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玻璃器的认识与发展

唐代的高铅玻璃工艺，在宋辽时期得到继承，但并没有明显的发展，这与当时人们对玻璃的认识有着直接的关系。宋代以前，中国人对玻璃的认识模糊不清，有很多错误的概念，特别是对进口到中国的西方玻璃，不少人都以为是天然宝石制成的。这种情况到宋代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认识到玻璃是一种人工制造的材料，而非昂贵的天然宝石。

玻璃在宋代的名称仍然以“琉璃”为主，有时称进口的玻璃为“番琉璃”。到南宋时期或最晚到元代，开始称进口的玻璃为“玻璃”。南宋周密《武林旧事》一书中“琉璃”和“玻璃”两个称呼都出现了，将国产玻璃灯称为“琉璃”，如卷二“元夕”：“灯之品极多，每以‘苏灯’为最，圈片大者径三四尺，皆五色琉璃所成……近岁新安所进益奇，虽圈骨悉皆琉璃所为，号‘无骨灯’。”同书将从阿拉伯进口的玻璃瓶称为“玻璃”，例如卷二“赏花”：“堂内左右各列三层，雕花彩槛，护以彩色牡丹画衣，间列碾玉水晶金壶及大食玻璃官窑等瓶，各替奇品。”可见，“玻璃”一词不再专指西方的一种天然宝石，而是指人工熔制的玻璃材料，始于南宋或元代，一直沿用到今天。

宋代的国产玻璃还有两个很形象的名字——“药玉”和“假玉”。宋代杜绾《云林石谱》记载：“西京洛河水中出碎石，颇多青白，间有五色斑斓，采其最白者，入铅和诸药，可烧变假玉或琉璃用之。”这段话明确地指出“假玉”和“琉璃”都是用洛河白石加铅和药物烧变而成。

宋代程大昌《演繁露》卷三“琉璃”条对玻璃的名称、制法以及中国玻璃和西方玻璃的异同都进行了详细的论证，纠正了历史上对玻璃的错误看法。他认为琉璃就是唐代颜师古所记载的流离，但颜师古是错的，西域的琉璃也是用石头铸成的，而不是自然生成的。程大昌考证古代文献，从实际出发对琉璃进行考察，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之后，大多数人都接受了程大昌的观点，即“虽西域琉璃，亦用石铸，无自然生成者”。

对于国产玻璃，宋人对其生产工艺已经了解得比较清楚了。著名诗人苏轼《独酌试药玉滑盏有杯诸君子明日望月庭佳景不可失作诗招之》(以下简称《药玉盏》)：“熔铅煮白石，作玉真自欺。琢削为酒杯，规摹定州瓷。”程大昌《演繁露》称这首诗为《作药玉盏诗》。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宋代的药玉盏即为玻璃酒杯，制作的原料是金属铅和白石，这两种原料经过高温熔融，做成像玉一样的材料。而且，当时的玻璃器的器型是摹仿定州的瓷器。“作玉真自欺”，反映出诗人对于用铅和白石做成玉的代用品的做法是鄙视的。(www.xing528.com)

中国人自古形成的价值观和审美观都是非常重视材料本身的真实纯正，而对于一些仿制材料，则不屑一顾。当宋人认识到以前被看作至宝的玻璃是用一钱不值的石头之类熔制而成时，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油然而生。苏轼的《药玉盏》一诗反映了这种受欺骗的感觉。

宋代社会对玻璃的冷落，决定了当时不可能劳神费时提高玻璃工艺，生产做工复杂、造型精美的玻璃器。宋辽时期的玻璃工艺虽然已经进入民间，但玻璃始终没有像西亚、欧洲那样发展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用具。这可能是由于瓷器在宋代已经成为普通家庭的饮食餐具。瓷器和玻璃器均无臭无味，便于清洗，适宜作餐饮具，但瓷器更经久耐用，经得住骤冷骤热，而玻璃器的缺点是轻脆易碎，经不住骤冷骤热。中国人的饮食文化特别偏爱热的饮食，如热茶、热汤、热菜等，自然选择瓷器作为饮食具，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玻璃器没有发展成为日常餐具的重要原因之一。

宋辽时期玻璃制品已经成为比较常见之物，这不仅可以从考古发掘出土数量较多但质量一般的玻璃器实物得以证明，而且还可以从传世的宋画上频频出现玻璃器的画面得以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