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地区的汉代玻璃器-中国古代玻璃器的独特之处

(一)玻璃器

广西出土了较多的古代玻璃制品，特别是汉代的玻璃制品。广西合浦、贵县(贵港)、梧州、贺县(贺州)、昭平、兴安、柳州、柳江等市、县发掘的汉墓中，出土了一批以珠、管、耳珰、鼻塞、环、璧、杯、盘、碗等作为随葬品的玻璃器，这些玻璃制品与中原的玻璃制品面貌不完全相同。有些玻璃制品氧化钾的含量非常高，既不同于西亚的钠钙玻璃，也不同于中原地区的铅钡玻璃。这种以氧化钾为助熔剂的玻璃的来源及发展，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广西出土的汉代玻璃器，从器型上来看，一般认为既有国产玻璃，又有外来玻璃。像玻璃璧、玻璃耳挡、玻璃鼻塞等，与中国传统玉制的璧、耳珰、鼻塞相似，应是中国自制玻璃产品;而像高足杯、托盏高足杯等，与中国传统的器型有异，被认为是“舶来品”。

广西的汉代玻璃器，集中出土于合浦、贵县、昭平、梧州等地的汉墓中。根据器型和用途的不同，可分为玻璃装饰品和玻璃容器两类。

1.玻璃装饰品

玻璃装饰品中以各种式样的玻璃珠为最多，考古出土的汉代玻璃珠已超过5000颗以上。除了玻璃珠外，还有玻璃环以及数量较多的玻璃耳珰、玻璃璧和玻璃九窍塞等。其中，玻璃璧、玻璃耳珰和玻璃鼻塞与中原汉代的玻璃器的形制相同，多为铅钡玻璃。这些铅钡玻璃装饰品应该是通过贸易从中原地区输入岭南的。

黄启善先生在《广西古代玻璃制品的发现及研究》一文中，将广西出土的玻璃珠按其形状分为五式：

(1)圆算珠形。该类玻璃珠数量最多，最大的长0.5～1厘米、直径0.3～0.5厘米，最小的长0.2～0.5厘米、直径0.1～0.3厘米，中间穿孔，孔径0.1～0.2厘米。以蓝色为主，另外还有青、淡青、绿、湖水蓝、白、月白、砖红、紫褐等颜色，半透明居多，不透明者少，易碎。绝大多数保留有玻璃质的光泽。其中的3件玻璃珠，包括西汉蓝色珠2件及东汉红色珠1件，含氧化硅65.9%～81.2%，含氧化钾达12.16%～15.88%，属于钾硅玻璃系统。

(2)椭圆形。长1.8厘米，直径0.3～0.5厘米。淡绿色，透明。中间穿孔。含氧化硅83.9%，氧化钾11.03%，属于钾硅玻璃系统。

(3)棱形。分六棱形和八棱形两种。两头尖，中间穿孔，长1厘米。淡青色，透明。

(4)橄榄形。长1.7厘米，头径0.2厘米，孔径0.15厘米。绿色，半透明，中间穿孔，表面有玻璃质的光泽。肉眼可看到细密的小气孔。

(5)渔网坠形。长0.6厘米，头径0.25厘米。中间径0.4厘米，孔径0.1厘米。深蓝色和紫色。含氧化硅78.22%，氧化钾13.81%，属于钾硅玻璃系统。

除玻璃珠外，玻璃装饰品还有玻璃环、玻璃龟形器等。2件玻璃环，出土于广西合浦县饲料公司第7号西汉墓。圆环形，环内缘厚隆，逐渐向外缘变薄。外径7.5厘米，内径3.2厘米，最大厚度1厘米。模压成形，蓝色，半透明。含氧化硅73.83%，氧化钾高达17.6%。这是目前已知钾玻璃中含氧化钾最高的一例。1件玻璃龟形器，出土于合浦县文昌塔第1号西汉墓。长5.5厘米，宽2.1厘米，厚0.95厘米。椭圆形，中间凸起且穿孔。四只爪，爪呈三叉形，头、尾的形状与爪相似，头部中心穿一小细孔。透明，青绿色，开细小冰裂纹，模压成形。含氧化钾16.97%，氧化硅77.87%，属于钾硅玻璃系统。

