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玻璃器：揭秘中国玻璃制造的中兴

隋唐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等方面都曾高度发达。交通方面，陆路丝绸之路与海路丝绸之路的发展使得如玻璃器之类的稀有之物大量进口到中国，而国产玻璃的制造业也在此时有了较大的发展，比如制造吹制的薄胎玻璃器、高铅成分比例的更准确运用等。当时，国产玻璃在作为装饰品和礼佛用品时较为常见。

(一)玻璃器

从目前出土的隋唐时期中国自制的玻璃器来看，不仅有中国的铅钡玻璃器，还有采用西方传统技术制作的钠钙玻璃器。由此可知，在隋唐时期，中国的玻璃匠人已经掌握了这两种不同配方的玻璃制作工艺，且越来越成熟，制造出了一批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玻璃器。此外，玻璃器的适用范围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从专属于皇室贵族的宝物到佛教中的宝器、再到妇女流行的配饰，也显示出玻璃器的生产趋于成熟。但是，唐代玻璃器的制作和使用并不发达兴盛，没有大量的生产生活用品。流光溢彩、极具观赏性的玻璃器主要还是为了丰富贵族的生活和寺院器物的使用。

隋唐时期出土的具有西方风格的玻璃器物很多。隋代时期，以萨珊风格为主，而从唐代开始，萨珊风格的玻璃器数量逐渐减少，具有伊斯兰特色的玻璃器开始出现。

隋唐时期的贵族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相当精美的玻璃器，反映出中国玻璃业的工艺水平之高超。隋唐玻璃与汉代仿玉玻璃不同，器型多受当时流行的瓷器的影响，更注重表现玻璃晶莹透明的质感效果。

魏晋南北朝的贵族墓葬中出土了许多外国进口的玻璃容器，但还没有发现国产的玻璃容器，只有一些玻璃珠饰可能是中国制造的。这种情况到隋代发生了变化，贵族墓的随葬品中玻璃器增多了。

1.陕西西安隋李静训墓玻璃器

李静训死于608年，其母是隋文帝长女，因此她是典型的隋代贵族。其墓出土了8件玻璃器和一些玻璃珠。根据玻璃的质料及制作工艺，这8件器物可分为两部分，一为绿玻璃盒、玻璃蛋形器和玻璃管状器;二为玻璃瓶和玻璃小杯。

绿玻璃盒1件，高4.5厘米，口径3厘米，腹径5.2厘米，厚0.3厘米;盖高0.5厘米，径3厘米，厚0.2厘米。小圆口，口上有圆形盖，器口部有磨平痕迹。圆底。内外壁基本光洁无锈。绿色透明，稍泛草绿，透明度好。

蛋形器2件，一件长径6.3厘米，短径4.7厘米，厚0.1厘米;另一件长径5.1厘米，短径3.8厘米，厚0.1厘米。绿色透明，与玻璃盒的颜色质料基本一致。两蛋形器形状相同，仅大小各异，中空，较大一端有一孔。大者绕洞孔处有涂金痕迹，小者无涂金，孔亦较细。

管形器1件，长10.9厘米，径0.9厘米，壁厚0.1厘米。中穿通孔，一端孔径较小，中心处孔径较大，两端有磨平条痕。大端孔径0.7厘米，小端孔径0.55厘米。玻璃为草绿色，质料与绿玻璃盒基本一致。

这4件器物都是无模自由吹制成形，器物底部没有疤痕，说明加工时并没有采用顶底铁棒技术。盒与管形器都采用了冷磨加工技术，但未经抛光，磨痕清晰可见。

绿玻璃盒是典型的中国器型，隋代墓葬中多次出土这种器型的瓷盒。李静训墓中还出土了一件器型、大小与之十分相似的白瓷盒，只是白瓷盒的盖上多了一个宝珠形的钮。另外，此墓还出土了玻璃小珠5颗，绿色，作宝珠形，下面已断，可能是其他器物之钮饰。如果其中的一个宝珠形钮就是该玻璃盒盖上的钮的话，此玻璃盒与白瓷盒的器型就完全吻合了。

