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玻璃器：斗富风气与西方大量进口

西汉时期，地中海沿岸的罗马玻璃已经进口到中国，但西方玻璃器的大量东运，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与当时统治阶级奢侈斗富之风不无关系。

1.斗富的宝器

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奢侈成风，斗富盛行。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中，有很多小故事记述了当时士族斗富的场面。例如西晋时，王恺曾与石崇斗富。王恺是晋武帝的外甥，石崇则“百道营生，积财如山”。王恺用紫丝布作屏风，长四十里，石崇就作织锦屏风达五十里长;王恺用花椒粉泥墙壁，石崇就用红色玉石粉泥墙壁。晋武帝曾给王恺一株高二尺多的珊瑚，王恺拿出来给石崇看。石崇用铁如意将这株珊瑚打碎，并让手下人将他的珊瑚拿出来，高三四尺、美丽绝伦的就有六七株，像王恺那样的珊瑚更多了。

该时期，西方进口的玻璃器成为“斗富”宝物中的一项。东魏杨炫之所著《洛阳伽蓝记》记载：“后魏河间王琛最为豪富，尝会宗室，陈诸宝器……。其余酒器有水晶碗、玛瑙、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来。”这里清楚地记载了从西方进口的玻璃碗，是北魏王琛为显示其豪富的宝器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时人视玻璃容器为宝物，可能是由于他们已经充分认识到西方玻璃的艺术价值，特别是其晶莹透明的性质，是其他材料无法比拟的。这个时期有不少诗文赞美玻璃器，其中最著名的是西晋诗人潘尼的《琉璃碗赋》。当时潘尼与朋友们宴饮，主人有琉璃碗，让客人们作赋来赞美琉璃碗，潘尼当场作赋：“取琉璃之攸华，昭圹世之良工，纂玄仪以取象，准三辰以定容。光映日曜，圆盛月盈，纤瑕罔丽，飞尘靡停。灼烁方烛，表里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不能喻其清。刚过金石，劲励琼玉，磨之不磷，涅之不浊。举兹碗以酬宾，荣密座之曲晏，流景炯晃以内澈，清醴瑶琰而外见。”该赋充分地赞美了玻璃碗作工精良、透明度强的特性。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记载：“王公与朝士共饮酒。举琉璃碗，谓周伯仁曰：‘此碗腹殊空，谓之宝器，何耶?’答曰：‘此碗英英，诚为清澈，所以为贵耳。’”由此可知，由于玻璃清澈透明，所以被时人看作是宝器。

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有关玻璃器的记载明显增多。《晋书·崔洪传》：“汝南王亮常宴公卿，以琉璃锤行酒。”《晋书·王济传》：“帝尝幸其宅，供馔甚丰，悉贮琉璃器中。”《世说新语·纰漏篇》：“王敦初尚主……既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盌盛澡豆……”文献中有关玻璃器的记载增多，并不表示当时已有很多的玻璃器，正因为珍贵难得，所以文人骚客要写文章记载下来。最有意思的一首关于玻璃容器的赋为西晋傅咸所写，讲述有人送他一个玻璃卮，小孩偷偷玩弄，不小心把它掉进了脏地方，他很珍惜这个玻璃卮，可是又觉得它已经沾上污秽，不能再把它继续当成宝贝了。于是作《污卮赋》：“有金商之玮宝，禀乾刚之淳精，叹春晖之定色，越冬冰之至清，爰甄陶以成器，逞异域之殊形，猥陷身於丑秽。岂厥美之不惜，与觞杓之长辞，曾瓦匜之不若。”傅咸将玻璃器与洁身自好的君子相比，若玷污了，也就不能成为宝器了。

从文献记载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世族大户视为宝器的玻璃，并不是国产的玻璃，而是来自国外的进口玻璃。这种需求，促进了外国玻璃的进口。

