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佛教舍利瘗埋制度及玻璃器

隋唐时期玻璃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多发现于佛教遗迹，特别是佛塔的塔基下，这与佛教舍利瘗埋在中国隋唐时期形成一整套的中国化的制度有关。

佛教舍利通常指释迦牟尼火葬后遗留下来的一种固体物。此外，菩萨、罗汉和高僧火葬后，也有舍利。佛教经典也允许用其他材料代替舍利。《如意宝珠金轮咒王经》：“若无舍利，以金、银、琉璃、水晶、玛瑙、玻璃众宝制作舍利。行者无力者，则到大海边拾取清净沙粒即为舍利，亦用药草、竹木根节造为舍利。”佛教徒敬仰和安奉舍利，是从释迦牟尼的舍利开始的。

根据文献记载，中国建塔安奉舍利可能早到三国时期的东吴。《高僧传·康僧会传》记载：三国时孙吴赤乌十年(247)，康僧会入吴，为孙权致舍利，孙权于秣陵(今江苏南京)城东长干置建初寺及阿育王塔。考古发掘目前还没有发现这样早的舍利塔，已经发掘的最早的有纪年的塔基是河北定县北魏塔基，这是北魏孝文帝在太和五年(481)发愿修建的。石函内装有玻璃容器7件，还有由玻璃珠、玛瑙、珍珠、珊瑚、红宝石等组成的串饰、铜钱和波斯银币。

隋文帝是中国佛教史上弘扬佛教的重要人物，他即位后3次敕令全国各州建塔安奉佛舍利：第一次是仁寿元年(601)，敕令全国30个州建立宝塔，并派遣高僧分送佛舍利到各地安置。第二次是仁寿二年(602)，敕令在全国52个州建塔供舍利。第三次是仁寿四年(604)，敕令在30个州增设宝塔。考古发掘出来的隋代舍利塔基及塔壁内的玻璃器有以下两次。

(1)陕西耀州区神德寺舍利塔的玻璃瓶。陕西耀州区舍利塔塔基内有石函，石函盖上有篆书“大隋皇帝舍利宝塔铭”9字。石函内有一方铜盒，内有绿色玻璃瓶，瓶内装着红色液体，有可能是某种香料。石函内还有玻璃珠和蓝紫色玻璃圆锥形物作为对佛舍利的供养物。这件玻璃瓶高5.8厘米，口径2.1厘米。直颈微侈，球形腹，圈足，瓶口上配有子母口的玻璃盖，盖上粘有宝珠形钮。绿色，透明度好。吹制成形。该瓶的制作工艺与质料颜色均与隋李静训墓的绿玻璃盒相似。根据出土的塔铭可知，原舍利塔是仁寿四年(604)隋文帝在宜州宜君县神德寺供养舍利所建之塔。塔基内的玻璃瓶，可以肯定是隋代仁寿年间制造的。

《法苑珠林》卷五三《舍利感应记》记载仁寿元年瘗埋舍利制度：“将于海内诸州选高爽清静三十处，各起舍利塔。皇帝于是亲以七宝箱奉三十舍利，自内而出，置于御坐之案，与诸沙门烧香礼拜。愿弟子常以正法护持三宝，救度一切众生。乃取金瓶、琉璃各三十，以琉璃盛金瓶，置舍利于其内，熏陆香为泥，涂其盖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于铜函、石函，一时起塔。”可见，玻璃瓶是隋朝瘗埋舍利时必备的器物。

(2)河北定县宋代静志寺舍利塔出土的隋代玻璃瓶。河北定县宋代太平兴国二年(977)重建静志寺舍利塔的地宫内出土很多玻璃容器。其中一件玻璃瓶可能是隋代大业二年(600)放进塔基的隋代产品。这件玻璃瓶高9厘米，口径5.5厘米，最大腹径8厘米。天蓝色，半透明，侈口，鼓腹，肩部缠一条阳弦纹，玻璃条缠圈足，底部有顶底铁棒疤痕。将这件天蓝色玻璃瓶与北魏、隋、唐时期的玻璃相比较，其器型与陕西耀州区隋仁寿四年所建舍利塔基中出土的绿带盖瓶的器型非常相似，都像是模仿中国汉代壶的造型;在成分上与隋代李静训墓的两件钠钙玻璃小杯的成分较为接近;工艺上也与李静训墓的钠钙玻璃杯、瓶相同，因此，这件玻璃瓶有可能是隋代国产玻璃器。塔基下出土的隋代鎏金方形铜函铭文，明确记载隋大业二年重建塔时，制作玻璃瓶埋入塔基：“大隋仁寿三年五月廿九日，静志寺与四部众修理废塔，掘得石函，奉舍利有四，函铭云大代兴安二年十一月五日即建大塔，更做真金宝碗、琉璃瓶，上下累叠，表里七重，至大业二年十月八日于塔内。”唐代的石刻铭文记载大中二年发旧塔基时，发现塔基内有隋代的琉璃瓶：“至大中二年四月……发旧基，得石函二，一大一小……银塔内有琉璃瓶二，小白大碧，两瓶皆盛水，色凝结……”隋代的玻璃瓶如果没有损坏就有可能继续保存在塔基下。这件天蓝色玻璃瓶与隋代的玻璃相似，说明这件玻璃瓶很可能是隋代的玻璃制品。

