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伊斯兰玻璃继续输入：《中国古代玻璃器》成果

伊斯兰玻璃匠人继承罗马玻璃的工艺，经过近200年的实践，到10世纪以后，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特别在玻璃的装饰工艺方面有所突破，超过了罗马玻璃。光彩夺目的釉料彩绘玻璃和高透明度的浮雕玻璃是伊斯兰玻璃艺术发展的顶峰。中国一直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贸易伙伴。中国保存有不少宋辽时期的伊斯兰玻璃器。

从文献记载来看，中国宋代进口伊斯兰玻璃的数量相当可观。《宋会要辑稿》的历代朝贡中，多次记载了玻璃器的进口，仅南宋淳熙五年(1178)正月六日三佛齐国一次就进贡了200多件玻璃器：“三佛国进贡……琉璃一百八十九事：观音瓶十、青琉璃瓶四、青口瓶六、润口瓶大小五、环瓶二双、口瓶二、净瓶四，又瓶四十二、浅盘八、方盘三、圆盘三十八、长盘一，又盘二、渗金净瓶二、渗金劝杯连盖一副、渗金盛水瓶一、屈卮三、小屈卮二、香炉一、大小罐二十二、大小盂三十三、大小碟四、大小蜀葵碟、小圆碟一;番糖四琉璃瓶共十五斤八两，番棘三琉璃瓶共八斤，栀子花四琉璃瓶，共一百八十两……”据冯承钧先生考证，三佛齐国位于苏门答腊岛。《诸番志》对三佛齐国的物产有记载，并记载该国大部分物产来自大食，即来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

考古发掘出土的宋代伊斯兰玻璃器可分为3类：高级玻璃容器、普通玻璃容器和伊斯兰玻璃原料运到中国后加工成形的玻璃容器。

高级玻璃容器是指伊斯兰玻璃容器的精品，其质量比较高，且造型漂亮或有装饰。《宋会要辑稿》三佛齐国进贡的“琉璃一百八十九事”，可能都属于比较高级的玻璃容器。特别是渗金玻璃器，相当贵重。《武林旧事》中称为“大食玻璃官窑等瓶”的玻璃器，也是指的这种高级玻璃器。考古发现的伊斯兰玻璃精品中，没有见到文献记载中的那么多的品种，可能大部分玻璃精品没能保存下来。宋代塔基、地宫保存下来的高级玻璃容器多是香料瓶。

玫瑰油在宋代称为蔷薇水，是一种比黄金还要昂贵的香料，产于地中海东岸。《宋史·占城国传》记载：“显德中，其王释利因德漫遣其臣蒲诃散贡方物，有云龙形通犀带、菩萨石，又有蔷薇水洒衣经岁不歇，猛火油得水愈炽，皆贮以琉璃瓶。”《太平寰宇记》卷百七十八也记载：“世宗显德五年，其(占城国)王释利因德漫遣其臣蒲诃散等来贡方物。中有洒衣蔷薇水一十五瓶，言出自西域，鲜华之衣，以此水洒之，则不黦而馥，郁烈之香，连岁不歇。”宋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五记载：“大食国蔷薇水瓶贮琉璃缶中，蜡密封其外，然香犹透彻，闻数十步，洒著人衣服，经十数日不歇也。”

中国唐代贵族社会就流行使用香料，此风气至宋代仍盛行不衰。南宋诗人陆游《老学庵笔记》描述了贵族妇女使用香料招摇过市的情景：“京师(开封)承平时，宗室戚里，岁时人禁中。妇女上犊车，皆用二小鬟持香球在旁，而袖中自持两小香球，车驰过，香烟如云，数里不绝，尘土皆香。”宋代贵族对香料的追求必然促进西亚蔷薇水的进口。蔷薇水的价值可与黄金相比，因此，盛放蔷薇水的玻璃瓶也都选用很高级的玻璃，精工细作，艺术价值很高。

中国宋代遗址出土的3件刻花玻璃瓶都是用来盛放蔷薇水的玻璃瓶。河北定县5号北宋塔基中出土1件刻花玻璃瓶，高9.9厘米，最大腹径6.8厘米，底径6厘米，细颈，折肩，筒形腹，平底，颈部、腹部和底部都刻有几何形花纹。泛淡黄色，光洁无锈，透明度好。这只刻花瓶的器型和几何形的刻花纹饰都是10世纪伊斯兰玻璃的流行式样。