2.罗马玻璃的继续输入

西晋鱼豢《魏略》记载：“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流离。”大秦就是罗马帝国。罗马玻璃在汉代已经输入到中国，江苏邗江甘泉2号墓出土的马赛克玻璃钵残片和河南洛阳东汉墓出土的缠丝玻璃瓶，是罗马玻璃在汉代输入中国的证据。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罗马玻璃输入到中国的品种和数量都有所增加。

江苏南京象山7号墓男棺前端出土1件完整的磨花筒形玻璃杯，口径9.4厘米，高10.4厘米，壁厚0.5～0.7厘米。直桶形，圆底，外壁附着一层白色风化层。无色透明，泛黄绿色，气泡较少且较小。口缘下及底上磨有椭圆形花瓣纹，腹部有7个大椭圆形纹。同墓左侧女棺前端也出土1件玻璃杯，破碎，与男棺前端的完整玻璃杯的器型、质料相似，只是颜色稍深，呈浅黄褐色。这两只玻璃杯的年代可定为公元322年之前。值得注意的是，南京附近的东晋大墓中多次出土过这种质料很好的磨花玻璃，如南京石门坎六朝早期墓出土的多块玻璃残片，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出土的玻璃片和南京北郊东晋墓出土的浅黄绿玻璃片。后两处出土的玻璃残片成分相似，主要为硅、钠、钙，钾和镁的含量都比较低。值得重视的是，铁的含量很低，说明原材料经过精选。其中含有微量的锰，说明采用了二氧化锰作脱色剂和澄清剂。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玻璃制造水平之高。这批南京出土的磨花玻璃器的器型、工艺和成分均相似，说明来源可能相同。这种筒形杯不是中国的传统器型，而在罗马玻璃器中常见。这批玻璃器采用磨花技法，该技法是罗马工匠熟练掌握的。中国出土的早期玻璃器皿中，采用磨花技法的比较少见，南京东晋墓出土的这一批磨花器皿是比较集中的。这种杯子及杯子上的图案和装饰技法没有在中国同期墓葬的其他质料的器物中出现，应当考虑这批玻璃杯是西方进口的。这批玻璃的成分与德国出土的罗马玻璃相似，尤其和科隆的4世纪墓葬中出土的一块淡绿色透明玻璃的残片成分几乎完全相同。那时的莱茵河流域是罗马帝国的第二个玻璃中心。

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415年)出土5件玻璃器，有鸭形器、碗、杯、钵和1件残器座，都很精美。

玻璃鸭形器，长20.5厘米，腹径5.2厘米，淡绿色透明，外附白色风化层，部分地方有蓝紫色的虹彩。器为横长身，张扁嘴如鸭，长颈鼓腹，细长尾。颈腹部用玻璃条盘卷作出装饰，颈部为三角纹，背上粘出双翅，腹下粘出折线的双足，腹底粘一个平整的玻璃饼，使圆腹能够放置平稳。

鸭形器是无模吹制成形。吹制这种造型复杂的鸭形器，需要更高的技术。这种动物造型的玻璃器皿在中国目前仅出土了这一例，国外也比较少见。1～2世纪地中海地区流行一种鸟形玻璃器，与这种鸭形器在造型上有相似之处。

鸭形器的装饰是在玻璃熔炉前完成的。玻璃器成形后，又从炉中挑出玻璃，拉成玻璃条。在玻璃条冷却之前，缠绕在器身上作为装饰，这种装饰手法也是罗马玻璃经常采用的。阿富汗伯格拉姆遗址中发现了一大批2～3世纪的罗马高级玻璃器，其中鱼形器的成形、装饰技法都与这件鸭形器相似。另外罗马时期的莱茵河流域也有相似产品。

玻璃碗，高4.3厘米，口径13厘米，胎厚0.2厘米，质地光洁明澈，呈淡绿色，有虹彩现象。口微收，向内卷沿，玻璃条缠圈足，底部有疤痕。在加工过程中，把底部先粘在铁棒的顶部，加工完毕后去掉铁棒，底部就留下疤痕。这一般称为顶底铁棒技术。

