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平戏曲小说论集：解读杂调四十七种

1953年，黄裳在购书过程中发现了明人祁彪佳撰述的《远山堂曲品》、《剧品》，两书记录了明代传奇、杂剧等戏剧七百零九种（黄裳《后记》中统计的数字是六百七十七种），它是目前所能看到的剧曲著录中最丰富的一种，所录明代剧目，较之吕天成的《曲品》、姚燮的《今乐考证》，以及王国维的《曲录》所记多出二百九十一种；剧目后面还记有部分撰曲者的姓名、情况与简单的批评。即便那些批评不够中肯、公正，它仍然不失为研究戏剧史的一份极其珍贵的资料。需要特别提出的是，祁彪佳不仅是一个戏剧的笃好者和藏书家，同时又是一个具有高度民族气节的爱国士大夫，为了拒绝清朝统治阶级的诱降，他在无可挽回的局势下，遗诗自沉于寓山花园的池中。他生前，对戏剧有热烈的爱好与深刻的研究，我们从他的日记中看到，他常常一天看一部戏，甚至连续十几二十天，从无间断。他搜集过大量戏剧作品，供研究之用。直到清康熙元年，他的儿子理孙、斑孙抗清失败，被人告发而遭到破家之难后，朱彝尊还在祁氏藏书的云门山寺看到八百多部劫后的元明传奇，足见收藏之富。祁彪佳不仅注意文人作品，同时也考察民间戏剧。《远山堂曲品》中被列为“杂调”的四十六种，实际上大多是弋阳腔系统的民间戏曲。这一点，已经为1949年后陆续发现的地方戏剧本所证实。例如：1954年在江西湖口、都昌一带发现的高腔剧本六十六种，大多见于祁《曲品》中“杂调”剧目，如《瓦盆记》、《三元记》、《织锦记》、《胭脂记》及目连戏等。这个发现，使人们对《远山堂曲品》的价值获得了新的认识，大大提高了这部作品在戏曲史上的地位。

“杂调”四十七种，多属明代流行的民间戏剧，应当是没有疑问的。除湖口、都昌的传统高腔剧本可资证实以外，我们还可以就祁《曲品》本身寻出证据。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中，文学艺术向有“雅”“俗”之分，戏剧自然也不例外。文人作品的雕琢典丽，与民间文艺词语粗疏总是成对照的。封建士大夫们是要嫌弃民间戏剧“鄙俚无文”、“不谐声律”的。祁彪佳虽是一个爱国的官员，却也难于完全摆脱阶级的偏见。《远山堂曲品》于赞赏文人剧作为“逸品”、“艳品”、“能品”、“具品”之余，对“杂调”之“不入格”却颇多疵议。例如在《香山》条后辄云：“词意俱最下一乘，不堪我辈着眼。”《古城》条有评曰：“《三国》传散为诸传奇，无一不是鄙俚，如此记通本不脱《新水令》数调，调复不伦，真村儿信口胡嘲者。”《和戎》条曰：“明妃青冢，自江淹《恨赋》而外，谱之诗歌，袅袅不绝。乃被滥恶词曲，占此佳境，几使文人绝笔，惜哉！”《感虎》条后云：“满纸荒秽，令人愤懑欲绝。内叠用〔五圣林梢月歌〕，皆土语也，尤可笑。”又于《赤符》后面评曰：“作者眼光出牛背上，拾一二村竖语，使命为传奇，真小人之言哉！”类此的批评，还可以从《胭脂》、《金台》等条目后找到不少。祁彪佳认为：“此等词，皆梨园子弟自制者。”他是看不起这些带有浓厚泥土气息的“俚语村言”的。祁彪佳对“杂调”的鄙薄，恰巧证明“杂调”类中的戏剧，大多来自民间，而且确实有一部分是“梨园子弟自制者”，例如《跃鲤》、《绨袍》、《织锦》记的作者顾觉宇，就是那个时代的民间艺人。但是，“杂调”类虽被士大夫与文人所排斥，在广大人民中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像顾觉宇的《织锦记》，演董永遇仙的民间传说，也就是后来的《天仙配》。《织锦记》在明代舞台上是历演不衰的剧目，《八能奏锦》、《乐府菁华》、《万锦清音》、《万曲合选》与《尧天乐》，都收有《槐荫分别》一折，《万曲长春》则选刊《仙姬天街重会》一折，这些都是明证。

