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玻璃器：三种蜻蜓眼玻璃珠类型

关于中国“蜻蜓眼”式玻璃珠的类型，赵德云先生认为，中国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类型复杂，主要从制造技术的角度，可分为九型，各型的流行时代和地域各有不同。根据与国外标本的比对，它们应当具有不同的根源。玻璃珠类型如下所述。

(一)A型：层状玻璃珠

早期的层状玻璃珠，是在玻璃珠体上多次滴上不同颜色的玻璃料，由下至上渐次减小，再加以修整即成。更为常见的做法是，按照上述方法单独制作玻璃珠，趁母体尚未凝固时嵌入，加以打磨修整而成。公元前5世纪以后的罗马，又出现一种新的制作方法，即艾森所谓的截棒技术，将玻璃棒放在不同颜色的玻璃液中依次蘸泡，当其凝固之后，截成小薄片，每一薄片就成为一个制作好的玻璃珠，只需将其嵌入未凝固的母体即可。玻璃珠的层数多少不一，以两层最为常见。在中国的考古发现中，此型标本最多，变化也最丰富，但根据玻璃珠“瞳孔”的位置，又可分为两种类型。

1.“瞳孔”位于眼眶正中，又称为同心圆纹玻璃珠

在中国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中，同心圆纹玻璃珠年代最早。湖北丹江口外边沟M21出土的玻璃珠年代可早至春秋中期晚段，玻璃珠突出于珠体，似是采用在珠体上直接滴上白、绿两色的玻璃液制成的。河南固始侯古堆M1出土的8件玻璃珠，年代为春秋末期，应是先滴一滴白色玻璃液，在其上滴较小的蓝色玻璃液，再滴一滴更小的白色玻璃液，最后以一滴最小的蓝色玻璃液作为“瞳孔”，共四层，打磨之后嵌入未凝固的绿色玻璃母体。春秋战国之际山东临淄郎家庄M1出土的6件玻璃珠、战国早期河南淅川徐家岭M10出土的11件玻璃珠、战国初期河南洛阳中州路西工段M2717出土的2件玻璃珠以及战国早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玻璃珠等，外观与侯古堆M1出土的玻璃珠相同，制造方法应相差不远。

战国早期以前的该类型玻璃珠，出土地主要集中于北方地区，此后似有向楚地集中的趋势。如湖北随县擂鼓墩M2、湖北荆州纪城M2、湖北荆州天星观M2、湖南湘乡牛形山M1等战国中期楚墓中以及湖南澧县新洲M1等战国晚期楚墓中都有发现。在北方及其他地区亦有少量发现，如河南洛阳西郊战国中期4号墓、河南洛阳针织厂战国中期偏晚CIM5269、河南辉县固围战国晚期M1、四川什邡城关战国中期晚段M1、陕西西安北郊01文景M1等五座战国晚期至秦代墓葬等出土的玻璃珠。新疆民丰尼雅95MNIM8的年代则晚至东汉末至魏晋前凉，表明这种装饰手法延续的时间很长。

该类型同心圆纹层状玻璃珠在国外最为普遍，中国此类标本应与西亚最为接近。

2.“瞳孔”位于一侧，即离心圆纹玻璃珠

玻璃珠整体形成“斜视”的效果，略显活泼。该类型玻璃珠仅流行于战国中晚期，如山东曲阜鲁故城战国中期或稍晚M58、湖北枝江姚家港M3、湖北荆门郭店战国中期偏晚M1、河南淮阳平粮台战国晚期M16、广东肇庆北岭松山战国晚期古墓、河南洛阳西工区CIM3943、甘肃平凉庙庄战国晚期M6等墓葬出土的玻璃珠，比较集中地分布于楚文化及其相邻区域。

另外，有的玻璃珠由于装饰的层状数量多，几乎覆盖了整个母体，所以玻璃珠之间也存在相互叠压和打破关系的情况，培克称之为“珠体几乎被玻璃珠覆盖”;相反，有的母体上的玻璃珠相互独立，数量亦不多，母体出露较多，培克称之为“彼此分离的玻璃珠”。大部分层状玻璃珠属于后一种情况，仅有新疆且末扎滚鲁克M14出土的6件玻璃珠属于前者。