广西出土的大量汉代玻璃珠，与中原地区的玻璃珠差别较大。广西汉代玻璃珠比中原地区出土的数量要多。这些玻璃珠，有的与玛瑙、琥珀、水晶、绿松石、金等各种不同质地的珠饰共同出土，但也有少数玻璃珠单独出土。一般一墓少则1颗，多则达千余颗，如合浦县堂排第3号西汉墓共出土1080多颗。这是目前广西发现玻璃珠最多的一例。

这些玻璃珠出土时绝大多数位于人骨架的头部或胸至腰部之间，应是死者身上所佩带的饰物;极少数玻璃珠则不佩带于死者身上，而是与其他随葬品放在一起，作为财富的象征。如合浦县廉州爆竹厂第1号西汉墓中出土的800余颗玻璃珠，就不是佩带于死者身上，而是与数百枚五铢钱放在一个漆盒内，上层为玻璃珠，下层为五铢钱。墓主人身上佩带金珠和玛瑙珠饰。

广西出土的汉代玻璃珠不仅化学成分与中原地区的不一样，制造方法也与中原地区玻璃不同。中原地区汉代玻璃珠都是采用缠丝法制作，这是从战国时期就采用的古老方法。所谓缠丝法，是将玻璃条在火焰上烤至可塑状态，拉成长丝，趁热缠绕到金属丝上，金属丝上多附着一层黏土或其他材料，以便玻璃珠冷却后从金属丝上取下来。这种方法制成的珠子形态不太规整，多为球状，有时能看到玻璃丝缠绕的横纹，珠子穿孔内壁往往残留黏土。广西出土的汉代玻璃珠多采用拉制法，即先把软化的玻璃拉成中空的玻璃管，再将玻璃管截成一个个玻璃珠。拉制法制成的玻璃珠上的纹路是与穿孔平行的，玻璃珠内的长形气泡也与穿孔平行。由于不是在玻璃管完全冷却后再截成珠子的，所以珠子靠穿孔的两面并不是完全平面的，但珠子的形状以圆柱形为基形。

广西出土的汉代玻璃珠与中原的产品差别如此之大，说明它们或是自成体系，或是另有来源。

2.玻璃容器

广西汉墓中除发现了大量的玻璃珠饰外，还发现几件精美的玻璃容器，主要器型是托盏玻璃杯、高足杯和圆底杯。

(1)托盏玻璃杯1件。贵县东郊南斗村1号东汉墓出土。整个器型基本完整，由杯、托盘两个部分组成，杯口敞开，深腹，外腹部饰两道弦纹。杯高8.2厘米，口径6.4厘米，足径5.2厘米。托盘也是敞口，平底，内底有圆形凹槽。杯足可套入凹槽，既稳妥又美观。盘高2厘米，口径12.4厘米，底径9厘米，胎厚0.1～0.4厘米。通体透明，淡青色，开细小冰裂纹，与现在的玻璃制品十分相似。

(2)高足杯1件。贵县风流岭2号汉墓出土。残碎，无法复原。淡青色，透明。含氧化钾15.43%，氧化硅76.28%，属于钾硅玻璃系统。(www.xing528.com)

(3)圆底杯3件。第一件出土于贵县火车站东汉墓。杯高3.2厘米，口径5.8厘米。广口，折沿，直腹。淡绿色，透明。外腹饰两道弦纹，模压成形。属于K2O-CaO-SiO2玻璃系统。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第二件出土于贵县汽路5号东汉墓。高4厘米，口径7.7厘米，厚1厘米。广口，直腹，腹中部饰一道弦纹。蓝色，半透明，模压成形。属于钾玻璃系统。第三件出土于贵县风流岭2号汉墓。蓝色，半透明。破碎，不能复原。含氧化钾15.99%，氧化硅74.94%，属于钾硅玻璃系统。

(二)广西与中原地区汉墓出土的玻璃器的差异

广西汉墓出土的玻璃容器与中原地区汉墓出土的玻璃容器有较大的差异。

中原汉代玻璃容器，如江苏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的直筒杯和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出土的耳杯，都是铅钡玻璃;而广西汉墓出土的玻璃容器中有2件经检测是钾钙玻璃，另外2件经检测，可以肯定不是铅钡玻璃。玻璃成分的完全不同，说明广西和中原地区玻璃容器的来源不同。