另外，与此相似器型及工艺的刻花玻璃瓶在中国还出土了两件。一件出土于浙江瑞安兴建于1034年的慧光塔，高9厘米。另一件出土于安徽无为建于1036年的舍利塔基，高12.5厘米，口径4.6厘米，底径7.3厘米。这3件刻花玻璃瓶中，以河北定县玻璃瓶年代最早，器型也较大。

河北定县5号塔基还出土了1件玻璃瓶，高17.6厘米，最大腹径9.6厘米，深蓝色，透明，内外壁都光洁如新。其器型比较特殊，细颈，长球形腹，圆底。不能立置，颈部有旋转的纹路，爆口，未经进一步加工。该玻璃瓶为无模自由吹制成形，似为玻璃器的半成品，尚有待进一步加工。但是，这种深蓝色的细颈长球形腹玻璃瓶在伊朗9～10世纪的内沙布尔遗址内多次发现。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中也出土1件这样的玻璃瓶。这种玻璃瓶虽然没有纹饰，但玻璃的质量特别好，用氧化钴作着色剂，玻璃的深蓝色中泛紫，十分漂亮，属于伊斯兰玻璃器中的精品。这种玻璃瓶很可能还是盛放香料的玻璃瓶。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人画十八罗汉中位列第十七的嘎沙鸦巴尊者前立一童子，右手持玻璃瓶，细颈小口，长球形腹，形状与河北定县5号塔基出土的玻璃瓶很相似。透过半透明的玻璃壁，可以看到瓶内装有大半瓶液体，瓶口外香烟缭绕。这幅宋人画非常清楚地表明，这种玻璃瓶是盛放香料的容器。

伊斯兰玻璃器中的普通玻璃容器是指阿拉伯人日常生活用器，主要是餐具和贮藏器。该类玻璃器多没有装饰，玻璃的质量也不太高，气泡较多，器壁也比较厚。河北定县5号北宋塔基集中出土了一批普通的伊斯兰玻璃器。玻璃直筒杯2件，一件高8.7厘米，口径9.1厘米，腹径9.3厘米，壁厚0.3厘米。直壁，直口，平底，口沿部烧成圆唇，底部有顶底铁棒的疤痕。蓝色，透明，表面发乌，上腹部有白色风化层。另一件为无色透明，透明度好，器型和工艺与前一件相同，只是器型较小，高6.9厘米，口径7厘米。这种玻璃直筒杯在伊朗戈尔甘的9～10世纪的遗址有出土，是喝水、饮酒用的杯子。细颈瓶2件，一件高7厘米，腹径5.8厘米，壁厚0.3～0.5厘米。直颈，折肩，鼓腹，厚壁，表面较光洁，透明度好，底部有顶底铁棒的疤痕。另一件器型与前一件相似，只是壁很薄，凹底，外壁附较多风化层。高7.4厘米，腹径6.4厘米，壁厚0.1厘米。方形瓶1件，高约5.7厘米。稍泛淡黄绿色，透明度好。底部正方形，边长2厘米，瓶身为四棱柱，瓶颈为四柱形，直径为1.4厘米，瓶口被后制的瓶盖遮盖。瓶盖为银箔制的三层莲瓣的莲花，内托一宝珠，为中国配制。这件方形玻璃瓶和上面提到的两件细颈玻璃瓶都是西亚常见的香料瓶。

河北定县5号塔基还出土一件较小的玻璃盂，高3.5厘米，口径7.6厘米。侈口平底，唇外翻，底部缠圈足。无色透明，透明度非常好。这种器型的小玻璃盂在西亚是盛放墨水用的。

在伊斯兰玻璃容器输入中国的同时，伊斯兰玻璃原料也输入到中国。宋蔡絛《铁围山丛谈》记载：“时(政和四年，1114年)奉宸中得龙涎香二琉璃缶，玻璃母二大篚。玻璃母者，若今之铁滓然，块大小犹儿拳，人们莫知其方，又岁久无籍，且不知所来，或云柴世宗显德间，大食所贡。又谓真庙朝物也。玻璃母诸珰以意用火煅而模写之，但能作坷子状，青红黄白随其色，而不克自必也。”这里记载的玻璃母，很可能就是半成品的玻璃料块。(www.xing528.com)