该类型离心圆纹层状玻璃珠在国外不见同类标本，应是中国工匠在外来传入品的基础上进行的发挥和创造。

(二)B型：圆斑状玻璃珠

艾森称之为“简易点状玻璃珠”，是制作最简单的一种类型，将不同于母体颜色的玻璃料滴在母体上，或将玻璃料滴加工成适当形状后嵌入未凝固的母体，略加修整即可制成。“眼”整体仅为一种颜色的玻璃料。该类型圆斑状玻璃珠的意匠源头可以追溯至古埃及。

根据形成的“玻璃珠”是否与母体齐平，又可分为两种类型。

1.平齐圆斑状玻璃珠

将加工好的玻璃珠嵌入母体，然后修整平齐。制作的难点在于保持玻璃珠将要外露的一面的弧度和珠体圆形弧面弧度相同，嵌入之后能够吻合。有的玻璃珠由于嵌入的玻璃料与母体结合不牢而脱落，珠体表面仅余一些凹窝。中国目前出土最早的有较确切年代的是山西侯马乔村M7141∶3出土的玻璃珠为战国中期。河南郑州市邮电器材公司战国墓出土玻璃珠为战国中晚期。陕西西安南郊茅坡邮电学院基槽M11∶20出土玻璃珠为战国晚期至秦。甘肃秦安上袁家M6出土玻璃珠为秦代。重庆涪陵小田溪M4出土的6件玻璃珠，是目前发现唯一出土于中国南方的玻璃珠，年代应为战国晚期。从目前的发现来看，该类型平齐圆斑状玻璃珠在中国流传的时间大致在战国中晚期至秦亡，流行的地域似乎以北方地区为主。

2.突出圆斑状玻璃珠

该类型玻璃珠保持玻璃滴上的玻璃料凸出于母体的状态，有时甚至通过修整突出强调之。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该类型玻璃珠是内蒙古凉城毛庆沟M39出土的玻璃珠，年代为战国早期。陕西咸阳石油钢管钢绳厂M27063出土的玻璃珠，为战国晚期前段。河南郑州二里冈战国五座墓出土的18件玻璃珠，原报告描述为“内胎皆系白色或灰白色，器表以棕、黄、天蓝和绿各色彩料涂附其上，组成各种凸出器表的纹饰”，推测制造工艺应是“先制成一带穿孔的圆形内胎，内胎先经烧制，然后在胎的外部再加涂白色的料，白色料之外再涂各种彩色料，以组成各种纹饰。当彩色料配齐后复经火烧”。陕西西安南郊光华胶鞋厂M115出土的3件玻璃珠，“截面为六瓣花形”，年代为战国晚期至秦亡。山西侯马乔村M7229∶10出土的玻璃珠，白色底子上饰圈纹凸起，时代在东汉中晚期。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该类型玻璃珠延续的时间较前一类型长，从战国中期一直到东汉中晚期，但流行的地域似乎仍是以北方地区为主。

(三)C型：嵌环玻璃珠

该类型玻璃珠将不同于母体颜色的玻璃料制成细条，嵌入母体，近环形，成为“眼眶”，环内的母体颜色形成玻璃珠的效果。该类型玻璃珠中国发现较早的有山西太原春秋晚期晋国赵卿墓出土的1件。湖南长沙白泥塘M5出土的5件玻璃珠形态基本相同，年代为战国中期略偏早。湖南湘乡牛形山M1出土1件玻璃珠，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早。河南辉县固围村M1出土2件玻璃珠，其中比较特殊的1件为玻璃珠体上有料条嵌出的三条直线。四川宝兴汉塔山M26出土3件玻璃珠，嵌入的料环多已脱落，时代为战国中晚期。湖北江陵九店M294出土4件玻璃珠，时代为战国中期晚段。河南洛阳西工区战国晚期CIM3943∶16出土的玻璃珠，嵌入的料环略呈弯月形，整体给人一种“斜视”的印象。湖南长沙楚墓M1526出土的1件玻璃珠，嵌入的料环已脱落，时代为战国。综上，该类型嵌环玻璃珠在中国流行的年代主要为战国中晚期，地域上似乎以南方地区为主。该类型嵌环玻璃珠与伊朗有着密切的关系。

