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玻璃制造的复兴——《中国古代玻璃器》成果

公元1644年，清王朝建立，中国的玻璃制造开始走向复兴。清代玻璃生产在明代基础上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和提高。清初孙廷铨所著《颜山杂记》记述，明代颜神镇的玻璃生产规模已经相当可观。明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因淮北齐地产硝，故该地玻璃生产较为盛行。明末崇祯十三四年间，江北旱灾殃及颜神镇。该镇玻璃工匠死于灾荒者达90%，严重地摧残了玻璃制造业。至康熙初年，玻璃生产才得到恢复和逐步发展。颜神镇的产品行销全国，该镇成为清代玻璃生产的重镇。

明朝末年，西方国家商船停泊于广州、漳州、泉州、宁波等口岸，倾销商品，欧洲的玻璃制品也随之输入中国。随商船而来的还有传教士，他们在传布天主教的同时把欧洲的自然科学知识带到中国，有的传教士还进入明政府钦天监工作。清初曾一度禁止海上贸易，康熙废除海禁，西欧商船陆续到达广州，所以广州成为中国与西方国家贸易的主要港口。各种新奇商品如钟表、宝石、珊瑚、珐琅、玻璃等源源不断地在中国倾销。与此同时，西方的制造技艺也传入广州，于是，广州在清初便成为中国南方学习制作西方的钟表、珐琅、玻璃等的生产基地和商品市场。

清王朝比较重视西方传教士所掌握的天文、数理、测绘、机械、绘画、建筑等科技与艺术才能，并把传教士们吸收到清宫内廷的有关机构工作，给予优厚的物质待遇和良好的工作条件，使他们所擅长的技艺能够充分发挥出来。这些传教士对清朝的内廷制造以及绘画、建筑、天文、舆地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一些通晓玻璃制造技术的传教士，直接参与了清廷玻璃制造，他们对传播西方玻璃制造技术和改进中国传统玻璃生产也做出了贡献。

在这些有利条件下，清代玻璃生产得以发展和兴旺起来，并有着不同于前代的特点。首先，集中了颜神镇(博山)、广州两地的工匠，组成了清宫玻璃厂，南北两地工匠互相交流，共同切磋，提高了传统的玻璃制造工艺水平，创制出一些新的品种，比较突出的是“套”或“兼套”玻璃的出现。其二，清宫玻璃厂吸收了传教士参加和指导玻璃生产，从而得以吸收西欧玻璃生产技术，制造了不少新型器物和创制了一些新的玻璃品种。如金星玻璃就是由西方传教士或在他们参与指导下制造成功的。清代玻璃生产的崭新技艺以及创制的新品种，在中国玻璃生产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清代玻璃生产的另一个特点是得到皇帝、王公、大臣等上层人物的积极扶持，从康熙帝传谕设厂生产玻璃以来，玻璃生产几乎没有间断过，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在200余年中，清宫玻璃厂制造了大量玻璃器皿，包括典章用品、室内陈设、文房用具、装饰品和鼻烟壶等，用以赏赐皇戚贵族、王公大臣以及馈赠外国帝王和使臣。康熙时期以宝石名称作为玻璃色的代名，还用黑玻璃圆片作朝袍上金龙的眼珠。到了雍正时期，以几种玻璃代替宝石，并正式列入典章制度。如用于官员所戴的帽顶，三品官以蓝色明玻璃相当蓝宝石帽顶，四品官以蓝色涅玻璃相当青金石帽顶，五品官以白色明玻璃相当水晶帽顶，六品官以白色涅玻璃相当砗磲帽顶。到了晚清，在宫廷内以各种玻璃作为珍珠宝石代用品的现象有增无减，越来越多。有清一代皇宫内大量收藏各种玻璃器物，王公大臣也是如此。据说和珅被抄家时，发现在一所库房中收藏有800余件玻璃器。由此可见清代统治者收藏玻璃器数量之多。现存故宫博物院的大批玻璃器，仅是清宫藏品的一小部分。

康熙皇帝爱好自然科学，积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欧洲的玻璃制造工艺，也引起了康熙皇帝的兴趣。伊斯兰帝国衰落后，欧洲南部的威尼斯继承了伊斯兰玻璃工艺，并很快发展起来。威尼斯玻璃解决了玻璃无色透明和气泡等问题，在装饰手法上有很多创新，玻璃制品精美细腻，别具一格。15～17世纪是威尼斯玻璃艺术的鼎盛时期，产品畅销全欧乃至全球。

欧洲基督教于1534年创立耶稣会。耶稣会士于16世纪下半叶开始来华，其中利玛窦(意大利人)、汤若望(德国人)、南怀仁(比利时人)等都具有一定的欧洲科学技术知识，并且得到清代皇帝的赏识。康熙皇帝就与耶稣会士有着密切往来。康熙皇帝下决心建立宫廷玻璃厂，很可能是受到耶稣会士的影响。根据清代文献记载，在清宫玻璃厂设立之前的20年中，康熙皇帝陆续收到来自丹麦、俄国、意大利耶稣会士送来的玻璃器。这些流光溢彩、华丽精美的玻璃器很可能给康熙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引起了康熙皇帝强烈的兴趣。

