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时期玻璃器的类型与特征——《中国古代玻璃器》成果揭秘

宋辽时期的玻璃器仍然多出土于佛寺塔基的地宫。宋代玻璃器的类型主要有葫芦瓶、杯、瓶和一些仿动物与水果的玻璃观赏品等。

中国出土的宋辽玻璃器中，数量最多的是寺院塔基里的葫芦形玻璃瓶。河北定县5号北宋塔基出土了10件器型相似的葫芦玻璃瓶，颜色有蓝色透明、绿色透明、黄棕色透明、褐色透明和棕色不透明等多种，壁多附白色风化层，器壁很薄。定县6号北宋塔基出土了33件玻璃瓶，除了一个四联瓶、一个细颈瓶外，全部都是葫芦瓶。它们大小不一，高3～5厘米，有绿色透明、棕色透明或半透明和无色透明几种，器壁附白色风化层。有些葫芦瓶的瓶壁印有丝织品的纹路，看不清玻璃的颜色，很可能是由于长期被丝织品包裹，又经风化腐蚀所致。江苏连云港海清寺出土3件葫芦瓶，乳白色，不透明，质地脆而易碎。甘肃灵台宋代舍利石棺内出土3件葫芦形玻璃舍利瓶，其中1件复原后高7.8厘米，最大腹径5厘米，器壁厚度约0.1厘米。无色透明，泛淡绿色，口沿部缠玻璃条，凹底。另外两件未复原，一为淡黄色透明，一为淡绿色透明。

表3　北宋佛塔出土的部分葫芦形玻璃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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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批宋代葫芦玻璃瓶的制作工艺基本相同，都是无模吹制而成，底部没有疤痕，说明未使用铁棒顶底技术。口部一般加工粗糙，器壁都很薄。河北定县5号塔基和6号塔基的8件玻璃葫芦瓶都是铅玻璃，其中一块绿色透明的玻璃残片含铅量为70%。甘肃灵台的葫芦瓶含氧化铅50%以上。这批宋代葫芦玻璃瓶的器型、成分及工艺都说明它们是国产玻璃器。

葫芦玻璃瓶是宋代最流行的玻璃器，它不仅用于塔基下盛放舍利或作为供奉品，而且当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也是常见的器物。宋代著名画家苏汉臣(传)《婴戏图》(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就画有葫芦玻璃瓶。《婴戏图》上画有8个在庭院里嬉戏玩耍的儿童，画面中央的3个婴儿坐卧在床上，正专心致志地观察着两条小鱼。小鱼分别装在两只玻璃瓶里，一只玻璃瓶绿色透明，细长颈，类圆锥形;另一只玻璃瓶无色透明，葫芦形。从画面的比例来看，葫芦玻璃瓶高25～30厘米，比宋辽塔基下出土的葫芦玻璃瓶要大得多。苏汉臣善画《婴戏图》，这些画都以真实的宋代生活为题材。玻璃瓶在他的画面上出现，说明宋人日常生活中就使用玻璃瓶，而且可以看出玻璃瓶在宋代并不是十分珍贵，否则不会供儿童玩耍使用。目前的考古发掘还没有在宋代的墓葬和遗址中发现这样大的葫芦玻璃瓶，很可能是由于壁这样薄的玻璃器很难保存下来。而塔基下的葫芦玻璃瓶是由于很特殊的保存环境才得以保留至今。

另外，河北定县5号塔基和6号塔基各出土1件侈口薄壁玻璃碗。5号塔基出土的玻璃碗，器壁厚度不足0.15厘米，高9厘米，口径15厘米。侈口，凹底，底部有疤痕。绿色，半透明，内外壁附白色风化层。6号塔基出土的玻璃碗，器壁厚度不足0.15厘米，高9.9厘米，口径16厘米。口外侈，六瓣花式口沿，束腰，鼓腹，凹底。底部中心有0.5厘米长的疤蒂，可能是采用铁棒顶底技术后留下的疤痕。淡绿色，半透明，外壁附黄白色风化层。这两件碗的工艺相同，都是无模自由吹制成形。成形后，底部粘在铁棒上，进行剪口，烧口，并用钳子将口沿夹成侈口或花式。两件碗都是铅玻璃，并含少量的铜。

