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玻璃器对日本的影响

玻璃器作为一种文化与科技交流的见证，从西方传入中国后又一路向东传入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现存在日、韩两国的隋唐玻璃器数量不少，并且还有比较好的保存状况。

日本掌握自制玻璃的技术出现较晚，大约出现在奈良时代(710—784)，此时日本的自制玻璃多为小件物品，如玻璃珠、玻璃挂钩之类，并不能生产如杯、碗、瓶这样的大件玻璃器。虽然目前日本出土有一批隋唐时期的玻璃器，比如在寺院遗址中出土有与唐代佛寺遗址塔基地宫中出土的造型类似的玻璃制舍利瓶，在正仓院也藏有同时期的玻璃器，但这些玻璃器被认定为外来物，并且多以萨珊风格为主。

日本橿原千冢126号墓出土磨花玻璃碗1件，圆底、鼓腹，腹上带圆形磨饰。与此相似的还有出土于6世纪大阪安闲陵的1件玻璃碗。这2件玻璃碗与日本正仓院藏的玻璃器中的1件器物有共同之处，都为萨珊风格的玻璃器。但当时日本与波斯之间并无往来，这些萨珊风格的玻璃器应是从中国传入到日本的。并且，这些磨花玻璃碗分别具有早期萨珊玻璃器的圆形凸点磨花纹饰，中期六甲形凹面磨花纹饰和较晚出现的凹面椭圆形磨花纹饰的特点，可以推断，这几件萨珊风格玻璃碗应该为5世纪末到6世纪初由中国输入。日本具有特色的玻璃制品并不多，根据目前日本玻璃器现有的资料来看，隋唐时期日本玻璃器主要以正仓院收藏的为主，并有少许出土物。日本正仓院所藏的玻璃器器型完整并十分有特点，能够代表当时日本拥有玻璃器的最高水平。

日本正仓院原是东大寺的宝物殿，所珍藏的物品以圣武天皇的遗物为基础。正仓院宝物主要来源有三种，一种是唐代传入日本的中国制作的精致物品;二是经由中国传入日本的西域制物品;三为奈良时代日本对中国生产的物品进行模仿后再进行仿制或者创造的。藏品中大部分是由遣唐使和留学生带回日本的，是日本奈良时代和中国唐朝优秀文化的代表，并且通过对正仓院所藏具有西方风格的器物进行研究，更可以进一步证明当时中外文明的交流情况。

正仓院所藏白玻璃碗是明显的萨珊中期的凹形龟甲纹磨花玻璃器，口径为12厘米，高8.5厘米，重485克。口微敛，球腹，圆底。腹部有4排有规则地相互错落排列的凹球面磨饰，底部有一大的磨饰。因为这些内凹球形磨饰从正面看似由小六边形构成的龟甲纹，所以称为龟甲纹。(www.xing528.com)

圆底十二曲绿玻璃长杯，长22.5厘米，宽10.7厘米，高度为5厘米，重775克。器壁采用阴线刻出花草及小动物纹样。釆用吹制法制作。器型与日本传统的器物造型有很大的差异，并且成分中铅的含量高达55%，是明显的高铅玻璃，也是中国制作玻璃的标志。这种多曲长杯的造型缘起于西方，从目前出土的唐代明器来看，不少银制器皿都受其影响，可以推测，这件器物为唐代中国制造的萨珊风格玻璃器。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出土的隋唐时期的玻璃器中，并没有出现有关动物或人物形象的刻花或贴花，只是在辽宁北票北燕宰相冯素弗墓中出土玻璃制鸭形器这一件与动物有关的玻璃制品，并且这件鸭形器被认为是罗马时期的化学成分为钠钙的进口玻璃器。

高足玻璃盘，口径29厘米，总高10.7厘米，重1231克，盘体与高足为热粘贴而成，透明略带褐色。这种高足盘器型在隋唐时期的陶瓷制品中较为多见，而且这种玻璃制品在莫高窟壁画中亦有出现。王义康先生认为此件高足玻璃盘为由中国传入日本的伊朗制作的具有萨珊风格的玻璃器。

蓝色玻璃唾壶，高9厘米，口径为11.7厘米，腹径8.3厘米，为吹制而成，表面气泡较多，成分也为钠钙玻璃。据《东大寺别当次第》治安元年(1021)条记载：“十月一日前左卫门尉平致经施人绀琉璃唾壶有由缘仰藏纳之。”平致经是平安中期住在伊势国的豪族，于治安元年将此件玻璃唾壶施舍于东大寺。这种唾壶的器型为中国所独有，自魏晋开始流行，口大腹小的器型是中晚唐以后的唾壶特征，所以这件玻璃制品也应该为唐代中国制造的钠钙玻璃制品。由此可知，唐代工匠会使用西方常用的制作玻璃器的原料来烧造玻璃。

蓝色环纹玻璃杯为正仓院所藏玻璃器中又一件极具特色之物，口径8.6厘米，高11.2厘米，重262.5克，圆唇，侈口，筒形腹，圆底，杯体有21个同色凸起的圆圈纹装饰。这件玻璃杯是7世纪中叶伊朗生产的萨珊风格玻璃器，而它的银足则被认定为是唐代中国所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