蛋形器的器型非常特殊，国外没有同类型的出土物。中国东汉墓葬中曾出土了漆蛋形器，河南密县北宋塔基下也出土了几个玻璃蛋形器，因此这种蛋形器应是中国的传统器型。

李静训墓出土的管形器较长，内外径较细，很像一支笔杆。日本奈良龟田御坊山3号墓中也出土了1件与此很相似的玻璃管形器，由于与三彩砚一起出土，证实了这种管形器就是玻璃笔杆。西晋陆云文中的“琉璃笔”，北周庾信诗中的“琉璃彤管”可能就是指用这种玻璃笔杆装配成的笔。玻璃盒及盒盖都是铅玻璃，属于中国玻璃系统。

李静训墓出土的玻璃瓶和玻璃小杯属于另一种类型。无颈瓶1件，高16.3厘米，口径2.8厘米，腹径9.8厘米，底径5.6厘米。厚壁，口沿以玻璃条缠绕成圆唇，平底，底部有一明显凹痕，应是采用顶底铁棒技术留下的疤痕。深绿色，质料很粗，多气泡和杂质，透明度不好。绿扁瓶1件，高12.5厘米，口径4.5厘米，足高0.9厘米。玻璃条缠圈足和口沿，器底有疤痕。绿色透明，玻璃质料较好。气泡和结石都很少，制作工艺稍细，吹制成形。蓝色小杯1件，高2.5厘米，口径2.8厘米，腹径2.7厘米，底径1.3厘米，厚0.2厘米。吹制成形，直口，圆唇，后附圈足，底部有疤痕。浅蓝色，透明，外附淡蓝色不透明风化层，虹彩现象明显，风化层易剥落。绿色小杯1件，高2.4厘米，口径2.8厘米，底径1.3厘米，厚0.2厘米。浅绿色，透明，外附白色风化层，风化层致密，不易剥落，器型制作工艺与上述蓝色小杯完全相似。这4件玻璃器的制作工艺相似，都是无模吹制，底部有疤痕，说明加工时曾采用顶底铁棒技术。均为钠钙玻璃，属于西方玻璃系统。钠钙玻璃和铁棒技术是西方玻璃的一般工艺特点。

无独有偶，隋代姬威墓亦出土了两件器型、大小相似的玻璃小杯。与此相反，国外却没有出土过相似器型的玻璃杯。更值得注意的是，玻璃小杯的尺寸之小(高2.4厘米，口径2.8厘米)，也是国外玻璃器皿中罕见的。国外玻璃器皿多是酒具、食具等实用器物，器物较大。一般碗、杯的口径都在10厘米以上。在烈性酒发明之前，这样小的杯子是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只可能是观赏品。纵观中国宋代以前的国产玻璃器，大多是小巧的艺术观赏品，很少有实用器。所以，从玻璃小杯出土的数量、器型及尺寸大小来看，这两件钠钙玻璃小杯很可能不是进口品，而是国产品。

无颈瓶的器型在国内外的玻璃器皿中都没有发现过。但是，这种器型与隋代之前所流行的陶罐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是口较之更小。而且，宋元时期流行的瓷梅瓶的器型有不少与之相似的地方。这三种不同质地的器物的器型之间虽然存在某些差异，但仍可以看出一定的渊源关系。这件玻璃无颈瓶质料较粗，含较多的气泡和杂质，颜色较深，说明原料中铁的含量高，没有经过精选，比一般进口的钠钙玻璃质量要差。无颈瓶采用了顶底铁棒技术，但底部铁棒疤痕深凹，反映出技术还不够熟练。所以，无论从器型还是工艺水平来看，这件无颈瓶都和国外同类产品有较大的差别，应归入国产玻璃器。

李静训墓出土的玻璃器皿中，绿扁瓶的质地和工艺水平已接近西亚玻璃，但国外却没有出土过类似者。扁瓶的器型比较特殊，类似隋代前后中国流行的双耳瓷扁壶，最著名的是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出土的黄瓷扁壶。李静训墓中也出土了一件白瓷双耳扁壶。中国5～6世纪流行的这种双耳扁壶无疑是受伊朗高原1～3世纪的釉陶双耳扁壶的影响。但7世纪初的隋代、西亚已经不再流行这种扁壶了，所以这种玻璃扁瓶很可能是受当时国内流行的瓷扁壶的影响，在国内生产的。