玻璃杯，高8.7厘米，口径9.2厘米，深翠绿色，透明，质地纯净，色泽鲜丽，侈口，圆唇，凹底，底部有疤痕。

玻璃钵，高8.8厘米，口径9.5厘米，淡绿色，透明，质地与透明度略逊于碗。口沿部与碗相似，向内卷沿。圆底。因底部残缺较多，看不清是否有疤痕。有虹彩现象。

残器座，底径7.4厘米，玻璃的质料、颜色与钵相似，有可能与钵原是同一件器物。

这4件玻璃器皿的工艺相似，都是无模吹制成形。采用了顶底铁棒技术，口沿内卷成环状。这些工艺都是罗马时期常用的玻璃工艺。玻璃的熔制水平较高，尤其是碗和杯，气泡和杂质都很少，透明度好。从器型上看，碗的器型不太典型，国内外都有;杯的器型国内罕见，罗马时期的地中海沿岸常见;如果钵和残器座是同一件器物的话，就是一件高足杯。高足杯是罗马玻璃的常见器型。

辽宁北票冯素弗墓出土的这5件玻璃器是钠钙玻璃，与罗马玻璃的基本组成相似，只是钾、镁的含量略高。总之，这5件玻璃器皿都是罗马玻璃器。(www.xing528.com)

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4只玻璃碗，现存2只，一为祖氏墓中出土，一为封魔奴墓中出土。祖氏墓出土的淡绿色波纹碗非常精致，内外壁附着白色风化层，腹部缠贴3条波浪纹作为装饰，每条波纹有10个波峰，3条波纹互相衔接形成网目纹。口沿内翻，卷成圆唇。底部缠玻璃条成矮圈足，有疤痕。这件玻璃碗的口沿、圈足、缠玻璃条的装饰手法均与冯素弗墓出土的玻璃器相同。而该玻璃碗的器型更加规整，器壁更薄，约0.2厘米，内壁很光滑。外壁有明显的水平纹理，可能采用的是模吹成形工艺。模吹成形，就是用吹管把料泡吹成适当形状和大小的时候，放入模子里吹制成形，冷却后自模子中取出。因此，模吹的器皿比无模自由吹制的器皿更为规整。地中海地区玻璃模吹的历史很悠久，公元前1世纪，吹制技术刚刚发明，就采用了这种模吹技术。这件玻璃碗是普通的钠钙玻璃，与罗马玻璃的一般组成相符。

装饰技法与祖氏墓波纹碗相似的玻璃器，国外发现较多。黑海北岸5世纪的罗马遗址出土过许多波纹、网纹玻璃残片，南俄还出土过一件完整的波纹高足杯，其制造工艺和装饰技法与祖氏墓的波纹碗相似。另外朝鲜半岛庆州瑞凤冢及皇南洞98号古墓(三国时代新罗，5～6世纪)，也出土了作法相似的波纹玻璃杯。中国和朝鲜半岛出土的这些玻璃器皿，可能都来源于罗马时期的黑海北岸。

封魔奴墓出土的玻璃碗已残破，经复原为直口圆唇，腹部有一道细阳弦纹，矮圈足，底部有疤痕。全器风化较厉害，风化层呈金黄色，风化层剥落处的表面凹凸不平，有虹彩现象，玻璃的气泡较多。绿色透明。无模自由吹制成形。圈足及腹部的弦纹都是缠绕热玻璃条而成，与冯素弗墓出土的淡绿色玻璃碗的制作工艺相似，不同的是，此碗的口沿没有内卷，而是将口沿火烧成圆唇。其主要成分与祖氏墓波纹碗相似，不同的是，此碗中含有较高的锡。朝鲜半岛庆州瑞凤冢除了出土1件波纹杯外，还出土了2件蓝玻璃碗，器型与封魔奴墓出土的碗非常相似，只是颜色不同。瑞凤冢的蓝玻璃碗属于一般的钠钙玻璃，也含有一定量的锡。封魔奴墓与瑞凤冢出土的玻璃碗器型和成分上的相似，说明它们的来源相同，都可能是罗马玻璃。