关于隋文帝派遣高僧分送舍利到各地安置的事件，历史文献中有不少记载。唐代著名僧人释道宣编纂的《广弘明集》中，明确记述隋仁寿年间建塔供养舍利，是用金瓶和琉璃瓶盛装的，而且金瓶是最内层的容器，琉璃瓶是第二层的容器。《广弘明集》卷十七《舍利感应记》记载：“乃取金瓶、琉璃各三十，以琉璃盛金瓶，置舍利于其内。”“泰州于岱岳寺起塔……于是瓶内有声，放光高丈余，食顷方灭。人审视之，见琉璃内金瓶盖自开。瓶口有寸光如箸，炯然西指。”同书卷十七《庆舍利感应表》记载：“许州表……四月七日在州大厅，舍利出金瓶之外，琉璃瓶内，行道放光。”唐代文献中的琉璃，一般是指玻璃。如果隋文帝仁寿年间3次派遣高僧分送舍利到全国112个州建塔安奉的每一次活动中都使用玻璃瓶，那么隋代宫廷作坊制造的玻璃瓶的数量也就相当可观了。

大唐盛世，佛教也随之发展到兴盛时期，瘗埋舍利也形成一整套的中国化的制度。在塔基下出土的唐代玻璃器的有以下几处。

(1)甘肃泾川唐大云寺塔基玻璃舍利瓶。甘肃泾川唐延载元年(694)所建大云寺塔基地宫内置舍利石函，石函内置鎏金铜函，铜函内置银椁，银椁内置金棺，金棺内置玻璃瓶，玻璃瓶内盛舍利14粒。舍利形如米粒，质似珍珠。函内器物与石函铭文相对应。《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云：“若夫能仁幽赞，沿圣敬以开祥;秒善冥扶，徇贞明而效彩……诸佛献喜，幽瑞腾光。彩发散身，复何疑也。勉加开显，当申资助。于是庀徒具锤，揆势施功。言未倍寻，便臻藏所。遂开砖室，爰得石函。中有琉璃瓶舍利十四粒。诜与长史济北史藏诸安定县令颍川陈燕客，并当寺徒众，俱时瞻奉。法公严持香水，诚祈就浴。倒瓶佇降，虚器匪延。合众惊嗟，咸沮情望……”这种用石函铜函、金棺银棺、玻璃瓶的舍利瘗埋制度是前所未有的，更符合中国的习惯，并成为此后瘗埋舍利的定制。

这件玻璃舍利瓶高2.6厘米，口径0.5厘米，腹径2.1厘米。器壁非常薄，不足1毫米。细长颈，球形腹，底微凹。全器吹制成形，口沿部自吹管上切割下来后未经加工，不很平整。无色透明，透明度好。器底部附白色风化层，风化层的边缘发黄。

(2)陕西西安东郊舍利塔基的玻璃舍利瓶。陕西西安东郊开元八年(719)舍利塔基下出土的玻璃舍利瓶，置于鎏金铜棺中。舍利瓶的底部和下腹部已残缺，但还能看出原器型。瓶残高2.2厘米，口径0.6厘米，颈长1.4厘米。绿色透明，光洁无锈。器壁厚约0.1厘米。细长颈，球形腹，颈部和腹部的界限明显，口沿部平齐，可能是从吹管上切割下来后又经过了进一步加工。(www.xing528.com)

(3)陕西临潼唐庆山寺舍利塔基的玻璃器。陕西临潼唐庆山寺舍利塔基的地宫出土的金棺内有2件绿色玻璃瓶，分别放置在莲花形鎏金铜座上，瓶内装有小米粒大小的水晶。这两件玻璃瓶都为绿色，透明度好，吹制成形，内含小气泡。一大一小，器型基本一样，细长颈，球形腹，大者高4.6厘米，小者高2.1厘米。

另外，该塔基地宫还出土了一些其他玻璃制品。在石雕宝帐前一字摆着3件供盘，中间盘中供品是唐三彩南瓜，两边供盘内各盛放着4个玻璃供果。这些玻璃供果有的为空心玻璃球，径约2厘米;有的为空心桃形物，高约3.5厘米。玻璃供果的颜色有绿色透明、棕色透明和白色半透明等，都壁薄如纸。有的玻璃供果出土时已经残破。残片经检测都是高铅玻璃。

此外，地宫中还出土了1件玻璃瓶，侈口短颈，高7厘米，口径3.9厘米，底径3厘米，肩部和腹部缠贴玻璃丝为装饰。无色透明，质量较高，内壁附着黑色风化层。这件玻璃瓶很可能是从西亚进口的。

(4)黑龙江宁安县(现安宁市)唐渤海国塔基玻璃舍利瓶。玻璃舍利瓶放在二层石函、铁函、铜匣、方形银盒、蛋形银盒之内，高5厘米，体呈圆形，长颈，鼓腹，底略凹，口略残，壁薄如蛋壳，淡绿色，外附白色风化层，吹制成形。

