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玻璃器：铅钡玻璃继续繁荣

(一)玻璃器

汉代除了继续生产战国时期的一些玻璃品种如玻璃璧、玻璃珠以外，还生产了一些新的品种。在中原地区，汉代玻璃器按照其器型和用途不同，可分为以下三类：玻璃容器、丧葬用玻璃和玻璃装饰品。

1.玻璃容器

玻璃容器的制造，标志着玻璃技术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与西方玻璃发展史相比，中国玻璃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春秋末战国初中国才出现最早的玻璃，但是，到了西汉中期，只过了300多年，就能生产尺寸相当大的玻璃容器了。

江苏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公元前128年)出土了一批玻璃杯，共16件，其中2件比较完整。杯身呈直筒形，平沿，直壁，平底。呈淡绿色，不透明，内含小气泡，铸造成形。杯身口沿下、中部和近底部有三道箍道，可能原有重金属作的箍圈。杯身底部距底边0.4厘米处有一道宽0.4厘米的绘上去的朱色弦纹。其中比较完整的2件玻璃杯，一件口径8.4厘米，高8.2厘米，底径8.5厘米，厚0.4～0.6厘米;另一件口径8.3厘米，高8.2厘米，底径8.3厘米，厚0.25～0.5厘米。另外十几件的大小厚薄都不一样，说明铸造时为一模一杯，不是同模而铸。

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出土的玻璃杯为铅钡玻璃，与战国时代的镶嵌玻璃珠、玻璃璧的成分基本一致。玻璃杯为淡绿色，不透明，与天然玉很相像，因此在原发掘简报中被误称为“玉杯”，可见汉代玻璃仿玉已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水平相当之高。这些玻璃杯是迄今为止考古发掘出土的最早的玻璃容器。

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出土了3件玻璃容器，工艺相当精美，其中2件为玻璃耳杯，1件为玻璃盘。耳杯高3.4厘米，长13.5厘米，宽10.4厘米;盘高3.2厘米，口径19.7厘米，底径9.5厘米，壁厚0.3厘米。玻璃耳杯和盘的质料相同，都为翠绿色，微有光泽，呈半透明状，晶莹如玉。耳杯的器身呈椭圆形，两侧有耳，微向上翘，矮假圈足。盘为侈口，平折沿，浅腹起棱，假圈足，部分表面因腐蚀而凹凸不平。玻璃盘主要成分为硅和铅，并含有钠和钡。耳杯的化学成分应与玻璃盘相仿。

从器型来看，玻璃耳杯是典型的中国器物，国外没有。从玻璃的成分来看，这几件器物继承了战国以来独特的中国传统，属于铅钡玻璃系统。玻璃盘和耳杯的制作方法，与当时大量生产的玻璃璧、玻璃带钩相同，都是铸造法，只是工艺上复杂一些，成形后再经通体打磨。陕西咸阳兴平汉茂陵附近曾发现了直径达20余厘米的大玻璃璧。既然西汉时期能生产这样大型的玻璃璧，应该也有能力生产这种玻璃耳杯和玻璃盘。

2.“丧葬”用玻璃

中国古人相信玉可以使尸体不朽，因此有些玉器是专门为保存尸体而制造的，称为“葬玉”。葬玉在汉代玉器中占很大比例，主要有玉衣、九窍塞、玉琀和玉握等。作为葬玉的代用品，玻璃衣、玻璃九窍塞、玻璃琀和玻璃玉握等也都随之出现。此外，玻璃璧自战国中期出现，至汉代墓葬中仍继续使用，看来玻璃璧也应属于丧葬用玻璃。

仿玉衣的玻璃衣目前发现了两件。

江苏扬州甘泉山西北麓的一座贵族墓葬出土玻璃衣1件。墓主人系女性，名“莫书”。根据现有资料来看，该墓属刘氏宗族墓之一，年代在西汉晚期，可能在元帝与平帝时期。玻璃衣片约600片，大小不等，形状有长方形、梯形、圆形等11种，以长方形(6.2厘米×4厘米)数量最多，厚度约为0.4厘米。多数为素面，但圆形和少量长方形片印有蟠螭纹和柿蒂纹。长方形玻璃衣片的四角都有穿孔，圆形片、三角形片和窄梯形片穿3孔，少数衣片上还贴有金箔。这些玻璃衣片属铅钡玻璃，氧化铅含量达40.37%，氧化钡含量为21.49%。

