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玻璃器：蜻蜓眼变迁及传承

中国最早出土的玻璃中就有镶嵌玻璃珠，如河南固始侯古堆1号墓出土的玻璃珠。镶嵌玻璃珠在玻璃珠中工艺最为复杂，外观非常美观。它的出现和发展，不仅同中国早期与西亚的贸易有关系，而且同中国玻璃业的产生与发展有直接的关系。

镶嵌玻璃珠是指在单色玻璃珠母体上嵌进另外一种或几种不同于母体颜色的玻璃，构成美丽的图案。由于镶嵌玻璃珠上的图案主题多是同心圆，一环套一环，有动物眼睛的效果，因此它的英文名称为“复合眼珠”，中国俗称“蜻蜓眼”。

镶嵌玻璃珠的尺寸一般都比较小，直径只有1～2厘米。其制作工艺相当复杂。日本学者与玻璃工匠合作，已仿制出镶嵌玻璃珠。其工艺过程如下：首先，用金属棒分别蘸上不同颜色的熔融的玻璃料，并趁热拉成细丝。待其冷却后，截成小段，成为截面为同心圆的图案单元。其次，将金属芯棒蘸上一层黏土浆或石灰浆，晾干后在火焰上将玻璃料拉成细丝，缠绕在芯棒上，芯棒不停旋转，形成玻璃珠母体。第三，在玻璃珠母体尚未冷却变硬时，将第一步已做好的图案单元压进母体，再趁热放在金属板上或石板上滚动，使图案单元与母体形成一个整体。最后，待玻璃冷却后泡进水中，抽出芯棒，镶嵌玻璃珠即大功告成。

用这种压进图案单元的方法可以制造出外观效果与古代镶嵌玻璃珠完全一样的珠子，但是，古代镶嵌玻璃珠的断面，无论嵌入的图案单元简单或者复杂，每一种不同颜色的玻璃嵌入物都独立地成球状面。这种现象是上述方法无法解释的。因此，可以推测，在第一步中，并不是将不同颜色的玻璃首先制成截面为同心圆的图案单元，而是将不同颜色的玻璃料分别拉成不同直径的细丝，截成薄片;在第三步中，将较大的单色的玻璃薄截面压入玻璃珠母体上，待与母体形成一体后，加热、烤软表面，再分次嵌入其他颜色的较小薄截面，形成复杂的图案单元。第二种制作工艺可能更接近古代工艺，也更费工费时。由于制作玻璃珠的每一步骤都完全靠手工操作，所以成品并不规整，几乎无法找出两个完全一模一样的镶嵌玻璃珠。

从考古资料来看，“蜻蜓眼”式镶嵌玻璃珠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大约在春秋末战国初。到了战国中晚期，出土数量与出土地点大大增加，几乎遍布全国，北至新疆、陕西、山西，东抵山东，西达四川，南到湖南、广东，皆有出土，但主要还是集中在楚文化范围内，其中以两湖为最。玻璃“蜻蜓眼”很快就发展成为常见的器物，而且很多典型的中国风格的玻璃器物也随之出现。

结合文献与玻璃珠的化学成分分析，早期玻璃珠应为舶来品，最有可能是经南亚走云南进入楚地，以及从北方草原首先进入山西这样两条道路来到中国。随着镶嵌玻璃珠的传入，楚人旋即掌握了玻璃制造技术，生产出独具特点的铅钡玻璃，“蜻蜓眼”式玻璃珠迅即风靡楚国。到秦汉时期，“蜻蜓眼”式玻璃珠随着楚文化的整体消失而走向衰落，并于西汉初年逐步消失。西汉以后虽然仍有零星发现，但已不属于同一个发展序列。春秋末战国初和战国中晚期虽然时代相接，但是这两个时期的镶嵌玻璃珠在出土数量、图案纹饰及化学成分上都有明显的差别。

玻璃珠出土数量与纹饰从早到晚皆有变化。李会先生对此曾作过专门研究。他认为，根据国内“蜻蜓眼”式玻璃珠出土数量和图案纹饰的演变，可以把“蜻蜓眼”式玻璃珠在中国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春秋末战国早期;战国中期到晚期;秦到西汉初年。