这种凹底、侈口花式口沿的玻璃碗，在国外没有发现过。玻璃碗的尺寸较大，但器壁很薄，不易运输。玻璃碗的制造地点，应当离定县不远。玻璃碗底留下的疤蒂很长，说明当时采用铁棒顶底技术还并不纯熟。花式口沿可能是受到北宋瓷器的器型影响。

河北定县北宋塔基出土的这两种玻璃碗在宋代也很流行。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的一幅《宋人观音大士》轴画上，观音大士的左手托一侈口玻璃碗，透过碗壁依稀可见碗内的植物叶子。画上的玻璃碗与定县5号塔基出土的玻璃碗几乎一模一样。苏轼《药玉盏》诗中的药玉盏是玻璃酒杯，器型大概与定县北宋塔基出土的玻璃碗相差不远。此外，苏轼《二月三日点灯会客》有诗句“试开云梦羔儿酒，快泻钱塘药玉船”，林子仁注曰：“药玉船盖以药煮石而似玉者也，可作酒杯。”苏轼说的“药玉船”，很可能是指在钱塘江一带生产的玻璃杯，杯的深度较浅，类似船的形状。日本奈良正仓院保存下来的一件8世纪的绿玻璃十二曲长杯，是仿制西亚银器的高铅玻璃，很可能是在中国制造的。如果中国宋代还继续生产这种器型的玻璃器的话，那么称呼这种玻璃十二曲长杯为“药玉船”是非常合适的。

宋辽时期佛教塔基出土的玻璃瓶除了葫芦形瓶外，还有两种器型的玻璃瓶，一种是细长颈、球形腹的瓶子;另一种的瓶口较粗，颈较短，类似罐式瓶。河北定县5号北宋塔基出土的2件长颈瓶，一件无色透明，高8厘米，最大腹径4.5厘米，颈部缠一条玻璃凸弦纹作为装饰;另一件为绿色透明，高6.5厘米，最大腹径3.7厘米。定县6号北宋塔基也出土了玻璃长颈瓶2件，由于瓶子外部裹有丝织品，玻璃本身的颜色看不清楚。一件高3.7厘米，最大腹径3.4厘米，口部缠玻璃条为口沿;另一件高4.9厘米，最大腹径3.6厘米，颈部偏上部分也缠一条玻璃凸弦纹为装饰。苏汉臣《婴戏图》中的长颈瓶也应属于这种类型，只是器型大于塔基出土的玻璃瓶。

天津蓟州区独乐寺白塔(1059)塔身中出土的银盖玻璃瓶就属于罐式瓶，高6.9厘米，口径2.9厘米，腹径5.1厘米。直口短颈，腹部内斜收，平底。瓶盖是银质的，与玻璃瓶口相匹配，是专门为这个玻璃瓶制作的。

宋辽时期塔基出土的这种罐式玻璃瓶是比较小的，而实际生活中使用的罐式玻璃瓶要相对大得多。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人画十八罗汉图中，位列第一的阿迎阿机达尊者在诵经，他的弟子半蹲跪着往一个花瓶里插放供养的莲花。花瓶的器型与天津蓟州区独乐寺白塔出土的罐式瓶一样，只是体积较大，从画面上的相对比例来看，大约有40厘米高;瓶壁透明，莲花的枝茎透过瓶壁可以清晰地看到。

宋人对玻璃花瓶相当钟爱。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记载，清河郡王张俊进奉给宋高宗白玻璃圆盘子1件，玻璃花瓶7件，玻璃碗4件。来源于佛教的插花艺术，最迟在宋代也流行于世俗，而且用玻璃瓶插花特别受到重视，因此有“玻璃花瓶”之专门术语。自宋代以来，玻璃瓶插花艺术经久不衰，流行至今。

净瓶是佛前的一种供器，用于盛放奉佛之水。唐宋时期流行瓷净瓶，器型与一般日用的瓶子有所不同，为细长颈，上部有直立的细长圆管为瓶口，在颈和口之间有凸起的圆盘，瓶的肩部一侧附上翘的短流。宋代以佛教为题材的画中开始出现玻璃净瓶的画面。南宋画家牧谿的《观音图》(现藏日本大德寺)上有一个插有柳条的玻璃净瓶，瓶子的形状与瓷器净瓶一样，只是没有肩部的流。

宋辽时期的玻璃观赏品数量明显增多，主要有玻璃动物、玻璃瓜果和玻璃灯等。河北定县5号塔基曾出土一串玻璃葡萄，每粒葡萄都用深棕色的玻璃吹制而成，再用金属丝将葡萄粒缀连起来。这串玻璃葡萄与真的紫葡萄颜色大小完全一样，足可以乱真，令人惊叹。