这4件器皿虽然采用了西亚玻璃的成分和一些工艺，但国外没有发现相似器型的产品，而国内可以找到相似器型的器物。玻璃的质量不稳定，有高有低，反映了熔制钠钙玻璃的技术并不纯熟，器皿底部的疤痕也反映了顶底铁棒技术的使用时间尚短，因此，应该考虑这批玻璃器是中国生产的。钠钙玻璃和顶底铁棒技术是中国从西亚引进的新技术，这两项技术在唐宋时期国产玻璃器中还可以见到。

2.陕西西安隋吕武墓玻璃高柄杯

吕武死于隋开皇十二年(592)。其墓中出土了1件玻璃高柄杯，总高6.1厘米，口径4.8厘米。侈口，深腹，下有喇叭形足，器型不甚规整。绿色半透明，含有较多气泡。该高足杯的成形工艺比较复杂，要分别吹两个大小不等的料泡，并趁热把两个料泡粘在一起，之后，大料泡剪口，整形成杯子，小料泡整形成喇叭足。

这件玻璃杯的器型不是典型的中国器型，有西亚银器的风格。隋李静训墓出土的银高足杯，是从西亚或中亚输入的舶来品，吕武墓的玻璃高足杯的器型与之相似。但吕武墓玻璃高足杯的气泡较多，器型也不规整，工艺水平不够成熟，且为高铅玻璃，所以该杯很可能是中国玻璃匠人的作品。

3.广西钦州隋墓玻璃高柄杯(www.xing528.com)

广西钦州久隆1号隋墓出土1件玻璃高柄杯，高8.5厘米，口径6.3厘米，足径3.2厘米。杯口微内敛，深腹，把柄竹节形，足呈喇叭形，实心足。绿色，半透明。含氧化铅高达62.1%。该高柄杯与吕武墓高柄杯的器型相似，只是柄足的做法不一样，钦州高柄杯的足是实心的。

4.陕西西安隋姬威墓玻璃器

西安隋代姬威墓出土不少玻璃器，但全部都为碎片，能够复原的只有3件。一件为玻璃小罐，高6厘米，口径3厘米，质坚胎薄，呈嫩绿色，半透明。另外两件是玻璃小杯，器型与李静训墓的玻璃小杯很相似，也是嫩绿色，半透明，一件高3厘米，口径3.8厘米，另一件高2.5厘米，口径3厘米。

5.陕西三原唐李寿墓玻璃小瓶

李寿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弟，葬于贞观五年(631)。其墓出土的玻璃残片为3件不同腹径、不同颜色的玻璃器残片，很薄，仅为0.1厘米。一为淡黄色，透明，外壁附着白色风化层，器口残破，颈径约为0.3厘米，底部残缺。一为翠绿色，透明，外壁附着黄白色风化层，圆底，底中心有一小尖，上腹部及颈部都残缺。另一个为淡黄色，不透明，颈部与腹部都残缺。根据残片内壁光泽如新、色泽鲜艳，而外壁附较厚风化层的情况，可以判断这种玻璃瓶的器口很小，甚至可能是封闭的。瓶子的腹径很小，三个瓶子的最大腹径分别为：淡黄色者2.7厘米，翠绿色者1.5厘米，浅黄色不透明者1.6厘米。这样小的薄型瓶子可能是观赏品或器物的器钮。其中，翠绿色玻璃残片是高铅玻璃。

6.湖北郧县(现郧阳区)唐李泰墓玻璃器

李泰是唐太宗的第三个儿子，死于永徽三年(652)。墓中出土4件玻璃器，其中两件是矮颈玻璃瓶。黄色透明，透明度好，表面附不透明的风化黄斑，壁厚薄不匀，厚0.15～0.2厘米。侈口，圆唇，短颈，肩部较宽，腹部内收，微凹底。两瓶的器型相同，大小不同。一件高约8.1厘米，口径5.6厘米，最大腹径约8.6厘米;另一件高约6.2厘米，口径5.4厘米，最大腹径约6.8厘米。这两个玻璃瓶都是无模自由吹制成形，口部火烧成圆唇。瓶子的器型与隋代及初唐的陶罐极为相似，只是尺寸较小。其工艺与隋李静训墓出土玻璃的工艺相似。含氧化铅高达64%。

