

清乾隆御制玻璃器皿，是中国清代玻璃生产中期即极盛期的集中体现。它将延续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玻璃生产技术与外来技术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依然归属于传统文化的崭新品种，堪称中国古代玻璃器的顶级之作。

(四)嘉庆—宣统时期(1796—1912)

自嘉庆朝以后，清宫玻璃厂生产活动及其艺术走向下坡路，以完成年节进贡活计为主要生产任务。

清宫造办处至迟于雍正元年便立下了一个规矩，每年端午、中秋、年节和万寿节各作都要向皇帝进贡活计，其中也包括玻璃厂进献的玻璃器。雍正至乾隆初期的四次年节，贡活似无定例。嘉庆时期每年端阳节贡玻璃盘、盌、盅、碟等八十一件，玻璃鼻烟壶六十个，年节贡玻璃盘、盌、盅、碟一百件，玻璃鼻烟壶六十件，一年共进玻璃器三百零一件，此后成了定例，几乎每年要进各种玻璃器三百零一件。玻璃厂每年分两次烧制，六月以前是第一次，十月是第二次。但嘉庆十八年又定于五月至八月、嘉庆二十二年复改于二月至七月，须将春秋二季玻璃器烧造完竣。烧制玻璃的匠师是从山东博山招募的。如嘉庆十七年至二十二年有博山吹活匠郝珍、郝兰兄弟，嘉庆二十二年以后有郝兰、郝海二人。此后近百年间玻璃厂的生产活动即似上述情况，由两名吹玻确匠劳动三五个月，烧造三百零一件玻璃器之后，便返回博山。年复一年，循环往复，这正是清宫玻璃厂处于衰落时期生产状况的写照。有时连这种极有限的生产规模都不能维持，产量还要减半，偶尔甚至停产一年半载。

嘉庆时期所产玻璃器与乾隆时期的玻璃器不易区分，说明嘉庆时期玻璃生产基本上继承了乾隆晚期作风，仍能维持一定水平。可是，道光时期的玻璃器与乾、嘉两朝的玻璃器则截然不同。道光朝玻璃生产一落千丈，其质量、颜色远远不及嘉庆时期，尤其是艺术加工更加粗糙。咸丰时期的玻璃器没有多大进步，咸丰皇帝对此也深为不满，于咸丰八年(1858)曾亲谕玻璃厂“嗣后玻璃活计要素，俱不拉花，款要真”。同治、光绪时期的玻璃器质量比道光时期的玻璃器略有好转，但仍不见砣花玻璃，这可能与咸丰皇帝的旨令有关。

山东博山、北京两地的玻璃生产与清宫玻璃厂生产萧条、技艺下降、苟延残喘的情况有所不同。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博山玻璃生产发生了一些变化。

鸦片战争之后，山东博山仍是中国制造玻璃的一个中心。英国人维廉顺记述博山于同治八年(1869)以前的情况是，采用一种磷石块与硝酸钾化合制作玻璃，制有窗片、葫芦、模制刻画杯、灯笼、念珠以及各种装饰品等，还制造长约二尺半的玻璃条束成捆，运销国内各省，时值每斤仅百钱。他称赞博山玻璃“玻色澄清，彩色者艳美绝伦，手术颇灵敏，所制各种器皿亦多精巧完美”。19世纪70年代以前，博山玻璃生产似乎未受英国入侵的影响，照旧正常生产。到了19世纪末，博山玻璃业仍然是男女幼孩分工共事，城外窑厂工场密布。这时还以家庭手工业和手工业作坊为主的博山，仍然是清代制造精良玻璃器的著名产地。当地所产的有似白玉的玻璃以及玻璃瓦片等，多为北京商人所收买，号曰“京料”。可是，清政府企图凭借朝廷权势专揽玻璃之利。博山县令禁止商人多购，否则科以重罚或将货物充公。这种垄断给玻璃生产带来危害，于是博山玻璃工人群起暴动。光绪二十八年(1902)，炉行工人为反抗山东候补巡抚赵尔华来博山办玻璃公司垄断玻璃生产，骤聚千余人将公司捣毁。不久，工人斗争被县令叶宝昌破坏，遂告失败。

光绪三十年(1904)，鲁督胡廷幹等在博山城东北柳坑设立玻璃公司，聘请德国技师制造玻璃，产品尚属不劣。本地玻璃工匠学习掌握了德国技师的生产技能，当宣统末年公司停办后，工人们便在西冶街设厂生产平板玻璃，开始了以本地工人为主独立生产平板玻璃的历史。

张维用先生认为，博山玻璃公司当年采用的制平板玻璃的工艺大体如下：以铁吹筒探入池炉内，蘸取少量玻璃液，取出后捻转吹筒，使玻璃液成球形，复置一半球形铁槽内继续滚动。铁槽内应有少许冷水，使玻璃液温度降低，且使球形圆正。同时以水冷却吹筒被灼热的一端，以便于把持。再将吹筒探入池炉，二次取料，如前法操作。如是多次，直至玻璃液所成之球形直径达20厘米左右时，即置于一瓢形铁槽内，以水冷却吹筒下端而从上端吹气，使球形逐渐涨大，成为空泡，并时时转动吹筒，使球形空泡厚薄均匀。少许冷却后，即将吹筒伸入烘炉加热。从烘炉取出，垂于一深地槽内，从上端吹气，于是玻璃泡因重力而坠入地槽成为筒状。此时玻璃筒厚薄尚不均匀，尤其底部较厚，但已冷却不能再吹，乃再入烘炉加热。待熔化变软取出，仍垂地槽内摆动旋转，同时吹气，务必使筒壁均匀而薄。如又冷却，则再入烘炉。如此数次，最后吹成一长约2米厚薄均匀的玻璃筒。玻璃筒吹成之后，先以冷热相激之法去其底，再从吹筒上卸下，用同法将玻璃筒截为数段，再将每段纵剖之，最后入摊片炉将其摊为平片。于是，平板玻璃乃成。

“同治中兴”为玻璃生产带来了暂时的繁荣，当时生产的较为精美的玻璃产品陆续进入清宫内廷。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一时期的玻璃器，多系小件，质量尚佳，如仿蓝宝石、仿翡翠的扳指，其色彩、透明度都相当逼真。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就仍然表现在玻璃鼻烟壶的制造与加工上：

(1)兼套色料多达七种。如涅白地套月白、深橘红绞褐、蜜蜡、佛青、粉红、玫瑰红等七色。

(2)内画鼻烟壶问世，并逐渐在全国盛行。光绪时期，京师内画鼻烟壶名家如周乐元、叶仲三的内画鼻烟壶已进入清宫内廷，其技艺还传到山东博山。

(3)压花玻璃的出现。在透明或涅白玻璃胎上贴色料，用模子捺印花纹，以代替玉工砣磨的隐起式纹样。这种做法比较省工，价格低廉，但艺术效果不及刻花套料。

(4)“古月轩”玻璃鼻烟壶的仿制。从故宫博物院所藏“古月轩”款玻璃鼻烟壶可知，晚清时期仿制之风盛行，但仿制的“古月轩”款鼻烟壶，其质量与文献记载相距甚远，不见有质量较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