河南密县法海寺塔基(北宋三色琉璃塔，999年)玻璃器出土数量比较多，能看出器型的约50余件，其中有不少是观赏品。玻璃器分别放置在下层石函内和三彩琉璃舍利匣之上。形制有壶形鼎、瓶、椭圆形卵状物、宝莲形物和鸟形物等。壶形鼎为小口圆腹，薄胎，三实足;椭圆形卵状物和宝莲形物，皆胎薄如纸而密封;鸟形物昂头翘尾，两翅各穿一玻璃环。玻璃器的颜色分白色和淡绿色两种，表面有银锈，制作相当精致。而河北定县北宋塔基中也有玻璃鸟、玻璃葡萄等器物出土。这些玻璃器物形体较小，造型奇特，不会用来盛舍利，可能只是作为供养器埋入地宫。

其中一件玻璃宝莲形物，为红棕色半透明，壁薄如纸，仅0.02厘米，内外壁附暗灰黄色风化层，部分风化层呈金色。其器型如莲花的花蕾，又似瓜棱罐，腹部有八条瓜棱，顶部(或底)有圆形凸起，器型工整，有可能是有模吹制。如此薄的花蕾形玻璃器只能是观赏品。

数件玻璃蛋形器，均为黄棕色，壁薄如纸，如鸭蛋大小，一端有孔，与隋代李静训墓的蛋形器的器型、工艺完全一样。经检验为铅玻璃。

其中最出色的玻璃观赏品是玻璃鹅，系用淡绿色透明玻璃热塑而成，造型简洁，抽象生动。艺术家抓住鹅引颈长鸣的一瞬间进行塑造。作品不追求形似，但栩栩如生，非常传神，有中国写意画的效果。

玻璃晶莹透明的特性，用来做灯，胜于绢纸之类。周密《武林旧事》记载，南宋时期从苏州进贡的“苏灯”和从新安进贡的“无骨灯”都是用玻璃为主要构件的玻璃灯。书中描述：“禁中尝作琉璃灯山，其高五丈，人物皆用机关活动，结大彩楼贮之……又有幽坊静巷好事之家，多设五色琉璃泡灯，更自雅洁，靓妆笑语，望之如神仙。”

宋代玻璃继承了唐代高铅玻璃的传统，是以金属铅和石英砂为主要原料熔制的。与唐代高铅玻璃相比，宋代玻璃中的氧化铅的含量有所下降，氧化钙和氧化钾的含量明显增多。特别引起重视的是，约有半数以上的玻璃样品含有10%左右的氧化钾，属于铅、钾、硅系统玻璃。赵匡华先生通过研究唐代之后的炼丹术，认为“制造铅丹、黄丹的工艺自唐代以后从初始的炒铅法进步到硝石法或硝黄法，即以金属铅加硝石(KNO3)或再加硫黄一起合炒制作。唐代中期炼丹术专著《丹房镜源》最早记载了这种‘硝黄法’。”用这种新的工艺制作的黄丹中必然含有大量的硫酸钾(K2SO4)，用来炼制玻璃就会得到铅、钾、硅体系的玻璃。所以说，宋代玻璃制造工艺与唐代以来的炼丹术有着一定的联系。

宋辽时期的玻璃制造技术较之前没有明显的进步。玻璃器的成形方法多采用无模自由吹制法，少数采用铸造成形法。玻璃器成形后的进一步装饰一般比较简单，多采用缠玻璃丝的热加工法，很少采用冷加工的琢磨工艺。宋人程大昌《演繁露》中对宋代的玻璃器作了很中肯的总结：“然中国所铸有异于西域者，铸之中国则色甚光鲜，而质则轻脆，沃以热酒，随手破裂;至其来自海泊者制差朴钝，而色亦微暗，其可异者，虽百沸汤注之，与磁银无异，了不损动，是名番琉璃也。”宋代国产玻璃“色甚光鲜”，是由于氧化铅可以提高玻璃的折射率，铅玻璃的折射率高于西方的钠钙玻璃，而且宋代玻璃常常加有金属氧化物作为着色剂，制成翠绿、天蓝、乳白色的玻璃，色彩比进口玻璃要艳丽。宋代玻璃质则轻脆、不耐寒暑的原因，除了原料上的差异外，还可能是由于没有很好地采用退火技术。玻璃在成形过程中，内外层存在着一定的温度差。这种温度差在玻璃制品中形成相应的应力，由于局部的、不均匀的应力的存在，使得制品的强度减弱。退火的目的就是使制品内的应力减小到可以容许的程度。宋代国产玻璃器多薄壁器，可以推测中国当时还没有很好地掌握退火技术。