江苏扬州祁江县宝女墩新莽时期木椁墓中出土了19块完整的玻璃衣片，均为长方形，尺寸基本相同，长55厘米，宽41厘米，厚0.33厘米。除1片未见穿孔外，其余均为四角穿孔。有的表面局部可见玻璃光泽。除素面外，纹饰均为模铸阴纹，有变体柿蒂纹、云雷纹、云纹和白虎星辰纹等。纹饰上原均贴金箔，发掘时有的金箔已脱落。有3块玻璃衣片背面墨书“王”字，可能表明墓主身份，或是王府作坊制作的标志。玻璃衣片均为铅钡玻璃。

九窍塞是填塞或遮盖死者的耳、目、口、鼻、肛门和生殖器等九个窍孔而用的，目的是防止体内的“精气”由九窍逸出，使“死者为之不朽”。玻璃九窍塞与玉九窍塞器型基本相同。出土的玻璃九窍塞多为耳塞和鼻塞，圆柱形，一头稍小，绿色，半透明。

玻璃琀是玉琀的替代物。玻璃琀与玉琀外形基本一样，若不仔细观察，很难分辨。

玻璃玉握多为西汉中期以后出现，一般为猪形。目前最早的玻璃猪出土于江苏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只剩后半部，残长9.5厘米，宽6.7厘米，高5.8厘米，重852克，淡绿色，晶莹润泽，极似玉器。

玻璃璧是玉璧的代用品，战国中期，在湖南地区已出现丧葬用玻璃璧。玻璃璧在西汉时期还继续使用，器型一般大于战国时期的玻璃璧，纹饰仍是比较简单的谷纹和涡云纹等。陕西咸阳兴平汉茂陵附近出土的一块西汉玻璃璧，直径达23.4厘米，重达1.9千克，可称为玻璃璧之王。

3.玻璃装饰品

汉代的玻璃装饰品可分为人身上的玻璃装饰品和器物上的玻璃装饰品两类。

人身上的玻璃装饰品主要是珠、管之类。西汉时期，镶嵌玻璃珠已经衰落，纹饰趋向简单化，以同心圆为主题花纹，配以简单的几何纹。四川、广东等偏远地区的西汉墓出土了零星的镶嵌玻璃珠，而在湖南、河南和湖北等地却很少见到。由此推测，西汉时期这种镶嵌玻璃珠已经在走下坡路。西汉之后，这种特殊工艺的珠子就很少在中原地区出现了。

代替镶嵌玻璃珠的是单色玻璃珠。汉代墓葬中出土的玻璃珠多是单色，素面，无纹，一般为绿色、深蓝色、湖蓝色等，半透明。(www.xing528.com)

广东广州南越王墓的玉衣内头部位置出土大量的小玻璃珠，珠子的直径仅有2～3毫米，淡绿色，透明，外附白色风化层。这些小玻璃珠或许是头上的装饰品。玉衣内还出土了很多玻璃贝壳，其外表看起来很像是小小的海贝，是用玻璃模压制成的。这些玻璃贝壳中心有穿孔，与一些金质小装饰品一同出土，可能是缝缀在丝质衣服上的装饰品。

文献记载，汉代的丧葬用具中有一种叫做“珠襦”的殓服。《汉书·董贤传》记载：“及至东园秘器，珠襦玉柙，豫以赐贤，无不备具。”玉柙，即考古出土的玉衣。关于珠襦的样子，唐代颜师古在探讨汉代的珠襦时，认为是“以珠为襦，如铠状，连缀之，以黄金为缕”。看来，用玻璃珠做成“珠襦”的可能性是有的，特别是在一个墓中发现超过1000粒玻璃珠时，就要考虑是珠襦，应归类于丧葬玻璃。

仿玉的玻璃耳珰是汉代玻璃中常见的一个品种。其器型很特殊，类似喇叭形，一头大，一头小，中间穿孔。因为此物多在死者的耳边发现，因此定名为耳珰。玻璃耳珰多为深蓝色、绿色和墨绿色等。器型很小，工艺很精，可能是用失蜡法铸造出来的。汉代还有一种蘑菇形的耳珰，没有穿孔，因此，也有人认为它们不是挂在耳边的装饰品，而是丧葬用的玻璃耳塞。