中原汉代玻璃容器是仿制玉器的，因此器型上可以在汉代玉器中找到原型，例如玻璃耳杯。作为仿玉器，中原汉代玻璃多是不透明的，颜色也与玉石相仿，多为浅绿色、浅蓝色，有玉器晶莹润泽的效果。广西汉墓的玻璃容器的器型与中原汉墓出土的玉器没有明显可比性，其玻璃容器的透明度比较好，一般都可以达到半透明，表明这些玻璃容器追求透明的效果，而不是追求仿玉的效果。特别是贵县汽路5号东汉墓和贵县风流岭2号汉墓出土的两件圆底碗，都是深蓝色半透明，自然界找不出可以制作这样大的容器的深蓝色半透明的天然玉石或宝石，它们意在表现玻璃所特有的透明之美。

从工艺上看，广西与中原地区的汉代玻璃容器也有差异。虽然两者都在铸造成形后经过抛光，但中原汉代玻璃容器在放大镜下可看到打磨的痕迹，且打磨的方向不一致;而广西汉代玻璃容器一般用肉眼即可看到打磨的痕迹，而且打磨痕迹的方向一致，说明是把玻璃容器固定在转轮上，旋转转轮进行抛光的。广西贵县东郊南斗村1号东汉墓出土的玻璃托盏，通体透明，器壁薄处仅有0.1厘米。该托盏是铸造成形之后经过车床抛光制成的。其工艺非常精湛，超过了中原地区的玻璃制作工艺。

(三)关于广西汉代钾玻璃来源的讨论

对于广西汉代钾玻璃的来源问题，目前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是广西汉代玻璃是中国自制产品，一种认为是从海外输入的西方产品，一种认为是在外来技术的影响下的自制产品。

汉代，由于上层统治者对玻璃制品的刻意追求，国产玻璃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于是便从国外大量进口玻璃。在《汉书》《后汉书》中都有关于进口玻璃的记载。当时从西方进口玻璃制品有陆、海两路，陆路是从西亚翻越葱岭，经西域各国到达长安(今西安)，这是陆上“丝绸之路”;海路是从印度洋西海岸穿过马六甲海峡，经南洋各国进入中国东南沿海，这是海上“丝绸之路”。广西合浦正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中最重要的出入境海港。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从合浦港出发的航船已能穿过马来西亚到达缅甸南部、印度、斯里兰卡和印度洋西海岸。汉武帝时，还由政府派出使者，带上翻译和招募来的商人，从合浦港乘船出发，远航东南亚各地进行友好贸易。当时出海的人，常常是带着黄金和丝织品，到南洋去购买“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等。这些明珠、流离在合浦登陆后，再运到郁林(今贵县)、苍梧(今梧州)，由内河转运到全国各地。合浦、贵县、梧州出土大量的玻璃制品，与当年这种远洋贸易应有直接关系。

广西汉代玻璃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化学成分与众不同。埃及的古玻璃一般都是以氧化钠为助熔剂的钠钙玻璃，中国中原地区的战国、汉代玻璃是以氧化铅为助熔剂的铅钡玻璃，而广西汉代玻璃是以氧化钾为助熔剂的钾钙玻璃。

从世界玻璃发展史上看，欧洲将氧化钾代替氧化钠用于玻璃制造是在中世纪。当时兴建教堂需要大量的玻璃装配教堂的窗户，而北非高质量的自然纯碱供不应求，因此用草木灰代替自然纯碱熔制玻璃。当时欧洲多用山毛榉灰。山毛榉灰含氧化钾超过20%。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的布里尔博士研究了西亚地中海东岸到中亚阿富汗的古代玻璃，发现距地中海东岸越远的内陆地区，古代玻璃中的氧化钾的含量越高。布里尔博士还在阿富汗的赫拉特发现了一家保持古代玻璃工艺的作坊。作坊的主人用当地的沙棘烧成草木灰作助熔剂，用烧木柴的熔炉将石英石和草木灰熔成玻璃，之后再手工吹制成各种简单的容器。因此，当人们看到玻璃中含较多氧化钾时，自然就会联想到草木灰。

