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玻璃器：元明时期的制造衰落

元代，中国玻璃的生产和应用，较之两宋和辽代有新的发展。元代设立了制造玻璃的官办作坊。《元史·百官志》记载，将作院的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设置“瓘玉局”，专门负责监制宫廷用的玻璃器。“瓘玉局”实际上指烧造“瓘子玉”的官办作坊及其管理机构。“瓘玉局”的主管官员只有从八品，是很低微的官衔，可见，元代玻璃器的生产规模不大。瓘子玉亦称药玉，是一种仿玉玻璃器，药玉的名称直到明代仍有使用。考古发现，元代玻璃是以珠类和发饰为大宗，其他器物如薄胎吹制产品等，较宋代数量减少。元代玻璃产地，据目前所知，仅有山东颜神镇一处。

元代墓葬中出土的玻璃器数量不多。甘肃漳县徐家坪元代汪世显家族墓第20号墓出土一套玻璃莲花托盏，莲花盏、托各1件，高4.8厘米，托高1厘米，口径12.5厘米。其中，盏由普蓝色玻璃制成，半透明，口、腹部为七瓣莲花式，底为假圈足，底心微内凹，以尖锐的莲瓣组成口，整个器型仿佛一朵正在盛开的莲花。托的内圈为八边形，斜内凹，口沿稍扬起作八瓣莲花状，瓣尖尖锐，平底，颜色比盏略浅，尖锐的瓣尖成为其造型上区别于后代玻璃器的一大特点。其器型较大，完整成套，非常规整，色彩艳丽，颜色高贵，造型华美，制作精巧，极为珍贵，为元代玻璃器中的稀世珍品，亦是中国古代玻璃制品中的瑰宝。玻璃盏、托都是有模吹制成形，成形后边缘部经过打磨抛光。如此精美的玻璃托盏应该是元代官办作坊“瓘玉局”的产品，代表着元代玻璃制作的最高水平。从其外形特征及艳丽的颜色来判断，制作玻璃莲花托盏的原材料可能是从西亚等地输入中国的。

该套玻璃莲花托盏是中国目前出土的第二套玻璃茶具。第一套玻璃茶具为前面所说的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玻璃茶碗和玻璃茶托。

这套玻璃莲花托盏可能具有佛教文化特征。在佛教问世后，佛教徒以莲花为佛教的主要象征。莲花在中国也有深邃的文化渊源。唐代将佛教立为国教后，莲花备受人们敬爱。佛祖释迦牟尼的家乡盛产荷花，因此佛教常以莲花自喻。《本草纲目》记载：“释氏用为引譬，妙理俱存。”佛国也指莲花所居之处，也称“莲界”。又如佛经称“莲经”，佛座称“莲座”或“莲台”，佛寺称“莲宇”，僧舍称“莲房”，袈裟称“莲衣”等等。由此，莲花图案成为佛教的标志。佛教的建筑、装修、器物等也都有莲花图案。

玻璃莲花托盏的造型也具有中国文化的特征。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是中华5000年历史的瑰宝。唐代，中国的茶文化已形成相当的规模，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有关。茶文化的形成还与当时佛教的发展、科学制度、诗风大盛、贡茶的兴起、禁酒等有关。茶道也是最早起源于唐代，唐以后茶道兴起和佛教有关，正所谓茶禅一味。在佛家看来，茶是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物。一般寺院专设有茶堂，法堂西北角设有“茶鼓”，茶鼓一敲，茶先敬佛，僧人再开始喝茶。这样，茶的文化、社会功用已超出了它的自然使用功能，被文人视为一种陶冶心性、体悟人生、抒发情感的风雅之事。茶具是茶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中国人对品茶的茶具颇为讲究。中国的古典茶具主要以陶瓷为主。唐代饮茶之风盛行，茶具制作工艺有了很大的发展，茶具的质量也远远超过了前代。延至明、清，虽然贵族阶层不乏使用银质茶具者，但瓷茶具一直是主流，而玻璃茶具则极为罕见。