康熙与造办处玻璃厂的密切关系，也可以从国外的一些资料得到证明。英国物理学家约翰·波尔曾陪俄国传教士于1719～1722年来到中国，在他1720年的笔记中写道：“我们还和宫廷玻璃厂打交道。皇帝陛下很高兴，经常参观玻璃厂，这个厂是他亲自诏令设立的。这是中国第一个生产玻璃的工厂。管理这个工厂的是个德国神父，名叫Kilian Stumpt(中国名字纪里安)，他最近去世了。他是个很受皇帝宠爱的人，并且在中国以他的博学和机敏而闻名。康熙陛下非常喜欢玻璃器，有一次他选了一批精工细作的玻璃器送给俄国沙皇做礼品。”

康熙时的玻璃器流传至今的很少。故宫博物院现存仅有1件带“康熙御制”刻款的玻璃水丞，是一件仿水晶的无色透明的玻璃器，器表面经过切割抛光，呈六方形连锁图案。从文献得知，康熙时的玻璃器“浑朴简古，光照艳烂如异宝”，已能生产水晶玻璃、洒金蓝玻璃和套色玻璃。康熙时的文人王士祯在1702年出版的《香祖笔记》中说：“近日京师有以淡巴菰作为鼻烟者，以玻璃瓶贮之。壶形种种不一，颜色亦具有五色，白如水晶，红如火齐，极可爱。玩以象齿为题，就鼻嗅之。但皆内府制造，外间抑或仿之，终不及。”

雍正六年(1728)，玻璃厂厂址迁移到圆明园六所，玻璃生产相当活跃。故宫博物院现存雍正款玻璃器12件，其中有淡黄、黄、深黄、雄黄、白、浅蓝、亮紫等单色玻璃，器型有八棱瓶、小缸、水盂、渣斗、圆盒等几种。这些玻璃器色彩鲜艳，质量水准很高。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带“雍正年制”刻款的磨花玻璃碗，口径17.3厘米，蓝色透明，表面用砂轮磨出荷花、卷枝叶和寿字纹。另一件带有雍正年款的玻璃碗收藏在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馆，碗和高圈足都是用无色透明玻璃制作的，但玻璃碗的底部外层又套上了一层深蓝色玻璃。这是现存最早的套色玻璃器。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收藏一件雍正年款的棒槌形玻璃瓶，用白色不透明的玻璃制成，瓶的颈部和腹部的装饰是珐琅彩绘花卉植物，极似珐琅彩绘的白瓷瓶，很是与众不同。

乾隆时的玻璃器形制华丽、花纹精致，是清代玻璃生产的鼎盛时代，大多数玻璃器堪称翘楚。当时已能生产金星玻璃、缠丝玻璃和套色玻璃，装饰技法多采用雕刻、抹彩、泥金和珐琅彩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乾隆时期的玻璃器有数百件，其中很多都带有“乾隆年制”的刻款。三色螺旋纹玻璃瓶的底部刻有“乾隆年制”款，高20.8厘米，口径11厘米。玻璃瓶的内层为白色不透明玻璃，外层为红、白、蓝三色螺旋纹。这件瓶的制作受到了威尼斯缠丝玻璃的影响。套色刻花玻璃是乾隆玻璃中的佼佼者。故宫藏乾隆款白地套红双龙纹玻璃瓶，高29.5厘米，内层玻璃为白色不透明，外层玻璃为红色半透明，两层紧密结合成一体。通过对外层红玻璃的雕刻，露出内层的白色，红色玻璃纹饰半浮雕式地凸起在白色玻璃底上，红白分明，精美异常。故宫另一件黄地套红玻璃钵，底部也刻有“乾隆年制”款。美国纽约州康宁玻璃博物馆藏一件白地套红玻璃大瓶，高达48.9厘米，雕刻的纹饰是楼阁和骑马人物。从世界玻璃发展史上看，套色刻花玻璃工艺最早产生于罗马帝国时期，称为卡米奥玻璃。罗马卡米奥玻璃中最喜欢采用的两种颜色是内层为黑色不透明，外层为白色不透明，最著名的作品是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波特兰德瓶。国外的研究者多重视清代套色刻花玻璃与罗马卡米奥玻璃之间的关系，却忽略了中国传统工艺中对俏色玉的处理工艺。碾玉匠在处理玉石料上不同颜色的斑点时，往往不是去掉斑点，而是巧妙地根据斑点的形状和颜色，雕刻成玉器上的装饰。两种颜色结合在一起的套色玻璃正是如此，工匠们可以雕刻出表现力更强的作品。这是套色刻花玻璃易被中国人接受并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www.xing528.com)

乾隆时期的不透明玻璃器也非常引人注目。明黄色、红色、天蓝色、绿色、橘红色、黑色、白色等不透明玻璃，件件精品，色彩艳丽纯正，说明乾隆时期不仅制造仿水晶的无色透明玻璃，而且还仿制绿松石、鸡血石、煤精石、白玉等半透明或不透明的玻璃。乾隆时期的明黄色不透明玻璃值得注意。清王朝对明黄色有着特殊的感情，规定明黄色是皇族的专用色，其他人不能僭越。