宋代的艺术玻璃比隋唐时期有较大进步。玻璃瓜果等观赏品比隋唐时期做得更逼真，玻璃动物又往抽象神似的方向发展。玻璃可配制出不同颜色、不同透明度、五彩缤纷的材料，其可塑性强的特性吸引着玻璃工艺师创造出各种玻璃观赏品。用玻璃制成的观赏品，色彩艳丽，艺术性强，造价低廉，很容易被普通百姓接受。中国的艺术玻璃自隋唐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仍然盛行不衰。玻璃鸟兽、玻璃花盆景等艺术品至今还是中国出口到东南亚和欧美各国的主要传统工艺品之一。

宋代绘画中亦有对玻璃器的描绘。在宋代，已有画家以描绘玻璃器知名。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四记载：“董祥，京师人，今为翰林待诏。工画花木，有琉璃瓶中杂花折枝，人多爱之。”北宋画院画家董祥最擅长描绘插在玻璃瓶中的折枝花，时人对他的这类作品很是喜欢。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苏汉臣(传)《婴戏图》中描绘一种“琉璃泡灯”，状似阔腹玻璃瓶，内有小鱼数尾，瓶置于灯光之前，让灯光将水光鱼影映得澄澈透明，是吴中上元夜的应节陈设之一。

北宋黄庭坚曾作《南山罗汉赞十六首》，是为他所见到的一套《十六应真图》作题赞。每首图赞前，都有题注简述各幅画面的主要内容。由这些题注可知，“第一尊者”图中有“坐前琉璃花盆”;“第二尊者”图中则有“坐前琉璃盆花”;“第四尊者”是“小僧倾琉璃瓶水饮虎”;“第五尊者”为“小僧奉琉璃器，中有两孔雀尾”。

南宋楼钥《跋乔仲常高僧诵经图》记载：“始余从乡僧子恂得罗汉摹本，旧有跋云：‘姚仲常善画而不易得，一贵人待之三年，一日欣然索匹纸，为作应真，数日而成。’其本已经四摹，固知失真已远，而笔意尚卓然可观。众像之外，人物鬼神山水树石无不毕备。以琉璃瓶贮藕花，小龟缘茄而上，童子隔瓶注视……”可见，楼钥曾见到北宋画家创作的《十六应真图》，其中让他印象深刻的细部之一，便是对于玻璃瓶的描绘：荷花的花束婀娜在玻璃瓶中，画家特意呈现一只小龟在瓶腹里向上爬，以此来展示玻璃的透明特性。不仅如此，在瓶后凝视小龟的童子的面庞也一并映现在玻璃瓶壁上。

由此可以推测，《十六应真图》中出现玻璃器，在北宋绘画创作中已然是固定下来的程式之一，当时的画家们创作时一般都会动用这个因素。从十六幅图中竟有四幅表现玻璃器来看，在宋代，玻璃器是这类题材创作中很热门的一个素材。怎样在罗汉图这个固定题材中安插关于玻璃器的活泼情节，怎样尽可能生动地呈现玻璃的透明材质，以及怎样展示自己表现人与物透映在玻璃壁上的精妙技巧，都成了画家们之间比斗才华高下的具体项目。

同时，观音像中“琉璃净瓶”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因素。日本大德寺藏宋代画家法常的《观音图》，便有一缕杨枝插在琉璃净瓶中，可以看到细枝在瓶中的纤影。法常刻意地展示出当时玻璃器隐约带有青色、接近半透明的状态，同一枝条，插入瓶腹部分变成模糊的影迹，与伸展在瓶外部分的清晰形象构成对比。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传为北宋李公麟所作《维摩演教图》，散花天女手托一只透明质地的盛花玻璃盂，盂中簇满鲜花，花的枝茎则宛然清晰地映现在盂壁上。而北宋武宗元《朝元仙仗图》中的“苍元洞阴玉女”同样为手托一只盛花的透明盂的姿态。