江苏苏州元末张士诚母曹氏墓出土了一件玻璃圭和大量玻璃珠。圭本是一种玉器，长条形，上端作三角形，是古代贵族朝聘、祭祀、丧葬等所用的礼器。玻璃圭颜色涅白，与白玉相似，不透明，长42.5厘米，上宽6.5厘米，下宽6.8厘米，是迄今所知元代最大的一件玻璃器。这种作为礼器的玻璃圭是玉圭的代用品，应该是元代“瓘玉局”的产品。玻璃珠属钾铅玻璃，可能是苏州本地所产。据《元史》载，“将作院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辖玉局，当是制造“罐子玉”的官办作坊，可能设于大都或颜神镇。

新疆地区出土的玻璃瓶，以管吹制，浅绿透明，型制不规整，可能是当地工匠吹制，这说明甘肃及新疆等地的玻璃器有着浓郁的地方色彩，与当时内地玻璃的配方和成形均有所不同。

从现有元代玻璃器来看，都是不透明或半透明的，可见元代玻璃比较注重仿造玉石、绿松石等不透明的美石。从现有元代绘画作品可知，元人也喜爱透明程度很高的玻璃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有一幅元代王振鹏《仕女图》，图上仕女的左手举着插满鲜花的玻璃碗。玻璃的透明程度很高，透过碗壁，花的枝干和碗背后的手指都历历在目。画上玻璃碗的形状与该馆收藏的中国元代玻璃碗很相似。美国纳尔逊艺术陈列馆收藏一副元代颜辉《柳瓶观音像》，在观音的右侧，放着一个玻璃杯，杯中放一个玻璃净瓶，净瓶内插有柳条。玻璃杯和玻璃净瓶的透明程度都非常高。

元代玻璃器最重要的产地是山东益都颜神镇(今山东博山)。1982年，山东博山发现了元末明初的玻璃作坊遗址。这是中国首次发现生产玻璃的遗址。在大约4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1座熔炼玻璃料的方形大炉和21座加工玻璃的小炉，玻璃炉分布密集，排列整齐。每座小炉主要生产一种产品，有的生产玻璃珠，有的加工空心玻璃簪等等。遗址内发现不少玻璃炉的炉具、玻璃料块、制造玻璃的矿石、制造玻璃器后剩余的玻璃丝头和玻璃器等。玻璃器多为半透明和不透明，有绿色、浅绿色、蓝色、浅蓝色、乳白色、白色、黄色、琥珀色、红色和黑色等等。山东博山生产玻璃已有很长的历史，文献资料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明嘉靖《青州府志》记载，颜神镇出产各种玻璃成珠、穿灯屏、棋局、帐钩等。清康熙四年成书的《颜山杂记》，作者孙廷铨是山东博山人。书中记载，博山望族孙氏为玻璃世家，自明代洪武初年即入内宫匠籍，“应内宫青廉，造珠灯、珠帘，供用内廷”。(www.xing528.com)

博山玻璃作坊遗址出土的玻璃与一般西方的钠钙玻璃不同，也与中国早期玻璃不同。博山元明时期的玻璃不含铅，或只含少量的铅，而氧化钾的含量一般超过10%，同时氧化铝和氟的含量也比较高，与唐宋时期的高铅玻璃已显著不同。元明时期博山的玻璃配方没有保存下来，《颜山杂记》详细地记载了清代初年的玻璃配方。将清代的配方与元明玻璃成分进行比较，发现两者基本一致，也就是说，元明的玻璃配方一直沿用到清代。清代博山玻璃的配方主要是硝、马牙石、紫石和凌子石等。硝，即硝石，主要成分是硝酸钾(KNO3)，鲁北黄河、小清河沿岸低湿地区即有出产;马牙石是当地的名称，可能是石英石或长石类的矿石，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和氧化铝;紫石也是当地的名称，很可能是萤石(CaF2)，产于博山城南;凌子石有可能是白云石(CaCO3·MgCO3)。玻璃中的氧化钾含量高是由于大量使用硝石作为助熔剂，氧化铝是由长石类的矿物引入，氟则是因为以萤石为乳浊剂的结果。这几种熔制玻璃的原料，在博山附近有丰富的资源，可以说，博山玻璃配方是很有地方特色的。

元明时期博山玻璃作坊的产品，主要是簪、珠、环等。这些产品社会消费量大，使用范围广，可以看出元明博山玻璃制造已经形成了较大的商品生产规模。博山玻璃颜色纯正，半透明的莹润透亮，不透明的质如凝脂，反映出当时玻璃熔制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但其产品种类少，制作工艺比较简单。