李泰墓还出土了1件绿玻璃瓶和1件绿玻璃杯。这两件玻璃器的颜色和质料相同，都是绿色，透明，气泡较多，表面附有白色风化层。玻璃瓶高24.6厘米，口径3厘米，最大腹径12.4厘米。壁厚0.25厘米。小口，细长颈，球形腹，圆底，圈足。口沿下打磨2.6厘米，打磨部分未经抛光，似为嵌包金属口沿。玻璃杯高约8厘米，口径10厘米，壁厚0.3厘米。直口，直壁，圈足，口沿火烧成圆唇。两件器物都是无模吹制成形，圈足为后缠玻璃条。均为钠钙玻璃，含较多的钾和镁。

该玻璃杯的器型国外没有发现过，但唐代常见的直口青瓷杯的器型和大小与此基本一致。该玻璃杯的器型与隋李静训墓的钠钙玻璃小杯的器型也很相似，只是尺寸上大了一些，可以看作是从隋代小杯发展而来的。玻璃瓶的器型是中国的传统器型，汉代就有类似的陶瓶，唐代有相似的瓷瓶，宋代很流行的玉壶春瓶与此瓶也有很多共同点。萨珊晚期和伊斯兰早期玻璃中有一种细颈球腹瓶，但一般是平底，无圈足，颈部上下的粗细基本一致，与腹部界限明显，和中国传统瓶的器型有显著差异。这里的杯和瓶的制作工艺与隋李静训墓中的钠钙玻璃器的工艺相似，都是无模吹制，玻璃条缠圈足，底部有疤痕，只是器型较大，玻璃的熔制水平比较稳定。这两件钠钙玻璃器皿可以看作是隋代钠钙玻璃器皿的继承和发展。

7.宁夏固原唐史诃耽墓玻璃器

史氏家族是隋唐时期来自中亚的移民，墓地年代属于隋代和初唐。墓中出土的玻璃器有花瓣形玻璃杯、异形玻璃珠和玻璃花等。其中有3件样品都是高铅玻璃。最令人惊叹的是，玻璃花花瓣用绿色或黄色的薄玻璃吹制而成，花蕊则用头部贴有玻璃珠的铜丝做成，有的花蕊部贴有镀金的铜片。这种用金属和玻璃组合制成的装饰花，构思非常巧妙，是世界范围内最早的玻璃装饰花。玻璃花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玻璃匠人的创新精神。他们并不局限于模仿制造西方的实用玻璃容器，而是充分利用铅玻璃色泽鲜艳、可塑性强的特点，发展艺术玻璃。玻璃花的生产自初唐持续至今，经久不衰，说明中国的艺术玻璃源远流长。艺术玻璃器的数量颇多，是中国古代玻璃的特征之一。

唐代还有较多的墓葬出土了小件的玻璃珠饰，例如，唐越王李贞墓出土了玻璃珠，唐李凤墓出土了玻璃球，辽宁朝阳唐墓出土了铸造的玻璃小佛像，湖南长沙的唐墓出土了玻璃簪子，这些都反映出唐代的玻璃业已具有相当的规模。明代顾起元《客座赞语说略》记载：“唐末尚琉璃钗钏。”由此看来，唐代末年玻璃装饰品甚是流行。

(二)玻璃制品的特点及制造

隋唐时期的玻璃制品，不仅外表与汉代及以前的玻璃器有明显区别，而且玻璃的成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高铅玻璃为主，此外也有少量钠钙玻璃。

中国生产的玻璃器皿的最大特点是以铅玻璃为主，而同时期的外国产品多是钠钙玻璃。中国自战国秦汉到宋代，铅玻璃一直持续下来，而且有所变化。战国秦汉的玻璃多为铅钡玻璃，隋唐时期的以高铅玻璃为主，氧化铅的含量达到70%左右。氧化铅不仅是玻璃的助熔剂，其本身也是玻璃的组成部分。氧化铅可以提高玻璃的料性，便于加工薄壁器物，隋代出现透明度很好的薄壁玻璃器，多是这种高铅玻璃。

战国秦汉时期的铅钡玻璃至隋唐时期发展成为高铅玻璃，是因为制造玻璃的原料发生了改变。战国秦汉的玻璃原料多用方铅矿作为氧化铅的来源，方铅矿经常与重晶石共生，利用这种共生矿，经过氧化焙烧，所得到的“煅砂灰”氧化铅中便自然含有氧化钡。东汉时期，炼丹术已发展到用金属铅煎炼铅丹。金属铅的获得是通过熔炼铅矿。在高温熔炼中，由于钡是一种化学性质极活泼的轻金属，重晶石不会被还原，必然存留在炼渣中，钡的成分不可能进入金属铅中。隋唐时期的玻璃原料改为金属铅，因此玻璃中不含有氧化钡。