陕西西安西关外北宋铁塔寺中的舍利塔出土的1件蓝色玻璃碗，很可能就是用进口的伊斯兰玻璃料块在中国制成的。玻璃碗高6厘米，口径17厘米。侈口，直壁，圈足，凹底。深蓝色，半透明，面发乌，有水平抛光的痕迹。玻璃碗的器型与北宋的瓷碗器型相似，玻璃的颜色与用氧化钴作着色剂的伊斯兰玻璃非常相似。

目前，中国还没有发现早于宋代的玻璃作坊遗址。20世纪70年代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在若羌县瓦石峡宋代遗址曾发现了大量玻璃残片。玻璃残片的质量较差，含较多的气泡和杂质，透明度较差。玻璃的颜色有淡绿色半透明、深褐色不透明和无色透明三种。经过拼对，器型多为长颈凹底瓶，高约17厘米，口沿外侈，是伊斯兰金属器和玻璃器的常见器型。遗址上没有发现熔制玻璃的坩埚，但有不少玻璃器加工过程中废弃的玻璃丝头和玻璃料块，玻璃作坊遗址可能就在附近。玻璃残片经检测属于钠钙玻璃，钾和镁的含量比较高，与葱岭以西中亚地区的钠钙玻璃成分很相似。这说明，新疆瓦石峡的玻璃残片是伊斯兰玻璃制造技术由西向东传入中国后，利用伊斯兰玻璃原料在中国新疆地区制造的。

辽代出土了大量伊斯兰玻璃器，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奇迹。这些玻璃器来自伊朗、伊拉克、地中海沿岸等地，证明了辽代对外贸易发达，东西交流频繁。蒋飞飞先生分析了辽代伊斯兰玻璃器的传入途径及传入路线，指出辽与西域的交通有三条路线。北道即为草原丝绸之路，其路线从北庭出发至镇州，在镇州分为南北两条路线到达辽上京。中道自高昌以及疏勒、于阗出发过居延，东行至辽上京。南道自西域沿河西走廊至西夏都城兴庆府，然后循直道到辽河清军，再由此至辽中京、辽上京。三条道路在不同时期发挥着不同作用。

辽代进口的伊斯兰玻璃器也很多。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驸马的合葬墓出土了7件玻璃器皿，墓葬的年代是辽开泰七年(1018)，也就是说这批玻璃器的下限是11世纪初。这7件玻璃器的器型和纹饰可分为5类：

(1)带把玻璃杯2件。1件已残。完整的1件高11.6厘米，口径8.4厘米。深棕色透明，外表附有风化层。口微敛，器壁作圆筒状。肩部外鼓，腹部陡收，假圈足，在口和肩部连接着扁圆形把手，把手上端有圆饼状物为扳手;外底部有粘棒疤痕。残破的那件带把玻璃杯的口沿下面缠贴着七八圈深褐色玻璃丝。辽宁朝阳姑营子辽开泰八年(1019)耿延毅墓出土两件玻璃器，其中1件就是这种带把杯，高10.2厘米，口径8.2厘米，深绿色，透明，柄的上端也立一个扳手。陈国公主墓和耿延毅墓出土的带把玻璃杯很可能是伊朗高原10世纪的玻璃产品。

(2)刻花玻璃瓶1件。经碎片复原，高25.2厘米，底径9.8厘米，无色透明，表面有风化层，宽折沿，细长颈，折肩，筒形腹，平底，颈部和腹部磨刻有几何形花纹，外底部有粘棒疤痕。这种刻花玻璃瓶是很典型的伊斯兰玻璃器。

(3)乳钉纹玻璃瓶1件。此瓶已破碎，经复原，高17厘米，口径6厘米，底径8.8厘米，无色透明，侈口长颈，呈漏斗形，鼓腹，喇叭状高圈足，腹壁饰5排小乳钉纹。值得注意的是，其花式镂空把手完全是用玻璃条堆砌起来的。由此看来，玻璃匠人已经充分掌握了融熔玻璃液在温度下降时由软变硬的特点，能够逐步堆砌起这个镂空的花式把手。陈国公主墓的这件乳钉纹玻璃瓶很可能是埃及或叙利亚的产品。