博山玻璃作坊遗址没有发现较大的玻璃器，但在明代寺院遗址曾出土过质量比较好的玻璃容器。北京护国寺西舍利塔出土了一套菊瓣式玻璃碗、盘，均为白色，半透明。碗高约5厘米，口径约12.5厘米;盘高约2厘米，口径约23厘米，口沿均为葵口24瓣。北京天宁寺出土一件玻璃盘，为深蓝色，半透明，口径21.7厘米。这几件玻璃容器都是模铸成形，成形后口沿部和花瓣处经过琢磨抛光，与元代的玻璃工艺相似。

从明代的文献来看，玻璃器的品种很多。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中有关于北京玻璃器的记载：“东之琉璃厂，西之白塔寺，用琉璃瓶盛放金鱼，转侧其影，大小俄忽。另有衔而嘘吸者，大声味味，小声唪唪，曰倒掖气。”玻璃鱼瓶自宋代就开始流行。宋以后，玻璃瓶价位不高，又因其是透明的，所以玻璃鱼瓶流行至今，仍兴盛不衰。“倒掖气”是一种玻璃制的玩具，像个漏斗形的瓶子，瓶壁极薄，特别是底部，厚不足0.1厘米。当人们用嘴在瓶口有节奏地一呼一吸时，瓶的底部就随之振动，发出清脆的呼呼声。这种玻璃玩具很受孩子们的欢迎。清代的博山也大批量地生产这种玩具，《颜山杂记》中称之为“响器”。“倒掖气”在明末清初还东传到日本。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一幅18世纪喜多川歌麿所绘的《妇女人相十品》，其中一幅就绘有一位妇人在吹玻璃响器。

保存下来的明代绘画远远超过宋代绘画，但明代绘画上的玻璃器的画面却少于宋代。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明代的玻璃容器多不透明，很难在画面上表现出玻璃的质惑;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明代玻璃已在民间普及，而且价值很低，文人士大夫们不再热衷于在画面上表现玻璃容器了。

目前国内的考古发掘中还没有发现明代进口的西方玻璃器。从明代的文献来看，还是有一些外国玻璃器进口到中国的。明张燮《东西洋考》记载红毛番(荷兰)产玻璃器，还记载明万历三十二年(1605)荷兰商船为了打进中国市场，向福建税监宦官高寀的亲信周之范行贿，贿赂的财物中就有玻璃器。《东西洋考》还记载了明万历四十三年(1616)进口货物抽税的情况，其中有：“青琉璃笔筒，每个税银四厘五毫。白琉璃盏，每个税银四厘。琉璃瓶，每个税银一分。”明末高濂《遵生八笺》记录了外国输入到广州的玻璃器的形制、颜色，其中有白缠丝、鸭绿、天青、黄锁口的瓶、酒盅、高罐、盘、盂、高脚劝杯等，但他对这些玻璃器的评价却不高：“若玻璃出岛夷，惟粤中有之，其制不一，奈无雅品，惟瓶之小者有佳趣。”高濂对进口玻璃器的评价也许是有道理的。1401年，蒙古军队攻下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破坏了伊斯兰玻璃制造中心，并将玻璃工匠掳到中亚的撤马尔干，伊斯兰玻璃从此一蹶不振，只生产普通的生活用品玻璃，已没有高质量的玻璃制品。因此，明代进口的伊斯兰玻璃器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明代玻璃史上值得瞩目的大事是，国产玻璃珠随着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开始销往南洋和西洋。巩珍是郑和下西洋的一个幕僚，归国后记录见闻，写下《西洋番国志》。其中有“(占城国)所喜者中国青磁盘碗等器，及纻丝、绫绢、硝子珠等物，皆执金来转易而去”，又有“(爪哇国)国人最喜青花瓷器并麝香、花绣、纻丝、硝子珠等货”的记载。占城国即今天的越南，爪哇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中国明代的玻璃珠作为受欢迎的贸易品销往东南亚，说明了明代玻璃珠的质量好、产量大。

明代的达官贵人不再珍视玻璃器。玻璃制造业不得不降低成本，增加产量，在普通百姓中寻找市场，其结果是明代的玻璃工艺比宋元时有所下降。明代是中国玻璃制造的衰落期，并不是指玻璃产品的数量而言，而是指玻璃产品的质量、工艺水平及玻璃产品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价值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