春秋末战国早期，即公元前5世纪前后，出土“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墓葬基本都为高级墓葬。例如，河南固始侯古堆1号墓、山西长治分水岭270号墓、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山东临淄郎家庄1号墓和洛阳中州路西工段M2717墓等等。该时期“蜻蜓眼”式玻璃珠的数量比较少，其基本为圆圈纹构成的蜻蜓眼珠样的单体纹饰。镶嵌玻璃珠多为球形，但不规整，有的看起来像扁方形或扁鼓形，珠子尺寸较小，一般直径都在1～1.5厘米，仅有极少数的珠子直径大于2厘米。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共出土173颗镶嵌珠，只有2颗的直径大于2厘米。镶嵌玻璃珠的母体颜色多为蓝色、绿色和橘黄色三种。蓝色或偏浅蓝，或偏深蓝。母体玻璃都为半透明。该时期镶嵌玻璃珠的纹饰比较简单，图案的主题都是同心圆，同心圆中心的点多用蓝色。外圈的层数不同，一般为三层，有时多达五六层，层色多为白褐相间或白蓝相间。不透明白色是勾画出中心点的最重要的颜色，几乎每个镶嵌珠的纹饰都离不开白色。每个珠子上嵌入的图案单元个数不同，少则在腹部嵌入一排3个或4个小同心圆，或嵌入二排6个或8个小同心圆，多则嵌入四排20个以上的小同心圆，最常见的是嵌入一排4个或二排8个同心圆，嵌入的同心圆也很少脱落。

春秋末战国初的镶嵌玻璃珠中，河南固始侯古堆1号墓出土的玻璃为普通的钠钙玻璃;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玻璃中有1件为普通的钠钙玻璃，但是含2.8%的氧化铅，疑为来自玻璃表面的污染，另外3件都为普通的钠钙玻璃，不含铅、钡。

由于春秋末战国初的镶嵌玻璃珠是突然出现的，都集中出土于贵族大墓，而且这时期的镶嵌玻璃珠都可在西亚找到相似的对照物，玻璃的化学成分也与西亚玻璃相似，都是钠钙玻璃，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这个时期的镶嵌玻璃珠大部分是从国外进口的舶来品。关于这一观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1.从出土情况分析

春秋末战国初的几件玻璃器，或出土于中国南方的吴、越王室墓中，或是国王兵器上的装饰。一般官吏和平民墓中未见玻璃制品，说明当时的玻璃器极为稀少和珍贵。究其原因，一是玻璃的生产尚处于初创阶段，产量很少;二是这些玻璃是从国外引进的，故视为珍宝。由于玻璃成分与西方的钠钙玻璃或钾玻璃一致，而与中国稍后自制的玻璃主要为铅钡玻璃不同，因此，春秋末战国初的这几件玻璃制品很可能是从西方输入的。《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了来自身毒(今印度)的“邛竹杖、蜀布”。由此可见，除了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之外，还有在四川和印度之间、通过云南和缅甸或阿萨密的一条商路。张增祺先生认为，这条商路“至少从春秋末战国初即已存在”，主要根据是云南江川李家山22号墓中出土有西亚文物蚀花肉红石髓珠和浅绿色透明六棱柱状琉璃珠，年代为距今2500年±105年。他还认为，琉璃珠是由埃及和西亚输入阿富汗和印度，然后再由印度输入云南的。出土于吴、越地区的春秋末战国初的几件玻璃器，为这一推断增加了新的物证。

2.从纹饰风格分析

玻璃珠上蜻蜓眼式的纹饰不属于中国传统纹饰。蜻蜓眼纹饰的突然出现，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从国外输入的。战国时的蜻蜓眼式的玻璃珠，其中属于铅钡玻璃系统的部分是中国自制的。另外，其他谷纹、云纹玻璃璧和玻璃剑首、剑珥、印章等，都是中国自制玻璃。蜻蜓眼式的玻璃珠在西方出现很早，而且非常流行。西方出土公元前6世纪至前3世纪的蜻蜓眼式玻璃珠很多，与中国春秋末和战国初的那种小型玻璃珠极为相似。因此，西方玻璃珠传入中国是有可能的。

3.从玻璃的成分分析

中国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玻璃器，其中可早到春秋末战国初的样品有三个：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的剑格上镶嵌的蓝色玻璃是钾钙玻璃;河南辉县吴王夫差剑的剑格上镶嵌的玻璃是透明度较高的硅酸钙玻璃;河南固始侯古堆1号墓中出土的玻璃珠是钠钙玻璃。其余战国时代的玻璃珠、玻璃璧等基本上都是属于铅钡玻璃系统。因此，春秋末战国初的这几件玻璃很可能是从国外输入的。(www.xing528.com)

根据上述分析，春秋末战国初中国南方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和镶嵌在剑格上的玻璃制品，很可能是从西亚经印度输入的。大概从战国早期开始，中国各地就仿制了大量“蜻蜓眼”式玻璃珠，以及多种形状的玻璃珠饰。此类制品到战国中、晚期甚为流行，并延续至西汉。