(5)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的玻璃器。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中共出土了20件玻璃容器，但没有一件是盛放指舍利的容器。地宫内出土的监送真身使刻制的《应从重真寺随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帐》(以下简称《夜物帐》)记载有：“琉璃钵子一枚，琉璃茶碗柘子一副，琉璃叠子十一枚。”地宫中出土的玻璃容器，有1件黄色玻璃瓶放置在前室正中，作为佛教密宗的法器阏迦瓶使用，另外19件都被作为供养物品。20件玻璃器中，18件是从西亚输入的舶来品，只有玻璃茶碗和托子是中国制造的。

玻璃茶碗高4.9厘米，口径9.3厘米，壁厚0.1～0.5厘米，底厚1～1.4厘米。侈口，圆唇，壁上薄下厚，有较厚重的小平底。淡黄色，稍泛绿色，透明度好，内外壁光洁无锈，玻璃内含小气泡。器型比较规整。碗壁有横向纹理，是无模吹制成形。玻璃茶托为平底深托，宽平沿高3.5厘米，盘径13.7厘米，托径5厘米，托深2.8厘米，壁厚0.2～0.4厘米。颜色与茶碗一样，淡黄色，透明，稍泛绿色。无模吹制成形。玻璃茶碗和茶托是配套使用的，类似的器型在瓷器和金银器中都能见到。该套玻璃茶具为目前所知最早的玻璃茶具。《衣物帐》中称之为“琉璃茶碗柘子一副”，是唐僖宗的奉献物，有可能是唐代宫廷作坊的作品。

玻璃舍利瓶的采用，是中国的创造。印度、阿富汗境内安置舍利的佛塔中，盛放舍利的容器都是用陶、木、金属、石、水晶等材料制成的，没有一例采用玻璃舍利瓶。因此，中国采用玻璃瓶作为盛放舍利的最内层容器不是印度佛教的传统，而是中国化的表现。

在唐代形成的中国化的舍利瘗埋制度中，玻璃舍利瓶有以下特征：①玻璃舍利瓶放在一套石、铜、银、金容器的最内层，直接盛放舍利。这套舍利器由外及里材料的价值逐渐增高，玻璃瓶位于金棺之内，表示玻璃的价值高于黄金。②玻璃舍利瓶器型简单，都是细长颈、球形腹。由于装在小金棺中，所以玻璃舍利瓶尺寸都很小，一般高不超过5厘米。玻璃瓶壁薄如纸，透明度好，瓶内的舍利清晰可见。玻璃的颜色以绿色透明为多。③玻璃舍利瓶多为高铅玻璃。

唐代瘗埋舍利选用玻璃瓶作为盛放舍利的最内层的容器，原因有二：①玻璃瓶透明的特殊性能是被选作舍利瓶的原因之一。玻璃瓶壁薄透明，耐腐蚀，适合作舍利瓶，瓶内的舍利子若发生神奇变化，可以透过瓶壁清楚地看到。②唐代人对玻璃这种材料的认识与现代人不同。唐代人将玻璃这种材料称为琉璃。琉璃，是佛经上的七宝之一。唐代慧琳《一切经音义》记载：“吠琉璃，宝名也，或云毗琉璃，或但云琉璃，须弥南是此宝也。其宝青色，莹澈有光，凡物近之，皆同一色。”当时的人们还不知道“琉璃”是人工材料，以为是来自西域须弥山的天然宝物，因此选绿色的玻璃作为盛放舍利的最内层容器。

玻璃在隋唐时期称为“琉璃”，是佛教七宝中的一宝，受到佛教僧侣和信徒的特别重视，不仅玻璃瓶被选作盛放舍利的最内层容器，在瘗埋舍利的供奉物中，一般都有玻璃珠和玻璃饰品。除此之外，唐代僧侣在日常生活中也佩带一些玻璃饰品。

位于长安的西明寺是唐代名刹之一。西明寺遗址出土了一件完整无损的玻璃鱼佩饰。这件玻璃鱼佩饰长4.9厘米，厚0.15厘米，淡蓝色，透明，外附风化层，两面都有阴线纹雕刻。鱼头较大，鱼唇上翻，似为佛教艺术中的摩羯。鱼饰的腹部有一圆孔，是为了便于佩带。这种玻璃鱼佩饰应该是唐代僧侣的喜爱之物。唐代的玻璃鱼佩饰和玻璃珠饰也东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日本奈良正仓院收藏了大量的8世纪的玻璃珠和玻璃鱼佩饰。更重要的是，正仓院还保存下来当时的文书，其中有天平六年(754)五月一日记录的制造玻璃所用材料的账目，记载要用黑铅491.5千克、白石165千克。黑铅即金属铅，白石即石英石，这两种材料是唐代高铅玻璃的主要原料。正仓院文书还记有玻璃的着色剂“朱砂小8两”，这是用于制造绿色玻璃和黑色玻璃的着色剂。这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唐代高铅玻璃的制造技术已经传入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