四川博物院藏南宋佚名《柳枝观音像》，观音的宝座旁有一大玻璃盆，通体透明，盆中插有硕大的一朵牡丹，本应掩在盆内的折枝以及碧叶却清晰地映现在盆体的器壁上。此类大玻璃盆是宋代画师喜爱的题材。

玻璃制品在辽代社会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其使用较为普遍，普及程度较高。考古发现的辽代玻璃制品数量较大，种类较多。辽墓出土的玻璃器用途多样，皇家使用从西方进口的精美玻璃饮食器具，官员使用仿玉玻璃带具，佛寺使用玻璃器皿盛装舍利。此外，玻璃制品还广泛应用于装饰、娱乐等方面。

蒋飞飞先生搜集出土玻璃器的辽墓、辽塔大致有40处。其中内蒙古自治区21处，包含通辽2处，赤峰16处，呼伦贝尔市1处，锡林郭勒盟2处。辽宁省15处，包含朝阳4处，沈阳5处，阜新2处，锦州4处。此外，天津1处，河北1处，北京2处。纵观辽代玻璃制品的分布主要集中在辽西地区以及内蒙古的赤峰市。这一地区属于辽代政治中心，亦为契丹民族的发源地。历史上辽代五京，其中辽上京位于今赤峰市巴林左旗，辽中京位于赤峰宁城县，辽东京位于辽宁辽阳市。辽代玻璃制品的分布与其统治中心相合。

表4　出土的辽代玻璃制品一览表(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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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蒋飞飞先生统计，辽代出土伊斯兰玻璃器共22件，出自内蒙古、辽宁、天津。其中，内蒙古4处，共11件，分别为通辽吐尔基山辽墓1件、通辽陈国公主墓7件、赤峰辽谢马赠卫国王墓1件，另外内蒙古博物院在征集2件。辽宁省4处，共10件，分别为朝阳耿延毅墓2件、朝阳北塔1件、法库县叶茂台七号辽墓1件、阜新县平原公主墓6件。天津蓟州区独乐寺塔出土1件。辽代伊斯兰玻璃器大致与辽代玻璃器分布地区相似，主要分布在辽上京、辽中京、辽东京及周边地区。其中辽代伊斯兰玻璃器多出自契丹皇室墓葬中，其分布亦大致与皇族后族祖地相合。

表5　出土的辽代部分伊斯兰玻璃器化学成分分析

①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56页。
②安家瑶，《试探中国近年出土的伊斯兰早期玻璃器》，《考古》，1990年第12期，第1125页。
③付宁，《内蒙古地区发现的辽代伊斯兰玻璃器——兼谈辽时期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2期，第79页。

辽代出土玻璃器从化学成分上分为两类：钠钙玻璃和铅玻璃。钠钙玻璃主要来自西方，制作精美、透明度高，以容器尤其是饮食器具为多。铅玻璃即中国本土生产的玻璃，大多是装饰品，追求仿玉效果。杨伯达先生在《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一书中对辽代玻璃器有如下总结：“笔者在东北、内蒙古参观时看到一些辽金的各色玻璃饰品和玻璃珠，多是平民所用之装饰……这些零星线索足以说明契丹、女真及汉族平民使用玻璃簪、铁、珠做首饰或装饰。其时，寺院用玻璃器做盛舍利的器皿;官员用药玉做带饰;皇家贵族则使用从陆路输入的中西亚玻璃器。”这段话很好地总结了辽代玻璃器的使用情况。辽代玻璃器应用广泛，餐饮、宗教、服饰、装饰品、娱乐游戏等各个方面都可以见到玻璃器的身影。总体来说，辽代出土玻璃器按照功用可分为饮食用具、宗教用具以及其他以装饰品为主的生活日用品。

1.饮食用具

辽代宴饮之风盛行。从西方输入的伊斯兰玻璃器成为贵族们追求的时尚。宋人路振《乘轺录》记载，辽朝设宴款待宋使路振一行，在燕京“置宴于亭中，供帐甚备，大阉具馔，盏斝皆颇璃。黄金扣器”。说明玻璃器皿在辽代的珍贵程度。辽代饮食用玻璃器以进口的西方玻璃器为主，器型有杯、瓶、壶、盘、碗、盆等。