汉代，作为玉带钩的仿制品，玻璃带钩也出现了。广东广州横枝岗西汉墓出土1件玻璃带钩，长7.8厘米，绿色，透明程度与现代玻璃相似。

汉代器物上的玻璃镶嵌品种也很多，有的镶在黄金制品上，有的镶在铜器和陶器上。河北满城1号汉墓出土的铜壶，在颈、腹部宽带纹间作鎏金斜方格纹，方格纹中镶嵌绿玻璃，玻璃上划出小方格圆点。

河北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公元前55年)出土了大小马蹄金各2件、麟趾金1件。4件马蹄金的顶部都以嵌绿色玻璃为盖。麟趾金顶部也是嵌绿玻璃为盖。这种马蹄金和麟趾金在当时不是流通的货币，而是作为一种祥瑞物，由皇帝特意赐给诸侯王的。选用玻璃嵌在黄金制品上，可见玻璃制品在当时是相当珍贵的。

广东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了11对牌饰，都是鎏金铜框镶嵌蓝色板块玻璃。这些蓝色玻璃长8.5～10厘米，宽3.5～5厘米，色泽晶莹，蓝如湖水，透明如镜，而且玻璃中包含的气泡极少，其制作水平相当高。这些蓝玻璃是国产的铅钡玻璃。鎏金铜玻璃牌饰是用来佩带在身上代表身份的。

在玻璃发展史上，平板玻璃的出现非常重要。有了平板玻璃，才能有玻璃窗、玻璃镜，玻璃才能用作建筑材料。汉代的鎏金铜框玻璃牌饰上的玻璃板块，虽然还不能称为平板玻璃，但是用铸造的方法制成透明度这样高的玻璃板是相当难的。

镶嵌玻璃珠作为独立的装饰品在汉代已经走下坡路了，但是多重同心圆的装饰效果是其他材料难以达到的，于是工匠们就做出带有蜻蜓眼纹的小块玻璃，镶嵌到其他器物上作为装饰。江苏徐州北洞山西汉楚墓出土了3件带有蜻蜓眼纹饰的玻璃块。玻璃为深蓝色，半透明，表面嵌有4个或6个蜻蜓眼纹饰。玻璃块的形状呈不规则椭圆形，球面底部都是平的，最大的一块长1.8厘米，宽0.6～1.2厘米，应是器物上的嵌饰物。

在汉代玻璃器中，湖南长沙西汉墓出土的一件玻璃矛非常特殊。这件迄今发现的唯一的玻璃矛，很难将其归到某一类玻璃器中。这件玻璃矛显然不是实用的兵器，而可能是用于仪式典礼上的器物，或是一件工艺品。因此，这里暂且将它归到玻璃装饰品类。

玻璃矛由刺身和柄组成。全长18.8厘米，通体一次铸成。刺身较短，长9厘米，两刃之间最宽处为2.6厘米，前尖锋稍为圆钝，两侧刃不锋利，中部有凸起的棱脊，两侧有牙形血槽。柄为圆柱形，近刺身处较粗，末端则渐细。在柄的中部有一圆球形凸起，柄长9.8厘米，最大直径1.2厘米。表面有明显打磨痕迹。玻璃为浅蓝色，透明，内有少数小气泡。该玻璃矛比重为2.47克/厘米3。由此来看，它不会是汉代中原地区生产的铅钡玻璃，有可能是一般的钠钙玻璃或钾钙玻璃。

玻璃矛的刺身部分与中国汉代的矛比较接近，但柄上凸起的圆球，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矛都没有的。此圆球可能是仿制汉代铜矛柄上用于固定木柄的两个小耳，但由于玻璃质脆，不易铸出两个小耳，因而用凸起的圆球来代替。这件矛应当是中国制造的，至于是不是在长沙附近制造的，则有待探讨，因为长沙附近的汉代玻璃多为比重大于3克/厘米3的铅钡玻璃。

(二)铅钡玻璃与炼丹术

中国汉代的玻璃制造业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中国汉代的玻璃制品大多是铅钡玻璃。氧化铅能够降低玻璃的熔融温度，提高玻璃的折射率和可塑性。实际上，氧化铅本身也是玻璃的构成成分，其作用和二氧化硅一样，已知玻璃含氧化铅可高达90%。氧化铅还可以增加铜、锑、锡等元素的溶解性，制成完全不透明的玻璃。关于铅玻璃制造历史的最早文献资料，是伊拉克尼尼微出土的公元前7世纪的楔文泥版，那上面记载了铅玻璃的配方。在公元前8至公元前6世纪的尼姆鲁德遗址中也曾出土过鲜红色的玻璃块，含氧化铅高达22.80%。