从中国出土的罗马玻璃器上，可以看出罗马玻璃的发展概况。公元前1世纪中叶至公元1世纪是罗马玻璃的早期。那时的罗马玻璃仍然是一种贵族阶层享用的奢侈品。玻璃吹制法虽然已经发明，而且被越来越广泛地采用，但这个时期的大多数玻璃器仍然是用铸造法。彩色不透明或半透明的玻璃占统治地位。中国东汉墓出土的马赛克玻璃和吹制缠丝玻璃瓶都是早期罗马玻璃的精品。

2世纪和3世纪是罗马玻璃的中期。该时期的玻璃数量骤增，玻璃器不再仅是奢侈品，已经开始成为普通人可以使用的日常用品。玻璃器一般都采用吹制成形法，玻璃的透明度增高了，装饰手法也多种多样。中国出土的玻璃器中比较缺乏这个时期的产品。

4世纪和5世纪是罗马玻璃的晚期。罗马帝国处于行省割据状态，各行省之间的产品差异越来越明显。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出土的罗马玻璃多属于罗马晚期偏东部行省的产品。

3.萨珊玻璃的进口

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口到中国的玻璃器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伊朗高原。伊朗高原的玻璃制造业历史悠久，公元前1000年前后，在两河流域的影响下，这里就开始生产玻璃珠饰等。公元1世纪开始生产吹制玻璃器皿。3～7世纪是伊朗高原玻璃业最为兴旺发达的时期，除了生产大量玻璃珠饰、纺轮外，还制造精美的高级玻璃器皿，供上层社会享用和出口。由于这个时期主要是萨珊王朝时期，一般将它们简称为萨珊玻璃。萨珊玻璃器皿造型古朴，喜欢用连续的圆形作为装饰，与萨珊时期流行的联珠纹相一致。萨珊玻璃工艺继承了罗马玻璃工艺的特点，特别是发展了冷加工的琢磨工艺，在玻璃碗上琢磨出凹球面或突起的凹球面，形成一个个小凹透镜。透过碗前壁的凹球面装饰，可以看到后壁的数十个小圆形装饰，充分表现出玻璃的美丽风采。

萨珊玻璃在世界玻璃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填补了罗马玻璃衰落之后、伊斯兰玻璃兴起之前玻璃制造史上的空缺。萨珊玻璃在世界玻璃中心由西向东转移的过程中是重要的过渡站，在继承和发展玻璃工艺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北京西晋华芳墓出土的玻璃残片，经复原为一件玻璃碗。该碗高7.2厘米，口径10.7厘米。侈口，颈部微收，球腹，圆底。碗壁较薄，厚度仅1～2毫米，口沿部分特别薄。腹部有10个椭圆形乳钉作为装饰，乳钉列为一排，不很规整，一般高出碗外壁5毫米，长径10～15毫米，短径5～11毫米，其中8个乳钉的长径平行于口沿，另外2个乳钉的长径垂直于口沿。腹部乳钉有明显的水平条纹，与器身玻璃的条纹不一致。底部有7对排成椭圆形、高2毫米突起的刺，既是装饰，又是足，能使圆底平稳。淡绿色，透明，内含较多的大小不一的气泡和条纹。由于气泡多，玻璃的透明程度不太好。内外壁风化不很明显。有轻度的虹彩现象。由此推测，这件玻璃碗是无模自由吹制成形，底部的对刺是成形后在炉边趁热用小钳子夹挑出来的，腹部的乳钉是用烧软的玻璃条趁热粘贴上去的。其成分与伊朗高原的产品相似。