辽代出土玻璃杯按照器型的不同分为三类：高足杯、带把玻璃杯、直筒杯。都属于外来玻璃。高足杯1件，内蒙古通辽吐尔基山辽墓出土。杯高12.5厘米，口径9.4厘米，底径3.9厘米。淡蓝色透明，杯茎较短，腹部较大，口沿外侈。制作精美，保存完好，为伊斯兰玻璃中的精品。带把玻璃杯3件。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2件，其中一件出土时保存完整，另一件出土时已破碎，后修复。两件玻璃杯形制大小基本相同，深棕色，透明，含有气泡。器表有风化层。口微敛，颈圆筒状，鼓腹，假圈足。扁圆柱形把手连接于口和肩部，把手上端有扁圆状突起，便于握持。底外部有粘棒疤痕。二者仅口沿部装饰略有区别，一件光素无纹，另一件口沿下面缠绕有玻璃丝作为装饰。辽宁朝阳辽耿延毅墓出土1件。该把杯形制与陈国公主墓相同，深绿色透明，把手上端亦有一突起。两座墓的墓主人都身份尊贵，耿延毅为辽代大臣;另一个贵为公主，并深受皇帝宠爱。耿延毅墓年代为辽圣宗开泰八年(1019)，陈国公主墓年代为辽圣宗开泰七年(1018)。这三件玻璃杯都为伊斯兰玻璃器，且器型相同，年代相当，可能为同一批制作，然后通过丝绸之路进献给辽帝，再分赐给耿延毅家族和陈国公主夫妇。直筒杯1件，辽宁阜新辽平原公主墓出土。出土时残破，后经修复。该杯口径12厘米，高8.5厘米。直口、圆唇、斜腹、圆底，杯身饰凸弦纹。蓝色，透明。墓主人平原公主为辽圣宗长女，地位高贵显赫。

辽代出土玻璃瓶较多，但用于餐饮的玻璃瓶有5件，其中1件残破未修复。按照形制纹饰可以分为两类：磨刻花高颈玻璃瓶、侈口长颈瓶。这5件玻璃瓶都属于外来玻璃。磨刻花玻璃瓶2件。一件出自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残破，复原。口径7.4厘米、腹径13.3厘米、底径11厘米、高24.5厘米。方唇，宽折沿，喇叭形细高颈，折肩，桶形腹，平底微内凹。腹壁较薄，底部较厚，底外中心有粘棒疤痕。器表有磨花和刻花装饰。无色透明，略含气泡，表面有风化层。另一件出自天津蓟州区独乐寺塔。口径7.8厘米、高26.4厘米。平口外翻，细颈，折肩，桶形腹，平底，颈部和肩部刻菱形和带状图案。无色透明，内含小气泡，表面附着黄白色风化层。两件玻璃瓶形制相同，皆为宽折沿，细颈、折肩、桶形腹、平底，纹饰略有区别。此类玻璃瓶属于典型伊斯兰玻璃器。辽代出土的这两件玻璃瓶，有明确的纪年，可以作为世界同类玻璃瓶判定年代的标尺。侈口长颈瓶2件，出自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二器均破碎，后复原1件，高31.2厘米、口径8.5厘米、底径10厘米。侈口，长颈，圆腹，颈部上端有两道凸棱纹，口沿处有个同心双椭圆纹饰。淡黄绿色，透明。

辽代出土玻璃壶3件，各不相同。金盖鸟形玻璃壶1件，出自辽宁朝阳北塔，原发掘报告中称为“金盖鸟形玻璃瓶”，但其外形及用途应归类为壶比较合适。淡绿色透明，圈足，卵形腹，带把，壶内有一小瓶，把上有一短柱，金盖，是伊斯兰玻璃中的珍品。乳钉纹玻璃壶1件，出自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该器出土时残破，后经修复，壶颈呈漏斗形，圈足，腹部饰有5圈乳钉纹，把手是在玻璃半凝固时制成镂空图案。该壶为典型的伊斯兰玻璃器。

辽代出土玻璃盘共6件，一类为方盘，另一类为圆盘。方盘1件，为“绿玻璃镶银扣方盘”;圆盘5件，分别为“磨雕棱锥纹玻璃盘”“黄色印纹盘”和3件“几何纹玻璃盘”。绿玻璃镶银扣方盘1件，辽宁法库县叶茂台7号辽墓出土。盘面为正方形，中心有一圆形凹坑，四角各分布一叶形凹坑，用途可能为放置调料品。磨雕四棱锥纹玻璃盘1件，出土于内蒙古奈曼旗陈国公主墓，为伊斯兰玻璃。该器无色透明，敞口，弧腹，圈足，盘身环绕一圈砂轮打磨的小四棱锥纹饰。黄色印纹盘1件，出土于辽宁朝阳耿延毅墓。淡蓝色，透明，腹壁作出凹凸均匀的编织纹样。几何纹玻璃盘3件，辽宁阜新辽代平原公主墓出土。3件玻璃盘形制基本相同，敛口，鼓腹，圆底近平。纹饰相似，腹部都有小型竖凹槽环绕，两件器底有直线、圆形构成的几何纹样，一件器底有圆形凹槽组成的图案。器形、纹饰皆为伊斯兰文化特征。