(四)D型：角锥状玻璃珠(www.xing528.com)

该类型玻璃珠将母体制成带有多个角锥的不规则形态或在圆形母体上嵌入单独制作的角锥，这种装饰手法要和其他方式组合运用。年代最早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山东临淄郎家庄M1出土的1件玻璃珠，其在制作母体时造出三个角锥，占整个珠体的比例很大，并在角锥尖部分次滴上不同的玻璃料，打磨齐整后形成层状玻璃珠。后在三个角锥中间的位置滴上不同于母体颜色的玻璃液，形成突出圆斑状玻璃珠。然后再单独制作若干层状玻璃珠，趁母体尚未凝固时嵌入。该类型玻璃珠采用了三种不同的玻璃珠制作方式。湖北江陵九店M703∶1出土玻璃珠的制作方法，推测应与山东临淄郎家庄M1出土玻璃珠不同，应是先用不同颜色的玻璃料分次滴成角锥形的玻璃珠，上小下大，略呈宝塔形，然后将其嵌入未凝固的母体，打磨修整，时代为战国晚期早段。

该类型角锥状玻璃珠的意匠源头在地中海沿岸地区。

(五)E型：套圈玻璃珠

该类型玻璃珠为一个大圆圈中套若干小圆圈，艾森称之为“小眼分组置于特定颜色(通常是棕色)的区域”。小圆圈的数量似有定规，通常为6个或7个，其中一个位于中心，其余环绕置于周围。但在中国的考古发现中，也有多至9个、少至3个的玻璃珠。

该类型玻璃珠最早出土于湖南长沙烈士公园M3，为7个小圆圈，年代为春秋末或春秋战国之交。河南信阳M1出土的2件玻璃珠，光泽削落，各饰六组图案，其中1件小圆圈的数量达9个，较为少见，年代为战国早期。山东曲阜鲁故城M52和山西侯马乔村M612的年代为战国早期，前者出土2件玻璃珠，上饰7个小圆圈，后者饰6个小圆圈。战国中期的玻璃珠有河南洛阳西郊M1、湖南湘乡牛形山M1、湖北枝江姚家港M10、湖北荆州秦家山M2等墓葬出土品。战国晚期湖南益阳赫山庙M12出土1件玻璃珠，为圆柱形，套在小圆圈之外的是菱形宽边，而非大圆圈，比较特殊。陕西西安南郊茅坡邮电学院基槽M11出土的1件玻璃珠，小圆圈数量只有3个。其余尚有湖南澧县新洲M1、河北柏乡小京村战国墓、陕西西安塔儿坡M48292、湖北江陵九店M124等墓葬出土的玻璃珠。广东广州黄花岗M003的年代晚至西汉早期，出土有套圈玻璃珠。

该类型套圈玻璃珠，可能和西亚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尚待考证。

(六)F型：镶嵌玻璃料卷玻璃珠

该类型玻璃珠是在母体上滴大滴的玻璃料，在周围镶嵌不同颜色玻璃料条裹成的卷，形成眼眶的同时，又具有睫毛的效果，艾森简称之为“镶嵌料卷”。湖南澧县新洲战国晚期M1∶18出土1件该类玻璃珠，应起源于古埃及。

(七)G型：整体玻璃珠

该类型玻璃珠整体制作成玻璃珠形状。河南洛阳市针织厂CIM5269∶47出土1件该类型玻璃珠。其制作方法似是在金属棒上缠裹天蓝色玻璃料，沿着两端金属棒的位置均匀地依次滴白、深蓝、白、深蓝四圈玻璃液，形成正反两面整体玻璃珠的效果。推测在胚体成形后，或许还有一个熔融的过程，以便再次修整。该类玻璃珠形体较大，不嵌入任何母体，而是独立成为一件具有穿孔的玻璃珠饰。