伊朗这种乳突装饰碗一般是无模吹制成形的薄壁碗，侈口，颈微收，圆底，腹部和底部有乳状突起装饰，类似贝壳表面。哈桑尼·马哈拉7号墓出土一件完整的突起装饰玻璃碗。腹部最大腹径处有9个类矩形乳钉，下腹部有10个细长的龙骨突起，底部有10个小乳突围成一圈，代替圈足。这种装饰是在玻璃炉前趁热粘贴或钳夹出来的。这种乳突玻璃碗在伊朗高原流行的时间很长，从1世纪到5世纪的墓葬中都有出土，帕提亚王朝晚期最为流行。

湖北鄂城五里墩121号西晋墓出土1件磨花圆底玻璃碗，口径10.4厘米，腹径11.5厘米，高9.5厘米。口沿外翻成侈口，平唇，球腹，圆底。口沿下有两条细阴弦纹，第1、2排磨花之间也有一条较宽的阴弦纹。腹部有4排磨花，磨花为椭圆形稍内凹的小平面，靠近底部的一排为8个磨花，底部也有一圆形内凹的磨花。无色透明，稍泛黄绿色，透明度好，有小气泡。这种器型的玻璃碗在中国只出土了几件，而在伊朗高原吉兰州的3～7世纪的墓葬中却出土了一大批。另外，日本橿原千冢126号墓(4世纪末)也出土了一只磨花碗，其器型、工艺、装饰手法与鄂城玻璃碗完全一样，不同的是，鄂城西晋墓的碗口沿被磨平，而日本橿原千冢126号墓的碗口沿经火烧成圆唇。这种玻璃碗按壁的厚薄分为两型，湖北鄂城五里墩玻璃碗和日本橿原千冢126号墓玻璃碗都属于薄壁型，是无模自由吹制成形的。对于这种圆形磨饰的玻璃碗，日本学者认为是伊朗高原吉兰州3～7世纪的产品，并得到世界学术界的公认。湖北鄂城西晋磨花碗的成分与日本橿原千冢126号墓的磨花碗的成分几乎完全一致，与伊朗高原采集的同类型碗的残片成分相近，进一步证明这种类型的玻璃碗是萨珊玻璃。湖北鄂城五里墩121号西晋墓玻璃碗年代不会晚于4世纪初，因此这件玻璃碗是最早输入东方的萨珊玻璃之一。

江苏句容春城刘宋时期元嘉十六年(439)墓出土1件磨花玻璃碗。口径8.5厘米，腹径9.1厘米，高6.3厘米。侈口，颈微收，球腹，圆底。腹部有6排小凹球面作装饰，由于6排小凹球面有规律地相互错叠，所以从正面看不是成排的联珠纹，而是由小六边形构成的龟甲纹。碗的底部也有一个外缘呈五边形的凹球面。该碗无色透明，几乎不含任何色调，内含气泡少而小，像水晶一样洁净晶莹，说明玻璃原料经过精选，熔制温度比较高。碗壁较薄，器型规整，可能是有模吹制法制作而成。碗腹部和底部的纹饰都是采用冷加工工艺琢磨抛光而成。这件玻璃碗的器型与湖北鄂城五里墩121号墓出土的玻璃碗一样，腹部的纹饰与日本奈良正仓院收藏的白琉璃碗一样，小凹球面互相错叠，构成六边形的龟甲纹，都是伊朗高原萨珊王朝的玻璃产品。

一般来说，出土的古代玻璃表面往往受到严重的侵蚀而凹凸不平，出现虹彩现象，或附着厚厚的风化层。江苏句容春城玻璃碗的外表在多年化学侵蚀的影响下仅稍稍发乌，没有附着风化层，也没有明显的虹彩现象。伊朗高原出土的100多件类似玻璃容器，大多失去了当年的光泽，无法与句容春城玻璃碗相媲美。因此，这件玻璃碗可以说是世界现存的最精美的萨珊玻璃器之一，非常珍贵。