辽代出土玻璃碗2件。其中一件出土于辽宁阜新辽代平原公主墓。已残。高5厘米、口径18厘米、底径11.5厘米。敞口、圆唇，斜腹，平底。外壁周身饰有凹槽所构成的图案。内壁平滑无装饰，外壁遍布由几何纹、三叶花纹所构成的图案，器底饰六叶花纹。白色透明，含气泡，表面有风化层。出土玻璃盆1件，辽宁阜新辽代平原公主墓出土。残破严重，无法完整复原。底径11.4厘米、残高7.2厘米。紫色透明，斜腹，平底。从残片分析为伊斯兰玻璃盆。

2.佛教用具

辽代佛教盛行。辽代佛教继承了隋唐佛教舍利瘗埋制度，辽塔出土了大量玻璃器。这些玻璃器有作为供奉物的实用器皿，还有一些盛装舍利的玻璃器皿，以及作为小件玻璃装饰品。其中以玻璃器尤其是葫芦形玻璃瓶盛装舍利，独具中国特色。

辽金时期，舍利塔基发现最多。从考古材料看，辽金时期舍利瘗埋基本上继承了唐宋以来的制度。玻璃瓶仍主要作为舍利容器使用。内蒙古宁城辽代塔基石函内的出土遗物有200多件。从外向内依次为石函、透雕座方形铜函、鎏金铜方函、錾花银方函。在银函内有一小玻璃舍利罐，内装松香颗粒和碎骨粉。其他遗物均放在银函与铜函之间，还有一件绿玻璃葫芦和3枚白色玻璃珠。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北京密云辽冶仙寺塔基中也有玻璃器出土。

出土的辽代玻璃舍利容器以各种小舍利瓶居多，亦有小舍利罐等。其中舍利瓶又以葫芦形玻璃舍利瓶最具特色。葫芦形玻璃舍利瓶10件，分为两类，一类是瓢葫芦形舍利瓶，1件，内蒙古巴林右旗辽代庆州白塔出土。高3.3厘米，口径0.8厘米，墨绿色透明，略呈葫芦形，有红色丝织物制作的盖子，内装有舍利子若干。另一类为亚腰葫芦形舍利瓶，共9件。辽宁朝阳新华路辽代石宫出土2件;天津蓟州区独乐寺塔出土1件，绿色;内蒙古宁城县武官营子辽代石函出土1件;北京顺义辽净光舍利塔出土5件，出土时粉碎。

表6　出土的辽代葫芦形玻璃瓶

河北正定天宁寺塔现存地宫为金正隆六年(1161)重修时所建。出土玻璃瓶2件，造型相似，置于长方形石函内。玻璃瓶呈橄榄形，器壁半透明，有白玉质感，表面晶莹有光泽。盖为圆形，空心，面上有三瓣扁钮。鼓腹下收，平底稍内凹。另一件缺盖，口稍残，肩部有一道裂纹。瓶内盛有作舍利子的小砂粒。

山西朔州崇福寺弥陀殿东壁的金代壁画中，一胁侍菩萨双手捧一玻璃钵。玻璃钵较大，口沿扣金边，壁斜收，圆底，淡黄色，透明。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至宋辽时期，玻璃器物一直存在于佛教塔基中。塔基中玻璃器逐渐增多、器类趋于繁复、用途更加广泛是不争的事实。另外，古代佛寺大多用萨珊、伊斯兰玻璃器供奉舍利子，大概是因为当时玻璃器仍是作为珍宝供奉于佛教寺院中，抑或被当作高级供养品，而僧众不了解也未考虑其代表的文化意义。