战国中期到晚期，即公元前4世纪和3世纪，镶嵌玻璃珠的出土地点明显增加，几乎遍布全国，但相对集中于湖南、湖北、河南三省。与春秋末战国初不同，该时期的镶嵌玻璃珠不仅出土于身份较高的大墓，也出土于普通百姓的墓葬。例如河南辉县固围村1号墓、湖北江陵马山1号楚墓是大型墓葬，但是湖南资兴旧市和陕西咸阳黄家沟的战国墓葬都是中小型墓葬。该时期的镶嵌玻璃珠还是以球状为主，与早期珠子相比，形状较为规整，尺寸普遍比早期略大一圈，例如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出土的19颗镶嵌玻璃珠，最大的直径2.7厘米，最小的直径1.5厘米。除了球状的珠子外，还出现了镶嵌玻璃管，圆筒形，尺寸也比较大。湖北江陵马山1号楚墓的镶嵌玻璃珠长达2.7厘米，直径0.8厘米。

战国中晚期的镶嵌玻璃珠的纹饰丰富多彩，早期的单纯同心圆形成的蜻蜓眼式纹饰仍然存在，但已不占主导地位。该时期最流行的纹饰是组合图案。复合纹饰中，一种组合是在大圆圈中并存数个小圆圈，小圆圈的数目为3个、7个或9个不等，以7个小圆圈组成梅花图案的为最多，例如湖北江陵雨台山楚墓、江陵马山楚墓、湖南长沙楚墓、河南信阳楚墓和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出土的镶嵌玻璃珠。另一种图案组合是同心圆与其他几何纹饰相结合，最常见的是以弦纹、菱形纹等几何纹作为地纹，同心圆均匀地分布在地纹上。用连点布出网纹，将图案隔成小的单元，这种图案组合的最典型的代表为湖南长沙战国晚期墓葬、四川青川战国墓、湖南湘乡牛形山战国楚墓出土的镶嵌玻璃珠。

战国中晚期的镶嵌玻璃珠除了图案复杂多变外，作为纹饰主体的同心圆有意突出于珠子的母体，造成鼓眼的效果的珠饰明显增多。如湖南长沙楚墓、湖北江陵九店东周楚墓所出土的玻璃珠。有的玻璃珠的纹饰主题有意嵌成偏心圆，像正在斜视的眼珠，使图案更加生动形象、活泼灵动，如河南淮阳平粮台16号楚墓、河南洛阳市西工区战国晚期墓葬出土的镶嵌玻璃珠。该时期有的玻璃珠嵌入的同心圆与母体结合不牢，出土时已经脱落。战国中晚期的镶嵌玻璃珠的图案虽然比早期玻璃珠丰富多彩，但玻璃的颜色并没有什么突破，珠子母体最常见的颜色是深蓝色，其次是绿色，早期的橘红色母体已很难见到，纹饰常用的颜色是不透明白色、蓝色、绿色和土黄色等。

战国中晚期镶嵌玻璃珠的化学成分与春秋末战国初的珠子有很大变化，绝大部分已经不是普通的钠钙玻璃，而是以氧化铅和氧化钡做助熔剂的铅钡玻璃。铅钡玻璃是古代玻璃中很独特的一种玻璃。古代西亚玻璃中虽然有少量的铅玻璃，但含钡的玻璃在世界上其他古玻璃中从未出现过，因此学术界都把钡的存在作为中国古代玻璃的显著特征。如河南辉县固围村1号墓出土的3件镶嵌玻璃珠均为典型的铅钡玻璃。这与同时期的玻璃璧、玻璃带钩的成分是一致的，而后者均是中国的传统器型。从镶嵌玻璃珠的玻璃成分的改变可以看出，最晚在战国中期，中国已建立起属于自己的铅钡玻璃业。

镶嵌玻璃珠在战国时期不仅作为首饰之类随身佩带，还嵌入其他器物作为装饰。河南辉县固围村发现的鎏金镶玉银带钩上就嵌入了由3个小同心圆组成图案的镶嵌玻璃珠。

在玻璃珠的母体上压进同心圆，制造出“眼睛”效果的镶嵌玻璃珠大约出现在公元前10世纪初的地中海沿岸，到公元前6至公元前4世纪在黑海沿岸地区非常流行。如黑海南岸的伊朗高原吉兰州公元前6至公元前2世纪的墓葬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镶嵌玻璃珠，与中国春秋末战国初的镶嵌玻璃珠非常相似，这种珠子也是在蓝色或绿色的珠状玻璃母体上嵌入1排3个或4个同心圆，或者嵌入2排6个或8个同心圆。伊朗高原在这时期之前，已经有了相当长的玻璃制造的历史。