该类型整体玻璃珠可能来自印度。

(八)H型：几何线间隔玻璃珠

该类型玻璃珠用连珠点纹(也有少数为直线纹或宽边直线纹)形成圆、椭圆、三角等几何形状，将珠体表面的玻璃珠分隔开来，形成若干独立的小单元。该类型玻璃珠最早出土于山东曲阜鲁故城M52∶73，年代为战国早期。玻璃珠正中饰一组玻璃珠，四周对称位置有四个做成星纹的层状玻璃珠，周围以点线纹间隔。这种形制的几何线，与后世楚地的发现差别很大，应当视为几何线间隔玻璃珠的雏形。河北临城中羊泉战国中晚期墓葬出土1件该类型玻璃珠，上饰平齐圆斑玻璃珠，以珠体正中的一个玻璃珠为中心，饰两条呈“十”字交叉的小圆点组成的线纹，四周饰四个小圆点组成的圆圈纹。四川青川赫家坪战国中晚期M13出土的玻璃珠分3排饰9个层状玻璃珠，以小点构成双菱形线，将中间1排3个玻璃珠与上下2排之间间隔开来。战国晚期及以后的楚墓中发现该类型玻璃珠的数量比较多，如湖南长沙楚墓M482∶8、M442∶1、M615∶7、M671∶4、M907∶15等，湖北襄阳王坡战国晚期墓M37∶1-1、M57∶3等，湖北江陵岳山秦墓M15∶19、湖北襄阳王坡秦墓M119∶4等。

战国晚期至秦代，另一个集中的发现是陕西咸阳塔儿坡墓地，其出土玻璃珠与上述不同，存在三种特殊构成几何线的方式。一是采用深色料条构成宽边直线纹，如M25085∶1、M46386∶2-1，后者在宽边上饰层状玻璃珠。二是以双直线纹间隔嵌环玻璃珠，如M46386∶2-2。三是以较大的料滴构成平行三排联珠纹，均为横向，玻璃珠装饰联珠纹之中，如M46386∶2-3。战国晚期和西汉早期出土的若干玻璃珠，如重庆开县余家坝、河南陕县后川村M2001、重庆奉节风箱峡崖棺葬、广东广州南越王墓等，装饰手法和地理位置都接近楚地，可能是从楚地传来的。

几何线间隔玻璃珠发展到极致，甚至有忽略眼睛装饰、主要采用几何线纹进行装饰的玻璃珠，如四川成都羊子山战国晚期或秦代M172出土的玻璃珠，用直线组成多个长方形，每个长方形画出对角线，占据装饰的主体地位，眼睛弱化为小圆圈，位于对角线的交叉点，明显处于附属地位。

几何线间隔玻璃珠最早出现于北方地区，造型均比较特殊。战国晚期至秦可能在楚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以小圆点组成单线或双线间隔玻璃珠的方式。而陕西咸阳塔儿坡墓地的发现，又与楚地不同，可能关中地区存在不同的制造中心。

该类型几何线间隔玻璃珠在国外不见同类标本，应是中国工匠在外来传入品的基础上进行的发挥和创造，属于中国玻璃制品。

(九)I型：组合型玻璃珠

即复合玻璃珠，该类型玻璃珠采取多种装饰手法于一体。该类型主要为玻璃珠体采用层状玻璃珠与突出圆斑共同装饰的情况。如湖北黄冈芦冲战国中期后段M1∶68∶02出土玻璃珠，长管形，在其上先装饰层状玻璃珠，然后在每个层状玻璃珠的中心，滴上翠绿色玻璃液形成突出圆斑。湖南长沙战国楚墓M1955∶6出土的玻璃珠，珠体呈短圆柱形，其上间杂层状玻璃珠和突出圆斑玻璃珠，层状玻璃珠突出于珠体。

该类型组合型玻璃珠应是中国工匠的独创，显示了中国玻璃匠人高超的智慧艺术和创作能力，亦属于中国玻璃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