山西大同北魏墓葬中出土1件萨珊玻璃碗，侈口，颈微收，圆底球腹。与江苏句容玻璃碗相似，腹部和底部也都有磨饰。图案稍有变化，腹部共4排磨饰，上部3排磨饰，为纵椭圆形凹球面磨饰，最下一排为6个圆形凹球面磨饰。无色透明，稍泛黄色，内含气泡很少，是质量很高的萨珊玻璃。山西大同是北魏前期的首都代的所在地，在大同北魏时期的贵族墓葬中出土萨珊玻璃也是理所当然的。

斯坦因于20世纪初在新疆楼兰L.K遗址的一座5～6世纪的墓葬中盗掘了一件玻璃碗。据他在《亚洲腹地》一书中记载，这件玻璃碗高5.6厘米，口径6.7厘米，底径2.3厘米。平底，侈口，腹部有3排圆形纹饰，圆形面呈凹球面，靠近底部的一排圆饰为7个。其腹部的圆形凹球面纹饰，是冷加工琢磨而成。浅绿色，透明。除了这件玻璃碗外，斯坦因在新疆还采集了几片带有圆形磨饰的玻璃残片。

1949年以后，新疆博物馆和考古所也多次采集到类似磨饰的玻璃残片。新疆博物馆在巴楚脱库孜萨来遗址的佛寺(4～5世纪)中采集到两块突纹玻璃残片。较大的一块玻璃残片长约6厘米，宽约4厘米，厚0.4～0.55厘米，是一件玻璃容器的腹部残片。上面有两个突起的圆形装饰，其中一个直径约为3.5厘米，圆饰面呈凹球面;另一个突起圆形装饰较小，直径约0.7厘米，圆饰面不内凹，圆饰面高出器壁约0.3厘米。较小的一块玻璃残片长约4厘米，宽约3厘米。与较大的玻璃残片同属于一件容器腹部，上面也有两个突起的圆形装饰，都是小圆装饰，直径为0.6～0.7厘米。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北周李贤夫妇墓出土了1件完整的玻璃碗。其口径9.5厘米，高8厘米，腹深6.8厘米，下腹最大径9.8厘米。碗外壁饰突起的圆圈图案二圈，上圈8个，下圈6个，上下错位，从一处可透视对面3个以上同样突起的圆圈图案。淡黄色，内含很小气泡，直径不超过0.5毫米，分布均匀。不见明显的条纹、结石，透明度好。碗内壁光洁无锈，外壁有风化层，主要分布在下腹部和底部，呈金黄色。口沿有水平磨痕。碗壁厚约0.4厘米，突起纹饰最厚处为0.7厘米。腹部突起的回形纹饰不很规整，有的呈长椭圆，有的呈扁椭圆，一般长径2.7～2.9厘米，短径2.5～2.6厘米。圆饰面呈凹球面，貌似吸盘，基本成排，稍微错落不齐，相互之间的距离也不完全一致。底部的圈足也是由一个直径3.1厘米的突起凹球面构成。玻璃碗重245.6克，比重2.46克/厘米3，不含铅、钡，是钠钙玻璃。

这件玻璃碗的颜色较浅，透明程度好，气泡小，反映了玻璃的原料比较纯净，含铁低，熔制温度较高。碗腹部的突起圆形纹饰与碗壁浑然一体，说明纹饰不是成形后补加上去的，而是一次成形。碗内壁光洁无锈，无打磨抛光痕迹。外壁磨痕明显，方向多是水平和垂直的。碗壁厚薄不匀，说明是吹制成形的厚壁碗，外壁经琢磨变薄留下两排图形纹饰和底部形成突起的效果，圆形纹饰的面又被琢磨成凹球面。琢磨后的玻璃碗通体经过抛光，但有些部位不易被抛光，磨痕仍清晰可见。这种厚壁的玻璃碗很可能是有模吹制成形的。这件玻璃碗原料纯净，熔制水平较高，采用了冷加工的琢磨工艺，纹饰独特，是古代玻璃器中的精品。这种类型的完整玻璃碗在中国是首次发现，为中国古玻璃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