(4)刻花玻璃盘1件。此器口径25.5厘米，底径10厘米，高6.8厘米，无色透明，有风化层，敞口，弧腹，圈足，腹壁刻有一周28个小四棱锥装饰。因为小四棱锥都是手工用砂轮打磨出来，各锥体的大小并不完全一样，一般高约0.8厘米，底部长约1厘米，边缘锐利。该碗壁虽然经过抛光，但砂轮打磨的痕迹在放大镜下仍可以看出来。底部圈足也是用砂轮打磨出来的。这件高浮雕的刻花玻璃盘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玻璃珍品，两件与它有相似之处的玻璃盘现存意大利的圣马科。圣马科的玻璃盘的腹部刻有许多小圆盘和小圆锥体，并镶有金属口沿，是作为吊灯使用的。陈国公主墓的玻璃盘的外壁除了棱锥装饰外，也磨有几个小的凹坑，这些凹坑很可能是为了装配金属口沿而特意磨制的。陈国公主墓的刻花玻璃盘如果真的是10世纪或11世纪初拜占庭的玻璃产品，那么它就是东罗马和辽之间存在过直接或间接的贸易联系的证据。

(5)高颈玻璃瓶2件。二器均破碎，经复原，高约28厘米，口径约8.5厘米。淡黄色透明，含较多气泡。侈口，口沿处压印了5个椭圆同心圆作为装饰，椭圆的长径为3厘米，短径为1厘米。细长颈，颈部鼓起二道弦纹。鼓腹，底部内凹，有粘棒疤痕。该瓶的壁非常薄，其口沿部最厚，约有0.5厘米，底部厚0.2～0.3厘米，顶部最薄，不足0.1厘米。这两件玻璃瓶是伊斯兰玻璃生产由西向东传播过程中的产品，很可能是中亚的产品。

天津蓟州区独乐寺白塔上层塔室中发现玻璃器4件，其中1件刻花玻璃瓶应是伊斯兰玻璃。根据上层塔室中刻有清宁四年(1058)的石函推断，该玻璃瓶的年代下限应是11世纪中叶。该刻花玻璃瓶高26.4厘米，口径7.8厘米，颈高10.5厘米，无色透明，表面附黄白色风化层，宽折沿，细长颈，筒形腹，平底，底部有粘棒疤痕。其颈部和肩部刻有矩形、菱形和弦纹，腹部刻有弦纹。该瓶与陈国公主墓出土的刻花玻璃瓶属于同一类型，但腹部只刻有二道弦纹，比陈国公主墓玻璃瓶的纹饰要简单。辽宁朝阳北塔发现了一件玻璃瓶，根据塔内发现的铭文“重熙”可以断定，该玻璃瓶应是在辽重熙年间(1032—1054)放进塔里面的。这件玻璃瓶非常奇特，不仅配有黄金的瓶盖，而且瓶子的内部还有一个小型的带把杯。外瓶为黄色，透明度很好，颈部缠有蓝色玻璃丝为装饰，瓶柄上的扳手是蓝色玻璃。内瓶为蓝色，透明，瓶柄为金黄色，透明。外瓶总高为16.3厘米，内瓶高5.9厘米。在伊斯兰艺术中，经常发现这种外瓶器型的金属器和陶器。制造这种瓶中瓶玻璃器需要很特殊的技术，这种技术在三四世纪的罗马帝国的两个玻璃生产中心叙利亚和莱茵河流域出现过。辽宁朝阳北塔出土的玻璃瓶说明瓶中瓶技术在伊斯兰时期并没有完全失传。

中国的伊斯兰玻璃器有4处是从辽墓或辽塔中发现的，辽与西亚的关系应引起重视。《辽史》中虽有很少的一点资料提到了辽与西亚的关系，例如“天赞二年六月辛丑。波斯国来贡”“太平元年三月，大食国王复遣使请婚，封王子班朗尹胡思里女可老为公主，嫁之”，但辽墓中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还是很少，仅发现过伊朗的银器。中国出土的辽代伊斯兰玻璃器与伊朗银器可以证实辽与伊斯兰阿拉伯之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