3.玻璃装饰品

辽代玻璃装饰品主要包括带具、璎珞、玻璃管、玻璃珠饰、其他饰品等几种。

(1)带具主要以带銙为主。辽袭唐制，继承了蹀躞七事之制。同时，由于蹀躞带方便游牧民族携带小型生活日用品，因此在辽代大为流行。辽代带銙的材质主要有金、银、铜、铁、玉石、玛瑙、水晶等。玻璃带銙可能是为追求玉带的效果而作。出土的辽代玻璃带銙主要有以下几件：①玻璃蹀躞带銙15件。出自辽宁省义县清河门水泉辽墓，出土时部分已粉碎。白色，表面侵蚀严重，有铁锈痕迹，形状有圭形尾、圆形銙、心形銙、方形銙，部分带銙有长条形古眼。②白玻璃刻牡丹纹带銙4件，出自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浩尔吐乡桦杆子沟村辽墓。近似玉色，带銙正面刻有牡丹花图案，带尾近似长方形。带銙有近似方形和椭圆形两种，上端两侧各有一穿孔。③浮雕人物击腰鼓纹玻璃带銙1件，出自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汉城遗址。长4.8厘米、宽4.5厘米、厚0.8厘米。四角各有一穿孔。正面一胡人，头部系带，身着圆领窄袖长袍，足蹬长靴，绸带绕腋下飘起，盘坐垫上，击一长鼓。背面有四个象鼻穿。洁白似玉。

(2)玻璃璎珞1套，内蒙古赤峰市境内征集，巴林左旗博物馆收藏。该套玻璃质璎珞由7件玻璃珠，一件T形坠饰和一件心形坠饰组成，其中2件玻璃珠从中部断裂为4片，T形、心形上端各有一横穿。辽代璎珞盛行，男女贵族皆有佩戴。璎珞本为外来物品，传入辽后，逐渐发展出了具有契丹风格的璎珞式样。赤峰市博物馆藏的“玻璃质璎珞”即属于契丹所独有的璎珞。该种璎珞的独特之处在于“T形坠饰”和“心形坠饰”的使用，不见于其他地区。

(3)镶金玻璃管3件，出土于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花根塔拉辽墓。黑色，外表镶有金片缠绕管身，金片上有錾花，最长的10.5厘米，直径1厘米，另两根大小相同，长7.8厘米，直径0.7厘米。辽代流行一种由管形器和金丝球组合而成的臂饰或胸饰，亦有学者称之为臂璎珞、胸璎珞。该种璎珞通常由管形器3个，金丝球2～3个相间穿连而成，为契丹独有的形制。与镶金玻璃管同出土的还有2件金丝球，很可能共同组成这种璎珞。

(4)玻璃珠饰。辽墓出土了大量的玻璃珠，颜色各异，式样丰富。辽宁法库县叶茂台7号辽墓出土一件水晶玻璃腰佩，由玻璃珠、水晶珠串连而成。内蒙古赤峰上烧锅辽墓群出土一串玻璃珠组成的项饰。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辽墓出土玻璃球形珠一颗。辽宁建平县沙海乡大西沟墓出土有梅花形玻璃珠。辽宁义县清河门辽墓第三号墓出土有沙蓝色瓜棱形玻璃珠，可能是耳饰、发饰的零部件。内蒙古赤峰市博物馆藏一套玻璃璎珞，其中有7粒玻璃珠，2粒从中断裂。此外，内蒙古赤峰市大营子辽驸马赠卫国王墓、辽宁省叶茂台2号辽墓、辽宁新民县巴图营子辽墓、辽宁北票泉巨涌辽墓、辽宁义县双山口羊彪沟辽墓、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朝克图东山辽墓、内蒙古通辽奈曼旗陈国公主墓等都出土有玻璃珠饰。辽墓出土的玻璃珠颜色主要有黑色、白色、绿色、蓝色等，形状有葫芦形、扁圆形、球形、瓜棱形等等。

(5)其他玻璃饰品。主要有玻璃簪、玻璃坠、玻璃环、玻璃饰件等。其中，雕飞雁纹白玻璃坠1件，出土于内蒙古巴林左旗辽祖州城遗址。高2厘米、长3.5厘米、厚0.8厘米，镂空雕刻一振翅飞翔的鸿雁，鸿雁下端有卷云纹装饰，飞雁头部缺失。白玻璃饰件2件，出自内蒙古赤峰朝克图东山辽墓M3。两件玻璃饰背面皆有对钻的穿孔，残存有铜丝，可能原先用在别的地方，后来进行二次加工系缀在金属殡服上。玻璃质地粗糙。原发掘报告中称之为“烧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