“杂调”中部分剧目，是经过艺人改编过的文人传奇，对于这类作品，祁彪佳同样是不很满意的。他评议从《白袍记》脱胎的《征辽》说：“较原本更为可鄙。”《白蛇》条后附言：“曲较《鸾钗》十改五六，便不通矣。”于《瓦盆》则曰：“窃元人《盆儿鬼》、《陈州粜米》二剧，为包公作传……此记种种秽恶，直是一字不通耳。”诸如此类的批评也不少。

祁彪佳对“杂调”类中民间戏曲与经过民间艺人改编的剧作的轻蔑并不奇怪，不同阶级本来就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好尚。然而，祁氏的《曲品》却为我们提出了三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第一，文人与士大夫虽则不喜欢民间戏剧，却不能无视民间戏曲的存在。祁彪佳生活的晚明时代，文人的传奇已经度过了他们所称颂的“黄金时代”，走向衰亡，也就是祁氏在《曲品叙》中所称“词至今日而极盛，至今日而亦极衰”；与此成对照的是民间戏曲的兴旺发达，“阳春调寡，巴人之和者众”。即使是弋阳腔暂形消歇，而由弋阳腔演变、滋生的石台、太平诸腔“几遍天下”，甚至也渗透到文人的生活中，迫使士大夫与文人引起注意，这也就是祁彪佳虽然对“杂调”四十七种既多指摘，又还要录入《曲品》的原因。第二，文人与士大夫虽则看不起民间戏曲，却也只能抓住唱腔、构词、宾白等形式上的某些缺陷提出意见，这些意见，无法否定民间戏曲内容的清新与感情、表演的真实。甚至不能不承认民间戏曲的某些优点。比如《远山堂曲品》论及《韩朋》（《十义记》）时说：“惜传之尚未尽致，中惟《父子相认》一出，弋优演之，能令观者出涕。”而在《剔目》（即《包公私访江南》）条后面附评：“此《龙图公案》中一事耳，包公按曹大本，反被禁于水牢。此段可以裂眦。”对《藏珠》记的意见是虽“不及《清风亭》远矣”，却还“差能敷衍”。他的看法是“慎名器，未尝不爱人才。韵失矣，进而求其调；调讹矣，进而求其词；词陋矣，又进而求其事……苟片善之可称，亦无微而不录”（《曲品叙》）。这些地方，至少可以说明祁彪佳比那些顽固的士大夫清醒一些，多少看到民间戏曲的一些优点。第三，从祁《曲品》与其他一些有关记载来看，在晚明阶段，民间戏曲不仅没有因为士大夫与文人的排斥而衰亡，而且由于人民群众的拥护而极为活跃。“杂调”四十七种不少出弋阳腔，这是没有疑问的。其中有《劝善》一种，即目连戏（《曲海总目》作《目连救母》，姚梅伯《今乐考证》作《目连救母劝善记》，《九宫大成谱》作《劝善记》，富春堂刊本题作《新刻出像注功善目连救母行孝戏文》，题署不一），尽管祁彪佳认为“全不知音调，第效乞食瞽儿，沿门叫唱耳”。却不能不看到“以三日夜演之，哄动村社”的强大吸引力。关于这个戏，祁彪佳的日记中也屡屡提到。《弃录》（崇祯己卯，1639）记云：

五月三十日：是晚柯村又演《目连戏》，竟夜不能寐。

所谓“又演”，是“再演”、“常演”之又一义也，可与《居林适笔》（1636）五月初七日记述“里中举戏，观者如狂”映衬。祁彪佳从兄祁止祥的朋友张岱（浙东山阴人）在《陶庵梦忆》卷六“目连戏”条作过详细的记述：

余蕴叔演武场搭一大台，选徽州旌阳戏子，剽轻精悍、能扑跌打者三四十人，搬演“目连”，凡三日三夜。四围女台百什座，戏子献技台上……戏中套数，如“招五方恶鬼”、“刘氏逃棚”等剧，万余人齐声呐喊。熊太守谓是海寇卒至，惊起，差衙官侦问，蕴叔自往复之，乃安。