这种高铅玻璃的原料主要为金属铅和石英。在中国唐代，炼丹术也有用金属铅和石英熔炼制丹的工艺。唐初医药和炼丹大师孙思邈所著炼丹术专著《太清丹经要诀》中有“造玉泉眼药方”，就是这样一种工艺。其文摘要如下：“取水精二两，末之。取铅成炼者二斤，熔之。以此药(指水精末)丸如铜子大，投中，搅之为真白矣。”水精即石英，用石英和金属铅熔炼出来的材料，应该是玻璃。唐代孙思邈称之为“玉泉”和“真白”的材料，也就是现在称之为玻璃的材料。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铅玻璃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它最早诞生于两河流域，之后虽然在西欧、北欧等地也发现铅玻璃的小型装饰品，但与钠钙玻璃或钾钙玻璃相比，国外铅玻璃数量少，年代上也不很连贯，唯有中国自战国以来，铅玻璃一直持续下来，最迟在隋代，由铅钡玻璃发展为高铅玻璃，并由主要生产小装饰品发展为生产薄壁的玻璃容器，形成风格独特的一支，在世界铅玻璃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关于中国古代的钠钙玻璃，隋唐时期的玻璃器中已有发现。李静训墓出土的绿玻璃盒是铅玻璃，而同墓出土的矮颈瓶和玻璃小杯却是钠钙玻璃。李泰墓出土的黄玻璃瓶是高铅玻璃，而同墓出土的细颈瓶和绿玻璃杯却是钠钙玻璃。李泰墓出土的钠钙玻璃，镁和钾的含量较高，与罗马玻璃成分差别较大，与萨珊玻璃成分较为相似，与8世纪中亚撒马尔干地区玻璃作坊遗址出土的绿色容器残片的成分更为接近，这说明中国的钠钙玻璃可能与中亚的玻璃业有一定的关系。

然而，隋唐以后国产钠钙玻璃却未能发展起来，这应该主要从原料上来分析。钠钙玻璃的助熔剂主要是碱。中国比较缺乏自然纯碱，明代以前的地理志中对碱全无记载。碱的缺乏，可能是导致中国隋唐时期已能生产的钠钙玻璃没有能够发展起来的主要原因。

隋代虽然只有短短的37年，却出土了多件玻璃容器，而且相当精巧，这是有原因的。文献中有关于隋代制造玻璃的记载：“(何)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时中国久绝琉璃作，匠人无敢措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何稠是隋代的能工巧匠，很受隋文帝的赏识，“开皇初，授都督，累迁御府监，历太府丞”，在仿制波斯锦及恢复琉璃制作成功后，“加员外散骑侍郎”。何稠制琉璃是隋代的一件大事，但他“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的琉璃到底是瓷器还是玻璃，只根据文献记载是难以推测的。隋代玻璃器的出土，为研究隋代玻璃制作提供了实物证据。

现有的隋代玻璃器中，除了一个小杯是蓝色的外，其余全部都是绿色的，有的是深绿色，与绿釉的颜色基本一致;从器型来看，这批隋代玻璃器中有的完全模仿瓷器，如李静训墓出土的绿玻璃盒和小杯，带有很浓厚的中国瓷器的样式。隋代玻璃器的器型虽小，但工艺水平却大大提高，中国传统的铅钡玻璃转变为高铅玻璃(含氧化铅60%以上)。高铅玻璃料性大，更适用于吹制技术。此外，隋代出现钠钙玻璃和铁棒技术，基本上掌握了西亚的玻璃制造工艺。这与东西文化交流的频繁是分不开的。何稠一家的迁移路线也许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点儿线索。“(何)稠字桂林，国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斫玉。”“(何)妥字栖凤，西域人也。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居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何稠出身于一个精通西亚技术的粟特人家庭，具备了将西亚玻璃技术与中国传统玻璃技术相结合的条件。隋代玻璃技术的发展提高，与东西文化交流的环境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