中国自战国时期出现的玻璃不仅含有很高的氧化铅，而且还往往含有相当高的氧化钡。这种古代的铅钡玻璃令世界惊奇。直到19世纪，欧洲科学家才认识到氧化钡可以增强玻璃的折射率。为了制造光学玻璃，把氧化钡引进了玻璃的原料中。在此之前，无论是欧洲，还是西亚，玻璃都不含氧化钡，有的仅含有微量钡元素。因此，氧化钡的存在被视为中国古代玻璃的显著特征。

一般认为“琉璃”一词是指古代玻璃。在汉代文献中已经使用琉璃这个词了。西汉桓宽《盐铁论》记载：“……是以骡驴骆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西汉扬雄《校猎赋》有“方椎夜光之流离，剖明月之珠胎”句。可以看出，“琉璃”或“流离”一词在西汉时是指一种珍贵的物品，但是不是指玻璃，还很难确定。东汉时期的文献又出现“璧流离”一词。《汉书·地理志》中记载武帝使人入海求取璧流离。但璧流离是否就是指玻璃，也不明确，有的学者认为璧流离是印度产的绿宝石或阿富汗产的青金石。成书于东晋的《西京杂记》中曾多次出现琉璃一词。如“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窗扉多是绿琉璃，亦皆达照，毛发不得藏焉”。这说明汉成帝(公元前51年至公元前7年)时期昭阳殿的窗上就镶着绿琉璃，从窗外可以透过绿琉璃看到殿内人的头发。这里说的绿琉璃显然是指绿色玻璃。但《西京杂记》一书是晋代人的作品，所以，虽然“琉璃”一词在晋代肯定是指玻璃，但目前还不能确定汉代文献上的琉璃或璧流离就是玻璃。

最早明确记载玻璃制造的是东汉王充《论衡·率性篇》：“天道有真伪，真者固自与天相应，伪者人加知巧，亦与真者无以异也。何以验之?禹贡曰‘璆琳琅玕’者，此则上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烁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兼鱼蚌之珠，与禹贡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随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阳遂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炼五石，铸以为器，磨砺生光，仰以向日，则火来至。此真取火之道也。”王充所说的“五色之玉”“珠”“阳遂”，可以肯定是人工制造的玻璃。

值得注意的是，王充提到了制造玻璃的“道人”。道家是开始于春秋时代的一个思想派别，以老子、庄子为主要代表。道家从一开始就有两派，一派宣扬消极胜于积极、无为胜于有为的哲学思想;另一派则弃绝尘世生活，企图通过饮食等修行手段，最终达到长生不老，肉体不朽。为求长生不老药，他们热衷于各种炼丹术。王充《论衡》中提到的“道人”，很可能就是从事炼丹术的道人。

王充《论衡》只记述了“道人消烁五石，作五色之玉”，却没有明确指出“五石”是什么，其中是否有铅矿。广东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银药盒中有五色药石，经测定是硫黄、紫水晶、辰砂、铅块、孔雀石，这五种颜色的药石可能就是汉代炼丹术道人经常采用的矿石。用这五种药石当然烧炼不出玻璃来，但其中的紫水晶、铅块是熔制铅玻璃的主要原料，西汉末东汉初成书的现存最早的丹经《黄帝九鼎神丹》提到“取胡粉烧之，令如金色”，胡粉即是铅粉。东汉炼丹家狐刚子所撰《粉图经》是一部介绍以金属铅煎炼铅丹的专著。由此可见，铅矿石是中国炼丹术的主要材料之一。所以，很可能炼丹道人们在反复试验炼制金丹的过程中发现用铅矿石和石英砂焙烧可以炼制出玻璃。

中国战国时期和汉代的玻璃不仅含氧化铅，而且含氧化钡。这种成分独特的玻璃来源于中国特有的矿石原料。中国最主要的铅矿石是方铅矿，而方铅矿经常与重晶石(BaSO4)共生。用这种共生矿，经过氧化焙烧，得到的氧化铅中自然含有氧化钡。湖南自古以来是盛产铅的地区。这一带多为方铅矿和重晶石的共生矿。以这类矿石为原料熔炼出的玻璃，自然就是铅钡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