广西汉代钾玻璃与一般用草木灰作助熔剂的钾玻璃有所不同。一般草木灰中固然都含有一定量的氧化钾，但除了氧化钾、氧化硅外，还都含有相当量的氧化镁。张福康先生考察了中国常见的12种植物的草木灰，发现氧化镁与氧化钾总是共存的。西方中世纪时用植物灰作助熔剂的钾玻璃中，一般含有3%～5%或更高的氧化镁。而广西汉代钾玻璃的氧化钾含量高达15%，但氧化镁的含量一般都不足1%。这意味着广西汉代钾玻璃采用了与西方钾玻璃不同的原料。

史美光先生认为广西汉代钾玻璃有可能是用硝石(KNO3)做原料熔制的。硝石在中国应用的历史很长。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帛书记载的医方中即有消(硝)石。硝石是中国古代炼丹术中常用的原料，也是中国古代制造火药的原料。中国元末明初山东博山的玻璃作坊也采用硝石作助熔剂。因此广西汉代的钾玻璃很可能是用硝石作助熔剂制成的。

中国汉代的文献上没有关于广西玻璃制造的记载。但稍晚的晋代文献里有一些记载。三国吴万震《南州异物志》记载：“琉璃本质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状如黄灰，生南海滨，亦可浣衣。用之不须淋，但投之水中，滑如苔石。不得此灰，则不可释。”这里的琉璃，肯定是指人工制造的玻璃。万震对自然灰做了详细的描述，说它的形状像黄灰，可用于洗涤衣服，使用时用不着过滤，直接放入水中，水就变得很滑润，这些都符合硝石的性质。因此，“自然灰”有可能就是指硝石。《南州异物志》中记载的“异物”不仅是中国南方的异物，很多是南洋的“异物”。他讲的“自然灰”生南海滨，“南海滨”可能指中国南部沿海地区，也可能是指南洋即东南亚诸国。两广地区出土的含钾量较高的玻璃制品，有可能是利用这种自然灰作助熔剂，因而，我们可以把两广地区这种汉代钾玻璃称之为“南海玻璃”。

而最确切的记载是东晋葛洪所著的《抱朴子》：“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这里所说的用五种灰做成的“水精碗”，可以肯定是玻璃碗，而不是天然水晶。《抱朴子》中提到的“交广”是指今天的广西、广东和越南附近，文中明确记载了那里的匠人学得外国的方法铸成玻璃碗。这说明，在晋代或晋代以前，两广地区的人们已经掌握了烧制玻璃的技术。

值得注意的是，泰国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的古代玻璃珠的颜色、形状及拉制法制作工艺，与广西汉墓出土的玻璃珠几乎一模一样，数量上比广西汉墓还要多。另外，泰国有高质量的硝石资源，最迟在13世纪，泰国大量向外国出口硝石。印度半岛东海岸的本地治里是罗马帝国时期东西贸易的重要港口，曾发掘出土了罗马玻璃残片和一块与广西汉代玻璃圆底碗几乎一样的残片。本地治里是古代南亚地区最大的玻璃珠制造中心，开始于公元前6世纪，最兴盛的时期是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印度古玻璃珠的制作方法也和广西汉代玻璃珠一样，是拉制的。玻璃珠中以半透明的蓝色最多。最为醒目的是一种不透明的砖红色玻璃珠，有人将其称为印度红。广西汉代玻璃珠中也有这种不透明的砖红色珠子。印度的古代玻璃绝大多数是钠钙玻璃，但本地治里出土的纪元前后的3个玻璃珠子样品的化学成分是钾硅玻璃，而且氧化镁的含量不高，暗示着是用硝石作助熔剂制成的。

由此可以推断，由于海外交通的便利，两广地区的人们，在汉代已经向西方学到了烧制玻璃的技术，利用当地的原材料，烧制出大量既不同于西方玻璃，又有别于中原内地的国产玻璃的钾玻璃。这种玻璃克服了中国传统的铅钡玻璃不耐高温的缺陷，可以用来制造饮食器皿，因而有盘、碗、圆底杯、高足杯、托盏高足杯等新型器型出现，从而开启了汉代玻璃生产的新局面。

总之，中国广西汉代钾玻璃的来源、发展、衰落等问题，由于缺少资料，特别是缺少东南亚一带的考古资料，目前做出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是，无论这些古玻璃是中国匠人制造的，还是通过贸易输入的，都是与当时东南亚一带海路的开通、各国间文化贸易交流频繁的大环境分不开的。中国汉代墓葬中出土的精美的罗马玻璃容器，便是东西两大文明交往的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