嘉庆以后，清宫玻璃开始走下坡路，器物颜色混浊，器型也不太规整。雕刻粗糙，款识潦草。但这一时期玻璃鼻烟壶的制作和加工却不乏精品。

清代宫廷玻璃厂制造的精品玻璃器，与欧洲传教士带来的先进技术密不可分，但是，国外学者的研究往往忽略了中国玻璃制造的历史、清代其他民间玻璃产地以及中国传统工艺对玻璃制造的影响，他们依据和参考的文献也往往带有偏见。例如，英国人约翰·波尔在1720年的笔记中谈到宫廷玻璃厂是中国第一个玻璃厂时就写道：“非常奇怪，中国人这么多年来竟不知道怎样制造玻璃，这可以从他们现在熔玻璃的温度不够高、玻璃产品中还含有一些没有熔化的砂子看出来。很明显，在宫廷玻璃厂设立之前，中国人没有任何关于玻璃的知识。不久之前，我听说，一些欧洲人运到广州一批玻璃多棱镜，中国人把他们当作天然的水晶制品，花费100盎司的白银买一根玻璃三棱镜。后来由于三棱镜进口数量太多了，他们知道上当了。”约翰·波尔当时由于在华时间短，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所以才会有如此认识。

根据清代档案材料记载，养心殿造办处玻璃厂所用的工匠来自广州和山东博山，玻璃原料来自博山。山东博山自元代开始就是中国的玻璃制造中心。清光绪年间，博山每年向外地输出7000余担(约合现在的35万千克)玻璃制品。清代宫廷玻璃厂与博山玻璃制造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故宫博物院将7件清代玻璃样品进行了化学检测，其中5件成分与博山清代玻璃是一致的，只有2件样品是欧洲常见的钠钙玻璃，说明宫廷玻璃厂还是以采用中国自己的玻璃配方为主。

清代玻璃中有很多工艺都是中国工匠的独创。中国人由于喜爱半透明和不透明的玻璃，采用氟作为玻璃的乳浊剂，为中国人所独创。约翰·波尔认为中国玻璃熔制温度不够高，玻璃制品中还有一些没有熔化的砂子的看法，代表了当时欧洲人的鉴赏水平，他们不知道中国人喜爱这种不透明的玻璃。另外，清代玻璃在利用钾、铅等元素作为着色剂，配制出不透明的黄色和红色玻璃方面，也很有独到之处。清代玻璃利用硼砂增加玻璃的耐冷热骤性，在世界玻璃制作史上也是比较早的。

清宫玻璃厂的设立对民间玻璃工艺的发展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清代北京玻璃加工业是作为宫廷玻璃厂的副产品，以适应达官贵人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清代贵族和官商界嗜好鼻烟，因而兴起了玻璃鼻烟壶的制造。乾隆时期，北京三家著名的玻璃鼻烟壶作坊互相竞争，争艳斗胜，轰动一时。除了山东博山和广州两个玻璃制造中心外，清代江苏苏州的玻璃制造也很发达。清道光咸丰年间苏州吴县人顾禄所著《桐桥倚棹录》记载了苏州玻璃灯的制作：“以碎玻璃捣如米屑，淘洗极净，入炉重熔，一气呵成。灯盘、灯架以铜锡为主，反面以五彩黝(釉)描凤穿牡丹之类。”

清代民间玻璃生产的发展程度，以大量的玻璃珠和玻璃饰品的出口足以为证。美国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曾派“中国皇后”号商船到中国通商，开创了中美之间的直接贸易。“中国皇后”号运来的是美国的土特产，其中以人参、毛皮为主，从广州购进的是茶叶、瓷器、丝绸和玻璃珠饰等。但中国玻璃珠饰出口到美国，没有受到研究者足够的重视。近年来，美国考古学家在发掘土著印第安人的遗址时，发现了很多清代玻璃珠饰。印第安人非常喜爱中国的玻璃珠，除了随身佩带外，还作为竹篮上的装饰，称之为“老祖母的篮子”。印第安人用打猎得到的毛皮换取中国的玻璃珠。这项玻璃珠与毛皮的贸易兴旺了100多年。这是中国玻璃业对世界的重大贡献，在世界玻璃制作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清代玻璃器在国外享有很高的声誉，这是因为大多数清代玻璃精品都流失到国外，只有数量不多的一部分留在国内，并且一般人没有机会见到。20世纪初，大量古董和精美艺术品流失国外，其中有不少是从宫廷中流失出去的精美玻璃器。这批清代玻璃器令西方人惊叹不已。清代玻璃是在明代原有的玻璃制造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最新最先进的玻璃技术，在皇帝、王公大臣的积极扶持下，不惜工本创造出的东方玻璃奇葩。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玻璃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内廷玻璃厂只能勉强维持残局，北京料器、博山琉璃、广州玻璃等生产也逐渐衰退。清政府还建立了官办玻璃公司，雇佣外国工程技术人员，试图进行大工业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