与镶嵌玻璃珠的起源地西亚相比，中国镶嵌玻璃珠的出现非常突然。西亚的镶嵌玻璃珠的出现晚于彩色玻璃珠饰几百年，而彩色玻璃的首次出现又晚于单色玻璃珠饰1000多年，所以，单色玻璃珠饰经过漫长的时间才发展成为彩色镶嵌玻璃珠。但是，中国的镶嵌玻璃珠与单色玻璃饰块是同时出现在春秋末期的。也就是说，中国最早的玻璃中就有镶嵌玻璃珠。没有任何发展过程、突然出现的镶嵌玻璃珠只能用贸易品来解释。

公元前20世纪至公元前10世纪的铜器时代，东西两大文明之间活跃着许多游牧民族，他们依靠牲畜的力量，往来于中亚沙漠地带，对东西方贸易交流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玻璃珠色彩美丽，便于随身携带，是游牧民族喜爱的装饰品。他们将镶嵌玻璃珠从西亚带到中国是完全有可能的。

中国新疆地区位于古代东西两大文明的接触点，是古代游牧民族最活跃的地区。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在轮台县群巴克发掘了一批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墓葬，出土了一些玻璃珠，其中第28号墓出土的1件镶嵌玻璃珠，在深蓝色球状母体中，嵌入了8～9个蓝白相间的同心圆，圆心的点为深蓝色，同心圆排列不整齐，与伊朗高原出土的一种镶嵌玻璃珠非常相似。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在公元前10世纪中叶，镶嵌玻璃珠经过丝绸之路从西亚传入中国，春秋末战国初中国中原地区出现的镶嵌玻璃珠，很可能是经由新疆地区传入的。

目前很难断定到底是哪一支游牧民族将镶嵌玻璃珠带到了中国。恩格尔在《中国的玻璃制造》一文中认为，中国最初的玻璃制造可能与西亚的胡里安民族有关。这个民族在西亚古文明中起过重要作用。当公元前7世纪亚述王朝结束了乌拉尔图王朝后，一部分胡里安人迁移到其他地区。其中的一支有可能到达了中国，而且这支胡里安人还懂得制造玻璃的技术。当他们来到有丰富方铅矿资源的中国时，就生产了他们在西亚早已熟悉的镶嵌玻璃珠。这种推测的证据之一，是镶嵌玻璃珠上的7个小圆形组成的梅花图案，可以追溯到伊朗高原的史前时代。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镶嵌玻璃珠的第三个发展阶段。西汉时期的镶嵌玻璃珠的数量明显减少，出土地点多分散在远离汉代政治经济中心的偏远地区，如重庆冬笋坝的船棺葬和奉节风箱峡、广州南越王墓等等。西汉镶嵌玻璃珠的纹饰仍是以同心圆为主题花纹，配以简单的几何纹，与战国中晚期的珠子相比，纹饰大大地简化了。从西汉时期镶嵌玻璃珠的数量和纹饰来看，镶嵌玻璃珠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西汉之后，这种特殊工艺的珠子就很少出现了。西汉时期，虽然镶嵌玻璃珠作为单个珠饰很少出现，但是这种带同心圆纹饰的其他玻璃饰品还是很受欢迎。江苏徐州北洞山西汉楚墓出土了一批玻璃器，其中有3块玻璃饰板，大约1.5平方厘米，厚0.2厘米，深蓝色，半透明，表面嵌有4个或6个同心圆纹饰。从其大小形状判断，应为器物上的嵌饰物，这种带同心圆的玻璃饰板是从镶嵌玻璃发展而来的。

总之，“蜻蜓眼”式玻璃珠于春秋末战国初在中国出现，数量少，一般为大型墓葬出土，纹饰比较单一，基本上为圆圈纹组成的单一的蜻蜓眼式纹。到战国中期以后，出土数量大大增加，而且出土地点明显增多，以湖南、湖北为中心的楚地出土数量最多。玻璃珠纹饰复杂多变，更加精美。秦汉时期，只在边远地区有零星的出土，然后基本绝迹。

“蜻蜓眼”式玻璃珠基本上分布在楚文化的范围之内，而以楚文化的中心两湖地区最为集中。这应该与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楚地一贯重巫敬鬼，而“蜻蜓眼”式玻璃珠向来有避邪攘灾、助人防卫之功用，遂得风靡。战国早期，掌握了玻璃制造术的楚人开始自己制造“蜻蜓眼”式玻璃珠。进入战国中晚期以后，楚人开始在这种珠子中融入了自己的文化因素，“蜻蜓眼”式玻璃珠也就成为楚文化的代表器物之一，体现的是楚人的文化情趣和艺术创造。随着秦国一统天下，秦文化借助政治优势迅速传播开来，最终促使楚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文化走上了末路。作为楚文化代表器物之一的“蜻蜓眼”式玻璃珠从最初的传入到兴盛以至于到西汉初年销声匿迹的过程，为我们描绘出春秋末至西汉初楚文化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