当时演出的盛况，可从上述记载中所云“哄动村社”、“观者如狂”、“万人齐声呐喊”的气氛见之。观众于戏剧甘愿“三日三夜”通宵达旦的炽烈情绪，也就是太守受惊与祁彪佳“竟夜不能寐”的原因。这类戏，主持者虽或缙绅，观众却大多是百姓。祁氏日记中提到村民社戏、谢神演戏乃至他本人乘舟观剧之处尚多，足见当时民间演戏之风很盛。(www.xing528.com)

十几年前，祁《曲品》“杂调”类能上演的剧目，仍不在少数，诸如《珍珠记》（一作《珍珠米糷记》或《米糷记》，福建梨园戏亦演之）、《古城记·张飞祭马》（徽调）、《劝善记》（江西湖口、都昌高腔）、《和戎记》（富春堂本《昭君和番》）、《牡丹记》（另有文林阁刊本《鱼篮记》，即后来越剧上演的《追鱼》）、《瓦盆记》、《英台记》（《摘锦奇音》有《同窗记》，今川剧有《柳荫记》、越剧有《梁山伯与祝英台》，本事亦同）、《破镜记》及顾觉宇所著《绨袍记》（川剧有之）、《织锦记》（即后来的《天仙配》，黄梅戏尤称著）和《跃鲤记》（常演的有《芦林》一折）。此外还有《易鞋记》（京剧《生死恨》源此）。其中较有价值的除扮演董永遇仙的《织锦记》之外，尚有《剔目记》与《古城记·张飞祭马》。

《剔目记》即山西万泉县孙家发现的清戏《包公私访江南》，故事梗概如下：土豪曹大本欲占陈可忠妻周氏，嗾使大盗诬陈为同党，并贿县官李扬德判陈充军代州，劫走周氏。陈可忠路遇包公，得陈曲直，最后包公经微服私访尽知详情，斩曹大本，革李扬德，听陈夫妻父子团圆。这个戏演的虽是宋人故事，揭露的却是封建社会政治的黑暗情况，申述了人民在冤狱重重的年代如何深受官匪的迫害，对地主阶级的政权提出了严厉的控诉。从戏中称“回”不称“出”看，显然受评话影响，作者看来也像是民间艺人，唱词往往只求反映内容而不注重押韵之类的形式，与文人雕琢求工、依声协律的剧作不大相同，文句虽多欠通顺之处，这是封建统治阶级不给他们有多读书的机会造成的。如第七回《起解》中，陈可忠唱〔山坡羊〕：

苦哀哀肝肠裂碎，苦哀哀头弹珠泪。望家乡迢迢路远，生嗟，无有一条逃生路；悲伤，何日得到代州城；伤情，若得回家两世人。

义虽可晓，文句欠通，从标出重点的部分可以看出。音韵方面也欠功夫，如先叶“碎”、“泪”，继押“路”，末押“人”、“城”。短短一支曲子中，连换三韵，如此紊乱。然而，从内容评价，却富有强烈的斗争性，不妨说是人民对统治阶级反抗的一种艺术手段。

《古城记》中《张飞祭马》，虽然本于元人杂剧《单战吕布》，细节的处理上又有不同。这个戏在《秋夜月·徽池雅调》一卷下层题署《翼德祭马》。从文字看，《单战吕布》毫无疑问是出于文人手笔，以正末饰张飞，净饰孙坚，唱词协律，文句工整，写张飞与孙坚打赌，定要单赢吕布，拿头和孙坚的监军印打赌。剧中写交战之前祭马、祭枪、祭鞭、祭剑，那里的张飞是个有小校服侍的将军。《徽池雅调》中的张飞却显然更朴实，也更逗人喜爱。剧中写张飞因为忍不下那口气而无法入睡，怨恨日子过得太慢，不能即时与吕布交战，于是不断地弄马弄枪，保证要在战胜之后封马为元帅、枪为先锋。莽撞妩媚之态可掬，处理上也比呼唤小校牵马抬枪更合情理。虽在文词上欠功夫（如宾白中有“孙坚输寨先锋印，要打温侯吕布冠”，〔点绛唇〕曲“怒气冲天”之后，复继以“手如电”之类），从全剧价值看，似乎超过了文人的剧作。

因此，我们可以说：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著录的“杂调”四十七种，是那一时代民间戏剧活跃的又一明证，为我们了解明代民间戏剧的演出、流传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