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财政过度干预负面效应的研究成果

运用财政力量对一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行干预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选择。伴随着财政干预力度的增强与频率的增加，财政过度干预的负面效应也日益明显，其中以西方国家的福利国家危机和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期社会利益失衡最为典型。

现代福利国家是依托财政特有的转移支付手段实现社会再分配的产物，其特点是由国家承担对各种社会保障、公共福利的法定支出。近年来伴随着开支规模的不断扩大，除了产生收支平衡困难、经济效率损失、有违公平等显性问题之外，福利国家还面临着隐性但更为本质的矛盾，即这种由政府单方面、强制性推行的福利分配制度影响了个人自主性，从而面临合法性危机。^[4]在交往行动理论的开创者哈贝马斯看来，有效的选择是发展有助于人们进行交往协商的公共领域，让它承载公众对公共问题的商讨，通过汇聚富有影响的解决问题的建议，最终促成具有约束力的法案，由此调动公共领域中的民主潜力来夯实福利国家法治的合法性基础。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参与式预算，作为一种激发公众参与的民主机制，实际上便提供了一个以财政资源配置为商讨主题的公共领域，它有助于缓解福利国家面临的危机。(www.xing528.com)

与西方国家因高福利支出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不同，处于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则面临政府主导下优先发展经济的路径依赖，出现经济改革愈深入，利益失衡愈严重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通过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缩减经济建设支出，加大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领域的民生支出——就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失衡的问题。深入探究利益失衡的原因，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或者民生支出规模过小的问题可能只是表象，而实质是社会弱势群体缺乏利益表达的适当通道。缺乏公众参与的财政运行过程更像是政府部门或者强势利益集团唱独角戏的演出过程，即使全部财政支出均投向社会民生，其结果也很难真正有利于民生。