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调控法律选择问题：单一还是多元？

财税调控方式从世界各国的现实运行状态来看是多元的，但在我国的法律制度及具体操作上，首先表现为税收调控重于财政调控。近几年比较典型的税收调控案例有：2007年5月30日为抑制过度投资，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财政部经国务院批准首次将股票交易印花税从原来的1%上调至3%，税收调控的效果相当明显，上调当日即出现了股市全面大幅下跌、千家企业跌停的行情，成为政府利用税收调控经济的典型例证。2007年6月同样出于对当时经济发展局势的判断，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将该法第12条修改为“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开征、减征、停征个人所得税及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意味着立法机关赋予国务院调整个人储蓄存款利息税的权力。国务院据此颁布《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实施办法》，将利息税的适用税率由原来的20%减按5%执行，以应对当时“投资增长过快，物价指数上涨对居民储蓄存款收益的影响”。2011年1月重庆、上海开征个人住房房产税，以地方试点的方式为全国性的房地产市场调控寻求出路。相比而言，我国在财政调控领域，不仅实践中未充分重视运用财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在财政调控的范围、规模、频率、效果等方面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明显差距，而且在法制建设上，财政法律制度较之税收法律制度也有明显不足。

其次，在税收政策内部的选择上，所得税、财产税重于流转税。依据征税对象的不同，可将税收划分为所得税、流转税、财产税和行为税。除了对特定行为征税的行为税在现代税法体系中已经逐渐减少之外，其他三种税收都具有重要地位。从作为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影响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角度而言，所得税与财产税的作用强于流转税。所得税，以所得为征税对象。“所得”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括总的收益与纯的收益，经济收益与其他收益，经常性的收益与偶然性的收益，合法收益与非法收益。从各国所得税立法来看，作为课税对象的“所得”通常是指纯收益或者净收入、经济收益、经常性的收益、合法收益，但亦不排除例外情形。学界一般认为只要该利益增加了纳税人的税负能力，达到课税标准，就进入税法的调整范围，因而所得税对纳税人收入状况的影响是非常直接而广泛的，国家通过设定并调整所得税的征收范围、税率、计税标准等可以调节纳税人之间的税负水平，进而影响纳税人的收入状况，改变其支付能力与行为预期，最终平衡社会供求关系，达到宏观调控的既定目标。财产税主要针对某些价额较高、对国民经济影响较大的个别财产，如不动产或特定动产。财产税是对仅依“所得”来衡量纳税人税负能力之不足的有力补充。因为仅依“所得”来衡量其税负能力往往面临制度上和实践上的限制，比如某些大企业或高额所得者的税负能力并不完全体现在其“所得”上，所以为体现税负公平的基本要义，有必要“导入一定的财产税作为所得税等的补充”。^[5]同时，财产税是就特定财产，如土地、资源、房产等课税，而这些财产对于维系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地位。因此，财产税的课征对实施宏观调控将会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相比而言，流转税更加符合税收中性原则的要求，它是一种针对商品流通、转让过程中产生的价值额以及对所提供的特定劳务进行征税的税种，尤其是其中的增值税具有多环节、连续、普遍征收的特点，不会产生因宏观调控而形成不同纳税主体之间税负差别的问题，有利于企业公平竞争，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因此，以增值税为代表的流转税是体现市场自由经济特点的税种，与税收宏观调控背景下通过税收优惠或税收重课的特别措施进行利益诱导的其他税种在功能定位上具有明显差异，由此也决定了在宏观调控工具选择上，流转税并不是重点。但应当注意的是，增值税税基宽窄的设置对于引导固定资产投资，进而对宏观经济运行都将产生直接的影响。比如，设置税基较宽的生产型增值税，由于购入的固定资产所含税额不允许抵扣，因而这种类型的增值税可以起到控制投资规模的作用；设置税基较窄的消费型增值税，由于购入的固定资产所含税额允许一次性抵扣，因而这种类型的增值税有利于鼓励投资。这就意味着，国家实施宏观调控也可以采用不影响纳税人税负公平的增值税来实现。(www.xing528.com)

最后，在财政政策的内部选择上，转移性支出重于购买性支出。转移性支出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方式，对资金接受者一方收入的影响非常直接，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具有将社会总需求维持在一定水平、刺激经济发展的作用。但这类支出往往具有较强的刚性，对于一国财政的汲取能力有较高的要求。在财政资源有限而又缺乏充分补偿机制的情况下，转移性支出容易导致财政赤字不断累积，从而加剧财政风险。购买性支出则可以弥补转移性支出存在的局限，通过设定采购的领域、方向、规模、时机、对象等体现政府扶持一定产业、行业的政策性意图，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目前，我国对运用购买性支出进行宏观调控还缺乏足够的重视，相关制度的不健全也制约了政府采购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